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帝国》书评

“苏联帝国”为何瓦解？

文/贝叶文，编辑，广州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人类追求自由却往往得到奴役，在俄罗斯、苏联的历史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证。十月革命，为了推翻沙皇的专制政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然而苏联却被斯大林建设成为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同样为了追求自由，戈尔巴乔夫通过“新思维”改革终结了苏联体制，然而叶利钦在20世纪90年代的“民主”大跃进，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都是个苦涩的教训，西方的民主自由没有实现，国家陷于崩溃的边缘，2004年普京再次压倒性当选总统，当全世界震惊于普京的“新威权主义”政治理念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当年苏联的瓦解？历史仿佛走了一个循环，但其实今天俄罗斯的“新威权主义”政治特征正是苏联这个庞大帝国轰然倒塌之后留下的后遗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史教授、冷战史专家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的《失败的帝国》一书，旨在研究苏联从斯大林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奠定苏联帝国霸权，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并探索苏联帝国倒塌的根本原因，是站在苏联角度、立场的冷战史和外交关系史的总结性著作。苏联为了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90年以来，经过官方调查，人员损失数量达到2660万，其中穿制服人员约866万。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领导人认为，赢得胜利后的苏联理应成为一个新的“帝国”，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倾向成为克里姆林宫的领袖与苏联精英之间的一条共同的纽带。苏联大肆扩张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并最终建成一系列社会主义卫星国。在斯大林统治期间，苏联划定了“社会主义帝国”的基本蓝图。冷战局面的形成除了与二战后苏联意图建立“帝国”霸权的新世界格局有关之外，苏联与英美之间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震惊了世界，在苏联看来这是一种用武力震慑别国的“原子外交”，1946年3月，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对斯大林和苏联在欧洲的扩张行为进行批评和警告，而苏联这时却更坚定地选择了一种陈旧的安全观——你得到的领土越多，你就越安全。斯大林动员全国开始“备战备荒为人民”，为了备战，苏联继续增加税收，战前的生活水平已经很低，但到1946年看来，却像是无法企及的梦想。而二战时打开国门的苏联军队发现了自己祖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斯大林塑造的神话正在人民心中悄悄瓦解，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在赫鲁晓夫领导下开始“新”对外政策，试图打开莫斯科在冷战前拥有的外交空间。战争和革命阶段必然到来的斯大林主义命题让位于一个新命题：资本主义体系与共产主义体系长期的“和平共处”和非武力竞争。尽管赫鲁晓夫开始了与西方对话，但并没有放松军备，反而与美国开始了核武器的军备竞赛，成立一个新兵种——战略火箭部队。他还多次承诺，要赢得与美国的经济竞赛并使苏联人民生活水平有大幅度提高，然而事实证明，既要生产枪炮又要生产黄油的承诺，要比赫鲁晓夫想象的要困难。“古巴导弹危机”成为了美苏军备竞赛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苏联从冷战的强势一方逐渐滑向弱势一方的标志性事件。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开始奉行“缓和”的外交政策，努力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达成和解，避免再次出现类似“古巴导弹危机”那种事件，尽最大力量避免战争是勃列日涅夫外交政策的目标，美苏之间的核对决成为勃列日涅夫拼上性命也要避免的噩梦。在他努力下，美苏两大集团达成了多个限制军备的条约、协定，军备竞赛终于可以缓口气了，而实际上苏联的国内经济也渐渐无法承受军备竞赛所需要的巨大开支。以苏联的经济实力和计划经济体制，在军备竞赛中追赶美国是一种自杀倾向。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起，苏联每年有超过四分之一的GDP被用于扩军的经费。“这一政权通常都是靠挪用人民的储蓄、出售伏特加和暗中积累预算赤字来填补漏洞。”苏联的经济利益要求削减给中欧各国的如此慷慨的援助，但“社会主义帝国”的利益以及集团内部的义务却要求加大援助的力度。最后，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大权终于从斯大林主义的受益者那里旁落到新的、相对没有经验的领导人手中。他在外交政策中首次提出了“新思维”，并很快成为彻底重估意识形态的同义语。像戈尔巴乔夫这样带有理想主义和天真气质的政治家在历史上是很罕见的，大概只有我国历史上的王安石和日本历史上的平清盛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吧？戈尔巴乔夫宣布放弃全球性的权力游戏，承认苏联的安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是不可分割的，也是可以部分共存的。他计划彻底改变苏联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经济体制，并使苏联真正地对外开放。对于苏联的解体，祖博克在《失败的帝国》一书中认为，戈尔巴乔夫负有最主要的责任，他认为苏联失败的原因有三：一是，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没有计划和步骤，行为缺乏连贯性，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戈尔巴乔夫则是希望一蹴而就地转变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二是，激进的改革使苏联社会内部制造出种种失控的政治离心力。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国内经济与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当时的学者和政治家都认为不废除苏联的旧制度，就没有办法进行改革，但这种激烈的“休克”疗法的后遗症是非常巨大的，在叶利钦执政的时候，共产党的书记和部长们摇身一变，成了银行家和富有的寡头。三是，苏联领导层内部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从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开始的，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从民间到官方，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早已失去兴趣，他们明白了苏联永远赶不上欧美发达国家。苏联解体后，东欧各国走上民主道路也是困难重重，但全国性的亲西方共识抵消了这种不良反应。而俄罗斯则不同，叶利钦政府试图像东欧国家一样一蹴而就地建立市场经济，迅速将庞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这些资产最后大部分都落到了犯罪集团和少数与政府机构有勾连的大企业寡头手里。“美国虽然在批评俄罗斯的罪责与缺陷，但从未给俄罗斯国家和社会提供任何经济激励和精神鼓励。”俄罗斯无法在新欧洲找到一席之地，于是俄罗斯的领导层开始以“伟大的俄罗斯”而不是已经名誉扫地的民主改革观念为基础来加强社会的团结，这就是今天俄罗斯选择了“北京共识”的“新威权主义”而不是“华盛顿共识”的原因所在。祖博克说：“冷战是两个远房表兄弟之间就实现这个世界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最好道路问题而展开的竞争”，其实美国的政治自由与市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跟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一样，具有一种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和自以为救世主的性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本来就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一体两面，没有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如何克服资本主义天生的残酷和不平等的缺陷？没有市场调节的经济和民主、法制的保障也注定社会主义不能长治久安。祖博克认为西欧成功之处在于，“将市场的好处与社会规划结合起来。在经济一体化以及最终在政治一体化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做得也比苏联集团的所有国家成功得多。”从这个角度来说，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是想把苏联反对资本主义的试验与西式的民主融合在一起，虽然失败了，但从历史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反叛的表弟扣着远房兄弟的门，要求和解。见报链接http://epaper.nandu.com/epaper/C/html/2014-11/23/content_3348773.htm?div=-1

苏联缘何崩溃

在这本受到广泛好评的书中，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认为，西方有关冷战的阐释，错在要么夸大了克里姆林宫的实用主义倾向，要么夸大了它的侵略性。通过说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和苏联精英们的利益、抱负、幻想、恐惧以及误解，祖博克对这个20世纪最大的僵局提供了一种苏方的观察。除其他资源之外，他还利用最近解密的政治局记录、密码电报、日记和谈话录音，使本书成为从苏方出发对冷战进行完整地描述的第一部英文著作。《失败的帝国》呈现出的历史与西方胜利者所写的大不相同。 祖博克在此书中认为，自斯大林始，长期对苏联领导人的对外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是革命-帝国范式，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和追求成为“社会主义帝国”这两大因素主导了苏联领导人在冷战中的决策。直至戈尔巴乔夫的出现，这一点才发生改变。另外，此书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作者认为在历史事件中，领导人的个人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比如，作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太过于“浪漫主义”，正是他在追求与西方世界的“和平”这一问题上的天真导致了苏联的崩溃。如果换一个领导人，苏联还是会在全球范围内收缩，但可能仍然可以继续凝聚各加盟共和国及中东欧的部分国家，而不至于出现20世纪90年代初的突然崩溃。

戈尔巴乔夫与帝国的失败

该书以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角度出发，介绍了冷战从开始到结束的历史，其中戈尔巴乔夫应该是最富争议也是最复杂的人，书中如是评述他与苏联的终结：一、戈氏的个性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份显著的自信与乐观，他具有天生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本能，甚至有些许天真。二、戈氏对西方极其推崇，是行事风格几乎与西方政治家一样的苏联国务活动家，如“欧洲大家庭”的想法。三、戈氏非常反感武力，这一特点被西方政治家看出来并成功利用。他不够强硬，书中说，如果美国人想说服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或安德罗波夫对欧洲势力范围放手，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四、戈氏的对外政策很少在政治局进行正式的讨论，而仅仅是在幕僚小圈子中进行讨论，在重大决策中一手遮天。不干涉主义和缺乏可行的策略，成为1989危急关头苏联外交的显著特征。另一方面，戈氏喜欢谈论有关全球新秩序和欧洲大家庭的种种原则而不愿在具体事务上讨价还价。他没有，甚至没有想到以书面的形式与西方达成任何协议，以维护苏联在该地区的利益。如果不是戈氏，冷战不会那么快就结束，苏联也不会那么快解体。戈氏动摇了联盟基础，削弱了它的实力，使其不能像一个超级大国那样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书中说，戈氏就“个人品质”来说，算不上伟大人物，但他“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