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出版日期:2015-8
ISBN:9787513561184
作者:[美] 阿扎尔·纳菲西
页数:416页

作者简介

【编辑推荐】

◎隐秘的阅读所带来的“微小开口”，通往的却是极大的自由

◎一位叛逆的女教师，一群叛逆的女学生，一门特别的文学讨论课，一种不能放弃的自由坚持，最富争议的伊朗裔美国女作家关于中东及祖国现象之批判

◎本书曾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榜117周，入选《泰晤士报》“十年百部最佳 图书”，在美国大学图书馆借阅量总排名第二，获得美国独立书商协会年度非虚构图书奖等多项重要大奖

◎作者纳菲西是美国炙手可热的评论家，作品多见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著名媒体

【内容简介】

1995年秋，伊朗学者阿扎尔·纳菲西辞去教职，她挑选了七名学生，邀请她们和自己坚持一场秘密的读书会。每周一次，她们读纳博科夫，读菲茨杰拉德，读亨利·詹姆斯，读简·奥斯汀。

对这些作品中人物与命运的讨论让她和她的学生们越发领悟到自由与自我的意义。她和她的学生们秘密而坚定地反抗着，在政府强制要求女性戴面纱着黑袍的时候，私下悄悄地化妆、涂指甲油，她们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期盼着美好的未来。面纱和黑袍之下，藏的却是她们五彩缤纷的梦。而阅读，则是她们作为个体的最后也是最不能放弃的坚持抗争、追求自由的方式。

纳菲西以清新而富有诗意的笔调，记录这些德黑兰的年轻女性如何阅读这些被伊朗政府列为禁书的西方文学名作。她们个体的生命历程亦证明：隐秘的阅读所带来的“微小的开口”，通往的却是极大的自由。

【名人及媒体推荐】

这本书记录了纳菲西如何自己抵抗、同时也帮助他人抵抗伊斯兰对女性发动的战争，我深受感动。她的回忆录包含重要和深邃的反思：神权政体造成的创伤、对自由的沉思和痛苦追求——以及在接触良师与名著时带来的乐趣及自我意识，这一点尤为震撼人心。

——苏珊·桑塔格

有如漂浮于伊朗茫茫大海中的一艘文学救生艇。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一部关于在伊朗伊斯兰革命时期教授西方文学的回忆录，蕴含着深刻和精彩的洞见。这是一部真正的杰作。

——伯纳德·路易斯

纳菲西是伊朗历史上的英雄之一。

——杰拉尔丁·布鲁克斯

振聋发聩，感人肺腑……对文学潜移默化作用的有力阐释：关于艺术可以为那些生活在暴政下的人们提供的逃离意识形态的避难所，关于艺术在个体声音中的积极和颠覆性的信念。

——角谷美智子《纽约时报》

有些最有才华的散文家写的书里，会包含他们所做的最重要的人生决定及其代价所产生的热度与挣扎，而作者不过是在述说生平种种，他们抛在身后的来时路满是悲伤和熠熠闪光的失落。《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就是这样一本书。

——莫娜·辛普森《大西洋月刊》

一个关于伊朗女性以秘密的方式反抗政权的深刻而炽烈的故事。

——《沙龙》

激动人心地记录下了对智识之自由永不满足的渴望。

——《今日美国》

难以归类为回忆录、文学批评或社会历史中的任何一种，尽管本书称得上这三个类别中的佳作……纳菲西写出了一部关于生命和文学之关系的独创作品。

——《出版人周刊》

一本关于压迫政权下的生活和文学生命力的私密回忆录……本书和纳菲西教授的名著一样丰富深刻。

——《迈阿密先驱报》

书籍目录

洛丽塔

盖茨比

詹姆斯

奥斯汀

后记

谢词

内容概要

阿扎尔•纳菲西（Azar Nafisi）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客座教授、对外政策研究院的对话研究项目负责人。曾在伊朗的德黑兰大学、自由伊斯兰大学以及阿拉美塔巴塔拜大学教授西方文学。1981年因拒戴头巾，被逐出德黑兰大学。1997年，从伊朗到美国。

纳菲西因《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引发全世界的关注，她获得的奖项包括克里斯托弗•戈勃朗基金会国际思想与人文奖、伊丽莎白•安•斯通勇敢女性奖、美国移民法律基金会移民杰出成就奖、俄克拉荷马大学杰出校友奖等。蒙特霍里约克学院、斯腾山大学、戈切尔学院、巴德学院以及拿撒勒学院等多个高校均向她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

纳菲西的文章广受欢迎，多见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以及《新共和》等著名媒体。著作另有：《我所缄默的事：一个叛逆女儿的回忆》《反地域：纳博科夫小说的批评性研究》《比比和绿色的声音》《想象共和国》等。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下载精选章节试读更多精彩书评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8条)

文采访/罗四鸰2001年9月11日，纽约。当飞扬的尘埃在世贸大楼双子塔旁落下，一位不知名的妇女从尘埃中走出来，满身疲倦，向守候在那里的记者问：“为什么？”2015年的《查理周刊》事件和ISIS国的兴起，让这道难题越发变得沉重。为什么？十多年来，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到马克·里拉的伊斯兰现代化问题，不少政治学者都尝试对此做出解释，不过，这些论述大多是站在西方文明的角度，用他者的眼光来看穆斯林国家的。虽不乏卓见，却多少留下一些遗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反而让这些戴着面纱的国家越发显得神秘。作为政治学者，亨廷顿本人其实也不相信当下政治学中，靠数字、模型与枯燥贫瘠的行话搭建起来的“理性选择”，因为文化是感性的，社会是人的。那么，谁来给我们提供感性的认识呢？谁来回答9·11尘埃中那位妇女的悲伤的问题呢？这或许便是伊朗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和《我所缄默的事情》的意义所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推翻了延续上千年的君主专制，同时也打断了巴列维王朝“白色革命”所带来的现代化进程。革命之后的伊朗，霍梅尼提出的建立伊斯兰政府的思想——“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成为建国指导思想。从此，在伊朗全面实行伊斯兰化，从国家政治到私人生活，严格按照伊斯兰的教义生活，并开展了一场文化革命运动。这个时候，伊斯兰妇女被要求必须黑袍加身，掩盖头发，违者处以鞭刑或是拘禁，戴面纱已成为一种政治上的革命行为。1967年巴列维“白色革命”时期的家庭保护法被废除，多妻制重新合法化，女子最低结婚年龄从18岁降至9岁。正在这个时期，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阿扎尔·纳菲西回到了祖国伊朗，先后在伊朗的三所大学任教，但因戴面纱的问题而最终被迫辞退。因为严苛的政治氛围，“大学再度成为文化纯正主义者攻讦的目标”。即便在被视为伊朗自由色彩最浓重的学院阿拉梅塔巴塔拜大学——作者任教的第三所学校，凡是不合乎伊斯兰标准的课程和活动，都要遭到奚落或是阻扰。在校园门口，有门卫检查女性的服饰和包包，若是发现腮红或是指甲油，轻则遭痛斥，重则进监狱接受刑罚，甚至仅仅因为长得好看或是吃苹果的姿势性感，而被捕遭受牢狱之灾。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大学教授西方文学的阿扎尔·纳菲西，因不堪忍受无所不用其极的骚扰、监视和限制行动，提出了辞职。因为“大学官僚最重视的，不是个人工作品质的优劣，而是此人的唇色是否正确、发丝是否整齐”，“当教职员工全神贯注于如何把海明威小说中的‘葡萄酒’一词尽数删除，当他们认为勃朗特包容奸情而不教她的作品，试问老师如何专心从事自己的工作？”纳菲西教授辞职了，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热爱的教学工作。她在自己的起居室里开了一个小小的文学课堂，挑选了7位过去的女学生来上西方文学课，秘密地读一些文学作品。这个时候，即便是《一千零一夜》这种经典波斯文学，也已经在伊朗被禁止了，她们想读的西方文学作品更是不太可能在伊朗书店找到。在挑选这七位女生时，纳菲西教授没有在意她们的宗教文化和社会背景，七位女生之间，既有闺蜜知己，也有互相之间水火不容，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点：勇敢而脆弱交融，爱好西方文学作品。当这七位女生走进课堂，脱去密不透风的黑袍，露出涂着指甲油的手和各自喜欢的衣服，这个秘密课堂便有了纳菲西教授梦想的课堂颜色。在这个课堂上，她们一起读《洛丽塔》，读《了不起的盖茨比》，读詹姆斯，读奥斯汀。此时已经是1995年，离1979年的伊朗革命已经有16年。因此，与纳菲西教授不一样的是，她的这7位学生几乎从未体验到过自由，甚至一位学生曾被关进监狱7年，但这并表示她们不知道自由。在纳菲西的秘密文学课堂上，她们在那些西方文学人物身上找寻着自由、讨论着自由，谈论“被剥夺的吻、没看过的电影，和肌肤没吹过的风”。也因此，这些西方文学作品便有了一层德黑兰的色彩：纳博科夫的小说《斩首之邀》的死囚犯辛辛那图成为她们的隐喻。小说中，辛辛那图被迫与狱卒转圈共舞，“极权主义者最严重的罪行，莫过于强迫人民，包括他们的受害者，成为其罪行的共犯。与狱卒共舞，参与自己的行刑，无疑是最极端的暴行”。最后，辛辛那图被带往处决台，嘴里不停地念着神奇的咒语：“我独自一人。”正是这种独特的而不是狱卒强迫他使用的语言挽救了辛辛那图。当他捧着自己的头，他周遭虚假的世界，包括行刑台和刽子手，都在他面前崩溃瓦解。在纳菲西教授看来，她们的处境和辛辛那图并没有多大差异。“他们侵犯我们所有的秘密空间，企图规定每个姿势，逼迫我们成为她们的一分子，这本身就是另一种方式的处决。”“摆脱圆圈、停止与狱卒共舞唯一的方法是，设法保有自我的主体性——那种难以描述但借此与他人区分的特异性。”也正是在这个秘密课堂上，纳菲西教授和她的七个学生，摆脱了与狱卒共舞。在她们穿着各自风格颜色各异衣服，或是化妆或是不化妆，谈论文学与自己的梦想时候，她们的监狱在她们面前瓦解。与《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不同，《我所缄默的事情》讲述的则是自己家族的故事，因此时间也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延伸到本世纪初，从君主王朝的结束到伊斯兰政府的建立，从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到霍梅尼的伊斯兰，这正是伊朗这个古老国家，在世界洪流中，进入现代化的开始。作者的父母来自同一个家族——纳菲西家族，是伊朗以出学者而闻名的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其父亲是保守家庭中唯一的背叛者、伊朗曾经最有前途的两位年轻政治家之一、德黑兰最年轻的市长，其母亲曾是首相的儿媳，亦曾在国会工作的八位女性之一。他们的女儿阿扎尔，自小听父亲讲古老的民族故事和伊朗历史长大，感受伊斯兰的思想和文化；同时在十三岁的时候便到英国接受教育，此后又到瑞士美国接受教育。因此，伊朗上个世纪动荡的政治环境与变化，给纳菲西家族打上深深的烙印。实际上，在书末，作者很贴心地附上了“20世纪伊朗历史纪年表”，某种程度上，纳菲西家族历史便是伊朗历史的缩影。在这段家族史中，阿扎尔·纳菲西不仅坦诚地讲述了自己家族的故事与悲剧，而且还将自己最隐秘的事情公布出来，甚至包括小时候遭遇到的性骚扰，和伊朗社会的性压抑问题。没有什么比妇女的变化更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变化了：从阿扎尔·纳菲西神秘自杀的外祖母到一直耿耿于怀未能读书成为医生的缺爱的母亲、从在美国取得文学博士文凭的阿扎尔·纳菲西到她那些躲藏在密不透风的黑袍下的学生和在两伊战争炮火中长大的女儿，开始迈入现代化的古老伊朗的多舛命运，以及伊斯兰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冲突，几乎都凝聚在伊朗女人的那一块黑面纱上——这其实不是一块布的问题，在阿扎尔·纳菲西看来，这便是自由，一种选择的自由：既可以像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祖母那样一生都戴着面纱，也可以不戴面纱在大学课堂上教授西方文学课。与《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相比，这个面纱不仅是政治的，更是文化的，历史的，人性的，也因此变得生动起来，有了一种生命的气息，让人内心柔软。在这本家族史结尾的部分，阿扎尔·纳菲西告诉母亲，她要写一本书叫《无耻的女人们》献给母亲——大约十九世纪末的时候，一位波斯学者走在路上，沉思，突然被一位骑在马背上的外国人撞到了，外国人很生气学者的心不在焉，抽了他一马鞭。于是引起轩然大波。大家要求外国人向学者道歉。外国人上门道歉。为了接待外国人，这位波斯学者不得不借了几件西式的家具，以免让外国人坐在地毯上。外国人一进门，又破坏了波斯人的一个规矩，那就是没有进门脱鞋，穿着靴子就进门了——这让波斯学者终于确认地球是圆的，而道歉似乎变成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入侵。一连许多天，波斯学者一直在思考他的发现，最后他宣布：“是的，地球是圆的；女人会开始思考，一旦她们开始思考，她们就会变得无耻。”这便是阿扎尔·纳菲西的“无耻”的女人的意思——“受过教育、不害怕沉湎情欲的女人们，这些女人既包括她们生活中的真实女人，也包括小说中的虚构人物”。这个故事几乎可以看成伊朗现代化的一个寓言，女人开始变得“无耻”有着某种现代化的标识意义。作为一位文学教授，阿扎尔·纳菲西在研究伊朗当代作家时还发现，伊朗的现代化与文学作品的现代化是同时开始的，他们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讲述故事时，因此，文学作品在德黑兰有了一层辛辛那图的色彩。很显然，阿扎尔·纳菲西实现了对母亲的承诺，只不过她这本献给母亲的书不叫《无耻的女人们》，而是叫《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我所缄默的事情》。在献给母亲的书中，阿扎尔·纳菲西“无耻地”摘下伊朗女人的黑面纱，将曾经缄默那么多年的事情用辛辛那图的语言说了出来，将古老的伊朗在现代化的历程所经历的种种苦难和伤痛用一种感性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或许便是对9·11尘埃中那个悲伤问题的一个回答。若没有想象的自由，民主就不存在其实，在抱着一丝希望给她联系的时候，并没有期待能采访到阿扎尔·纳菲西教授，因为看了她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和《我所缄默的事情》之后，总是有种错觉，她可能不太方便在公开场合出入。谁知，第二天便得到回复，采访地点约在华盛顿波多马克河岸的肯尼迪艺术表演中心对面的一家小咖啡厅内，纳菲西教授和她的家人便住在附近，附近便是著名的水门综合大楼，白宫也离这里不远。穿着一件简单随意的黑灰布长裙的纳菲西教授准时到了小咖啡厅，戴着一对如火的大红耳环，不到一分钟便熟悉了。如她在小说中所说，她的一家都是爱说故事的人，纳菲西确实如此。一个多小时的访谈，她谈了很多，伊朗和她的家，也对中国抱有浓厚的兴趣，以及美国给她带来的安全与自由。当然最多的还是她最爱的文学。在她看来，文学与生命一样重要。为此，她和企鹅出版社一起在线上做了一个小活动，鼓励读者与她一起站出来，捍卫文学在今天社会的重要性。在她看来，用纳博科夫的话说，“读者生而自由，而且应该一直自由。”问：那你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所说的七位女学生呢？她们知道你写了她们吗？纳菲西：知道的，我都和她们说了的，她们也知道她们自己是书中的哪一位，只是外人看不出她们是谁。问：这会给她们带来麻烦吗？纳菲西：她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就有过麻烦。一般只要她们停止活动或是抗议，就不会再有什么麻烦，如果总是从事什么活动不停下来，那就麻烦了……你懂吗？其实这些学生并不知道什么是独裁。她们只是觉得不能对人的生活进行限制，无论是生活在伊朗还是其他国家，是不能禁止人们爱生活，禁止人们热爱阅读，享受生命等。所有这些归根到底其实就是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问：你在《我所缄默的事情》中提到过，你的祖母见证了1905-1911年伊朗宪法革命，你母亲还在国会工作……纳菲西：伊朗实际上是中东第一个立宪的国家。从我祖母那一代人开始，妇女开始为自由斗争，谈论自由。那一代妇女为更加开放的社会而战斗，从那时起，伊朗妇女开始外出工作，开始开会，开始谈论妇女教育问题。到了我母亲那一代，就更自由了；到了我这一代的时候，一下就回去了。所以我很是为我女儿痛心，她没有见过自由……问：我在你这本书里，不仅读了当代伊朗百年史，更是一部伊朗妇女史、文化史。纳菲西：我努力想做到的就是将个人史融进文化史中，告诉读者伊朗的生活是怎样的。问：你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第一章叙述了纳博科夫《斩首之邀》，尤其是最后，辛辛那图在行刑台上念着神奇的咒语，对抗外面的世界。这是一个比喻吧？纳菲西：是的，这个我是从纳博科夫那里感受到的。他的祖国，苏联，是没有个人主义的和个人自主性的。所以，纳博科夫非常明白谈论具体个人的意义，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谈论个人平等和个人独立。我喜欢他，把他用在我的书里，是因为艺术和文学作品可以让你成为一个个人，因为它们是在用你独有的语言和你交谈，这是极权社会所害怕的。民主的意思就是允许你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极权政权只想要一种声音，一种方式，声音越多，极权就越弱。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会可能出现改变。问：在《我所缄默的事情》最后一章中，你抄录了自己1997年7月23日那天写在笔记本上的一段话：“我反复幻想着《权利法案》中多加一条：想象的自由。我逐渐相信，若缺乏想象的自由或不受限制使用想象作品的权利，真正的民主就不存在。一个人若要拥有完整的生命，必须能够公开塑造和表达内心的世界、梦想、思想与欲望，并时常能在公众与私人领域之间进行对话。不然我们怎知自己存在过，有感觉，有欲望，会怨恨，也会恐惧？”什么是想象的自由？纳菲西：我总是认为想象和兴趣联系紧密的。因为你要想象，就首先会有好奇，有行动，去寻找人们谈论的东西是什么。想象就会让你和你从未见过的地方联系起来，当你在阅读美国或是阅读这些伟大的作品时，这个美国就不是政府所说的那个美国，而是一个人自己理解的美国。这时，真相是你自己找到的，而不是什么人告诉你的。因此，想象往往就是兴趣。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前美国不希望奴隶学会阅读，如果奴隶私自阅读，是会受到惩罚的。以前也有很多国家，妇女也是不允许接受教育的。因为一旦你学会阅读，一旦你学会想象，你就想要更多，你就懂得政府学，你会从别人那里学到很多，这就很危险。问：你在书中告诉过你母亲一个伊朗故事，妇女学会思考了就会变得“无耻”起来。纳菲西：是的，思考对人们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只要妇女一旦开始思考，就会想为什么男人会比自己更重要？他们和我有什么不同？我也可以挣钱，我也可以出门，我也很聪明……这样，妇女就会变得很危险，她们就会要求有自己的地位。这不是什么政治体制，很多人也是很独裁的。许多家庭就是男人对女人进行独裁，如父亲对女儿的独裁。问：难怪你爱问你的女学生：你是自由恋爱自己选择丈夫……纳菲西：哈哈哈哈，在伊朗我认识很多女孩，她们非常可爱也非常聪明，她们不允许和同龄男人出去，她们结婚不是因为爱而是不得不选择。在一些书中我谈论了这个问题，比如奥斯汀的小说。奥斯汀生活在18世纪的英国，她的小说非常具有革命性，她笔下的女主人公没有因为钱而结婚，而是与自己挑选的男人结婚。18世纪的英国是非常革命的，我想强调的是，我所说的革命性是个人的，我不是说整个世界，而是一个人。问：难怪你们要读奥斯汀。那你为什么给你的学生选择盖茨比和詹姆斯呢？纳菲西：你知道美国有很多自由也有很多不好的东西。盖茨比这部小说讲金钱如何使人腐化，让人自私贪婪，眼里根本没有其他人。詹姆斯的两部小说《黛西·米勒》和《华盛顿广场》，说的都是一个女人说不。问：那么洛丽塔呢？纳菲西：我在书中提到，亨伯特其实并没有看见洛丽塔。如果你看见我，我看见你，我们会互相尊重对方，不会想着改变对方，或是把你变成另一个你。但是亨伯特，他始终不能忘记的是他以前死去的情人，于是就把洛丽塔变成他以前的情人。这是犯罪。在极权社会，你就不是你，你成为他们想要的你，这就像是一种死亡。因此，我在谈论洛丽塔的时候，我就说这是极端卑劣的。亨伯特剥夺了她的童年、剥夺了她的未来。问：《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四部分有着内在逻辑？纳菲西：是的，每一部分是谈论自由的一个方面，在你的国家如何找到自由，不仅是政治上的自由权力，还包括个人自由和文化自由。我不太相信，如果我们不自我批评我们就可以获得自由。我们必须批判世界，同时反省自己改变自己。只要每一个人变化了，社会才会变化。问：你还有一本书《共和国想象》马上也有中文版了，你能介绍下这本书吗？纳菲西：很多美国人读了我的书，总是问我一个问题，在一个不平等的国家，也许你们需要文学。在一个民主的国家，还需要文学吗？我想告诉这些人，一个民主国家，若是没有对共和国的想象、民主的想象，也是无法存活的。在这本书中，你可以看到在美国，个人主义不是意味着挣钱，而是意味着个人独立。原载于《经济观察报》2015年8月30日
（面纱之下，她们用阅读抵抗世界——阿扎尔·纳菲西新书分享会总结）维舟张念原载澎湃新闻·翻书党【编者按】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伊朗作家阿扎尔·纳菲西讲述了一个秘密阅读的故事；在《我所缄默的事》中，她讲述一个动荡时代的伊朗家庭的秘密故事。维舟和张念在《我所缄默的事》（外研社，2015年8月版）的读书会上，从伊朗的宗教革命讲到女权运动，提供了从一个更开阔的角度了解伊朗。不妨从这里进入作者的语境：1979年之后，伊朗宗教立法，宗教法开始管着世俗法了。你可以想象这样一种生活氛围吗，有这样一个女人，她总是遇到一个人就问：你的婚姻有爱吗？为什么说《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是非常值得一谈的事情维舟：我先交代一些背景，首先我们作为中国人，为什么要看伊朗的小说，或者说伊朗人写的小说？其实伊朗有很多情况和中国不无相似。这个女性作家的家世非常显赫，她爸爸在1960年代是德黑兰市长，妈妈是前代国王的后人，又是伊朗最早的六位女议员之一。在伊朗国内，纳菲西一家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伊朗是中东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把伊朗大致想像成中国的民国时代，就是一个快速现代化，但是又乱糟糟的一个年代。与此同时又给了人们很多自由，当时的伊朗女性相对来说是很开放的。但是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有一点像中国的1949年，那个时候生活当中发生了很多的变革。纳菲西这两本书是从自己的家庭变迁来折射整个大时代，大概差不多100年左右的时间。另外一本是《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这本书出版的更早。在整个欧美西方地区，这种族裔文学比较盛行，比如可能是在英国的孟加拉人写的小说（例如莫妮卡•阿里的《砖巷》），或者是在澳大利亚的越南人写的小说（例如黎南的《船》），在美国的伊朗人写的小说，他们各自折射出自己的一些经历，当然这些作品可以给人带来一些对于某些时代以及个人命运的一些思考。纳菲西实际上是1955年生的，到1979年她在海外留学完之后回到伊朗，伊朗当时正经历伊斯兰革命。她回到伊朗之后，在德黑兰大学教书到1997年，德黑兰呆了大概18年后才去的美国。所以她的很多个人经历来看，应该说是相当的现代派，也是相当西方化的，她在西方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她的一些女性的观念我觉得是相当解放的，比如说对戴面纱的象征意义，她在这方面持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反抗观念。《在德黑兰读<洛丽塔>》里写的是她当时组织的阅读活动，在那个年代的背景下，这件事情的意义就不一样了。不一样在哪里呢？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力量介入到方方面面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公共空间是萎缩甚至是没有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说《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是非常值得一谈的事情？关键词是“德黑兰”，而不是说“读《洛丽塔》”。因为在德黑兰这个环境下——作者在《我所缄默的事》中也提到过——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她们把私人空间变成公共空间。比如说邀请一帮朋友到家里来，我们自己的家变成了电影院，变成了戏院，或者是变成了一个咖啡馆，一个沙龙的会馆等等。她就把私人空间给公共化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和艺术充当了非常重要的抵抗力量。所以她把这些反抗的东西给结合起来，如果说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文学和政治是没有这方面的政治意义的，没有反抗的色彩。但是正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有很多在我们看起来不太可思议的事情，比如有宗教检查、道德检查，比如说女孩子没有戴面纱出去逛街会被抓起来，女人穿牛仔裤这是违法的事情，包括家里打扑克、唱歌，电影也是不可以看的，因为电影上有很多的偶像——电影在沙特阿拉伯也是违法的，该国曾经发生过好几起火烧电影院的事情。不要老想着facebook，就说和伊朗很亲近，还有一个更加亲近的是，这两个国家都以自己的古老文明为自豪张念：接着维舟老师的话题。我们知道的伊朗，娱乐肯定是禁止的。我有朋友去伊朗回来告诉我，伊朗在晚上9点之后，他们所有的商店都要关门。然后女孩子9岁嫁人，一夫多妻制。我今天还特意到淘宝输入“伊朗”两个字，伊朗是不可以有店的，任何的货品不可以从伊朗出来，全都在迪拜，少量的伊朗的特产比如说玫瑰油，这是我唯一和伊朗身体经验上的联系，我使用过他们的玫瑰油，非常好。没有娱乐、没有淘宝、没有卡拉OK，这些都没有。听起来我们好像应该庆幸，我们在中国完全和伊朗是不太一样的。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我非常佩服这位作者。纳菲西的这两本书，甚至无法归入某一种类型。她所做的就是一种记录，我把这两本书称之为纳菲西作为一个流亡者的一种记忆档案。对于这种记忆档案，我们也不陌生，因为我们也有很多回忆过去（的作品），比如说像章诒和他们写了很多。但是纳菲西她的这种角度特别独特。我读了之后，甚至我会产生一种身体上痉挛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找到我们当代中国的一些生活经验予以它共证的秘密通道。这些秘密通道在哪里？我试着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觉。比如纳菲西的一种天然的女性主义意识，我觉得这不能说是接受了西方教育就有女性主义意识，这种性别立场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天生的一种天赋和能力。它不是意识形态的，也不是说有一个集权在压制我们，甚至她也不关心审查制度，她关心的是什么？是她特别独特的女性视角。这些女性视角都是从日常经验出发。我觉得这些日常经验也可以称之为文学，我们说是文学虚构的，实际上不是的。她的名字叫纳菲西，在纳菲西的世界里文学就是现实，她形成了一种对问题自有的提问方式。比如说，在伊朗这样一个非常宗教的地方，1979年之后，它的宗教法管着世俗法了，宗教立法。在这样一个非常保守的宗教社会当中，你可以想象这样一种生活氛围，有这样一个女人，她总是一遇到一个人就问：你的婚姻有爱吗？她老是喜欢问你的婚姻有爱吗？她的这种习惯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反感。哪怕是同样从英国回来的纳菲西的闺蜜都不能接受她这样的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她老是问别人，“你的感受是什么？”“你真的喜欢他吗？”这是一种纳菲西的日常用语。这种日常用语天然就有一种我称之为“文学政治”的立场，这是性别的。还有一点，我把镜头再拉远一点，伊朗的历史实际上和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像刚刚说的，是类似的。这种类似是什么呢？比如说伊朗是1905年就开始宪政和共和了。你看和我们中国的时间是比较接近的。然后就有他们称之为“白色革命”的事件，大概是在1935年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这个国家正式从波斯改称为伊朗。你们不要老想着facebook，就说和伊朗很亲近，还有一个更加亲近的是，这两个国家都以自己的古老文明为自豪，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古老文明和传统而自豪的这两个国家，会有一种共同的文化反应。比方说，你在谈爱情的时候，是不是过于西化？你讲的“民主”是不是美国式的民主等等，这些话语我们是非常熟悉的。那在伊朗，他们以同样的语气在说同样的话：“为什么人家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你认为不一样？”“你是不是接受了美国的西方价值观？”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今天还会有，我们还会被这样的质疑所包围。我想这样的一种相似性，可能就是基于自己古老文明的一种自豪。我们看电影《一次别离》，那电影非常的感人，因为这里面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他们就是被生活的烦恼所纠缠，他们不快乐，但是他们的道德上没有任何的问题。那问题出在哪里？你看那个男主角说，我不愿意去美国，他也没有和妻子有太大的价值观的不同。他妻子说我要到美国让孩子有更好的教育，这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的年轻人为了孩子移民美国一样的道理。但是男主角有一个坚持他的理由是“我是波斯人”，注意他没有说“我是伊朗人。”在伊朗的今天还有这种古今之争，就像我们的“国学热”一样。实际上在心理层面上，我们和万里之外的遥远的伊朗是非常接近的，我们的汉语读者更应该读懂当中的微妙的东西。所以他们称之为白色革命，实际上他们已经进入现代化了，伊朗当时开始大量的经济发展，大量的基础设施的投入。这很像我们改革开放之后的邓小平时代，大量的基础设施投入，大量的现代化，然后整个社会更加世俗化。比如说，改变婚姻法，规定女孩子18岁结婚，以前是9岁就嫁人，白色革命实际上是巴列维王朝下的一种现代化的革命。所以实际上伊朗的精英阶层是更早、更全面地接触西方，当时他们都是出国留学的。宗教革命之后，伊朗仍有最强悍的女权力量维舟：在中东地区和中国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像伊朗这样的国家，它当时经历过一种我认为是“反动”的革命。比如说土耳其也是一样的，土耳其曾经在凯末尔时期曾经有一段时期是有过西方化的现代化时期。伊朗的第一代领导人和凯末尔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比较世俗的，而且他们对于宗教采取了一种非常蔑视的态度，像凯末尔酗酒、打扑克，这在伊斯兰教来看都是不可饶恕的。但是在那一段时间的西化和开放的这个浪潮之后，然后又来了一个反扑，在土耳其的很多女性也是这样的，到后来变成了经历了现代化之后，他们又退回去了，女性开始自愿戴起面罩来了，这就好像往前进了两步又往回退了一步。张念：对，像今天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加保守了。我觉得在伊朗大量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后，它的软件没有跟上。纳菲西的父辈和自己的成长阶段都是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刚刚讲到的巴列维王朝，他们领导人的这种自信是建立在波斯文明的基础上，反而对现代化是犹豫的。因为真正的自信应该是一种开放的心态，你看他GDP也是常年保持在10%-12%以上，但是有一点，就是集权和一党制。你们可以开淘宝，你们也可以娱乐，女人不用戴面纱，可以喝咖啡、红酒，和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政治上是一党制的，是家长制的。这就会引起一些人的反弹。1979年的时候伊朗革命，当时所有的西方知识分子都说，这是赶走了一个暴君。没有想到，后面霍梅尼来了之后，这是不可想象的。我觉得历史就好象是科幻的一样，没有一个历史理性的逻辑。还有一点就是让我非常吃惊的就是说伊朗的女权运动。因为现在女权运动，包括女权学术的主要话语方都是在美国，所以我们很少听到伊朗的女权运动。我看到纳菲西写的一些背景之后，我非常的感动，伊朗人有最强悍的女权力量。为什么是强悍？因为伊朗的女性在为女性争取权利，哪怕是想摘下面纱的权利都是以生命为代价的。这是非常恐怖的，我在中国说我是女权主义者，我在伊朗女权主义者面前我是羞愧的。她们非常勇敢，她们曾经在白色革命期间为女性争取权益，后来到保守势力反扑的时候，所有的女权主义者被装在麻袋里面乱石砸死。因为这些保守派认为，为女性争取权利的女人是不洁的，我连刀和枪都懒得碰你，就把你闷在麻袋里，用石头砸死。但是这样并没有吓到伊朗女人，今天为女性争取权利的女权分子依然还在运动。包括纳菲西为了保护她的学生，她的书里面用的都是化名，因为她们的斗争还在继续。所以说我们在这样一个维度上，这样一个表面开明的、现代化的（社会），看似拥有一切的人对自由的感受是不是真实的？我觉得纳菲西作为一个文学教授，她才是真正的一个伟大典范的文学读者。什么意思呢？你看她曾经说过：我们设法活在开阔的空间，活在已成为我们保护壳的起居室，和屋外审查官——审查官我们不陌生，我们依然还有审查官——这个妖魔世界所形成的漏洞，这种缝隙是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阅读，我们在接触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往往以为我在读一本文学作品，这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安娜这样就死掉了，比如说我读艾玛，我为她感叹一下，说这个女人很作。不是这样的。在纳菲西身上，体现出的是个人把阅读作为一种行动，就是你读了一本作品，你的阅读有没有在你身上发生一种循环，这是一种能量的循环。而不是说我有可能看一个小说，打发时间，然后我合上书了这一切就和我没关系了。如果说阅读在德黑兰，在缺乏自由的社会当中，阅读是一种冒险活动的话，纳菲西的作品就是告诉我们，在阅读冒险之中的生存守则。如果说阅读一种冒险的活动，纳菲西在书里给我们提供了两个非常典范的生存守则。你看艾玛也是，我们知道福楼拜的艾玛也是被阅读“毒害”的，很多人觉得艾玛每天在修道院里面读罗曼史，对生活有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实际上不是的，我觉得艾玛非常棒。在19世纪的艾玛虽然死了，但是她死得很健康，健康的女人被福楼拜宣判死刑，因为福楼拜写的是是一种像手术刀一样冷酷的东西，这是文学的政治。她们必须死，她们必须作为一种悲剧的力量去指引人。如果说没有死的话，19世纪的女人在哪里？全都得是精神病，去找弗洛伊德去了，压抑和精神分裂。如果说你读了一本小说，它触动你了，你不想成为书中的那个人物，你就会成为精神分裂。《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这个书名本身就是是一句句子，我们来看在这本书里纳菲西选的几部作品。纳菲西通过《洛丽塔》考验自己身上的自由意志，她对性别天生敏感，不是因为她受西方教育而产生的一种敏感，这种敏感是与生俱来的。她读了奥斯汀之后，老是见人就问：你结婚了，你们有爱吗？我们去参加人的婚礼问到这个问题是很尴尬的。她只能自我宣称有爱。那么实际上这个事情发生在她自己的身上，比如说在她的第一次婚姻当中，她没有大谈那些观念，什么女性要自由、解放，要选择自己的爱人。她自己是从精英家庭出身的人，本人也是一个大美女，肯定有众多的追求者，当一个男人向她结婚的时候，基本上她觉得这个男人也没有什么缺陷，她甚至会想到简•奥斯汀小说当中的某一个男主角。这就是文学，你不要以为你和文学没有关系，当你接吻的时候，你脑袋里面肯定想着某一个文学片断。这就是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嘛，当你写情书，你如何向对方表达你的爱情的时候，肯定背后有一个文学的形象，或者是在你的潜意识里支撑你这样做。她就把自己放在简•奥斯汀的角度去看，她第一次新婚之夜的性行为是失败的，这不是观念，而是她的身体抗拒。在描写她的第一次新婚之夜，她说她就感觉自己像被强暴了一样。“又一个有才华的女性被浪费了”：国家的历史在个体身上发生的冲突维舟：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下，假如说纳菲西这样一个人，她作为一个女性意识非常强烈的知识精英分子。假如说她的生活没有这些文学作品可以读，那她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对她生活而言是无法想象的，因为这是她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来源。其实叛逆本身是一个自主意识比较强烈的表现。她为什么叛逆呢？她的爸爸虽然有婚外恋但也是因为自己的婚姻不幸福，她的爸爸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爸爸；她的妈妈性格上有点专横、很难相处。但是她从她妈妈身上看到了很多的影子。她妈妈是国王的后裔，家世十分显赫，由于从小所受礼节的约束，在她妈妈看来，放纵自己去享受快乐是一种罪恶，所以她对自己不是很诚实。她的妈妈在跳舞上是很有天赋的，可是她不跳舞，因为她很骄傲于自己克制自己的能力。这些东西就导致女儿有点叛逆的倾向，因为纳菲西觉得应该诚实地对待自己的生活。纳菲西在书里面反复提到一句话，就是她妈妈的闺蜜经常会说到一句话“又一个有才华的女性被浪费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当时的伊朗，有一些女性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她发现没有办法继续这样的生活、在当时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情况下，很多人认为一个女性，比如说你受到了一定的教育之后，你还继续深造的话，通常来说或者因为你长得比较丑，或者是嫁不出去的，他们有这样的观念。他们会认为如果说女性受到良好的教育之后，她就会变得放荡，是有这样的社会舆论。有很多人明明是相当有天分的，但是她没有继续成长，而是去嫁人了，所以她的才华很早就被浪费了。这类似于中国传统上所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有的人受到了良好教育之后，主动选择了传统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纳菲西非常反感的事情。而且当时伊朗的社会环境可以说对于她们这一代人来讲也是比较挣扎的。你可以把她们这些人的个人生活看成是这个国家的历史在自己身上发生的冲突，这种传统和现代、西方和东方的冲突出现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另外一本书《我在伊朗长大》，后来被拍成动画片，这本书和纳菲西的作品其实有点类似，也是一个伊朗女性写的。她在伊朗本身是一个比较西化的女孩子，但是在奥地利留学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毕竟是来自于一个“连接吻都被视为性行为的东方国家”，所以她就觉得自己和西方的同学在一起，不是很自在。她有一段时间非常痛苦，最后她回到伊朗之后，和纳菲西一样，她一开始也是一个不幸福的婚姻，最后才找到幸福。这里头有很多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女性主体意识怎么样确定的过程。而且这代人为什么会经历这么多的痛苦和挣扎，我觉得也是因为她们是从传统的桎梏当中解脱出来，首先开始承受这种双重压力的。而且怎么讲呢，也是因为伊朗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剧烈的变革，就像急转弯一样。我们现在印象当中的伊朗都是比较传统的神权政治国家。但是在伊朗在1979年之前是一个非常西化的国家。可以这样说，就是美国在二战之后，曾经有丢掉过三个重要的国家。在美国曾有一个著名的争论，就是谁丢掉了中国（Who lost China），但不止是中国：1949年丢了中国，1959年丢了古巴，1979年丢了伊朗。伊朗在1979年之前，是中东仅次于以色列的一个非常亲美的国家，然后从一个亲美国家突然之间变成了中东地区最反美的国家，这是非常急剧的转变，其实和中国1949年的转变差不多。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美国和这三个国家都有差不多二三十年关系非常差的时期，和古巴的关系也是前几年才刚刚好转一点。你能够想象，在这种变化当中，对人的精神状态造成了多大的影响。我觉得有一点值得思考，这两本书都是由女性来书写经历，为什么是女性呢？这是很特别的，我后来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在引导这个社会的结构当中，女性的作用非常特别。纳菲西的爷爷这一脉是伊朗的一个少数派叫谢赫派，不是主流的什叶派。纳菲西后来的丈夫又是属于巴哈伊教的，一个在伊朗被禁止的异端教派，经常被镇压。所以纳菲西虽然出身名门，但她的多重身份都是边缘的身份：女性、少数派、异端。也是因为这种边缘的身份，她才更加敏感地感受到主流的压力。社会的自由度都是取决于这个社会对一些边缘群体的影响，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可能更加敏锐地感受到这种改变，包括她的爸爸，突然之间从市长莫名其妙地被关到监狱里面去，关了30多个月才出来。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女性可以从自己不同的境遇下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她可以感受到这种认同感，或者是对自己的主体意识有更强烈的感受，我觉得对她来讲文学和阅读是一种必需品，生活当中如果说没有这些东西的话，真的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完全荒芜了。精英阶层第二代，怎样反省上一代知识分子的虚伪张念：我觉得纳菲西的这种反省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她整个在厘清她更像爸爸还是妈妈，这对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她一直观察她的母亲，她母亲也有王族的血统，是第一位国会女议员。但是她说她母亲仇视这一切，不是说去把这个事情当成事业，她是为了展示自己。她是为了一种虚荣心或者是感情用事。比如说她不懂政治，她有一些非常小女人的东西，非常小女人的那种意气用事的东西。比如说她具体写到一个政治事件，因为她母亲的失误，搞得她父亲很难收场。比如说送她的女儿去英国读书，她认为就好象是买了一个LV包，她说你看我们家女儿和你们家女儿不一样，就是为了展示一下，她送女儿去英国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优越感。包括她还观察她从政的父母，她说她的父母亲一方面鄙视有权利欲的人，讨厌权利、野心和贪婪。但是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是足够自信的，因为基于自己对道德的自信，他们有那种“我应该拥有权力，因为总比其他更差的人拥有这个权力更好”的感觉。因为当时伊朗的现代化改革，同样也是腐败滋生，和中国的腐败滋生是差不多的，包括连慈善基金、补贴，补贴到老少边穷的慈善救助基金都有人贪腐。所以她父母亲另一方面又觉得，我自己虽然处在权力网当中，但是我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他表现出了他父母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虚伪性。我觉得这是女性主义的眼光，她是别样的视角，她不做正判断，不做对错，不是站在某种立场上，她是活生生地和生命照面，她是有怜悯之心的，对人的困难竟如此的敏感。这样的一种基调我是非常欣赏的。维舟：她写出了人身上普遍的困难和矛盾性。我觉得这是人物描写非常好的技巧，而且她也敏感地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中东作家，就是萨义德写的那本《格格不入》。《格格不入》当中写到他的家庭的状况，他们也是少数派的，萨义德的名字就是一个西方人的名字，在埃及这个绝大多数信伊斯兰教的国家当中他们家却是信基督教的。所以他们是比较特别的，他们有特殊的身份，就像是自己国土上的“内部流亡者”，我觉得这对他自己的身份和政治的认同都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包括他的书名《格格不入》，处境上跟纳菲西的状况有相似之处。也因此，这样的人他们可以看出人身上的矛盾纠结的地方。我们可以感觉得到，纳菲西的父母身上都有悲剧性的因素。她非常敏锐地察觉到这些悲剧在哪里——在很多时候那往往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张念：还有白色革命。因为他们家庭接触的都是精英阶层，都是文学批评家、教授、作家或者是报社的主编、外交官。他们那种莫名其妙的脆弱性、政治上的幼稚会不经意的透露出来，这个非常有意思。维舟：她书当中也提到，在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这个神权国家，掌控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一个是学术，一个是文艺这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直到后来很长时间，仍然是世俗派的精英把控的领域。这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点，他们有自己一个特殊的圈子，这些精英在精神上不受神权政治的控制，也是因为这一点，成为和国家力量之间撕扯或者是争夺的一个焦点。张念：现在还在继续。
澎湃新闻：为什么会写下《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纳菲西：与其说是作家选择了写作主题，不如说是这些主题选择了作家。我的某个经历、想法或某种情绪会牢牢抓住我，萦绕心间。我常常夜不能寐地思考这些，然后很快就想从各个角度调查并研究它，这是我开始创作的原因。住在伊朗的时候，我就开始对那时伊朗生活的荒谬性感兴趣。所有的公共娱乐活动被禁止，不许看未经审查的电影或戏剧，妇女必须以统治者所要求的方式出现在公共场合，跳舞、听音乐或阅读未经审查的书籍都属于地下活动。这已经不再波及政治，而是侵犯人们的个人生活。所以在我的日记中，我开始写下一些事情，如去德黑兰的派对，在德黑兰听《吉普赛国王》、在德黑兰恋爱以及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我想写一本关于所有这些事情的书，但是不可能在伊朗写。所以我来到美国，发现很少有人知道真实的伊朗是什么样子，不仅不知道伊朗政权，也不知道伊朗人民和文化。我希望写下这本书去督促人们关注伊朗的真实面貌，讨论普通伊朗人的非凡勇气。当然也有作为回忆的意义。我母亲逝世于2003年，后一年我父亲也去世了。生病期间，我无法回伊朗陪伴他们，之后也无法回去悼念他们。我觉得我和他们的对话中断了，再也没有机会去完成对话。所以我想写下这本书，某种程度上也是和他们以及我的祖国告别，把我的悲伤、痛苦和爱转化成对他们以及他们生活的庆祝。我们爱别人，不是因为别人没有犯错，而是哪怕犯错我们也爱他们。对我来说，我尽量真诚地去写作，去打破伊朗人小心翼翼不透露自己信息的禁忌。澎湃新闻：《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为什么会挑选洛丽塔、盖茨比、詹姆丝和奥斯汀来表达不满？纳菲西：我选择这些书不是为了反抗什么。我认为文学比政治更恒久、更颠覆也更重要。文学是恒久的，但政治是短暂的。我认同纳博科夫说的“政府来来去去，唯有天才长存”。我想说一个故事，故事里的普通人如何在最压抑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下反抗压迫、与世界沟通并发现可以自由思考和想象的新空间。我选择的书是我已经教过的书，带有我想要描述的现实特色。澎湃新闻：洛丽塔的意象与伊朗现实之间有怎样的关联？纳菲西：和其他的文学巨著一样，《洛丽塔》有很多层次和意义，但它想表达的核心意思是，我们在生活中犯下的最大罪行是盲目地对待他人，将我们的梦想、偏见和想法强加于他人。年轻时候的亨伯特爱上了一个11岁的女孩，但是女孩很快去世了，他们的爱情从未得到满足。所以亨伯特一直在追寻逝去的爱，将旧爱的形象强加于洛丽塔身上，剥夺她的童年、未来和本可以拥有的生活。而有人也是将他们希望的形象强加于伊朗公民，特别是妇女，剥夺她们自由生活的权利。这些人反对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强制他们过一种同质化的生活，就像洛丽塔一样，伊朗人民也被剥夺了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机会。澎湃新闻：《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一书中，你似乎将文学泛政治化了。你觉得文学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吗？纳菲西：我认为，生活的很多领域是独立且相互依存的，所以文学与科学、哲学或经济学一样，与政治息息相关，也独立于政治。澎湃新闻：你的另一本著作《我所缄默的事情》中，你告诉过母亲一个伊朗故事，即妇女学会思考了就会变得“无耻”起来？纳菲西：“无耻”这个词是一种讽刺用法，是从一个传统男人的角度来说的，他无法想象女性和男性拥有同样的社会地位。他认为，一旦女性寻求与男性一样的权利，她们就变得“无耻”，因为女性的位置是在家里而不是公共场合。但是他也很聪明，知道阅读和写作的能力、了解世界的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引导女性了解她们不知道的东西，寻求选择的权利。澎湃新闻：你离开伊朗也有很多年了，现在对伊朗有一种怎样的感情？纳菲西：我觉得我离开了伊朗，但是伊朗从未离开我。我想念这个国家、人民和语言，我想念冰雪覆盖的山脉和茉莉花的香味、新鲜面包的味道，想念童年的街道和我的亲戚朋友。但是我也知道自己很幸运，因为我们称为家的东西，以及任何属于我们的东西都可能被带走，所以我们需要将记忆储存下来，而一个国家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它的文学和艺术。我很幸运，因为我有记忆，有我最喜欢的伊朗诗人和作家的书，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将这些从我身边带走。澎湃新闻：两本书的创作是否给你自己带来一些麻烦？有伊朗读者质疑你亲美或者背叛伊朗吗？纳菲西：伊朗政权及其拥护者不喜欢这本书，他们认为我不应该批评伊朗体制，但是伊朗人民特别是年轻人很喜欢它。他们对我说，伊朗人影印了书的副本来看。当然我相信，有些人也不仅仅是喜欢它。澎湃新闻：《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你七名学生的近况你知晓吗？是什么样子呢？纳菲西：阿金在北加州。她继续深造，现在是心理咨询师，已经结婚了。她对我说，和前夫离婚的时候，前夫带走了女儿，不让她见女儿，伊朗的生活如果没有女儿的陪伴，她难以忍受，所以她决定永远离开伊朗。玛荷希待在了德黑兰，据我所知还在工作。雅西来了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又回到了伊朗，恋爱结婚了，她教书也写作。玛纳和尼玛也来了美国。密特拉和她的丈夫在加拿大，而莎娜姿在德国。澎湃新闻：你的新书《共和国想象》中文版即将发行，能谈谈这本书的内容吗？以及你今后的写作计划？纳菲西：《共和国想象》是《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姊妹篇。《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我写了在封闭和压迫社会中的一个想象力的角色，在《共和国想象》中则是一个在像美国这样民主和开放社会中的想象力角色。我讨论了今天美国面临的问题和危机，也批判了美国现有的教育制度，教育的高成本，以及如果我们从学校拿走艺术、音乐和文学会发生什么。我讨论了在什么情况下，想象力和观点对建立真正的民主有用。我讨论了一些伟大的美国小说，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开始谈起。三辉君注：原文中纳菲西新作The Republic of Imagination中译名为《想象共和国》。转载澎湃新闻，原标题为《纳菲西：关注伊朗的真实面貌，讨论普通伊朗人的非凡勇气》，原文链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44096

精彩短评 (总计40条)

“最优秀的小说总是逼我们质疑平常被我们视为理所应当的事，质疑着看似不可改变的传统与期待。”
只要内心的自主思想还在反抗还在坚守，那么就不会随着虚伪的构建一起崩溃。
这个书最精彩的部分是文学评论。伊朗不仅有文艺青年，而且有摇滚乐。。。
真是让我着迷的一本书，在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审判”中，莎琳对尼亚纪发起的那番强有力的辩驳简直要让我跳起来。
刚刚看完，书中描写的女性生活很令人震惊。对于女孩来说最爱就是漂亮吧，没想到在伊朗读书，不止要裹上厚重的罩袍把知自己裹的严实合缝，就连略微鲜艳的衣服、发型、化妆品、袜子的长短……所有可以动手打扮的东西通通都要经过审查，判定标准，还动辄会因为看来微不足道的理由被劝退甚至关进监狱，简直是年年高考复读班的节奏。男子的尊严常常是自大懦弱地建立在对女子的傲慢与束缚之上。
一名伊朗贵族的生平。
自觉为失败者，作品相关一是堂吉柯德一是索尔贝娄，另《斯通纳》也有谈及；
留著終章本打算在德黑蘭讀完，然而卻又原封不動帶回上海，這才合上最後一頁。在此處的「讀」與在彼處的「不讀」，都是為了想象的自由。
不管以什么名义统治的极权本质上是一样的，形式上也大差不差，洗脑，禁锢，谎言，恐吓，杀戮，限制自由…阅读是避难所，是达到精神自由的路径，好的文学作品是有一定救赎作用的。
伊朗女性的发声，经历这个国家的自由时代，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然后离开故土，很难再回去：我们的革命，以人民共同的历史使命出师，又以梦想为借口，毁了我们的人生。尤以【盖茨比】和【詹姆斯】两篇最佳。
超乎预期的阅读体验，触及到我自己未曾意识到的‘病毒程序’，到底没辜负如蛆附骨的意识形态教育。
很久没有连续看一个人的两部作品，期待她的第三本书。
我喜欢她对斩首的邀请的评论
一开始是秘密读书会的氛围令我着迷，后来演变成超越了地域和时代的共鸣。“以阅读来记忆”，记住的是艺术的教养，是个人保持自由的方式。
纳菲西的一本回忆录，记录了她在伊朗十几年的极权体制下的生活点滴，身为一个女性和一个独立的人，“对抗专制并非一场政治之战，而是一场生存之战”。无论在那个地域那个国家，极权体制的荒谬性，都是相似的。
精彩。读前以为是一本“通俗化”了的文学批评书，比如《文学部唯也教授》之类的，读了之后发现也有更私人的记忆部分，感受到了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一些共鸣。当然涉及文学批评的部分也很有意思，比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控告《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一场有趣的“公诉”，看得整个人都燃起来了。
除了有点装逼，其他非常好看：“穆斯林男子不管有钱没钱，都希望娶个九岁的处女做太太，这是举世的真理——简奥斯丁。”
一份课程，串联起动荡的时代，是阅读记忆，也是人生历程。脑海中数次回想起《我在伊朗长大》的画面，世界之大，有人曾这样生活着。
这种偏纪实风格的小说我还是第一次读，对平素还是更喜欢读纯小说纯散文的我来讲，这本书的确不算易读。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整个阅读过程也并没有我想象之中的那么难，基本上在两天之内读完了，也顺手写了五六页的笔记。虽然有时候有点困窘于纳非西浓浓论文感的语句（当然可能这与翻译也有一定关系，不过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译本很棒），但更多的时候还是惊叹于她充满张力的比喻和论述，以及深深感动于在当时的那种极权氛围下的伊朗社会，作为一名大学教授的纳非西强烈的责任意识和爱国情怀。书籍永远能拯救我们，不论是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还是任何人群。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其实和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读洛丽塔都无异，只要作为读者的我们能永远保留向往同那些作品产生共鸣的渴求之心，我们的阅读都将会永恒定格成记忆。
伊朗行阅读材料。断断续续，没太看得进去。文学评论的部分较多，要先读过这些书籍才能更有体会。择日重读。
以为是文学课堂笔记，读完发现是对政教合一的极端政权的讽刺和揭露，面对周遭几乎令人窒息的压抑氛围，转而追求想象的自由，努力维系内心生活的安宁
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抛开形形色色的外衣，极权主义的核心与手段其实惊人地一致。旗号大相径庭，但人性之恶却如出一辙。顺便，最喜欢纳博科夫的那句话：“好奇是不服从最纯粹的形式。”
在微信看到这本书的推荐，想要了解德黑兰，了解伊朗这片神奇的土地，所以买了这本书。
1.我喜欢诚实的作家，喜欢看到作家的自白。 2.魔术师毫无疑问是一个实用（对朋友而言），可悲（对自己来说）的人物。就像村里唯一的剃头匠一样。
先读的《想象共和国》，然后是德黑兰读洛丽塔，发现伊朗在纳菲西身上，在共各国那本书上像个影子，而在洛丽塔这本上，就是个实体，伊朗的现实已经超过了作者所读小说的虚构性
喜欢纳菲西的课堂“乌普西伦巴”！
我是相当喜欢这本书的调调的。喜欢到之前没有看过亨利詹姆斯的书，看了这本过后我就去把詹姆斯的买来看。有人说阿扎尔纳非西是巴列维余孽，我喜欢她就是民国余孽。是就是咯，有什么要紧。
非常棒的一本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陌而神秘的波斯王国......
以读书这一行为本身，和所读之书中所传达的思想，共同构筑了对抗艰难环境的坚实壁垒。读书这件事的意义，远不止是一种获取知识的途径或生活度日的方式，更是一种忤逆反骨的生长姿态。
慢慢的读出一些味道，对于Lolita和盖茨比小说的解读非常的不错。伊朗的集权环境也有了一些了解。大环境和小说解读的融合也很自然。
写的真好，非常好，太好了！
重读
不错的一本书
描述有些脱力了。我喜欢书里描写审判盖茨比的情节
不好读，但舍不得放下，纠结。
想要控制他人的人生大概是世间邪恶的极致了吧。
无论眼下的世界如何，我们还有想象的自由~
如果说出生在你国时下签的话，出生在伊朗简直是下下签了。作者对洛丽塔的解读很有意思，亨伯特试图按照自己心中的形象去改造洛丽塔，这种行径与老大哥如出一辙。在一个极权社会，保有内心的自由依然是可能的。
同事们刚从中东欧旅行归来，途经德黑兰转机，纷纷惊叹于外国女士哪怕只在机场停留不久也要戴上头巾、浑身包裹的规定。读完这本以作者的文学课堂为线索的伊朗生活史，更惊讶的是原来并不是自古如此。差不多不过半个世纪之前，伊朗女性还拥有着和现代人相差无多的自由和权利。从女性可以入职内阁到涂指甲、在走廊上奔跑都要被处罚，这样大倒退式的社会发展中间，起作用的依然是流血战争和躲在宗教面具背后的利益政治。很窒息了
文学评论部分打算以后重读。读书最好的事情是可以了解到在世界另一边是过着这样的生活。已买同系列的另两本书，除了毛姆和哈勃李，这是我另一个看完她一本书之后还想看她写的另几本书的作者。其实更好奇伊朗为什么变成这样，为什么伊斯兰教这样极端。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8条)

精彩短评 (总计40条)

类似图书

相关图书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