《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章节试读

《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的笔记-第23页 - 第二章： “老闆基督徒”的興起及其與國家政權的關係

三年前，劉和另外幾個捐助人花了800萬元，在一棟辦公樓裏買下了現在這個1500平方米的教會場地。溫州市政大樓距此僅僅幾個街區之遙。劉原本是想在當地宗教事務局為自己的教會登記的，但是宗教局的官員拒絕了他的申請，他們似乎並不情願讓他的教會獲得正式的合法身份。這種新型的城市教會，是介乎於官方登記教會和傳統意義上“未經許可的”家庭教會之間的第三條路，即作為政府默認而未登記的“家庭教會”。儘管他的教會沒有拿到體現國家宗教管理的“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證”，但是劉運用他通過商業與當地政府建立的平穩關係，獲得了相關部門的非正式承認。“那些官員喜歡和老闆維持良好的關係”，他自信地說。事實上，當地宗教事務局領導的一位親戚，是劉的工廠的商業合作夥伴。中國現在普遍的情況是，地方上的一些黨員幹部羨慕新富裕起來的人的經濟實力，他們想要聯合新富裕的人來謀取自身物質利益。劉對他的教會的現狀很滿意，因為政府已經允許他們可以公開地舉行宗教活動。此外，教會的非登記身份得到很多年長信徒的支持。這些信徒仍留存著極左時期受國家迫害的痛苦記憶，因此他們強烈反對國家以任何形式介入教會事務。p.23-24

《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的笔记-第145页 - 第七章：結論：宗教復興作為現代性道德話語

我已反駁了一種國家管制-教會反抗的二分觀念，這種觀念沒有捕捉奧宗教生活的社會復雜性。改革時期的溫州教會，不僅僅是上演人們支持或反對國家意識形態的地方。各種各樣的話語都在起作用，各種各樣的主體立場被捲入當地的基督教復興中。我已經展示了基督教與階層的立場、傾向、性別分化、地域區隔及與當地社會中的日常生活經歷密不可分。教會為當地來自各種背景的人群提供了一個場所，他們能在其中形成新的社會經歷和文化認同。p.145
最後，溫州的故事為有關人權和宗教自由的爭論帶來轉捩點。它顯示出在後毛澤東時代地方分權化與市場化背景下，宗教自由是在不斷增長的，而對基督教的迫害則越來越少見。更重要的是，這項研究通過強調一種研究宗教自由的主觀取徑，為宗教迫害提供了獨特的思考視角（相對於佔主流的以國家為中心的研究取向）。本研究通過當地信徒的眼睛來看宗教自由。如“反抗和受逼迫的基督徒”之類簡單化約的標籤，對當地基督徒的主體性是不公平和不恰當的處理方式是，這些基督徒渴望把自己塑造成擁有社會重要性的宗教代理人。很多溫州教會的領袖渴望把他們的宗教實踐和機構，描繪為不受國家控制與介入的（儘管他們的教會或教會機構可能沒有完全獨立於官方的監督，或者他們不得不進行一定的妥協）。這個事實經常引人注目地表現在他們宏大的教堂建築和聖誕節慶祝中，表明了這種主觀取向的重要。至於企業家身份的教會領袖是否在敘述他們與國家之間實際的接觸與關係，似乎無關緊要。他們在宗教領域對受害者化和客體化的反抗，證明了他們對能動的、榮耀的自我意識的追求。通過把溫州這座城市建設為中國的耶路撒冷，這些在社會上、空間上流動的中國人證明了兩點：他們是如何究心於在後毛澤東時期快速的城市化中，構建一種地域感；以及他們有怎樣的能力為世界基督教作出貢獻，不是以上帝的殉道者身份，而是作為足智多謀的協商代理人。全书完。p.153
p.153

《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的笔记-第69页 - 第四章：基督教復興的“溫州模式”及其中的宗教商業

據當地一位傳道人說，自1979年允許教堂重新開放後，為滿足當地教會聚會的需求，溫州出現了首波建設教堂的浪潮。1990年以來，在當地基督徒團體間出現了競爭現象，他們爭相“建設花費最多的教堂、最漂亮的教堂、甚至是最高的十字架”。在溫州工業化程度最高、最富有的樂清縣，大多數未登記的家庭教會都已經建造了教堂。市中心的家庭教會全都購買了教產，有些花費了五、六百萬人民幣，有些用一千多萬元購買他們的聚會場所。這種行為表面上違反了中央關於宗教場所的法規。

《建設中國的耶路撒冷》的笔记-第78页 - 第四章：基督教復興的“溫州模式”及其中的宗教商業

自從西方傳教士撤離溫州，一個以牧區進行行政劃分的模式已經取代了溫州教會的傳統宗派結構。每個牧區負責向不同的教會和聚會點派遣講道者來組織事工。這種講道者派遣系統被稱作“派工”或“派單”。這種系統實際上是牧養工作的外包，因為這樣教會就不需要它們自己的講道者。…………在這個系統中，幾乎所有的講道者都是義工，白天都有別的工作。根據一位溫州講道者1997年在中國新教的官方雜誌《天風》發表的報導，溫州只有大約100名全職牧養同工和34名被按立的牧師，牧師與信徒之間的比例是1:20000。這導致牧師的日常工作極大地依靠總數約為3500人的佈道義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