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拉》书评

译序：刘佳林：你是我的面具

“一切深刻的事物都热爱面具。”尼采说。如此而言，1923年5月8日或9日，柏林的一个慈善舞会之后，戴着黑色绸缎面具的薇拉（Véra）跟纳博科夫在栗树成荫的运河边约会，意义就非比寻常。薇拉、纳博科夫或者说VN的故事从这里开始。面具是这个故事的关键词。　　娴于叙事的史黛西·希夫（Stacy Schiff）在《薇拉：纳博科夫夫人》(Véra: Mrs. Vladimir Nabokov)开篇就将我们带进了这个场景：其时，男主人公还沉浸在退婚的痛苦之中，仰慕这位年轻诗人的女主人公据说主动安排了约会，并且可能还当面背诵了他的作品，但自始至终她都戴着面具。接下去就是博伊德所谓的“完美无缺的文学性的求爱序曲”：6月24日，纳博科夫在《舵》上发表诗歌《邂逅》；7月29日，纳博科夫的《歌》与薇拉翻译的爱伦·坡的散文诗刊登在同一版；9月，薇拉·斯洛尼姆翻译发表了最后一篇作品后，这个译者名彻底从出版物中消失。1925年4月15日，她正式成为纳博科夫夫人。　　　　面具始终伴随着薇拉。她给布拉格的纳博科夫写信时用的是化名“伯特兰太太”，她在美国大学生眼里是一个助教，她代纳博科夫写信反对某个俄语教师入职时，自称是康奈尔的一个秘书“J.G.史密斯”，更多时候，她躲在纳博科夫的名字下跟出版商书信往来。甚至她的那一头秀发也来成全她，二十五岁时就开始变色，三十多岁时变薄、变灰，四十多岁时已经是一头珍珠色，与那张依然年轻的面庞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位形容俏丽、衣着得体、举止优雅的犹太女子也喜欢向镜中凝望，但她在镜子中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丈夫的形象。如她翻译的第一篇和最后一篇爱伦·坡的作品标题所示，她喜欢在纳博科夫的“阴影”中“沉默”。或者，如希夫所说：“她在面具中最舒适，她反光到别处时最自在。这个月亮不是贼。”　　“太阳是个贼，用他的伟大的吸力偷窃海上的潮水；月亮是个无耻的贼，她的惨白的光辉是从太阳那儿偷来的。海是个贼，他的汹涌的潮汐把月亮熔化成咸的眼泪。”《雅典的泰门》中那个愤世嫉俗的贵族控诉了天地间的三大名贼。这是一个贼的世界，但薇拉不是。自从发现了纳博科夫，她就认定他是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作家，她默默地守着这个朴素的、属于自己的真理，坚定不移地为此奋斗了六十八年。成就纳博科夫，是她一生的事业。　　在此过程中，她将自己隐藏得很好。她的父母事后才被告知，他们结婚了；纳博科夫告诉朋友他有了儿子时，朋友以为这是他惯常的玩笑，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薇拉怀孕的体态；一个跟她密切合作的译者说：“她是波兰公主，对吧？”她丈夫的学生认为她是德国的一位伯爵夫人。而在1955年1月3日纽约州汤姆金斯县颁发的持枪许可证上（希夫在正文中把日期搞错了，从复印的许可证推断，薇拉应该是1954年底申请的），她的职业是：家庭主妇。是的，很多时候她就是一个持家的女人。四处找房子是她经常做的事。每次搬家时，她会把纳博科夫打发得远远的，因为后者只会添乱。每当风雪过后，她总是一个人扫雪。纳博科夫嫌汽车旅馆吵闹，她会开车将他送到远离人烟的地方，将车泊在一棵树下，自己安静地走开。所有妨碍他写作的事，她都会为他挡开；所有有助于他写作的事，她都会乐于承担。婚后穷困时期，她常常做翻译、编纂词典，为家庭争取经济来源。相当长的时间里，她是他的秘书，替他打字，处理邮件。她是他的助教，为他准备讲稿，开车接送，帮他脱衣服，替他板书、擦黑板、分发材料、阅卷、接待学生。　　只是，面具后的这位女性不仅仅是一个家庭主妇、一个简单的帮手，否则她就不是薇拉·纳博科夫了。希夫喜欢选择脱离了环境的传主，比如做法国大使的美国人富兰克林，当飞行员却写了《小王子》的圣-埃克苏佩里，还有那个去了罗马的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这样也许更能把笔力集中于传主的性格，起码《薇拉传》是如此。在深入挖掘、研究各种传材后，希夫揭示了薇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她是纳博科夫的物质支持，又是他的精神支撑。流亡者本已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党同伐异、相互倾轧的流亡文学圈和被迫放弃母语写作的现实更使纳博科夫的文学道路变得崎岖曲折。薇拉对纳博科夫的艺术天才坚信不疑，在他经历丧父和失恋、最需要安慰的时候毅然走进他的生活，并全身心地支持他的写作事业，矢志不渝，忠心耿耿。第二，她是他的理想读者，是他、他母亲之外第三个能理解他每一个标点符号的人，以至于许多研究者都将薇拉看作重要的文献来源和理解纳博科夫艺术世界的锁钥，正是她指出了纳博科夫艺术作品中存在着“彼岸世界”的观念。第三，她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我们不但在马丁（《光荣》）的故事中读出了她的流亡经历，在克莱尔（《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的身上看出了她的影子，在《声音》中的一个女子、《天资》中的济娜、《瞧，这些小丑！》中的“你”的描写中发现了她细瘦的手腕和白皙的、露着青筋的皮肤，更重要的，她的出现改变了纳博科夫的创作取向。学术界一致认为，纳博科夫的艺术分水岭是在1924-1925年，纳博科夫的艺术风格有许多非俄国的特征，这无疑是认识薇拉后的结果。薇拉与纳博科夫有许多相似（比如听色的能力），但又有许多不同，纳博科夫喜欢回忆完美的过去，薇拉则喜欢展望未来；纳博科夫相信命运最终的仁慈，相信生活奇妙的花样，薇拉则坚持理性，坚持把一切掌握在自己手里。正是认识了薇拉之后，纳博科夫才在《玛丽》中让主人公勇敢地告别过去，走向新的未来，他本人也勇敢地开拓新的艺术道路，并使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在流亡界得到继承。正是薇拉对理性的热爱让他明白，他过去一味相信灵感是不对的，“如今我真正明白，在艺术中，理性是负粒子，灵感是正粒子，唯有通过它们的秘密联合才会产生白光，产生电的震颤，创造完美。”纳博科夫后来经常说到“科学家的热情和艺术家的精确”，这种说法直接来自薇拉的启发。因此，希夫说，纳博科夫的“书页中盘旋的不是她的形象，而是她的影响；她与其说是模特儿，不如说是缪斯。”第四，她是他的合作者。她描写过她抱着德米特里在欧洲的冬日候望火车的情景：“他那大块的婴儿身体发出难以置信的热量！”纳博科夫将这样的文字直接搬进了《说吧，记忆》。她不但建议纳博科夫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而且帮他做了大量的评注工作。那些未出版的、关于拟态的书稿完全出自她的笔下。她参与了《洛丽塔》的俄文翻译和《说吧，记忆》的修订，晚年又独自将《微暗的火》译成俄文。第五，“她既当锥子又当刹车，两者都同样优雅。”她在丈夫沮丧的时候给他激励，她命令想彻夜做一首回文诗的他去睡觉，她将他从对鳞翅目昆虫研究的沉醉中唤醒，她在他试图焚毁《洛丽塔》手稿的时候，阻止了他。纳博科夫在用下面这句话勾勒克莱尔时，心底想的一定是薇拉：“她的形象特别强大，差不多具有男性的品质。”　　　　是的，薇拉是一个带枪的女人，而且据说是神枪手。她的那支勃朗宁就静静地卧在粉饼盒和小镜子中间，但似乎从未真正使用过。“不过，这支从未开火的自动手枪沉甸甸地挂在以后的场景中，尤其是跟薇拉的无处不在、她的凶猛、她的异国情调、她的做派相连的时候。”手枪之于薇拉是面具之外的第二个标志，是她坚硬而强悍性格的形象化体现。早在逃亡敖德萨的途中，十七岁的薇拉就已经表现出了她的勇敢无畏，她为遭到侮辱的犹太人据理力争，最终令那些大兵彻底改变了态度，并学会了保护女人。她毫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在父母的情感纠纷中坚决站在父亲一边，支持父亲跟安娜·菲金（她的表姐）结合，并且终生与安娜保持紧密联系。她不轻信任何人，不依赖任何人，她对她的姐妹直言不讳，她断然拒绝奸商的无理要求，但对纳博科夫的艺术能力却从不怀疑，决不容许任何误解和轻视，甚至不惜因此与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反目为仇。她坚决捍卫自己的婚姻，绝不放弃自己的丈夫，哪怕像谣传的那样需要拔出枪来。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坚韧的品格，在《洛丽塔》的版权纠纷中不依不饶地坚持了十多年，在纳博科夫的阴影中默默地牺牲、奉献了一辈子。　　那把躺在手提包里的点三八口径的勃朗宁从未开过火，但纳博科夫却让它在他的小说里四处出现，并且最终凭借亨伯特的一记枪声惊动了整个世界，也让许多人对这个一夜之间名利双收的戴面具的女人又妒又恨。有些人声称喜欢纳博科夫的早期作品，认为恰恰是薇拉的干涉甚至威逼，纳博科夫才背离了俄罗斯文学传统。种族歧视、女人之间的嫉妒、传记家的捕风捉影、不同文学见解导致的误会与猜忌，给薇拉这副本已非常神秘的面具抹上了更多的迷彩甚至污迹。最极端的莫过于1973年日娜伊达·莎霍夫斯卡娅发表的《沙漠》。在这个短篇小说中，“瓦尔登”（其实就是纳博科夫的昵称沃洛佳）直到妻子去世后才明白，他原来一直生活在她专横的管制下，无论是作品还是人都失去了活力与灵魂，凝冻成了冰。最后，他畏怯却决绝地将她的照片扔到抽屉里，终于有了如释重负之感。这篇小说对薇拉的攻击是赤裸裸的，纳博科夫的妹妹叶莉娜·斯科尔斯基读到后非常愤怒，立即回信反驳。她预言，有着真正的贵族气息的薇拉不屑于关注此事，免得抬高那篇又臭又长的文章的价值。但叶莉娜还是低估了薇拉的漠视——后者反过来责怪她多管闲事地为自己辩护。薇拉的坚硬与强悍再次得到证明。　　这种坚硬有时甚至给人一种冷酷的印象。纳博科夫去世时，薇拉冷冷地拒绝了旁人的安慰，她严禁她的小姑子哭泣，并在安静的纪念仪式上请一个家庭成员不要拥抱她。希夫的文笔真叫干净而有致：“五十多年来，那副面具她戴得很好；现在没有理由摘下。不过，也没有理由认为，那副面具就是那张脸。贝弗利·卢听到消息后，立即打电话问薇拉，是否愿意她飞到瑞士来。薇拉语含感激和安慰地说，愿意，很愿意。卢再次见到她时，她流泪了。7月2日，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天，黄昏时分，德米特里开着蓝色的法拉利送母亲从洛桑回蒙特勒。薇拉静静地坐了几分钟，接着说出了德米特里从母亲嘴里听到的唯一一句绝望的话：‘我们租架飞机撞了吧。’”　　一个七十五岁的妇人，感情这么硬实，这么斩钉截铁，已经不是“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所能概括的了。　　　　但除此以外，我们看到的薇拉都始终活在面具之下，不过不再是第一次约会时的那副狼面具，而是她重新打造的“VN”——它是Vladimir Nabokov的缩写，也是Véra Nabokov的缩写。她也许是希望把自己彻底融进纳博科夫的世界里，或者希望纳博科夫与她成为那唯一真实的数字：一。因此，希夫情不自禁地在一个脚注里猜想：“毫无疑问，她觉得最能够接受的传记叙述一定跟《微暗的火》索引中谢德夫人的条目一样：‘希碧尔·谢德，S之妻，到处可见。’如果她看到博伊德第二卷薇拉·叶夫谢耶夫娜·纳博科夫的条目，一定会不寒而栗，那个索引很长，以‘劝纳博科夫不要烧毁《洛丽塔》’始，以‘纳博科夫书信作者’终。”但在《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的正文中，薇拉终究是一个配角，因此，博伊德给她一个长长的索引是合适的。而希夫既已猜透了薇拉的心思，知道她喜欢活在不为人知的地方，又何以要把一个面具、一个注脚、一个索引性的存在演绎成一部四百多页的厚书呢？也许，希夫天才的叙事技巧、过人的分析能力和洗练清澈的文字素养是她可以这样做的唯一理由，她知道怎样讲故事，知道怎样让故事走向深刻。给她两个单词，六个字母，一个尖音符，她就能给你这样一段文字：“她的名字比她活得久长，就在那些如此完美地概括了生命主题的题献页上，挨近后面的作品，又保持着充满敬意的距离，那是她丈夫的奉献，自成一行，简洁明了，亦如纳博科夫写下的一切。四周是深沉、惬意、无尽的空白，她就在那里——在闪光的智慧之桥的一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览无余地藏着。”　　希夫在这里解读的是纳博科夫每部作品开篇前都会出现的那一行字：“To Véra”。喜欢面具的薇拉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位置，她就那样悄悄地、让人熟视无睹地伫立在纳博科夫每部作品的前面。　　纳博科夫喜欢她的这种姿态，他说——你是我的面具。 　　 2011年5月20日于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2011年7月10日）

纳博科夫别传

薇拉是谁？这个反问句明显多余，书的扉页上说的很清楚：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夫人。但是我想问的是，如果她仅仅是纳博科夫夫人，值得这样大书特书，为其作传？文学史上有数不清的大作家，让人如数家珍，但是我们能记得住几个作家夫人的名字？当然，文学史上的女作家又另当别论了。她们能在文学上留名，正是因为不囿于当时的习俗和偏见，在男性荷尔蒙的天地之中，为自己挣得一份写作的权利。尽管如此，文学史上的大多数女作家的下场都不尽如人意，凄惨度日的大有人在。但是薇拉值得一书，与其说是因为她的文学天赋，倒不如说是，我们能察觉到她的文学天赋，但她偏偏甘愿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想，成为站在纳博科夫背后的女人。读史黛西•希芙的《薇拉•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夫人》的间隙，我一直好奇的一个问题是，女性主义者会如何解读薇拉。她是纳博科夫背后的女人，是纳博科夫的缪斯，是纳博科夫的助手，是纳博科夫的合作者，是纳博科夫的保镖，是纳博科夫作品的翻译者，甚至一度是外人认为的洛丽塔原型。她几乎承担了纳博科夫写作之外的任何琐事，甘心做一个埋没自己天赋的女人。做一个作家背后的女人，舍弃自我意识的成长，把丈夫的梦想当作自己的梦想来实现，这种爱情才是真正的低到了尘埃里。纳博科夫曾像大多数作家一样，毫不讳言对女作家的偏见。他说奥斯汀是只小猫，认为俄罗斯没有产生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他不鼓励自己妹妹的作家梦，他断言女性文学的格局太小，气象有限。而薇拉似乎也默许了这些偏见。她在晚年的时候仍然抱有这种对女性作家的偏见，说不喜欢奥斯汀，讨厌乔治•艾略特，认为玛丽•麦卡锡是邪恶的化身，伍尔夫的精神不正常，艾米莉•勃朗特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只能是勉强及格。但这番话明明是说给另一个年轻的瑞典女作家罗夫听的，此举是为了鼓励她写英语小说。希芙在写到这个情节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从一开始，薇拉就在罗夫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从她的话中，很容易看出来，薇拉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想，转而选择借助另一个人的才华对世界言说。”纳博科夫无疑是个天才小说家。他对语言的痴迷，对色彩的迷恋，对记忆的高度敏感，都在他的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洛丽塔》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是无疑是他最为成功的作品。从《洛丽塔》开始，我们可以用世俗的成功来定义他的天才。但是在《洛丽塔》之前，我们无法知道纳博科夫距离成功有多远。只有薇拉深信他的天赋，但是她也认为，让大众认识到纳博科夫的天赋至少还需要半个世纪，她甚至没有想到有生之年会看到这一幕的到来。《洛丽塔》之后他们再也不用四处借宿，求职，看人冷眼。纳博科夫再也不用教书备课，完全有时间进行自己的写作。按说这个时候，他们也完全有足够的条件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尤其是薇拉，她至少可以有闲暇去弥补自己以往的缺憾。但是在此之后，她把自己变成了纳博科夫的译者和文学代理人。这是个谜一样的女人。写出精彩的《纳博科夫传》的传记作者博伊德曾在薇拉的晚年与其交往很多，他认为如果选择写作的话，薇拉会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作家，但是她“更强烈地坚信纳博科夫的天资，觉得帮助他展现自己的天资，成就要比自己的写作更客观”。她服膺纳博科夫的天赋，于是甘心放弃自己的天赋。这样的一个女人估计会让多少男作家们艳羡不已。但是，同样，也会让许多女性主义者感到惋惜和可叹。想到很多我喜欢的女作家和学者，比如苏珊•桑塔格、莱妮•瑞芬斯塔尔、汉娜•阿伦特，她们的成功就在于打破了男性掌控的界限，但是这种禁忌的破裂也意味着把自己置于大众的反叛目光之下。我们敬佩这样的女性，但是仅仅是敬佩而已，敬而远之罢了，很少会喜欢。桑塔格虽然成为耀眼的学术明星，但是她的“出柜”事件显得意味深长，我总认为其中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换句话说，在孤立无援的男性世界中，只能女人们相互依靠。莱妮•瑞芬斯塔尔的悲剧在于她依附于全世界最有权势的男人，最终却为其背负世人的骂名。汉娜•阿伦特的例子最为特殊，因为她的恋人是大哲学家海德格尔。这个在哲学上有着极为远大抱负的男人，对他身边的女人却没有如此的远见。我印象最深的是海德格尔曾经对他的妻子如此解释他身边为何有这么多女人，是因为这些女人们都是他的听者，晤谈的伴侣，性方面的兴奋剂，他们都是在为思想的孤独吹拂着抚慰的气息。她们都是替代者，替代了海德格尔原本应该与大学生、助手和同事们的谈话。他想汉娜与他的妻子能和谐相处，想把完全不同的女人捆在一起，想“让所有的女人都作为背景各就各位”。但是汉娜察觉到他的导师根本无法给她幸福，她选择了远远离开，寻找自己的幸福和学术道路。男人都喜欢那些为他的事业勇于献身的女人，但女人们未必接受。她们的反抗视为我们这个世纪最为荣耀的反叛。但是如果有女人，如薇拉，甘愿选择成为一个面具，一个背景，一个缺席的在场呢，这又说明了什么？这里的吊诡之处在于，薇拉是自愿放弃了自己的天赋和选择，而以上的那些女人被迫做出自己人生的重大选择。她们之间的差别不是女人之间的差别，而是女人与男人，女人与这个对女性充满偏见的世界的差别。纳博科夫的小说中，我们很难看到善良的女人，她们一出生，就很快夭折。但是相比之下，他的妻子薇拉却是如此不同。希芙在书中这样评价：“在他们共同生活之初，她几乎是幽灵般的存在：她无所不在，但在任何地方却看不见她。”她以一种缺席的方式在场，以一种隐匿的方式发出声响，以一种神秘的姿态成就丈夫的文学事业。她担得起一个作家的妻子，只是因为他们早已融为一体。毋容置疑，我们读《薇拉》是因为她的丈夫是纳博科夫，从这个意义上说，《薇拉》是博伊德那套经典《纳博科夫传》的最佳组合。给文学家作传不经意间会把作家写成了传奇。但是《薇拉》给其作了一个清晰而明了的注解，从一个妻子的角度审视作家的生活，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关注他们生活中的细节。《薇拉》可以看作是纳博科夫的别传，但它的意义又不仅仅是如此。作家的生活是过文学的人生，但人生过处，匆匆数十载之间，文学反而只是琐碎生活的附丽。纳博科夫夫人这个称呼，薇拉当之无愧，但是又有多少个女人愿意卑微到牺牲自我的一切去成就作家的未来呢。2011-11-22书薇拉：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夫人，【美】史黛西•希芙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第一版，定价：39.00元

纳博科夫夫人，“傲骨贤妻”

《薇拉，符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夫人》书评“傲骨贤妻”是时下的热门美剧《The Good Wife》的中文译名，用流行文化来形容一位经典作家的太太，似乎有些对先者不敬，但我以为，若薇拉•纳博科夫泉下有知，多半会同意我的这一僭越，因为虽然她是严肃文学的拥趸，但从来都不拒绝“新鲜物”，在长达89年的生命里，若非她对趋势有着良好的把握，那位与现实高度隔绝的作家，断然度不过他生命中的种种难关，而从字意上讲，“傲骨贤妻”也正是对薇拉的极好写照，有傲骨，有贤良，她才得以披荆斩棘，将她的丈夫送上世界文学的神坛。薇拉的骄傲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傲慢，那一般只是出于市民阶级的所谓成就，实际上在他们共度的53年里，至少前四十年他们都是世俗上的失败者，不断地逃亡，在异国和异族中艰难生存，时刻为下一年的工作和收入担忧，张爱玲说，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但是贵族出身的张爱玲早早被生活消磨掉了才华，而薇拉却越战越勇。她的骄傲是一种品质，是对生命中真正有价值之物的明心慧眼，是生存的勇气，是忠诚、勇敢、奋斗这些看似老套却历久弥新的美德。薇拉是一位贤妻，我想她们的所有朋友都不会反对，在漫长的婚姻生活里，她是妻子，是缪斯，是保镖，是秘书，是母亲，是教师……凡是纳博科夫不会的，她都会矢志不渝地精通，“我所有作品都是送给我妻子的。”纳博科夫的这句感谢并非溢美之词，他在薇拉被诊出有癌变时的惊慌失措也十分真实，如果没有薇拉，别说是《洛丽塔》，他一句诗句都不可能写出来，虽然这位天才作家从年轻时便定下了一生的志向，但除了天赋，命运对他并不丰厚，他失去了祖国，不得不重新学习其他语言来写作，失去了家庭，再也不能有可供他过艺术生活的财富，是薇拉从认识他开始，便发现了他的价值，认定他必将是一位伟大作家，从此坚定不移的支持他的创作。他不谙世事，只想埋头写作，薇拉身兼数职负责养家，他爱好旅游，却不愿学车，于是薇拉把开车也上升成了一门艺术，他厌倦在康奈尔的教学生涯，薇拉便充当秘书，每课必当，给他灵感和信心，而令他扬名立万的《洛丽塔》，也是薇拉从火炉中抢救出来。更不要说那些她替他写的数以万计的信，和出版商、记者旷日持久的斗争。纳博科夫又是幸运的，有了薇拉，他可以安然的沉浸在蝴蝶与艺术之中，所有与现实生活有关的一切磨难，薇拉都替他承受了。感谢史黛西•希芙，她避开了人们常看的名人，选择了一个普通的人生，将薇拉的形象从故纸堆中，形象的塑造出来，她文笔机智而优雅，娓娓道来，让丰富的人生变成一场纸间的盛宴，但是此书虽然是普利策奖得主，但仍有让读者失望之处，比及茨威格的传记系列，希芙对人物的心理挖掘不够，大多数时候只是沉溺于叙述，但传记要想深刻动人，需要深入传主的精神世界，不仅要说是这样，还要解释为什么会这样，本书在此方面尚有欠缺。比如在讲述纳博科夫最重要的一次外遇时，作者没有写纳博科夫为什么会有外遇，当时婚姻状况如何？也只草草以“他们自此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作结，看不到作家的任何心理变化。通读此书，人们也许不免要为薇拉鸣不平，她付出的太多，得到的足够补偿吗？希拉里的传记曾说，克林顿与希拉里的共同之处在于，克林顿爱克林顿，希拉里也爱克林顿。这句话似乎也适合纳博科夫，他似乎太爱自己和自己的才华了，薇拉似乎只是在奉献，比如纳博科夫曾多次对婚姻不忠，这该如何解释？薇拉说，爱情最重要的是完全的诚实。这恐怕只能用来形容她单方面的对待丈夫，而纳博科夫对她，是不合格的。或者所有伟大的爱情，都只是单方面的？必然有一个人付出更多，爱的更多，是否如此，一贯不喜欢谈论私人生活的薇拉巧妙跳过，没有回答。薇拉不喜欢展现自己，喜欢戴面具，在她传奇人生的起点，她与纳博科夫相遇的关键时刻，她便戴着面具，这本书摘下了她的面具，却让人感觉更加扑所迷离，毕竟，真实生活的丰富，远非文字可以表述，而薇拉仍然长眠在迷雾中，仍是那个眼神迷离的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