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台灣（下）
出版社:天下雜誌
出版日期:1992年02月01日
ISBN:9789579079181
作者:殷允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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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会读到这套书，是十足的机缘。10年的春天，将要毕业的台湾师姐留下了这套书，原因是她的行李已经容不下这些“负担”—其实历史有的时候的确是一种无法抛弃的负担。我本来对这些东西并无许多兴趣。然而荷兰生活的单调而枯燥，我既不热衷于聚会和交际，也不愿在闲暇之时枯坐于电脑旁。于是在某个荒凉的午后，我随手翻开了其中一册。阅读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我开始对台湾的故事有了一些兴趣。在马不停蹄地读完下册之后，我又去读了当时的畅销书《我们台湾这些年》。不过回想起来，这套书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两年之后，我也毕业了。上册已不知飘零在何处，我将下册带回家，仔细排列在书架上。虽然上册已经遗失，我仍然想从这本书那篇触动人心的序言谈起。序言《海洋中国的尖端----台湾》由余英时先生著于1991年。文中余先生发出了这样悲天悯人的感慨：“大陆离世界水平已经越差越远……今日，要真正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台湾成为唯一有选择的地方。”仔细想一想，这话不无道理。在余先生发表这片序的两年前，大陆刚刚经历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动荡。以至于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民众重新回到了熟悉的恐慌状态，知识分子选择了沉默和逃离，刚刚进入中国的外资也纷纷离开，海外的中国银行甚至出现挤兑风潮……中国再一次陷入孤立之中，没有人知道中国会向何处去，中国似乎将再一次回到她悲剧性的轮回之中：封闭，停滞，永无止境的内斗。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中国，又怎能去寄予富强民主的现代化希望呢？然而在悲痛之余，先生仍不忘提醒人们一点，在那个太平洋边缘的美丽小岛，还有中华文明的另一种选择，她更开放，更自由，让人充满信心和希望。之后历史的发展让人大跌眼镜，中国没有崩溃，反而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民众陶醉在了新的消费时代之中；知识分子重新掌握了话语权，只不过这次是以商人或是官员的身份；外国资本垂涎中国广阔的市场，纷纷努力进行“中国式”的改造；而大型国有企业在海外的扩张，更是让人们觉得这是中国的世纪。即使如此，有些东西却从那次动荡中延续了下来，它从未改变，依然影响着此刻的中国，那就是肆无忌惮的权力。它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傲慢，甚至完成了与金钱和知识的结合，变得战无不胜。权力依然控制着媒体，甚至比20年前更为苛刻，它选择话题，引导大众的情绪，同时屏蔽掉那些不听话的讯息，甚至本国总理的发言；权力依然习惯用暴力去对待那些拥有不同意见的人，并对人们由于各种原因而发生的聚集感到恐惧，它想方设法孤立那些不听话的群体，甚至巧立名目，以法律的名义摧毁他们的声誉。从这个方面来说，今天的大陆依然如余先生所言“离世界水平越差越远。”反观那座太平洋边缘的小岛，却已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在我所读过的许多序言中，这篇是最好的一篇。文字优雅，语言隽永，思想深刻，充满了士大夫天下兴亡的忧思。在此之前，我已有许久感受不到汉语言的语言之美了。这套书的写作形式介于严谨的历史研究和通俗历史读本之间，其中有援引的史料，同时也无处不在体现着编者个人的情感和倾向。然而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在我看来，本书有以下三个地方做的比较好：一.主要写台湾，但也不忘将台湾放入整个中国和日本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同时也会提及相应的世界形势。这样做就增加了整个历史事件的立体感，援引本书中关于“台湾民主国”的建立和失败为例，文中先提到马关条约和公车上书：“一八九五年，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决定割让台湾……这时正好有一群台湾人在北京应试进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人士也对清廷的处置激愤不平，于是就联合了一千三百位考生上书抗议马关条约，不要放弃台湾。后又扩充为三千名学生联名上书光绪帝，要求维新变法：‘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然而清廷已无心无力再战。”然后是台湾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反应：“既然清廷置之不顾，台湾住民又赶紧商议，打算依恃外国力量来对抗被别人摆布的命运……然而国际人士各有各的利益打算，全都袖手不顾。”“抚衙里，甲午战役为加强海上备战而临时从大陆雇用来的兵士，很担心唐景崧如果返回大陆，就没人付他们粮饷，这与想保障身家财产的士绅，以及一些不甘为异族统治的抗日人士如丘逢甲立场一致，于是大家要求唐巡抚不内渡，并宣布台湾自主：‘……伏查台湾已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只有死守，据为岛国……’成立‘台湾民主国’，以‘永清’为年号，‘蓝地黄虎’为旗帜。”这里，编者还附带了评论：“历史常会出现令人错愕之感的演变，两百年前一部分中国东南沿海人民随郑成功‘反清复明’来到台湾，确不料子孙们会在这时，擎举‘永清’年号，遥奉清朝，以示不忘祖国。”接着文中写到：“五月下旬，传言日本文武官员已出发向台湾而来，主张民主政治的台湾民主国发表独立宣言，从宣言内容可知，这是迫于局势（中国与国际都无人声援），无可奈何的独立，然而仍然心向中国，汉人意识强烈。”然后文中援引宣言全文：“照得日本欺凌清国，要求各让我国土台湾，台民曾向朝廷请愿，未克奏效。吾人闻知倭奴不日将至，吾人如屈从，则吾土吾家皆将沦于夷狄，如吾人抗拒，以实力较弱，恐难持久。屡与列强磋商，咸谓台民应先自立，然后可予援助。吾台民，誓不服倭，与其事敌，宁愿死亡。经会议决定，台湾全岛自立，改建民国，官吏皆由民选，一切政务从公处置……”最后是台湾民主国的灭亡和日军占领台湾：“然而台湾民主国寿命极短，总共才一百四十八天……有关日军即将登陆的谣言四起，台北社会治安陷入紊乱。从大陆雇来的士兵，仓促招募渡海而来，并无保卫‘乡土’的观念，遑论纪律，虽然名为正规军，一旦局势丕变、即摇身为盗寇，反而给前途未卜的台湾，增添内乱……根据日本史学家伊能嘉矩在‘领台始末’所述，中方代表李经芳（李鸿章之子），很担心台湾住民报复，特地在船上悬挂德国国旗，以保自身安全……”“当日军扎营基隆时，台北城内治安败乱，富商、士绅就以李春生、李秉钧、吴联细，而眼前匪寇正在打家劫舍，台北已成无政府状态，会议结论是：面对这不确定的未来，不妨派代表谋和，等日军平定内乱，再作打算……轻易即拥有台湾北部，使日本人以为今后统治会越来越容易，未料反而在中南部遭到顽强抵抗……”我们基本上可以从这一段叙述中窥探出整个事件复杂的全貌。另外一点，是这本书的结构布置的恰到好处。在“决定中日前途的现代化竞赛---同治、明治维新的比较”一章里，编者开头写到：“一八六零年代，中日几乎同时展开一场西化的变革。日本明治维新，从‘洗旧习，求知识于寰宇’着手，中国同治维新，以‘学习外国利器’为中心。”然后将两个维新的区别，分成不同方面详细论述并对比，并在本章最后按时间列表比较两国的维新历程，还附带详细介绍了岩仓考察团、福泽谕吉以及“自助论”，以及蒋中正的一篇《中日维新成败分析----彻底学习与皮毛改革》。这样的篇幅安排，使得中日维新这个虽然不是台湾历史的主要部分，却直接影响了台湾历史走向的事件显得更加厚重。即未偏离主题，又恰到好处的衔接了整本书的时间曲线。最后一点，也是我最为欣赏的一点，是本书对于历史事件的反思全面深刻而且彻底。同样引用“决定中日前途的现代化竞赛”一章，编者对比了中日维新的不同：日本： 由上到下历行西化 践行“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自助论” 日本考察团目标清楚 日本教育的现代化改造 殖产兴业，拟订长期投资计划 中国：体系混乱，上下脱节自大保守心态作祟留学计划未达成效科举制度根深蒂固官督商办显弊病，知兵事不知民政其中在向外学习这件事上，“日本不但目标清楚，而且有整套的计划。日本向他们认为最好的去学习，而且派去学习的人本身就是决策者，将来一定负责维新事务。”“中国也派人留学，但学习的目标不清楚也不实际，结果效果完全不同……一八八零年，美国国会通过无限期暂缓华人移民。加上留学生中有学生剪掉辫子或信了基督教，激怒了驻美的留学生监督，向清廷告了一状，这批学生终于全部被撤回。中国第一次留学计划便如此终止……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并没有进入决策阶层，在自强运动中所能产生的影响也就微不足道。曾和伊藤在英国同过学的严复，回国后竟曾因不得志而去报考科举。”在“官督商办现弊病”部分，编者反思了官办企业的弊病。“以李鸿章亲自督办的中国轮船招商局为例，招商局原本负责载运大运河的贡米到北京，由于李鸿章的大力支持，这项独占业务保证了招商局的绝对利润。特权保护下，现在企业本身特有的冒险、投资精神，在招商局完全看不到。”“独揽运河运载权的独占利益，使得招商局得以在中国境内其他水域与西方各国的船公司竞争……一八七七年，中国招商局买下了比它规模还大的罗素公司，成为长江水域最大的船运公司。但是规模并没有让招商局继续茁壮成长成大企业，或跨入其他行业。相反地，由于中国招商局的股东与经营者，害怕公司的利润瑞最后会被政府全部搜刮去，反而相继撤出资本。而英国怡和公司，由于不断投资经营，终于打败招商局，成为当时长江流域最大的轮船公司。”这个商战小故事，简直就是《大败局2》中“健力宝”案例的翻版，或许更准确的说，今日的失败仍是历史教训的翻版，但它确实发生在100多年前，却仍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继续一次次的上演。附录中，许倬云写到：“中国人喜欢全盘解决，一次解决，不喜欢按部就班的来改。每次都是翻天覆地的大变，每翻一次就往下掉，是毁坏，不容易建设。”“为什么中国人有全盘改的心态呢？第一，我们有整体观念，这是我们希望全盘改变的思想方式；第二，我们拿政治当做道德。因为孔夫子所谓圣跟贤都是道德条件来决定的，中国的政治是道德要求的政治。好处是，儒家永远可以拿道德来指责别的当政的儒家。坏处是，每个人上台时都充满了道德勇气，道德勇气充满怀时，你杀人也就不眨眼的。这种道德的自我期许与全盘性改革、整体观念，两个摆在一起，就是武断、自以为是。于是，不能有耐性一点一点的改，我们翻一次就覆一次，例如文革。”“今天，亦复如此。独统的争论，那几次是现实问题和讨论？永远用道德方式来讨论。独的方面认为，你不符合我的方式，就是‘台奸’；统的方面也是，不符合就是‘汉奸’。都是这种心态的表现。”仔细想想，我们常常在网上看到的左右之争，路线之争，不也是这样吗？双方一上来就不考虑具体问题，直接扣帽子，然后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互相批判一番。结果是仅仅过了嘴瘾，却从未解决实际问题。这本书随处可见对历史，特别是台湾以及整个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反思，即使在今日之大陆也实属难得。对于历史的研究和探讨，本就不应有所禁忌，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今日中国的历史研究，乃至最基本的言论和思想，仍然充斥着诸多禁区与忌讳。如果没有反思，就不会有进步。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不能够诚实谦虚的对待自己的历史，也就丧失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的能力，那么换来的必定是历史错误的一再重复。如果要说不足，首先，书中充斥着台湾先天优越论以及主观上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台湾有野生稻品种比大陆好。”“虽然受到殖民统治，是荷兰人搜刮的目标，但与民不聊生的大陆相比，它仍是汉人心中足以安身立命的世外桃源。”“台湾地广又肥，种稻不用施肥。”“台湾的农夫，实在是汉人社会中最好的一种。”此外，编者有过这样的论述：“闭关锁国的德川时代，从上到下彻底整理了日本。”这种逻辑显然是有问题的。江户时代日本的黑暗并不能因为日后的昌盛而证明其合理性。结果不能决定初衷，目的也不能反证手段。其次，我们也能看到一种矛盾的心态，即一方面称“五四”之后全盘否定自己是文明有优劣之分的错误观念造成的，一方面又在感叹郑成功把台湾“拖进”了已经注定要落伍的中国轨道。可以看得出，作者在努力追求客观，却仍然不可能摆脱历史在人的心灵中投下的阴影。然而，相比这本书详实的史料和严谨的分析，这样的缺陷是可以容忍的。写史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历史既然已成过去，就再也无法重新呈现。为史者所能掌握的只是留在时间长河中的一些历史碎片,而写史，则是以这些碎片为基础，通过一定的方式将之叙述出来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作者或编者的主观介入不可避免且相当重要，它反映了政治、社会和认识论上的选择，即选择将分散的材料架构在某种意义之上，凸显某种立场。要求历史所谓的“客观”从来就是不可能的。“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人文科学的最终目标就是消除人性。”这些至理名言可以成为追求的方向，却不可能真正触及。而且，完全否定历史叙述的客观性会陷入可怕的不可知论，甚至虚无主义，这是相对于“不客观”更大的灾难。历史总是在客观和意义之间的，为史者所能做的，就是忠实于自己的判断和立场。作为一个从小接受大国大一统教育的人，能够站在这个曾经是统治边缘地带的岛屿上思考自身和环顾四周，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这本书给了我们这样一次机会。中国不再是一个永远如一的整体，她变成了广袤的大陆和狭小的台湾，前者总是那样傲慢，而后者总是那样身不由己；那个不远处残暴的弹丸小国日本，似乎也拥有了更丰富的形象，她是令人恨之入骨的侵略者，却也是一位颇有成效的建设者；那些世界各地的造访者，也不再是为了仰慕天朝的威仪，而是为了真金白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