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之典

作者简介

丧葬仪式或被当作是人生结束之际的告别典礼，丧服和丧葬礼制体现人际关系和某些人生观的根本理念，可以认为是构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之一，此项研究的意义早已超过了其本身，而与国家政治、社会习俗的方方面面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书在前人研究和已复原唐朝《丧葬令》基础上，对丧葬礼制本身展开探讨。考虑到唐朝社会以皇帝和官僚为中心的特点，全书以讨论皇帝和官僚丧礼为主而更多围绕中晚唐制度进行，并力求对制度的渊源和发展脉络进行追踪。上编为皇帝（附后、太子）葬礼制度或言《国恤》的沿革以及丧葬礼的举办，分为上、下两个单元；下编一是丧葬礼令关系、与官员丧葬法式的探讨，二是官员葬礼和相关待遇的专题研究，分为上、中、下三个单元，内容所及主要是与《天圣令》和唐令有关的一些发现。

书籍目录

导言 丧葬礼制研究述论

上编上 关于唐宋皇帝丧葬礼的考察

第一章 从《国恤》到《大唐元陵仪注》

一、《贞观礼》之《国恤》与南北礼仪关系

二、“国恤”的再造与《大唐元陵仪注》的仪礼来源

三、《崇丰二陵集礼》的推陈出新与元和改礼

第二章 家国之制——皇帝（后、太子附）丧葬礼的举办

一、皇帝丧仪举办中的一些问题

二、臣民的共同参与和见证

三、皇（太）后和太子的丧仪服制

上编上结语 隆重辉煌的皇帝丧礼与“国恤”重建

上编下 皇帝丧葬的组织构造与凶仪慰哀

第三章 唐代的皇帝丧葬与山陵使

一、皇帝的山陵建置与山陵使

二、山陵诸使在皇帝丧礼中的角色和任务

第四章 敦煌书仪中的奉慰表启与唐宋朝廷的凶礼慰哀

一、书仪中的凶仪表启和传世文献中的奉慰牋表

二、唐宋皇帝丧礼奉慰仪的确立和发展

上编下结语 国家丧葬组织的完备与丧礼中的君臣互动

下编上 唐朝的丧葬礼令与唐五代丧葬法式

第五章 以官员为中心的唐朝《丧葬令》与丧葬礼

一、《丧葬令》与丧葬礼的官僚特征及两者关系

二、丧葬礼、令的来源考辨

第六章 丧葬令、格、式、制敕的作用关系及唐宋丧葬制度的发展变化

一、唐朝丧葬法式的健全与中晚唐格式制敕

二、五代后唐的丧葬奏敕与唐宋之变

下编上结语 等级森严的丧葬礼令格敕与丧葬制度的普及

下编中 官员丧葬礼令中的问题研究

第七章 中古举哀仪的变迁

一、关于“五服之内亲”和“五服之内皇亲”

二、“举哀成服”与“举哀挂服”

三、外家举哀仪与女性、外亲服制减降的原因分析

第八章 赙赠制度的唐宋变革

一、赙物给赠的原则变迁

二、赙赠制度变化的由来之渐

第九章 哀荣极备——诏葬与敕葬

一、诏葬含义的确定及前代诏葬回顾

二、唐朝诏葬制度的形式与规格

三、唐宋之际诏葬、敕葬的发展与变化

下编中结语 中古社会的变革与丧葬礼制研究展望

下编下 唐宋赠官制度溯论

第十章 赠官的起源与唐代官员的自身赠官

一、赠官问题回顾

二、唐代赠官的基本状况与三品以上官员的赠官

三、四品、五品官及其他给赠

附：官员本人赠官小结

第十一章 唐代赠官的赠赙与赠谥

一、诸赠官得同正——赠官的赠赙及待遇

二、赠官与赠谥的关系

三、赠官和赠谥的主管机构、程序与封赠体制的变化

第十二章 光宗耀祖——父祖封赠的唐宋实践

一、以赦书“德音”封赠为基础的官员父祖封赠

二、以子孙官品为限约的父祖赠官品级

三、父祖赠官范围资格及常参官

四、赠官的用荫与其他特权

附：父祖赠官小结

下编下结语 唐代赠官制度的再分析与中古世界的新秩序

总结 关于中古“终极之典”的若干思考

附录：一、附表目录

二、插图目录

三、参考文献

后记

编辑推荐

《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套装共2册)》编辑推荐：丧葬仪式或被当作是人生结束之际的告别典礼，丧服和丧葬礼制体现人际关系和某些人生观的根本理念，可以认为是构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之一，此项研究的意义早已超过了其本身，而与国家政治、社会习俗的方方面面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内容概要

吴丽娱，1982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从王永兴先生研习中国古代史隋唐五代史专业，1984年底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从事隋唐五代史和敦煌学研究。1994年任副研究员，2002年任研究员。1998年任中国唐史学会理事，2006年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因此唐初凶礼和《国恤》的成分应当是非常复杂的。根据我们的讨论，一方面，“东齐仪注”和隋朝凶礼反映在贞观→开元礼都有遗存，而且唐初礼仪的制作仍以“东齐仪注”和《开皇礼》为基础，不少地方仍保持着原来北朝的风貌。包括国恤礼在内，仍多有来自北朝的因素。而牛弘针对南朝礼而重新建立的“设重”、“庐次”等则是代表隋朝改革的中心内容。不仅凶礼如此，五礼的其它礼制也是如此，笔者以往的文章曾谈到贞观改礼的二十九条中，如“合朔陈五兵于太社”、“养老于辟雍之礼”甚至更多地来自北朝。但是另一方面，南朝的礼仪不但从“束齐仪注”渗透入隋和唐礼之中，也因唐初重新修礼而建立了新的仪注。在这方面，二十九条的一些内容如“天子上陵”、“农隙讲武”、“纳皇后”已经表现出南北制度的结合，《国恤》也应该是同样的产物，由于南朝皇帝丧礼仪注的丰富，在《国恤礼》中吸收的南朝成分一定也有不少。 如从观念上来分析此一问题，则隋唐之际有所变化是不能否认的。隋朝是从偏居一隅的地方政权向全国性政权过渡的朝代，所以开皇初的牛弘，对于南朝礼不能不说有自己的看法甚至抗拒的心态，有以北朝的好恶原则定取向的问题，甚至仍以北朝礼作为礼仪的框架和主体。他的“就庐非东阶之位，凶门岂设重之礼”是对南朝扬弃古礼的一种反动，其坚持北朝特色的立场明显，使得《开皇礼》能够借鉴南朝礼的方面不是很多。《贞观礼》直接继承隋礼，客观上反映出色彩仍然北重于南，因此如从这里看，钱穆关于“隋唐制度，自是沿袭北朝”的看法①，的确不无道理。 但唐朝建立之际已经取得南北统一，国土广袤，所以贞观君臣的态度应该已与牛弘不同。贞观之初的君臣，面对全国统一的局势，对于南朝礼制无疑可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加以全面的吸收。《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传》记“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隁。’太宗善其言”云云，正反映了这种豁达的眼光与狭隘地域观念的转变。所以《贞观礼》制定礼仪的立场和角度是面向全国的。唐初的礼制不是由北朝向南朝的转化，而是更加全国化，是一种广泛借鉴、通同吸收的立场。虽然，我们推测《国恤》吸收南朝礼的问题限于史料尚得不到证实，但在继承《贞观礼》的开元凶礼中还是可以见出这种南北驳杂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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