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章节试读

《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的笔记-第86页

這樣，從1925年春季起，蘇聯在北京組建了一個協調並領導在華全部工作（顯然也包括情報工作）的“中心”。中國委員會還決定：“運送部分武器歸加拉罕同志支配，無償地援助將軍們”。溫施裏希特通知，業已運出的武器數量是日本造步槍和德國造步槍各二千支，以及相應數量的子彈。准備運出的子彈相應價值估計為七百七十一萬盧布。

《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的笔记-第184页

為數一萬支步槍的第一批武器於1924年10月由“沃洛夫斯基”輪船運到廣州。這批武器原是為黄埔軍校和組建廣州政府軍隊第一個突擊師提供的。後來蘇聯又連續不斷地提供武器。據軍事顧問卡利亞金回憶，僅在1926年10月，莫斯科就提供了24架飛機、157門野戰炮、48門山炮、128門迫擊炮、295挺重機槍、73993枝步槍、11萬枚手榴彈、1.24億發步槍子彈、5萬發炮彈、500普特火藥。根據卡利亞金的資料，蘇聯提供的武器裝備符合當時的最高標准，具備優異的技術性能，在許多方面超過了軍閥部隊的同類武器。比方說，中國各軍閥部隊在那些年根本没有飛機，剛剛開始學會使用重機槍。同時一艘艘輪船滿載汽油、煤油、重油、煤炭、木材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巴統運到廣州。蘇聯政府還向廣州政府貸款一千萬元用以開辦中央銀行。

《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的笔记-第89页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1926年4月15日通過一項專門決議《在中國的軍事政治工作及其近期必須進行的改造》。該決議十一條指出：“考慮到過去的經驗，必須向作為全部軍事工作領導人的武官提供機會，使其能夠在中央和全權代表機關所制定的總政治路線範圍內，根據該國軍隊內部形勢独立確定開展軍事工作的方法和完成既定任務的途徑。

《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的笔记-第90页

這樣，從這項工作細則看，武官本身通常就是情報部的諜報站長。那些年中，誰當過駐中國武官呢？駐北京第一任武官（1922-1925）是阿納托利·伊裏奇·黑克爾。1923年，他和越飛一起在上海同孫中山進行會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