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全10册）》书评

起 -- 概论

《春秋》夫子所作。夫子不见用于世，遂退而著《春秋》，以笔传己之道，立千古之正论。《史记》太史公所作。太史公上论不和主意，受腐刑，遂退而著《史记》，为千古文章之极。此二书，无论质量、地位，自不必谈。然有一点需注意，此二书皆为私人所作，有所抑扬。读《春秋》者，夫子之门徒也；读《史记》者，太史公之同类也。皆非为君所作。中国人对于史之重视与解释，异于他国。世论“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经不可同日语也”此等史实亦有之，然非国史之正统。国人著史者，其本不止为记事。盖以读史方知历代之事，其兴也有因，其亡也有因，不读史何以知之。知其因，方可为君，方可为臣，方可为人。历朝历代之兴亡，实有天命，然此非我辈可知。除此，其因虽多，要之最重要一点，实在君之一人。君明则国治，君昏则国乱，此乃中国式封建集权社会之本质。（亦有君甚明，然大厦将倾，己亦无可奈何者，然甚少）。君不知治国之事、兴亡之理，何以畜群臣、何以驭天下。而知此之法，唯有读史，知过往之事，知过往之情，方能知之。且史书，为学者亦当读之，读史终较读经较易入门，其一也；经读过多则易成腐儒，其二也。且君子之读书，本为先知世事，进而能自立于世，进而能有益于世，上则能辅君以治国，下则能知世事以自善其身。《春秋》《史记》之后，传于世之佼佼者，唯《资治通鉴》一书。《资治通鉴》，宋之司马光所作。温公受君命而集合群贤以纂此书“汉则刘攽，三国汔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各因其所长属之，皆天下选也，历十九年而成”。“遍略历代旧史，旁採诸家传记，删繁去宂，举要提纲，纂成《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战国，下终五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间，贤君、令主、忠臣、义士、志士、仁人，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叩函发帙，靡不具焉。其于前言往行，盖兼畜而不遗矣；其于裁量庶士，盖拟议而有准矣。士之生也，苟无意于斯世则已；如其抱负器业，未甘空老明时，将以奋发而有为也，其于是书，可不熟读而深考之乎！”此书又有天台胡身之为之注。胡氏，宋史无传，受父命释《通鉴》三十年，兵难，稿三失，然注此书，谨严至极，后人读《通鉴》者，皆受胡注所益。温公尚食国粟，胡氏则一生飘渺，传于后世者唯此书之注。然古之典籍传于后世者，注之者甚多，而《通鉴》通注者唯胡氏一家，盖后人望之，知己之不可及，遂退注之之心。胡氏若地下有灵，视此当含笑九泉矣。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读之、知之、志之，习圣人之学，知往昔之事，而终能自立于世，终能有益于世者，方可称君子，方可称大丈夫！初稿于09年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