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感》章节试读

《大流感》的笔记-第17页

宗教的本性就是保守的，即使一个宗教推出了新的上帝，那也只是作了新的人事安排。如果一个社会相信自己掌握真理并且无须怀疑自己的信仰，那么这个社会更容易固守刻板的法令，而不太会发生变革。

《大流感》的笔记-第八部：丧钟 - 第八部：丧钟

P. 353为了将流感限制在船上，士兵们被隔离起来，并有军警持枪加强监控——“海怪”号上就配备了432名军警。士兵们被封闭在船上一个个分割的区域内，封闭在紧锁的甚至不透水的门后，他们挤在狭窄的角落里，除了躺在铺位上或者在一点小空地上掷骰子、玩扑克外，几乎无事可干。他们害怕被潜水艇攻击，一到晚上人们就紧闭舷窗，即使在白天，紧闭的大门和大量拥挤的人群也使通风系统形同虚设。不许到甲板上去接触户外，数百人的汗味和体臭——每个房间基本上要容纳400人——在封闭的小空间里很快变成恶臭。各种声音在钢床、钢地板、钢墙、钢天花板间回响。他们简直就像笼中的动物一样活着，慢慢发展成了幽闭恐惧症，神经始终紧绷着。然而，这至少是安全的——他们这样认为。
P. 380看见那些载着尸体的卡车和马车——裹着布的尸体胡乱压在其他尸体上，胳膊、腿伸在外面，运往墓地后成堆的埋在壕沟里，或是听见哀悼者的恸哭及对死者的召唤，无论谁都会不由自主的想起另一场瘟疫——那场中世纪的瘟疫。
P. 387费城的遭遇是全国的缩影。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斯塔尔驾车从家中到市中心，在长达20公里的路上却连第二辆车都没见到。世界的另一端正重复着相同的经历——死亡、恐惧、拒施援手，以及一般的寂静。新西兰威灵顿的霍利斯（Alfred Hollows）说：“我被派往亚伯史密斯街的一家急救医院，那是个礼堂……工作人员都是女性志愿者。”他们有60个床位。“我们那儿的死亡率真的是骇人听闻——差不多每天12个吧——不久，那些女志愿者就不辞而别，再不露面……某个工作日的下午两点，我站在威灵顿市中心，连个鬼影都看不到——没有电车来往、没有商店营业，路上只有一辆有篷货车，车一侧系着一块白布，上面印着一本巨大的红十字，用以充作救护车或灵车。那可真是一座死亡之城啊！”
P. 3951918年，恐惧犹如船前的艏波，比病毒先行一步。恐惧驱赶着人们，政府和新闻界都控制不了。他们无法控制的原因是因为每篇真实的报道都被谎言削弱了。官员和报纸越想安抚民心，他们就说的越多，比如如果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就没有恐慌的理由、这场流感和老式的流行感冒没什么两样，而人们则越相信他们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没有人能够信任，只能在死亡之海中随波逐流。
于是，人们注视着病毒慢慢靠近，开始害怕，觉得自己虚弱无力，好像它是一朵无情的的逼向自己的毒云。它就在1000公里之外，然后是500公里、50公里、25公里了……
P. 410还有一些手段没多少科学根据，但听上去合情合理。它们的确也是合乎情理的，尽管这个“合乎情理”的“情理”是那么令人绝望——是医生事出无奈的慌不择路，是那些疯狂念头、几千年的实践及近来科学方法的混杂。一流医学杂志虽然会将那些最古怪、最荒诞的所谓“疗法”拒之门外，但他们会发表那些至少貌似有意义的文章，因为没有时间进行同行评审，也没有时间仔细分析。
P. 418病毒就像猎人一般，猎杀着人类。它轻而易举的在城市中锁定了目标，但它并不满足于此。它尾随人们直到城镇、村庄，深入每个家庭，搜寻着地球上各个角落的人。病毒在森林里猎捕人类，在荒野上寻觅他们的踪迹，甚至连冰天雪地的地方也不放过。而在那些位于世界角落的边远之处，在人烟稀少的不毛之地，在几乎没有文明的蛮荒之所，人们仍无法逃脱病毒的折磨，甚至更易遭受攻击。

《大流感》的笔记-杂乱 - 杂乱

Leó Szilárd抱怨说，自他从物理学转到生物学之后，就再也没有安安心心地洗过一次澡。还是物理学家时，他可以泡在浴缸的温水中思考问题，在心里盘算并进行逻辑推论；然而变成生物学家后，他不得不经常从浴缸里爬起来去找寻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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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居然打算对获取医学博士学位的学生进行笔试。我不得不告诉他，他对哈佛医学院学生的情况毫不了解。他们中有一半以上几乎不会写字……没有一个医学院愿意将大量现有课程和巨额收入作赌注，以引入更多的严苛标准。”——亨利·比奇洛，哈佛医学院外科学教授，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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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培滕科费尔反对科赫的细菌学说，他和他的几个学生喝下了装满致死性霍乱细菌的液体，但所有人都活了下来，于是宣告胜利。1892年汉堡和阿图那的水源遭污染，阿图那将水过滤，汉堡没有，后者有8606人死于霍乱。培滕科费尔遭到人们的辱骂，不久退休，十年后在一次抑郁发作中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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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奇的至交是他的前室友丹尼斯。丹尼斯不遗余力地帮韦尔奇开拓事业，条件是韦尔奇必须留在纽约，但韦尔奇接受了霍普金斯的教职，两人就此绝交。自此韦尔奇“再也没有让任何人，女人或同事，亲近他…这位单身的科学家在极度孤独中前行，也许孤独就是他力量的秘密源泉。#论基友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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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科学杂志编辑请埃弗里写一篇纪念诺奖得主兰德施泰纳的短文，虽然两人曾共事于洛克菲勒研究所，但文中一句也没提兰德施泰纳的个人生活。编辑要求埃弗里加些生活细节，埃弗里拒绝了。他说，生活细节没有任何作用，既不能让读者知道兰德施泰纳的成就，也不能让他们体会到他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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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非的开普敦，就在查尔斯·刘易斯登上公车时，售票员突然瘫倒，死了。接着在他回家的5公里途中，车上有六人死亡，其中包括司机。刘易斯只好下车，步行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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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研究者不同，埃弗里并未发现任何革兰氏阴性菌……不久埃弗里就解开了这个谜团，他发现实验室里所有标记为“酒精”的液体实际上都是水。显然是士兵们喝完了这些酒精并以水代之。重新使用酒精后便得到了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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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森劝马奇将军在这场流行病得到控制以前停止向法国运送军队。马奇将军拒绝了，说无论因为何种缘故，如果美军不能到达法国，德军就会士气大振。的确，航行途中有人死在船上，但“每个这样的士兵同战死法国的战友一样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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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德已经当够了医生，他在墨西哥边境买下了一个小农场并和妻子约定不向外人透露过去的经历。但是1918年10月，几个农场工人患了流感，沃德为他们治疗，消息悄然传开。几天后他的妻子被嘈杂的声音吵醒，她走出门，暮霭中有几百人的身影慢慢浮现。他们听说他是医生，于是就来了。
这些墨西哥人几乎都是步行，空手而来，一无所有，快要死了。沃德一家把大水罐拿到外面烧水，拿出所有储备提供食物。在墨西哥边境空寂的恶劣环境里，他们没有红十字会和国防委员会可以求助，但他们尽其所能。一切结束后，沃德回到堪萨斯，重拾医生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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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部官员帕森斯说，他已成功地让当地报纸将他编造的故事公之于众了，那个故事能够“帮人们形成一种合适的心态”——这种心态就是恐惧。这能“使公众接受并执行我们的建议”。HM托马斯因被怀疑是传播流感的德国间谍而遭逮捕，释放后不久死于旅馆，手腕和喉咙被割断，警方判为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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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红十字的官员警告，倘若不能给因纽特人医疗援助，他们有可能“从此灭绝”。阿拉斯加州州长来到华盛顿请求国会拨款20万美元，一位参议员问他为何不动用地方财政库中的60万美元，州长答道“阿拉斯加的人民认为白人交的税应该用来改善当地环境。他们非常需要这笔钱来修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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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一些叙述生动而可怕的记载留存于世，但关于鼠疫的中世纪文学作品实在太少。除去那些为人熟知的只言片语，鼠疫在此后的作品里几乎销声匿迹。”人们书写战争，描绘人与人的冲突，但总是忘记自然强加给人类的恐惧、还有在这些恐惧面前人类多么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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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感中期，在空前巨大的压力下，许多细菌学家降低了对自己工作质量的要求。一位研究者说：“在涂有一滴普通痰液的培养基上研究和鉴别各种链球菌至少需要三周的专注工作。若非草草了事，实验室的两个工作人员怎可能在短短一年内研究100个流感病例和50个正常个体的呼吸道细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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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明是在研究流感杆菌的时候发现青霉素的，他只用它来帮助分离流感杆菌而没有想到要开发成药；对他而言找到大流感的病原体才是一切。十年后弗洛里和钱恩才意识到它的药物前景。彼时青霉素产量极低，二战期间美国陆军要回收用药患者的尿液、重新提取后二次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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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已成了家常便饭，我以此为生。”1934-43年，埃弗里没有发表任何东西。他常想着放弃这一切，但他还是每天将几乎所有醒着的时间花在研究上。到了1940年，他已经相信自己会发现有价值的东西了……1944年2月，证明DNA携带遗传信息的论文发表，埃弗里时年67岁。
在此之前，诺奖委员会曾考虑过因他对免疫化学的贡献而授奖；但这篇论文却起到了反作用，委员会认为它太令人震惊，需要等待其他人的证实。步他后尘的沃森、克里克、德尔布吕克、卢里亚、梅达沃和伯内特都获得了诺奖，埃弗里却从未得到。1955年埃弗里逝世。

《大流感》的笔记-第260页 - 第十九章

10天之内——仅仅10天！——流行病就从每天有几百个平民患病、仅死亡一两例，发展成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患病、几百人死亡。
联邦、市政府还有州立法庭都关闭了，满街都是巨幅布告，警告公众避免公共集会，告知人们打喷嚏、咳嗽时要用手帕掩口。还有一些布告上写着：“吐痰等于死亡。”一天之内，就有60人因在街上吐痰而遭逮捕。

《大流感》的笔记-第六部：瘟疫 - 第六部：瘟疫

P. 277这是流感，仅仅只是流感。然而对一个待在家里的外行来说，对一个照顾丈夫的妻子来说，对一个照顾孩子的父亲来说，对一个照顾姐妹的兄弟来说，这些闻所未闻的症状令人惊恐。当一名童子军为一个丧失劳动力的家庭递送食物时，他被这些症状吓坏了；当一名警察进入一间公寓想查明房客是已经死亡还是奄奄一息时，他被这些症状吓坏了；当一个男人自告奋勇将自己的车充当救护车时，他被这些症状吓坏了。这些症状使外行人胆战心惊，随症状而来的恐惧之风也吹得他们胆战心惊。
P. 290然而，杀伤与过度杀伤、反应与反应过度之间的平衡非常微妙。免疫系统可以像特种部队一样将人质连同绑匪一起杀死，也可以像军队一样为拯救村庄而将之整个毁掉。

《大流感》的笔记-第403页 - 丧钟

华盛顿的萨尔多说:“它使人们疏远……把你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搅没了，没有社会生活，没有校园生活，没有教会生活，什么都没有了……它完全破坏了所有家庭和整个社会的生活。人们不敢亲吻别人，不敢与人共餐，不敢同人接触，因为那些都可能让人染上流感。它破坏了那些维系，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害怕的感觉萦绕着你，因为你会眼见身边的很多人死去，被死亡团团包围……每一天的拂晓时分你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到日落西山。可能从早上开始到晚上睡觉这段时间内，所有家庭成员都死了——一家人无一幸免，而且这还不是偶然事件，邻近街区常有这事发生，这实在是一种可怕的体验。说它是瘟疫也无可厚非，它就是那样的……你被隔离了，你所陷入的状态，就是恐惧，它来势迅猛……从早上一睁开眼到晚上睡觉，你就一直生活在一种持续的恐怖氛围之中。”

《大流感》的笔记-第五部：爆发 - 第五部：爆发

P. 237曾在五大湖工作过的一个护士日后被噩梦苦苦纠缠。病房只有42张床，担架上的人在地板上等着床上的人死去。每天早晨，救护车抵达，搬运担架的人把病号抬进来，再把尸体抬出去。她还记得在流行病的顶峰时期，护士不止一次把尚未断气的病人包进裹尸布里，并把脚牌挂在这些人左脚的大脚指上。这样确实节省了时间，而护士们照样累得筋疲力尽。脚牌就是货运标签，上面标着水手的姓名、军衔和籍贯。她记得“停尸房内的尸体像薪柴垛一样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在噩梦中她还在思忖：“停尸房尸体堆得如薪柴垛的底部的那个人会是什么感觉。”
P. 263费城太平间通常能停放36具尸体，结果那里塞了200具尸体。骇人的恶臭使人不得不开着门窗通风。那里再也容不下更多的尸体了。在家里死掉的人的尸体就听放在家里，他们死时鼻孔或嘴里总是渗出血水来。家人将冰块铺在尸体上，即使如此尸体仍会腐烂并发出恶臭。廉价公寓没有走廊，也很少有安全通道。人们把放尸体的屋子隔离起来，但锁了门并不能使人忘记门后放着什么，也无法抹去人们的恐惧。费城的住房条件比纽约还要紧张，这里大部分地区的人们没有可以隔离起来的空间。尸体被裹进床单，推到角落，通常一放就是好几天，恐怖的沉重感与时俱增。人们病重到不能做饭，没法洗漱，也无力将尸体搬下床，只能同尸体躺在同一张床上。死人放在那里好几天，活人就同死人一起生活，因为这些尸体而感到恐惧。但也许更可怕的是，活人慢慢习惯了和死人在一起。

《大流感》的笔记-第330页 - 24

control，试验中的：“控制组”，330第一页翻译错了，“受控制的试验”

《大流感》的笔记-第三部：火匣 - 第三部：火匣

P. 156从威尔逊选择战争的那一刻起，国家就完全投入了战争。最初，在欧洲的美国远征军数量并不多，比小规模战争的部队多不了多少。但美国军队正在逐渐壮大，将整个国家铸造成一件武器的目标眼看就要水到渠成。
铸造的过程就是将几百万年轻人塞进兵营极端紧张的空间里，那些兵营的数量比计划的少得多。这个过程也将几百万工人带进工厂和没有足够居住空间的城市里，男人和女人在那里不仅要共用一个房间，还要共用一张床铺，甚至要轮流使用床铺，当一班工人回到家（如果他们的房间可以称之为家的话），他们爬上的床是另一班去上工的工人刚刚腾出来的。他们呼吸着一样的空气，用同一批杯子喝水，用同一批刀叉吃饭。
这个过程也意味着，通过胁迫和自愿达成的协调，除了明显的漠视事实，政府控制了信息的流通。
国家的全然投入就这样为巨大的“绞肉机”提供能量，让生命轻而易举地被碾落成尘。而技术和自然共有的那种冷冰冰的无动于衷，以及这个国家不甘只成为武器供应者的野心，令这些生命消逝得更快了。
P. 188埃弗里说，研究才是头等大事，而生活不是。研究的生命如同任何艺术的生命一样，存在于人的内心。正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将人们引领向艺术或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就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与这个消极的动机并存的还有一个积极的目的。人们总想以最为适当的方式勾画出一幅简明易懂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世界，并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以此取代它。这正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各人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中心，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无法找到的安宁和平静。”
P. 196埃弗里理所当然的要领导实际的实验室研究，因而留在纽约。其他大多数人则去实地工作。陆军中尉里弗斯是霍普金斯的毕业生，也是韦尔奇的门生，他后来成为世界顶尖的病毒学家之一，并继科尔之后担任洛克菲勒研究所医院的院长；陆军上尉布莱克（Francis Blake）是另一位洛克菲勒研究人员，他之后担任了耶鲁医学院院长；而奥佩克（Eugene Opic）上尉被认为是韦尔奇的病理学学生中最富才华的一个，他入伍时就已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院长。与他们通力合作的有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兰德施泰纳和霍普金斯的惠普尔，他们并不是委员会成员，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数年之后，一位洛克菲勒科学家回想当年：“加入肺炎小组无疑是一种特权。”

《大流感》的笔记-第九部：苟延 - 第九部：苟延

P. 4581918年10月30日，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在西雅图登上火车，同行的是她的三个兄弟姐妹、她的姨妈、姨父及她的父母。三天后他们到达明尼苏达阿波利斯时，全部病倒了——当列车员试图将他们赶下车时，她父亲拔出了枪，而来接车的祖父母也戴着口罩。所有医院都已满员，他们只好回家。她的姨妈和姨父康复了，然而她38岁的父亲罗伊（Roy）却在11月6日病故了，次日，她29岁的母亲苔丝（Tess）也随他而去。她在《一个天主教少女的回忆》（Memories of Catholic Girlhood）中提到，变成孤儿对自己的影响如此深远，使她不顾一切的想要出人头地。她对火车穿越了2/3的国土记忆犹新，但对流感却几乎只字未提。
P. 459人们书写着战争，描绘着大屠杀，记述着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但显然，他们忘记了自然强加给人类的恐惧，在这些恐惧面前人类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大流感》的笔记-第一部：斗士 - 第一部：斗士

P. 53事实上，生物学就是混沌的。生物系统并非逻辑的产物，而是进化所致，而进化是一个不太讲究精准的过程。生命并不会选择逻辑上最佳的设计来迎合新环境，而只在依然存在的基础上进行调整。
P. 98至少有一个问题可以把纵向和横向视野联系起来，那就是“又怎么样呢？”就像拼字游戏板上的一个单词，这个问题可以联系和促进多个方向上的发展，它也能排除一些不重要的信息——或者说，至少对提出该问题的研究人员来说是无关的信息。它可以鞭策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的探索以了解知识。它可以迫使研究人员回到原点，去审视如何令一个发现适用于更广阔的领域。要以这些方式看问题，需要的是一个对一切充满疑问的奇才，根据一定原则深入质疑，就像将太阳光聚焦到纸上令其燃烧的透镜。这需要某种魔法。
P. 111科学家发现的不单单是一种预防疾病的方法，他们发现的是一种能治愈疾病的方法。这是第一次治愈患者。
......
1894年，巴斯的研究所的鲁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国际卫生大会上，宣读了他关于白喉抗毒素血清的实验总结论文。
在场听众中很多是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当鲁报告完毕后，这些在各领域颇有名望的专家忍不住起身喝彩。他们站在椅子上，经久不息的掌声与各种语言夹杂的欢呼声响彻了整个会场，上空则飞舞着被抛起的帽子。接下来，韦尔奇汇报了美国在这方面开展的实验，这些实验验证了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工作。每个与会代表都带了一瓶这种神奇的药水回去。
P. 1221908年国际肺结核大会在华盛顿举行。伟大而傲慢的科赫从德国赶来，等待着大家通过决议然后公布。
在由韦尔奇主持的以病理学与细菌学为主题的分会上，帕克宣读了一篇论文，开头是这样的：“显而易见，现在有相当多的孩子因为牛奶中的杆菌而感染了致命的结核。”科赫坚持认为帕克是错的，因为没有证据证明牛把结核菌传给了人。西奥博尔德·史密斯则站出来支持帕克，争执声响遍了整个会场。尽管如此，这次大会总的来说是令人信服的。几天后，它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采取预防措施以阻止结核从牛到人的传播。科赫厉声说：“先生们，你们可以通过你们的决议，但后人自会判断！”
一个代表如是说：“科赫分离了（isolate）结核菌；而今天，科学孤立了（isolate）科赫。”
科学不是民主。投票并不重要，但这次投票标志着美国医学时代的到来。它的到来绝不仅是因为霍普金斯，帕克和史密斯都不是霍普金斯出来的。但在帮助美国医学引领世界这一点上，霍普金斯和洛克菲勒研究所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大流感》的笔记-第二部：蜂群 - 第二部：蜂群

P. 135一些病毒学家在理论上认为，猪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搅拌碗”，因为其细胞的唾液酸受体既能结合禽流感病毒又能结合人流感病毒。只要一种鸟类病毒和一种人类病毒同时感染猪，这两种病毒就能发生重排。1918年，兽医们记载了流感在猪和其他哺乳动物中的爆发，而今天的猪依然能被1918年的病毒直系后代所感染而患上流感。
P. 145美国最大的种族群体是德裔美国人，一份大型的德文刊物表示了对德国的同情。德裔美国人会对抗德国吗？爱尔兰共和军在1916年的复活节发动起义反抗英国的统治，爱尔兰裔美国人会为英国助阵吗？中西部是孤立主义者，在美国没有遭受攻击的情况下，他们会派兵越洋作战吗？民粹主义者本就反对战争，威尔逊的国务卿、三次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1915年因威尔逊对于德国击沉“卢西塔尼亚”号事件的回应太过强硬而退出了内阁。社会主义者和激进的工会主义者在工厂、落基山脉的煤炭社区、西北部都很强势。而他们，是否会为了保卫资本主义而应征入伍？

《大流感》的笔记-7 - 7

老美当年流感大爆发后，一边身边死了很多人，一边政府公告说只是普通流感，已经得到控制。另外战斗第一线的医生护士容易感染。

《大流感》的笔记-第122页

第一位现代建筑大师沙利文（LouisSullivan）曾说过，形式随功能而生。
要认识病毒，或者说了解生物学，必须像沙利文那样，不要用以文字为基础的语言来思考（因为这种语言只能给事物命名），而是用一种三维的、以形状和形式为基础的语言去思考

《大流感》的笔记-第七部：竞赛 - 第七部：竞赛

P. 299是自然决定了1918年这场浩劫，也是自然将这场浩劫交由流感病毒来完成。这意味着自然第一次以一种为人熟悉的、近乎连环漫画的形式在世界蔓延开来。它乔装而来，再脱去伪装，露出磷磷白骨。
P. 306确定是力量之源。确定能给人藉以依赖的东西，而不确定则使人软弱。不确定若不令人畏惧也会使人犹豫，即使行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战战兢兢的步伐也是无法跨越重大障碍的。
成为一名科学家不仅需要智慧和好奇心，而且需要激情、耐心、创造力、自足和大无畏的精神。不是无畏的闯入未知领域，而是敢于接受——事实上是拥抱——不确定。正如19世纪法国伟大的生理学家伯纳尔所言：“科学教我们怀疑。”
P. 333多年后一名年轻的研究生走进一间实验室，他发现一位有声望的哈佛教授正在水槽边清洗玻璃器皿，而他的技术员在工作台边进行复杂的工作。这名学生问教授为什么不是技术员来清洗玻璃器皿，教授回答道：“因为我总是做试验中最重要的部分，而这个实验最重要的就是器皿的清洁。”

《大流感》的笔记-第538页 - 后记

恐惧源于蒙昧，就像在丛林中被未知的怪兽追踪。一旦怪兽露出原形，害怕还会有，但由未知而产生的极端恐惧消散了。

《大流感》的笔记-第188页

正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将人们引领向艺术或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就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与这个消极的动机并存的还有一个积极的目的。人们总想以最为适当的方式勾画出一幅简明易懂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世界，并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以此取代它。这正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各人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中心，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无法找到的安宁和平静“

《大流感》的笔记-第四部：起始 - 第四部：起始

P. 207布莱克上尉试图培养从健康和患病士兵的喉部取到的菌种。这是一项杂乱无章的工作，远不及他之前的工作令人兴奋，而且他厌恶堪萨斯。他向妻子抱怨道：“没有收到爱人的信已经两天了，没有凉爽的白天、没有凉爽的夜晚、没有喝的、没有电影、没有舞会、没有俱乐部、没有漂亮女人、没有淋浴、没有牌打、没有人、没有娱乐、没有欢乐、只有酷热、烈日、灼人的风以及流汗、灰尘、干渴、令人窒息的长夜、夜以继日的工作和孤独寂寞，完全是一座地狱——这就是堪萨斯的赖利堡基地。”几个星期后他说，天气太热，把细菌的培养基放在烘箱内以免过高的温度杀死细菌。“想想看，居然用烘箱降温！”他写道。
P. 222格里斯特在信中继续写道：“这只是死亡前几个小时内的变化……太令人毛骨悚然了。也许眼见一个、两个或者20个人死去，你还可以忍受，但现在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些可怜的家伙临死前悲惨万分……平均每天有100人死去……在几乎所有的病例中肺炎都意味着死亡……我们已经损失了数量巨大的医护人员，从诶尔小镇的情况就可见一斑。那里为了运送尸体开设了专列。有一阵子棺材供不应求，尸体就像小山般堆在一起……那场景比法国战场上尸横遍野还要触目惊心。一个加长的兵营被腾出来做停尸房。穿戴整齐的士兵尸体放置两旁，任何见到此情此景的人都会惊恐不已，小心翼翼的走过这两排长长的队列……再见了，老朋友，愿主与我们同在。”

《大流感》的笔记-第397页 - 丧钟

病毒从东海岸沿水路和铁路向西部及南部移动，以汹涌之势淹没了一座座城市，又穿过这些城镇如巨浪一般滚滚向前，变成狂暴的河流冲毁一个个村庄。它像泛滥的河水涌进居民区，又如潺潺细流渗入每一个独立的家庭。突然，一个浪头吞没了一切，水或深或浅，但仍将万物湮没，形成一片汪洋，将大陆深深淹没后才逐渐平息下来。

《大流感》的笔记-第十部：终场 - 第十部：终场

P. 493署名埃弗里的论文越来越少了。大部分原因是只有当论文所述研究包括他亲自操作的实验时，他才将自己的名字放在实验室其他人的论文上，否则无论他对这个工作的思路有多大贡献，也不管他就这些想法与作者们讨论过多少次，他的名字也不会出现。（这就是埃弗里的极度高尚之处；通常实验室的领导者会将他/她的名字放在实验室几乎所有论文上。迪博回忆，他在埃弗里手下工作的14年中，埃弗里几乎影响了他所有的工作，但在他的论文上只出现过四次埃弗里的名字。另一位年轻研究者说：“我从来都觉得我是埃弗里的合作者……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从未共同发表过一篇文章，这令我大感惊讶。”）
……
1934—1941年，他没有发表任何东西。什么也没有。对科学家而言，度过这样一段干涸期，个中滋味岂止是抑郁二字可以形容的。这是对他能力、对他生命的否定。但是，在那个干涸期中，埃弗里告诉一位年轻学者说，研究者分两大类：大部分“走来走去捡现成的金块，只要他们发现现成的金块就会捡起，将它加入自己的收藏……[另一类]并不对现成的金块真正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在一个地方挖个深洞，希望恰好找到矿脉。当然，如果真能找到金矿的矿脉，他就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P. 495在埃弗里发现和证明DNA 携带遗传密码之前，诺贝尔委员会因为他一生对免疫化学知识所做的贡献而慎重考虑过授予他诺贝尔奖。但没多久，他革命性的论文面世了。论文非但没能保他获得诺贝尔奖，反而令诺贝尔委员会认为论文太具革命性、太令人震惊而不愿涉险颁奖认可他的发现，除非等到其他人证实它们。
P. 497埃弗里发表他关于“遗传转化”的论文时已是67岁。11年后的1955年，也是沃森和克里克阐明DNA 结构的两年后，埃弗里为了和兄弟及家人住得近些而搬到了纳什维尔，在那里埃弗里与世长辞。迪博将他的逝去同1934年韦尔奇的过世相提并论，并引用了弗莱克斯纳在韦尔奇隐退时说过的话：“他的身体承受着痛苦，他的精神却竭力在世人面前保持平和，这种平和曾是他的旗帜和盾牌。亲爱的朋友啊，这位医生曾是如此受大家爱戴，他虽死犹生，谆谆教诲长存于世。”
P. 522埃弗里精力充沛、个性执着，兼具艺术家和狩猎者的特质：高瞻远瞩、细致耐心、坚忍不拔。他那双艺术家的眼睛使他既能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到事物全貌，同时又能观察入微。而猎人的的直觉则可以让他发现不合常理之处——无论那件事情看上去多么琐碎——并去究根问底。这种究根问底驱使他奉献出自己的一切。除了找出答案外，他别无选择。他并不满足与斩断哥帝安之结（Gordian knot），他希望去解开并了解事物，而并非将之摧毁。所以，他扯住线头，不断牵拽，解开纠结之处，顺藤摸瓜，直至将整块织物拆开。之后，别人就能用这些线织造新的东西。T·S·艾略特曾说过，任何新的艺术作品都会对现有规则做出些许改变。而埃弗里的工作远远超出了这个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