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
出版社:巨流圖書
出版日期:2004
ISBN:9789577322050
作者: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
页数:588页
作者简介
《大分流》為一個歷史學的古典提問帶來了新的洞識：儘管歐洲與東亞高度發展地區都有著令人驚異的相似，何以持續的工業成長是先由西北歐開始呢？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指出，在劇金不遠的1750年，世界上這兩個部分在平均於命、消費、生產與代理市場、家計的策略、以及或許是最令人訝異的生態環境，都有著相同的發展。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主張，歐洲十九世紀時從舊大陸分流出來，很大的程度要歸功於幸運第擁有煤礦蘊藏（可以取代木材的使用）以及漢美洲的貿易。煤礦蘊藏與新大陸的結合，使得歐洲能依著資源密集與節省勞動力的道路而成長。 與此同時，亞洲則走到了死胡同。雖然1750年之後，東亞內地在人口與製造業都有著驚人的發展，但這卻阻礙了這些邊緣的地區將重要資源出口到織造業中心的長江三角洲。結果，東亞經濟核心地區的成長根本地停頓，同時還在成長的則沿著勞力密集與資源節約的方式來進行；若歐洲沒有取得那些來自於地下和海外的資源，它可能也會被迫以這種方式成長。
内容概要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歷史系主任、歷史和東亞語言文學教授
发布书评
精彩短评 (总计4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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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文明的起源问题上，文化学也很可能比地理学更富有解释力。
赞同楼主这句话。 -
格式什么的我真心弄不来啊...以前都是直接按MLA格式那样著名作者 在最后再弄个bibliography的..但这次essay要求也写了footnote is required.题目么也是industrial revolution相关的（所以才会一把百度到此= =），唉好烦 -
三年前的文筆好幼稚喲……
嘿，正當年少。 -
我的essay被搜索引擎找到啦！光荣！ -
别看大陆的译本就对了 -
按布罗代尔所说，法国人德尼斯·帕潘早于瓦特100年就发明了蒸汽机。 -
精彩书评！ -
从“李约瑟之谜”谈起
中国经济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发问：
第一个是“李约瑟之谜”。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其一、为什么中国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在历史上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其二、为什么中国科技和经济现在不再领先于世界水平？
第二个是所谓的“韦伯疑问”。提出了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没有发生在曾经孕育过资本主义胚胎的中国？
如果我们再补充一些背景数据，那么读者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引人关注并因此让各个学派著书立说。
根据麦迪森的估计，在公元1世纪，中国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一致，而且直到1820年，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GDP总量仍占世界份额的32.4%。多数学者认为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中国早在14世纪的明朝初年就已几乎全部具备了。但是，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产生。于是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经济迅速从领先于西方变为远远落后于西方。
“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曾经是一种颇为流行的解释。因为儒家文化中国家庭由男嗣传宗接代的文化根深蒂固，因而鼓励早婚早育，导致人口高出生率和人口的急剧膨胀，进而经济条件恶化。与此同时，耕地面积扩大的可能性又是是有限的。人地比例的上升，意味着与资本和资源相比，劳动力越来越便宜，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也随之减少。所以，尽管14世纪中国已经接近工业革命的门槛，但人口数量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节约人力资源的装置了。同时，人均剩余也因为人均耕地的减少而下降，使得工业化所需积累不足。与此相反，欧洲人地比例合理，其节约劳动的需求十分强烈，农业剩余也足以支持工业化所需资金。
但仔细琢磨，这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却经不起推敲。第一，人口增长，人均耕地下降使得劳动力相对便宜和人均剩余减少是以技术不变或者进步极端缓慢这个解释自身为假设前提的，这就如拿问题的结论充当条件，然后推导出这个结论，这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第二，即使中国早期达到了很高的物质文明，也不意味着不存在物质缺乏，因而不能穷尽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和对技术进步的需求。
类似于此的假说层出不穷，无论是从技术层面上来解释，还是从客观环境方面上入手，默认的一点都是欧洲的或者具体说是英国的经济发展优于中国。而在经济思想史上，大家普遍认同发展得好自然有她的道理，从此以欧洲的规则和经验来审查其他非欧洲国家发展的“欧洲中心论”在学术中如一个地基，各个学派争论的只是构成这个地基的建筑材料的异同或者在这个地基上应该产生什么样的建筑，没有人想过这个地基是不是打错了位置，甚至有没有必要打下这个地基。
“加州学派”的声音让经济史的研究增加了别样的色彩。反对西欧中心论，也不赞成中国中心论，加州学派试图在中心论与二元对立的标准以外，以历史发展的现实来重新检验过去的理论。这究竟是另辟蹊径还是哗众取宠，怀着尊敬、欣喜和疑惑的心情我拜读了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和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经济的发展》。
英格兰和江南的“本是同根生”
在《转变的中国》关于经济史的章节中，作者试图从三个角度来阐释中国与欧洲的共性基础。
第一，明清及近代中国经济变化。斯密的《国富论》中指出，经济发展动力市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较高生产效率。在16至19世纪，中国许多地区都存在着斯密型动力（即亚当斯密所指出的经济成长动力），表现为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手工业的发展。而在早期欧洲，随着银行与交易机构的完善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复杂交换方式成为可能。有学者指出，中国市场的斯密型动力是因为国际贸易的开展特别是与欧洲的贸易往来扩大了中国的市场从而产生了劳动分工和高效，却不知中国产品主要由市场驱动产生，而这仍然属于斯密型动力的变种，且外来推动力总是有限的，所以斯密型动力并非由欧洲引入而是中国自发产生。从这一点上来说，尽管在经济发展的商品行业侧重、交易方式和消费文化等有诸多不同，但背后支持这一系列经济行为的动力是相同的，即大家都在斯密型动力的内核下发展经济。
而上述时代的中国与西欧，共同处于一个农业收成不保险，生产原料有限的世界中，两者都经历了由经济扩展与收缩所组成的经济循环中。同样的发展动力必然导致同样的发展瓶颈，中国与欧洲同时有落入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可能性，即人口压力带来的资源匮乏的经济困境。
第二，近代早期欧洲与明清时期中国工业扩展的动力。欧洲由早期的城市手工业时期逐步发展为中期的农村家庭工业时期，并为后期的城市工厂机械化工业时期打下基础。农村工业是17、18世纪欧洲的一个重要经济发展，通常产生于那些市场机制良好、耕作地块狭小的地区。由于提供了新的劳动机会，使结婚年龄更早，拥有更大家庭。而在16—18世纪的中国，尤其是人口密集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与欧洲相似，越来越多农民转向纺纱织布或丝织。在欧亚大陆的两端不同地区背景下呈现了类似的经济变化过程，即商人长途贩运小家庭生产的产品。对于欧亚农村居民来讲，农村工业创造的经济机会也明显相似：农村居民没有普遍把劳动力转移到乡村以外，但却可以得到非农业性质的收入来源。同时，农村工业都促进了欧亚两地农民的早结婚和高结婚率。
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众多学者开始探求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工业化缓慢的问题，但提出问题本身就默认了欧洲的发展是正确的规则，而这是“加州学派”所不赞同的一元论调，从这个角度说，所谓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伪命题，在单元条件下提出的问题从多元角度来看是狭隘与片面的。
如果说中国与欧洲的关键性差异出现在哪一步，我想就是制度环境所导致的欧亚各地对所谓古典经济学提出的“增长极限”的反应了。欧洲的成功首先表现在推迟了斯密所说的“增长极限”的到来，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这个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创造的资源基础远远优于中国人开垦荒地创造的资源基础。其次更重要的是欧洲突破了斯密型增长的内在限制，找寻到了规模巨大位置优越的煤炭资源。
在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经济的发展》中，美洲大陆的发现和煤炭资源的开采被认为是英国走向工业革命的决定性力量。可以说，技术变化的力量造就了欧洲的突飞猛进。单方面评论中国的停滞不前缺乏理论基础，正是因为难以预料到得欧洲发展让这场工业革命的胜利来得如此出乎意料。
第三，从欧洲角度看中国经济发展。作者希望以19世纪欧洲经济的变化启发于中国发展，在市场经济中，欧洲的国家力量起了更为活跃与积极的作用。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拿破仑帝国保护了欧洲大陆市场，使之免于英国的竞争，不仅促进了法国的工业化也促进了比利时和瑞士的工业发展。德国取消地方关税的关税同盟导致了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同时兴建交通运输基本设施以及将货币标准化都促进了德意志国家的形成。当然，仅靠自身并不会创建新的基础设施，调集资本的新工具不可缺少，同时财政制度的发展又将私人和政府两者卷入其中。因此，在造就欧洲19世纪经济发展的力量中，既包含了纯粹的私人动力，又包含了国家积极性。对于后进国家来讲，国家在工业化中所起的作用扩大了。
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
在彭慕兰的《大分流》中， 首先作者比较的是一般的经济因素，如人口、人民生活水平、生产资料、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状况、科学技术水平等等，作者通过比较，提出在这些所有因素中，西欧在１９世纪前都没有任何独一无二的、世界其余地方都不具备的优势，中国或日本的一些经济核心地区在很多方面甚至优于英国。作者提出了英国唯一的一个优势——煤，煤作为矿物质燃料，成为工业革命的新能源。但作者强调的并不是煤的使用或煤的产量，而是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以及地质状况。作者认为英国煤矿位于经济发达的核心地区，运输费用低廉，使煤可以大量推广。而中国当时的煤矿分布于山西，与江南和岭南的经济发展核心区距离遥远。另一方面，英国煤矿含水大，开采时需要不断抽水，导致蒸汽机的发明。中国山西的煤矿相反，地下相当干燥，经常遇到的问题是煤层自燃，需要通风技术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即使中国的煤矿能够有大发展，这种通风技术也不能产生像蒸汽机那样重大的作用。作者认为这并不是西欧的先进之处，而是西欧的幸运，是大自然给西欧的恩惠。
其次，作者比较了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包括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市场以及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品市场。作者认为１７、１８世纪中国的市场比西欧的市场更接近于斯密型的自由竞争模式，中国劳动力的流动和土地买卖都比西欧更少受各种制约，产品市场也很少有卖主或买主的独家垄断；提出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的小农家庭在１８世纪已形成一种“内卷性经济”。
第三，作者比较了奢侈品的消费。奢侈品消费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外贸易、开拓殖民地、上层社会（资本主义企业最可能的投资者）的观念变革等都有关系。作者把奢侈品消费分为两种，一种是耐用消费品，如首饰、住房、高档家具、艺术品等，一种是所谓“日用奢侈品”，如糖、烟草、咖啡之类。西欧和中国、日本在１７和１８世纪都经历了这两类奢侈品消费逐渐扩大的过程，而中国普通百姓糖和烟草之类的消费水平都不低于西欧。
第四，作者研究了一系列政治经济金融方面的制度因素。在这一部分内容中，作者提出，许多通常被认为是西欧优势的东西，实际上并不一定真正先进。比如股份公司，它是把分散的闲置资本集中起来的一种企业形式。但工业革命初期，铁路时代之前，一般的工商业企业并不需要规模很大的资本，所以股份公司对工业革命并不是必要的。股份公司真正的优势都表现在与海上掠夺行为和海外高压统治有关的事业中，在不能动用武力的场合，西方股份公司与中国商人竞争时，胜利的次数与失败的次数同样多。而且中国也出现了一些类似股份公司的商业企业。再如西欧一些国家的财政和税收政策，在保护商人利益和私有财产方面未必比清政府的政策更有利。
最后，作者认为，从１９世纪起，西欧和中国才走上不同的道路，开始了“大分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前面提到过的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和地质状况，二是美洲的殖民地。这是作者理论的两大支柱，而后一个比前一个更为重要。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问题：为什么英格兰没有成为江南？作者认为如果没有新大陆这个欧洲之外的因素，西欧很可能在１９世纪以后走上一条与中国同样的“内卷化”的道路。本书最后部分分析了新大陆即美洲殖民地的作用，提出新大陆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在于以前学术界常常提到的资本积累、工业品市场、廉价的资源和农奴劳动等，而是新大陆提供的丰富的土地集约产品——首先是棉花，然后是木材和谷物等——解除了西欧受到的生态制约，从而使工业革命能够迅猛发展，使西欧与世界其他部分发生了巨大的分流。
横看成岭侧成峰
合上书扉，中国和欧洲在摸索中发展得历程却依旧历历在目。除去学术性的观点不谈，这种敢于走出固有围城的学术勇气和研究经济史的多元方法令人尊敬与钦佩。打破“欧洲中心论”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见解，更重要的是，“欧洲中心论”暗示了某种准种族义，认为西方天生是优越的，不可战胜的。而同样为世界作出重要贡献的东方文明却是停滞不前的。
其次，尊敬于作者的历史格局。当绝大多历史学家从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攻击工业资本主义的问题时或是在总体上讨论各洲及区域之间区别时，彭慕兰却把分析集中于差异，进而比较各中心地带及其外围地区之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引导他得出了他的核心假设：即导致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经济中心地区的发展水平，而是在于中心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一种偶然联系。
最后，我想最值得称道的是研究方法，王国斌教授提倡的前瞻法和追溯法的相互运用。所谓追溯法就是站在现在的历史结点上探求导致如今历史发生的关键因素，而前瞻法是置身于历史当时的结点预测未来的可能性。前瞻法更侧重于可能性而追溯法更强调现实性。过去历史学家过于注重追溯性方法，这种结果导向会令研究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从而失去历史本身的偶然与多样性。不以一种标准去审查另一种模式，不以欧洲发展否定中国进步，在《转变的中国》中，王国斌教授客观地以欧洲视角看待中国同样也以中国视角看待欧洲。看似简单的角度变化背后却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格物致知，“不以成败论英雄”，并非对弱者对落后模式的同情，而是尊重历史的选择，尊重历史的多样性。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回到学术观点上来看，无论是彭慕兰还是王国斌，在观念上的突破是很值得后来的经济史学家学习的，它对于重新了解东西方之间发生巨大分歧的原因和机制有着最重要的贡献。但无论是读者还是专家恐怕对于“偌大中华文明却功败垂成于英国煤矿”这个观点多少都有些不能接受。两书都存在着过于关注相似性而不能客观看待差异性的瑕疵。假若“反欧洲中心主义”变成了否定中西历史比较的必要，就是矫枉过正。中西比较是必要的，而且不仅仅是经济的比较，还必须进行整体历史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的比较。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即便有偶然性事件，这个偶然性事件必然存在必然基础的。《大分流》中稍过片面的论证回避了这个必然基础，而《转变的中国》分别讲到了经济、国家和社会运动，却少了一根线把这些珠子串起来，所以虽然对这个必然基础有涉及，但令读者有隔靴搔痒之感。合上书本扉页，我看到了不通风筝不同的飞行轨迹，却没有触碰到那根拴着不同风筝的欲说还休的线。
那根线是矿物资源美洲大陆吗？没有挖掘工具航海技术再好的矿物或地方都会被埋没。是科学进步？没有激励科学研究的制度和产生工具的土壤没有人会理会苹果为什么掉下来。是政策制度？要知道所有政策制度不是制定出来的而是被制定出来的，没有决策者愿意定下用不到的规章，制度是用来解决问题和对方外部反应的。
才疏学浅，不能说我定论了什么，只能讲我看到了什么。那个时代的明朝通过兴修水利减免赋税奖励荒垦使得农业生产恢复，政府收入增加，永乐年间政局稳定国力强大。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为了抑制兼并，均平赋役，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进行赋役改革，明朝的农业发展无论是产量还是生产工具上都高于宋元时期，为明朝中叶开始的人口增长提供了坚实基础。在世界上，明朝是16，17世纪时期手工业经济最繁华国家之一。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试丝绸纺织瓷器等轻工业在世界都是遥遥领先，工业生产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晚明时期中国民间私营经济力量远比同期西方强大。殊不知，这种强大的国力优势会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而固步自封。因为中国的农业主导以致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给足，少了许多对外贸易的需求，过度的重农主义以及平均主义倾向愈发严重。况且明吸取宋覆亡的教训，中央集权过度发展，而清随明制，这样陷入过密化陷阱也就不足为奇了。
欧亚大陆两端政治版图的不同同样为大分流埋下了伏笔，欧洲的不统一，各国之间互相的竞争，要求其重视技术的进步。而英格兰这个岛国，依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1500-1750年间，依靠斯密型动力能够发展出资本主义，并通过技术的进步而走向工业革命。与之对造的中国江南地区，由于整个国家环境的统一对稳定的追求，即使发生变革也会被中国其他地区的稳定所终和。
那么如何解释更早期的中国依旧是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有过“四大发明”的科技辉煌？依我陋见，科学技术的进步分为两大类，一是满足生活需要的，二是高于生活需要的。第一类的产生方式是自然而缓慢的，因为其进步与改良更多的是依赖于农民工匠等不断对生产工具的改造，而在这种方式下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早期能取得众多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但第二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单单靠农民工匠等的摸索是远远不够的，得有一部分特殊身份的人有意识的进行创造、试错和实验，这样的特殊身份我们今天称呼他们为工程师科学家。这类群体的产生更多依赖于文化传统环境体制而不是人口优势，人口优势能让中国变成劳动力大国，科技优势却让欧洲蜕化成为了人力资源和资本大国。
无论是国力强盛农业主导导致的固步自封，还是生产发明方式的改变导致工业革命的流产，这只是事物呈现出的结果，尽管许多人愿意理解其为原因。真正的主导是造就进步也好落后也好的人，而真正主导人的是这个人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
在工业大革命发生前的“文化大革命”——欧洲文艺复兴，为欧洲的思想意识定下了自由开放的基调，其强调人性的崇高，重视实验注重教育崇尚科学，努力培养人们的求知欲。而反观中国的哲学思想，审查对国人影响最大的儒家和道家。“入世”的儒家注重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出世”的道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看似南辕北辙的论调却都以精练的文字凝萃的思想宣扬了社会的伦理形态，这种形态的建立更利于统治阶级，更多依靠人们去体悟，而非科学所注重的具体数字公式和实验。形态意识的差异导致了传播继承方式的不同，而这种传承方式的不同又进一步放大了形态意识的差异，除非出现客观的历史重大事件让两者的差异显性化，比如外族入侵的鸦片战争，否则看不到别人的风筝永远认为天空只属于自己。
深深受此影响而建立的中国政权以及颁布的政策没有能够有力地发展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提供适合科学进步的有利土壤，而且事实上控制和塑造了中国的意识形态，道德，公共秩序，和民族认同诸领域。这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会出现“焚书坑儒”那样的愚民政策了。以至于如今改革开放后新世纪的中国，在舆论自由和宗教信仰上不如西方国家那么开放，当然，这与具体国情有关，我们抛开民族利益，只是单纯从技术层面剖析中国政府对社会意识控制欲强的根源。
最后回到这两本书，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所推崇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相比来说更客观更深刻，而他对国家政权的形成和社会运动的比较已经触碰到了那根欲说还休的线，这本身就和彭慕兰《大分流》中归结于地理因素纯技术层面的工业革命产生了差异。至于王国斌老师为什么没有继续深入下去，可能是因为提出“二元中心论”的学术侧重不在于“立”，而在于“破”，破除“欧洲中心论”的自以为是；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达成目的的“途径”，即研究方法，不以追溯法的标准评价历史，不以单元的模式批评多元的发展。
不过犹不及，也不矫枉过正，不急于证明中国的平行性和优越性，而是深入探讨双方各自内部的动力和制约。我想这是应该有的经济史观，也是超越了民族主义学派之争的关乎人类发展的大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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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瓦特只是对蒸汽机作了重大改进，之前就有人发明了。 -
唯物主义，呵呵。 -
经济史的书读着趣味不多，为了佐证而引用的大量经济数据让书的可读性实在有限。
貌似结论的意思就是后发制人和海洋革命。
外围的世界市场对于中心的欧洲迈进现代的门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
后发的欧洲更有动力探索能源革命和技术革命。
但在此之前欧洲并没有明显的现代化优势，即大分流的发生是充满了偶然性因素，而非一种必然的规律。
书的结尾引用股份公司的例子，很好的说明了书的观点，股份公司这种明显的、指向现代化的、欧洲专利的东西，其最初创造目的是为了开拓海外市场，为大航海筹集资金。
说白了就是欧洲人要凑钱去海外探险，到东方发财或者去美洲非洲打劫，而发明了股份公司。股份公司对于现代化的重大意义不亚于蒸汽机。
这可以算是殖民主义是西方现代化原始积累的老话题的新解读吧，即欧洲从殖民主义中获益并非全是直接的劫掠和剥削，而更重要的是间接的促进了欧洲的制度和技术的创新。
正是这些带有明显暴力和罪恶印记的创新帮助欧洲人完成了大分流。 -
非常同意“中国王朝自身并无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意图 ”。
我想中国古代人也不可能干出把黑人作为奴隶那样的勾当。 -
我们不能被彭慕兰牵着鼻子走。 -
这样啊，那么我的脚注说不定能帮上忙，里面有几本参考书。但是今天due了唉…… -
Preface: 這是2006年5月定稿的essay，作為Dr. Patrick Leung講授的課程“Economic Histroy of China”的期末作業。這門課就是圍繞《大分流》這本書進行的。翻看電腦里殘存的零星記錄，發現小毛同學曾經花時間指教過我的這份作業，內容如下：
1. How education is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tech failure?
2. Admission and protection of private wealth. (the worldly philosophers)
3. Slim the first part.
彼時我大概已無心力再去修改原稿，但仍然十分感激能有除了老師之外的人認真讀過并提供幫助。現在我都沒有耐心再去讀自己寫的東西了呢。貼上來，聊作紀念吧。
Dear Dr. Leung,
This is the same copy I sent to you through email weeks ago. Your advice was very inspiring and persuasive, and gave me a much deeper understanding on the issue. However, as I talked to you last week that I found it very difficult to re-organize the whole idea upon a much deeper research within a few weeks. This project can be large that beyond my reach at this moment and to me, it is fair to say it will cost months or years to pursue.
Thus I have to submit this origin work at this moment for this course. I wish I have chance to continue this topic if I were conducting related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very much again for your kind advice and encouragement.
Sincerely yours and best regards,
Jason
Why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ccur in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asons why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ccur, or didn’t occur in China by using a traditional factor analysis and a cause-and-effect logic. The basic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 technology, labor and capital are three main preconditions and component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among them, the weak in technology is the fatal factor for the absence of modern industry in China, while labor and capital did not conduce to severe obstacle against China’s possible industrialization.
The ideology of this paper is not Euro-centric for its consent on China’s parallel socio-economic condition with Europe before 1800. Nor I am convinced of the necessity of a wide comparison of every aspect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s between two civilization systems. As the logic behind “differences alone cannot create comparability”[1], not every piece of history over a thousand years can be responsible for the generation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n accurate social model for quantitative simulation, comparisons may only have reference value but not decisive significance. For example, even it is proved that China was weaker in every aspect than Europe, we still can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y take place in China. But when analyzing China, comparisons with Europe may help provide us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conditions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us the purpose of comparison should not be win-or-lose judgment, but should be the establishment of axis for reference and a better plot of the situation.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at makes it?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as symbolized by wide use of big machinery and factories. Only this new-born input factor could magnify the existing productivity, assemble the dispersive (free) labor and capital. Without big machinery, the excess labor would increase the unemployment and creat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pressure; the flourish of silver exploited from colonials could not change into capital needed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flow to luxurious upper class life.
An example of a waste of gold was Spain, or more exactly, the Europe before seventeenth century. Between 1500 and 1650 there were estimated 181 tons of gold and 16,000 tons of silver reached Europe from America officially, which means further very large quantities must have arrived by contraband. The King of Spain needed this silver to meet his expenses in war, and Europe’s mercantile community needed it to lubricate its transactions and to provide a means of paying for luxuries from India and the East.[2] But neither of these activities could give us a perspective of an improvement in economic productivity because apparently those large abundant of capital was consumed instead of being put into reproduction area. However, in contradiction the flourishing factories and machineries pointed out explicitly where the capital was spent on in England. Thus it can be expected that a surplus of capital needs investment-friendly environment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to contribute to an economic flourish. Otherwise the community “may have been an empty shell by economic criteria”.[3]
It is worthwhile to notice that the renovation of technology must have to function in the way of incorporating large scale capital and labor to help give birth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ut not in a normal progressive way to promote the productivity similar as usually happened in the past. The path-breaking contribution of Watt steam engine was the introduction of physical/chemical natural power taking place of the domination of human/animal power over the past several millenniums. And this newly controlled power was proved to be,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enormous. Without a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how the production process can be re-organized and essentially improved, there would not be a sudden call for large new source of capital to work, nor any remarkable improvement in productivity and social environment would take place.
How about labor? Evidences can be found to support that there was sufficient movable surplus labor in England due to several social mechanisms. Even we take Pomeranz’s view that Europe had disadvantage compared with China in areas of agriculture, land management, and the inefficient use of certain land-intensive products (especially fuel wood)[4] as true, all these negative factors actually did not stop the giant population growth in large cities, due to an absolute total growth as well as huge number of immigration. "In the eighty years or so after 1780 the population of Britain nearly tripled, the towns of Liverpool and Manchester became gigantic cities, the average income of the population more than doubled”.[5] Besides the absolute number change,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also changed. In 1700 four-fifths of the population was rural and two-thirds agricultural. By 1821, however, 46 per cent of Britain’s three million families depended on “trade, manufacture and handicraft” as against 33 per cent in agriculture. This trend continued over decades and by 1841 only 28 per cent of Britain’s population was supported mainly by agriculture.[6] And this labor increase did not trigger any social crisis in forms of famine or unemployment because of two social security factors. One was the sufficient food supply. The other was the industrial demand for labor driven from new technology and sufficient raw materials from the new world.
The food security was granted by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There were lots of research emphasized on England’s improved agriculture productivity that can support the centralized workers in big cities and the booming population in England. Statistical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England (not Britain as a whole) agriculture output growth was 0.9 per cent per annum between 1700 and 1750.[7] That was a 56.5 per cent rise over the 50 years. The same trend applied to Britain, and indicated a strengthening over time. Britain’s agricultural output grew at 0.6 per cent per annum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0.8 per cent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1.2 per cent during 1801-31.[8] Thu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conclude that over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agriculture output had increased more than one hundred per cent, which coincides with Robert Alan’s conclusion cited by Philip Huang.[9] Some other research about the agriculture progress could add more explanations for that.
Agricultural output growth was not the only reason for the population growth. Other reasons included that a decline in the death rate, an increase in the birth rate, the virtual elimination of the dreaded plagues, earlier marriage etc.[10] Nevertheless the food security had its fundamental impact for all these above factors.
There are some other voices though. Pomeranz suggested Europe’s ecological constrains that hindered its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his book of Great Divergence. Even we take that as true, as himself suggested in the same book, this problem had been solved by outsourcing its land-consuming industries, e.g. agriculture for food and cotton, to the new world, thus it was possible to feed more people without worrying about ecological constrains.
As to support the other mentioned factor against possible high unemployment due to a population growth, there was sufficient raw material supply from new colonials. Here we save our words on how the trading with the new world had benefited England by providing “cheap” raw materials and valuable metals. Maybe the situation was as described: “Why other nations didn't initially join this revolution is in part explained by the monopolistic control that the Europeans exerted over the global economy. World trade was about making Europeans wealthy, not about enriching the colonies or non-Western countries.”[11] At least one thing we could be sure from the previous discussion is that England’s population growth could provide the new-born industry enough labor without worrying about food constrain.
Understanding this, we may list the compulsory elements for the industry revolution to happen as follows: first, the renovation of technology that can incorporate large scale capital and labor; second, sufficient capital that can be used for new investment; third, sufficient movable surplus labor with food security, and resources of raw materials. This conclusion may sound classical and not updated with the latest arguments or ideas, but until we could understand logically what can make the revolution happen and what factors are essential based on our dig into the past, any vast and detailed transverse comparison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in history would become aimless.
Industrial revolution: how it happened?
In this part we will look back into history at how new technology can boost the productivity and its vital role in the generation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Britain’s numerous warfares had driven demand of high-quality iron. However, the lack of enough timber had become the emerging bottleneck of the iron melting. The calling of improving the metallurgy helped replace the wood by coal and coke. This technology further boosted the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xploitation, which provided an important application for the later invented steam engine.
The invention of steam engine by James Watt (1736 - 1819) in 1776 had a remarkable impact on the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in history. And this productivity change was responsible for a profound change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Half a century ago the invention of atmospheric engine by Thomas Newcomen (1664 - 1729) was proved to be the savior for hundreds of mines across Europe for solving the minery water-filling problem.[12] The steam engines were even better, in terms of their much lower cost to operate. The separated steam condensers and other betterments had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by about five times and saved 75% on coal costs. It is fair to say that pumping water from mines was the first main contribution of the steam engine, and it is even more crucial to think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minery industry’s demand of water-pumping technology upon fostering the inven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team engine.
The Watt steam engine’s ability to drive rotary machinery could have more applications. Quickly it was proved so in the factories and mills by business successes. By 1800 the firm Bolton & Watt had constructed 496 engines, with 164 acting as pumps, 24 serving blast furnaces, and 308 to power mill machinery. Within a 35 year period, from the 1790s to the 1830s, more than 100,000 power looms with 9,330,000 spindles were put into service in England and Scotland. And the new invention may even have magnification e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machine tools such as the lathe, planning and shaping machines powered by these engines, enabled all the metal parts of the engines to be easily and accurately cut and in turn made it possible to build larger and more powerful engines.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textile manufacturing required large-scale factory rather than the handmade workshops.
The last step was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nsportation, which was happened in later phases of industrialization. As the productive scale was boomed up, large abundant of raw materials (cotton) and products (textile) need highly efficient transportation, same as the mass people need. Canals were constructed as early as mid 1700s between the major industrial districts, financed by merchants and industrialists who had a great accumulation of wealth gained from the industrialization. These canals were responsible for moving bulk goods. Decades later, tramways took their place, benefiting from iron melting technology and the steam powered engines. By 1800 more than 200 miles of tramway served coal mines. Railroads expanded from 1,000 miles in 1836 to more than 7,000 miles built by 1852 in England.[13]
Thus the face of cities changed. The invention of steam engine told people that the human labor can be taken place by machine power, and once this transformation was completed, the productivity leaped.
China: in comparison
The above analysis pointed out that there were three decisive factors that support a possibl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capital, the labor and resource supply, and the technology. And among them, the revolutionary technology was vital. The following part is to put China into this model to reveal the reason wh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did not occur in China.
Firstly, I would like to investigate the category of capital for it is the most likely satisfiable category from quite a number of researches. Pomeranz’s observation on a rising trend of luxury-goods-consuming in both Europe and China indicates that there was spare resource to consume rather than mere food and clothes, thus a possibility of spare capital to be invested in manufacturing. More detailed trading figures in mid-Ming dynasty (15 – 16 century) can provide more clues about the adequacy of capital. The official annual quota for commercial sailing was 88 times in 1589, and this number increased to 137 in 1597.[14] The length of ship can reach over one hundred meters.[15] The smuggle activities was very serious and created quite a lot of “big families” in Zhe Jiang and Fu Jian provinces, along east coast of China. During a governmental anti-smuggling action in 1548, more than 1290 smuggling ships were detected in Port Dual-island.[16] Ironically, two years later in 1550, Zhu Wan, the responsible head official in 1548’s and other anti-smuggling actions, committed suicide (which was commonly believed relating to the hatred from the “big families”). After Zhu’s death, “there’s no one talking about anti-smuggling anymore”.[17]
China’s silk and porcelain was the most prevailing and profitable commodities overseas. Most people in Guangzhou City were engaged in overseas trading with Japan,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and were believed to have aggregated huge wealth.[18] One phenomenon can be supportive to the flourish activities was China merchants’ immigration to many foreign ports. Tens of thousands of immigrants inhabited in Philippines and thousands of families inhabited in Japan.[19] Most of them came from southeast China, where the overseas trading was flourishing. At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silk bought from Macau by Portuguese was over 300 tons per year. Japan may trade at an even larger scale. Porcelain transporting to Europ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reached 1,500 items, and the buyer was Holland.[20] All the commodities were very expensive in Europe at that time. Benefiting from the foreign trade, parts of China, especially in southeast China, there should be rich capital available.
Secondly, we look into the labor movability – whether policy allow free labor move together for machinery production or not. The precondition for this to happen is that part of people could break away from the farmland and earn a living from manufacturing or trading. The planting of cotton started from as early as Song dynasty (eleventh century), but until late period of Ming dynasty (six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y) it became a commercial production supplying the market, rather than merely for family self-use. In late sixteenth century the planting of cotton, both governmental and civilian, took millions of mu of farmland (1 acre = 40.47 mu). In Su Zhou and Song Jiang area in Yang Zi River Delta, only one tenth of all the farmland was used to plant rice and the rest was for cotton. Besides Yang Zi River Delta, other places such as He Nan and Shan Dong planted great portion of cotton. Apparently the growing of cotton was not for family self-supply but market-oriented. The cotton markets in Jia Ding (Shang Hai) and Shan Dong were very busy. Families not only planted cotton, but also weaved. At busy times, records say “families took cotton in the morning from market and spun over night for next morning’s exchange”. This work became specialized, and became the prime living-earning in many families. Similar stories could be found in the industries of silk, dye-plant, sugar, tobacco, tea, fruit, peanut, flower-planting etc.[21]
However, although we found a trend of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nd a great development in market-based trading, it is worthwhile to notice that all these changes were still family-based, handcrafted work. The improvement of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was a result of specialization and market-trading, but not from a revolutionary technology change. As a result we could not see any form of organized mass production in factory house, but records of “every families” working in rural area, although market-oriented.
There are researches about China government’s suspicion of vagrants and discouragement of migration to cities. It is understandable, though. Even in today the over-urbanization could cause a lot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any country.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like any other economies, did not rule out large-scale production. One typical example was the mining and melting industry in Fu Jian and Guang Dong. In sixteenth century one factory could have thousands of labor, separated into mining, burning, melting and transiting departments. These factories could be state-owned or private-owned. Some private owners financed their capital from merchant activities.[22]
The conclusion is that large-scale production was not forbidden in China, for both state-owned and private-owned factories.
Lastly, the discussion is on the technology. We have confidence to believe that once a new revolutionary technology was born to greatly improve the productivity by incorporating the physical/chemical power into the human/animal labor power, in some parts of China (for example Guang Dong, benefited from overseas trading and mineral resources) there would be sufficient capital and labor supply to help generate a modern industry, and it would be unlikely that the government policies would hinder the process.
Why the steam engine was not invented in China? Or it could happen in some later time, but the social instability (foreign invasion and civil rebellions) prohibited the process? The mechanism of the steam engine seems not as mysterious from current judge as it supposed to be in more than two hundred years ago. When water get heated and evaporated into steam, it generates a power to push the plunger and then a lever. In history the inventor of this simple but uneasy machine was born in England, but not China. Is it an occasion favoring the west?
We have to know the inventor, James Watt, before we can raise some explanation of history. James Watt was born in a rich family, commercially and socially, which gave him opportunity to receive education. However, he was a delicate child who attended school irregularly, but only with great manual dexterity and an aptitude for mathematics. He was able to study mathematical instrument and set up a small workshop in 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 There, he began to experiment with steam.
We may all agree that the steam engine has little possibility to be invented by farmers, who are the major population of the society, either in England or China. They were too busy with farming, and any invention that could not directly benefit farming would probably became children’s plaything. Nor it can be invented by literature workers or governors, for the similar reason. The most likely inventor should come from laboratories (even workshop laboratories) or universities, and they should not be from Arts or Social Science Faculty.
And in China there was no such research/experimental institutions exist. The earliest organized teaching activities recorded in China were during Chunqiu Period, which was 2,600 years ago. A variety of schools contended with each other, spreading their ideas among both upper class (even kings) and civilians. However, they were all abou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Seven hundred years later in Han dynasty (when the national examination system started to brew) science appeared once in national examinations in forms of mathematics and medicine, and these two subjects were believed to be less important compared with literate writing and politics, for the latter ones tend to give candidates higher level of bureau position.[23] Even that did not last long. In the next dynasty, Sui (A.E. 605), the national system of Keju, aiming at selecting administrative officials through uniform examinations, started to guide the direction of China’s education for 1,300 years, till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E. 1905). No science had once appeared in national examinations during this period. Mainstream education cared only about literate writing and history/politics. I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recordings (which are rare compared with politics or literature recordings), economic figures are rare and unsystematic compared with descriptions and analysis of economic relationships. This well-known phenomenon might be a good footnote of the neglect of numerical analysis in ancient China.
It is subjective and unfair to say that no official efforts were put on technology improvement. In Song (960 – 1279) and Yuan (1206 – 1370) dynasty civilian astronomers were organized by central government for astronomy observations and research. On the other hand since universe was believed to be corresponding to politics in ancient China, folk study on astronomy was gradually prohibited especially in Ming dynasty (1368 – 1644). Another area that received official caring was Chinese medicine. Medicine encyclopedias were compiled in Tang (618 – 907) and Song dynasty.[24] And that was mostly what the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ancient China. Compared with the over-emphasis on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technology was at most of the time neglected.
This atmosphere was very negative to any possible significant technology innovations, let alone any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comparison, the institutional technology support in Europe was much more ready for a technology revolution. I cannot agree with the viewpoint of “the explosion of changes in Europe was far more surprising than the absence of continued change in China”[25] because to me, they are both constructed in the social institution. Of course no one can rule out any possibilities that China may encounter a technology leap and similarly, no one can guarantee a technology revolution in Europe, but the possibility distribution in these two regions will certainly depict different shape.
[1] R. Bin Wong, Page 2,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J.H. Elliott, Page 19, Spain and its world: 1500 – 1700,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3] R.A. Stradling, Page 10, Spain’s struggle for Europe: 1598 – 1668, The Hambledon Press, 1994.
[4] Kenneth Pomeranz, Page 32,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world (200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 D. N. McCloskey, 1981. http://www.ehs.org.uk/industrialrevolution/PH_index.htm
[6] Richard Lawton and Colin G. Pooley, Page 19&38, Britain 1740-1950: a historical geography, Edward Arnold, 1992.
[7] Richard Lawton and Colin G. Pooley, Page 17, Britain 1740-1950: a historical geography, Edward Arnold, 1992.
[8] Richard Lawton and Colin G. Pooley, Page 38, Britain 1740-1950: a historical geography, Edward Arnold, 1992.
[9] Huang, Develop or Involution, http://www.guoxue.com/economics/ReadNews.asp?NewsID=1195&BigClassName=&BigClassID=27&SmallClassID=63&SpecialID=60
[10] Joseph A. Montagna,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ttp://www.yale.edu/ynhti/curriculum/units/1981/2/81.02.06.x.html
[11] Richard Hooker, World Civilizations, http://www.wsu.edu/~dee/ENLIGHT/INDUSTRY.HTM
[12] Thomas Newcomen,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omas_Newcomen
[13] Joseph A. Montagna,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ttp://www.yale.edu/ynhti/curriculum/units/1981/2/81.02.06.x.html
[14] 许莩远：《敬和堂集》卷七《公移》。
[15]张燮：《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
[16]林金树，高寿仙，粱勇，《中国全史：中国明代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5页。
[17]林金树，高寿仙，粱勇，《中国全史：中国明代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0页；
人民网，《葡萄牙同明朝的早期关系》，http://www.people.com.cn/item/aomen/1-macau/aomen/newfiles/b1020.html
[18]林金树，高寿仙，粱勇，《中国全史：中国明代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2页。
[19]林金树，高寿仙，粱勇，《中国全史：中国明代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5页。
[20]林金树，高寿仙，粱勇，《中国全史：中国明代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7页。取一吨＝十担。
[21]林金树，高寿仙，粱勇，《中国全史：中国明代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9 - 160页。
[22]林金树，高寿仙，粱勇，《中国全史：中国明代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4 - 175页。
[23] 吴嘉丽，叶鸿丽《中国科技史：演讲文稿选集》第48页，银禾文化事业公司，1989年。
[24]吴嘉丽，叶鸿丽《中国科技史：演讲文稿选集》第58 - 63页，银禾文化事业公司，1989年。
[25] R. Bin Wong, Page 55,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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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以外，不远的法国东部就存在阿尔萨斯煤矿。这里并不是想说如果英格兰没有煤，人们可以将阿尔萨斯的煤运过去——那同样所费不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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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政治的对立么？ -
高中的时候读《不起的盖茨比》，书的开篇父亲对儿子说的那句话一直印在脑中：“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彭慕兰的这本《大分流》就是想告诉我们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优越条件”。原本东西方处在基本同样的道路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根本的内生优势，可是后来东西方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西风压倒东风”，是因为西方拥有了两个中国完全不具备的因素。第一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英国煤矿位于经济发达的核心地区，运输费用低廉，使煤可以大量推广。而中国当时的煤矿分布于山西，与江南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相隔甚远。另一方面，英国煤矿含水大，开采时需要不断抽水，导致蒸汽机的发明。中国山西的煤矿相反，地下相当干燥，经常遇到的问题是煤层自燃，需要通风技术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即使中国的煤矿能够有大发展，这种通风技术也不能产生像蒸汽机那样重大的作用。第二便是地理大发现。美洲殖民地为西欧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资源以及市场，继而摆脱了当时中国所遭遇到的“内卷化”道路。
应该说这本书确实提供了一个审视“李约瑟问题”的新角度，但是坦白说这是我不长的读书生涯里读着最吃力的一本书，首先，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缘故，还是自己的积淀太浅，总之整本书的文字很多地方在我读来佶屈聱牙，理解起来很是费力。其次，全书缺乏一个线索性的主干，比较的单位太大，这一点在书的第一部分给人的感觉尤为明显，作者自然是下了苦功夫，但是琐碎的计量数据（尤其是中国的）的可靠性首先就令人怀疑。同时，作者用来做比较的很多单位，如农业资本，消费品，劳动体系，农产品市场等等，即便在数据和统计学上没有错误，但是脱离了大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趋势孤立的抽离比较，则显得非常的单薄而缺乏说服力。不仅如此，在我看来彭慕兰也并没有脱离“欧洲中心”论，作者用来比较江南地区与英格兰地区的经济状况时所用到的模型，理论和方法等等都是研究欧洲农村的那一套方法论，这一套方法论是建立在西方乡土社会的特征之上的，用来研究中国江南的经济状况，很有生搬硬套之嫌。
《大分流》在国内学界引起了一场大论战，褒贬之声都有耳闻，但全书最让我难以认同的地方在于它对于中西方制度层面的差异所产生的影响的漠视和忽略，它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幻像：本来中西方是差不多的，可是西方人运气好，上帝眷顾，把发展所需的内因外因一起给解决了，而中国人只是时运不济罢了。在我看来这样的一种幻像是极其危险的，它提供了一个所谓的“客观条件”来为中国的落后负责，中国人可以以此自慰，认为是“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而忽视对于自身制度层面的建设，认为我们自身没有问题，如果中国也有这样的条件，那么按着老路走下去，中国绝对能“东风压倒西风”。
读这本书时我很关心的一个概念便是“内卷化”，我读书太少，没有深入的读过黄宗智关于这个概念的讨论，只是大致知道曾经颇为流行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设”和针对这一解释的再解释，限于篇幅和书评的性质在这里就不展开综述。但是正如普林汉诺夫所说，“一切偶然都只不过是必然的交合”，中西方的发展在后来有着如此之大的差异，在我看来，地理环境和制度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至于煤矿的分布和地理大发现，只不过是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没有这二者，也许欧洲的进步的脚步会放慢很多（就像如果牛顿没有发现万有引力，科学的进步确实也许确实会再推迟几个世纪，但最终还是会有别的西方人发现，而不是中国人），但中西方的分野却是早早注定了的。中国社会呈现出内卷化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像市场原理，大一统的中国，外部缺乏竞争，粮食基本自足，统一的政权使得中央政府的税收一直有保障，不需借债，因而从政府的层面中央政府没有改进生产，开拓疆域的欲望和动力。而中国人民在大一统的格局下没有选择，中央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从来都是单向的，儒家文化中国家庭由男嗣传宗接代的文化根深蒂固，因而鼓励早婚早育，导致人口高出生率和人口的急剧膨胀，进而经济条件恶化。西方不然，政局长期割裂，各个封建君主都想扩权，扩疆，因此“市场”就形成了，各个政府其实形成了一个本质类似于公司的竞争的关系，必须优化服务（政府职责的转变，公民的民主权力）和提高产品质量（工业革命和新航里的开辟）。欧洲人民作为“顾客”选择权很大，而各国政府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签下了许多的债务，国库空虚，又迫使他们加倍的投入，希望通过殖民贸易谋得财富。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本书给我的启发是更坚定了我对于中国古代如果实行政治分治则会取得比今天更好的发展这一看法，在这里不妨做一下反事实假设：如果历史一直沿着春秋战国的格局发展，或者是秦国没有统一度量衡和文字，那么中国很可能走出一条类似于西欧的发展道路。尽管没有统计数据能够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也许有？但我没有读到过），但是无可否认春秋战国时期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分裂的格局给了“异端”以存在的空间，各国的对于诸子百家思想的采纳和实践也为提供了试错的可能；各国在陆地上的争霸必然在一定的时候会遭遇到瓶颈，则逼迫着靠海的国家（如齐国）走向海上，而秦国则很可能向西“凿空”，开拓中亚。如此一来，世界的面貌就是另一幅样子了。
这个近似于神话小说般的狂想虽然很给人思想的快感，但当今的世界格局却早已不容许这种“试错”，大国的游戏小国寡民永远没戏，一个统一的中国才是持续发展的最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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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记下。 -
这本书里，彭慕兰非常强调新世界作为外围，对于西欧工业大跃进所产生的影响，这是比较偏重经济上的解释。
我觉得不是很全面。 -
我怎么在《历史研究》的目录里没看到提到的文章？ -
正在due day前一天晚上使劲憋essay的同学来仰望一记······ -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代表作。获2000年美国历史学会东亚研究最高奖——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彭慕兰的核心观点是：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基本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和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此后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即西方走向了现代化而中国却没有）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彭慕兰把这个东西方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 -
读完彭慕兰先生之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对西方学者研究近代西方崛起的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些理论中，研究对象方面，有仅着眼于欧洲内部的，也有将范围拓宽到欧、亚进行比较的；历史观上，有“欧洲中心论”，也有彭慕兰先生的 “反欧洲中心论”。
彭慕兰先生的观点是 “反欧洲中心论”，要反驳“欧洲中心论”前，必须总结出何为“欧洲中心论”、那些学者是如何论证的。因此，作者在论述己见前，对“中心论”进行了简要精练的概括，这个“一立一破”的模式是本书的突出特点。简而言之，“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们研究的是近代新大陆发现及工业革命后，欧洲迅速崛起和与之相较的亚洲国家“衰落”，在18世纪后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出现“大分流”的史实，旨在揭示这“一起一落”的原因。作者将这一学派分为两大类，一种认为“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方面的积累都已经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余地方”；另一种强调“在现代早期的欧洲产生了据说比别的地方当时存在的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如果以贯穿全书的一个重要词语“瓶颈”——来自于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来总结这两类观点，那么前者认为欧洲优势来源于资本的积累，便是从根源上否定了欧洲出现“瓶颈”的可能性；而后者认为欧洲优势来自制度，便是承认“瓶颈”的存在，但欧洲通过制度、技术的手段成功赢得了挑战。
明确了“靶子”，作者便开始阐述己方观点以反驳。他说本书的中心论点在于“缩小鸿沟”，所谓“鸿沟”，即认为18世纪欧、亚发生“一起一落”的“分流”前，两个地区事实上已经有很大差异。要“缩小鸿沟”，首先，在态度上必须给予欧洲、亚洲互为平等的地位——在18世纪前，不应该认为欧、亚一个是“活力”一个是“困窘”；在18世纪道路截然不同后，也不应该认为欧洲的资本主义工业就是“先进”的发展方向，而亚洲的传统农业社会就是“落后”的方向。由此态度出发，全书的比较方法始终是“交互”的，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既要问“为什么亚洲不是欧洲”，也要问一句“为什么欧洲不是亚洲”，即不光寻找亚洲没有走向欧洲发展模式的原因，也要探索为什么欧洲没有走上与亚洲式的发展，问一句“欧洲有无其他可能性”。其次，应对“欧洲中心论”中种种证明欧洲优势的论据，彭慕兰先生针锋相对地举出被忽视的种种史实，给予了欧、亚在“分流”前事实上相似的地位——18世纪前，所谓欧洲“优势”同样存在于亚洲，而亚洲的困境欧洲实际上也没有幸免。在作者态度上强调平等，处境上突出相似的反驳下，传统的“欧洲中心论”便略显自大与主观附会，不能够很好地站稳脚跟。
证明了“分流”前欧、亚的处境实际类似，反驳掉“欧洲中心论”学者所揭示的“分流”原因，就必须给出自己对于此问题的回答。作者的核心观点是“断裂以矿物燃料和新大陆资源的利用为基础，使欧洲避免‘劳动密集型’走上‘资本密集’”，即突出新大陆的发现以及欧洲国家对其的成功控制的作用，强调“分流”的历史偶然性。
此书在论证态度和论证方法上都很有创造性意义，它摒弃了欧洲内生成功的“陈腔滥调”，让人从新的视角来分析历史而不是“事后诸葛亮”——站在已然成功的制高点去解释、附会历史。“中心”的意义在于引领世界发展，让他国围绕其转动。如果分流前西方所谓的有利因素并不是它主动创造的，那么在该时段的确不能称其“中心”，因为它并没有优势地位使他国绕其转动。“只有在19世纪工业化充分发展后，一个单一的、占支配地位的欧洲‘中心’才有意义”，否则便是自作多情地解释历史而忽略了分流中巨大的偶然性。反驳很有见地和意义，但过于突出“分流”的偶然性未免有些矫枉过正之嫌。作者谈到欧洲制度和技术时，认为“制度商业优势只在海外殖民和武装贸易中体现（正常竞争表现平平）”、“技术优势不足以单独走向工业革命，是地理偶然发现与海外资源特权使之成为关键”。机会纵使偶然，可前期准备和积累、遇到机会后迅速调整与改变、最后成功抓住机会，这一过程恐怕并不存在如此大的偶然性。如果没有地理大发现，欧洲的技术的确不可能在其本国资源的基础上引发工业革命，但是其技术发展方向起码相较于亚洲，让它更有可能去正确利用新大陆吧。即便制度在正常竞争中看不出优势，但欧洲善于利用特殊境地的能力不可谓也是偶然。
当然，要解释“大分流”原因是一个一场庞大又复杂的问题，不应苛求作者凭一人之力在一时之间完成这个任务。毕竟本书完成了它最重要最有意义的工作——否定旧视角，提出新视角。作者打开了一条探索历史的崭新道路，剩下的寻求重任将交给历史学界的其他学者和后辈们去追寻，这便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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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时也是读这篇，后来黄宗智回了一篇，他的学生爱仁民和brenner（就是那个brenner debate)回了一篇，ＪＡＳ的主编被几篇文章的作者弄得来头都炸得了，所有的email（不服输的，较劲的）都发给她。爱先生与brenner那篇稿子，主要爱先生用力，后来翻成中文时，国为已经在ＪＡS上辨论过了，爱先生又对一些数据进行了一些处理，所以英文版与中文版的数据处理上有不同－－不知这算不算八〜 -
你到底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没有，要有学术主见，不要人云亦云，见灯随影。 -
彭慕兰与《大分流》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关于明清江南经济发展及其性质的研究可谓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热点，其研究的关怀与温度虽随着政治风浪几经起伏，却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关注。从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到建国以来的史学界在意识形态指导下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停滞论、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斯密陷阱、内卷化等种种论争，江南一直是话题中的主角。更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江南经济的研究是中国史研究领域少见的大陆、台湾、日本、美国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尽管建国以来的很长时间内，大陆与海外学界的联系是相互隔绝的，双方的学术立场与文化关怀迥异（大陆受到强烈的意识形态影响自不必说，而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一脉转入台湾，日本对于江南经济的研究始于战前，但战后则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及对亚洲停滞论的批判，美国汉学自身的学术取径六十年来凡数变，其最初对江南的兴趣可能既有受到全汉昇、何炳棣等华裔学者推动影响的一面，另也有在现代化理论架构下讨论中国近代转型问题学术关怀于其中），但这种对于明清江南不约而同的关注，无疑是着眼于其时段的特殊性，关怀中国走向近代过程中发生的种种问题。与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一样，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大约也是存在于很多学者心中的大哉问（所不同的只是提问的方式与使用的术语，当然也有学者表示其只关注历史事实，而不愿意涉及背后的关怀与论争，但须知如果江南不是处于特定历史时段，而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普通的经济发达地区的话——如秦汉时代的关中——根本不可能引起如此世界性的关注），驱使他们进入明清江南的世界。
美国学者彭慕兰(K. Pomeranz)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则对于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与以往颇为不同的答案，因此一经出版就在国际汉学界和大陆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陆史学界最为权威的《历史研究》杂志不但发表专文对此书进行介绍，并以很大的篇幅刊载了黄宗智对此书的批评与彭慕兰对此的反批评，江苏人民出版社也很快的速度推出了此书的中译本，《大分流》一书大概是继何伟亚的《怀柔远人》之后又一部在国内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的西方汉学著作。
彭慕兰其人在此之前并不太为大陆学界所熟知，但其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近年来在美国汉学界有异军突起之势，有美国汉学界的“尔湾学派”或“加州学派”之称。该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王国斌（Wong，R.B.），及与该学派观点相近的贡德•弗兰克(G.,Frank)已为中国学界所熟悉，此二人的著作《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都已在国内翻译出版，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分流》与《转变中国》、《白银资本》两书一起构成了近年来国际汉学界和大陆学界重新检讨在资本主义兴起阶段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东、西方经济在此阶段互相比较的重要学术资源，引起了一股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和重新评价东方在16－18世纪的经济成就的思潮。其引入的比较史学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转换了我们提问的角度，从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转向为什么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
彭慕兰《大分流》一书与《白银资本》、《转变的中国》一样都通过东、西方比较研究的视野来考察东、西方经济的分流（主要是指中国与西欧）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彭慕兰早年曾攻读欧洲史，后来才转向中国史研究，所以他对西方学界对于资本主义兴起和早期欧洲经济发展的研究相当熟悉，《大分流》一书主要通过对西方学界有关16－18世纪世界经济史大量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梳理，为我们勾勒了这样一幅图像：在1750－1800年这一阶段中国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与欧洲最为发达的英国在经济发展上没有明显的差异，如果不是一系列的偶然因素的作用使西欧分流了出去，西欧经济也将走入与江南经济相似的“内卷化”轨道。彭慕兰的研究是建立对大量现有研究进行整合的基础上，他在书中大量引用了西方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彭慕兰本人对西方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熟悉，这从他书后所附有的长达近50页的参考文献可以窥见一斑。
《大分流》以中国和欧洲作为互相比较的单位，作者强调进行东西方比较所用的单位必须具有可比性，而现代民族国家理所当然不是必然构成这些单位。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更适合与整个欧洲而不是具体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正如中国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贫穷的甘肃一样，欧洲同样既包括英格兰也包括巴尔干。而江南在18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使其成为与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一个合理的比较对象。全书分三个部分展开论述，在第一部分作者首先对一般的经济因素，如人口、人民生活水平、生产资料、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状况、科学技术水平等等进行了比较；其次比较了欧洲和亚洲的市场经济状况，包括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市场以及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品市场。得到的结论是：西欧最发达地区远非独一无二的，它们看来与欧亚大陆其他的人口密集的核心区域有着共同的重要经济特征——商业化，商品、土地与劳动的互相修正，市场驱动的发展，家庭根据经济趋势对其生育和劳动力配置的调整。作者同时指出没有理由认为发展模式会“自然而然”地在任何地方导致工业突破。在第二部分作者对奢侈品的消费和一系列政治经济金融方面的制度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西欧的生产力或经济并没有独一无二的高效率，与其把16－18世纪其他先进经济看作“没有成功的欧洲”的实例，倒不如把这一阶段的西欧看作一种并不特殊的经济可能更为合理。作者同时强调一般认为体现西方优势的一些制度，如股份制公司，在此阶段并没有在商业竞争上的优势，欧洲人在没有武力支持的情况下，在与中国商人的竞争中并不占据优势。在书的第三部分，作者首先比较了欧洲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约因素，指出在当时的中国与欧洲都出现由人口增长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介入，欧洲经济也将和中国经济一样陷入“内卷化”。然后作者讨论了是什么因素使欧洲摆脱了这样的命运走上了分流的道路，作者认为英国蕴藏的大量的易开采的煤提供了工业化的能源，而英国煤矿含水量高的特性，抽干煤矿中的水的需要使得蒸汽机有了用武之地。而北美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糖、木材和棉花等原材料，是英国摆脱了人口增长所导致的生态压力，这些原材料也成为原始工业化向近代工业过渡的助推剂，因为英国本身不可能出产足够大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而新大陆所提供的白银使西欧具有了足够的购买力来获取非洲的奴隶和亚洲的奢侈品，前者为北美种植园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后者推动了“勤俭革命”的发生。作者认为在解释西欧为什么在19世纪成为新的世纪经济中心时，市场以外的力量和欧洲以外的关联应该占据重要地位。
《大分流》及其争议
彭慕兰的观点一经提出就立刻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对他持批评态度的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黄宗智，以及20世纪70年代挑战波斯坦“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而声名鹊起，现任该校社会理论与历史比较研究中心主任的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还有明尼苏达大学中国史学者艾仁民（Christopher Isett）等几位最具代表性。
其中以提出“内卷化”概念而闻名黄宗智在《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发表题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的文章对彭慕兰书中的计算方法提出了全面的批评，黄宗智认为彭慕兰没有很好地理解内卷这一概念，没有把握住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及单位土地上劳动密集度和单位劳动资本化之间的重要区别。黄宗智认为从种植业的品种上看，中国是单一种植业，英国事种植业与畜牧业并行，英国的农场式的畜牧业经营具有更高的资本化程度，并为英国人提供更高的营养成分；中国江南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英国，每亩田地投入的单位劳动力更多，劳动密集化程度远高于英国，其造成的劳动报酬的边际效应递减程度十分明显，中国早在18世纪以前就陷入了的内卷化的进程之中。
面对黄宗智的批评，彭慕兰在《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发表《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回应黄宗智先生》一文进行了全面的反批评。彭慕兰认为黄宗智所采取的统计方法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他认为黄宗智忽略了产品价值、土地和资本的生产份额及成人和儿童劳动力的差别，将地租多次计算，将儿童劳动力与成人劳动力等同，从而导致了对劳动密集度的理解存在偏差。同时他认为黄宗智过高估计了英国的人均消费品数量，对于英国人的生活水平估计过高。
彭慕兰与黄宗智的争论的焦点与其说是集中在如何认识中国江南的经济状况，不如说是如何来界定当时西欧的经济发展水平。两人都承认江南经济的高度发展，同时也认为江南经济的发展不足以抵消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生态压力，江南经济无可避免地正在走向死胡同，尽管两人在江南经济的发展程度与开始内卷化的时间上存在分歧。但两人对如何理解当时西欧的发展水平，西欧经济是否也和江南经济走在同一道路上的认识完全不同。在如何评价西欧经济的发展方面，曾经攻读过欧洲史的彭慕兰似乎对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更为熟悉，运用得更为熟练。
同样《大分流》在国内学界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者对《大分流》的讨论不仅仅是停留在学理层面，《大分流》以及之前的《白银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新左派与自由派论战的一个延续。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原因和中国的现代化问题长期以来都是国内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早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尽管是从意识形态出发，其背后的关注点依然是这个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新左派和自由派都有着自己的言说，而无论是《白银资本》还是《大分流》都将西方的优势归结为偶然的因素，这是立论于西方现代化成功来源于其制度优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所无法接受的，绝大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白银资本》和《大分流》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秦晖曾以《谁，面向哪个东方？——评弗兰克：〈重新面向东方〉,兼论所谓“西方中心论”问题》为题对《白银资本》进行了带有很强情绪的批评，同样在谈及《大分流》时也是非常得反感：“《大分岔》和《后维多利亚时代的屠杀》是英文书，学术观点与《白银资本》差不多，都是加利福利亚学派的著作，论点都是说西方的制度没有任何好的，而不发达国家则都是好的，第三世界所以落后是因为西方抢夺造成，与制度并无关系。这些论点实在很荒唐，但是在国内却有人支持这种论点，这就更荒谬。”与之相反，新左派对此书却是大加赞扬，崔之元曾发表《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 评〈大分岔：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一文，对此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国学者对一本讨论现代化发生原因的书给予如此大的关注，不仅是在于学理的上的反思与追求，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也自己的现实关怀寄予其中。尽管传统史家都愿意标榜历史是一门追求客观真理的科学，但谁也完全避免在研究中投入自己的感情因素，更何况所谓对于客观确定性的追求大约是现代性的产物之一，但如《大分流》这种对阵双方都抱有各自情节与关怀的争辩，无疑更增加了我们检讨历史问题的难度。
《大分流》与中国研究范式的转换
对于一名历史研究者而言，《大分流》还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方法论上的启示。《大分流》以及之前的《白银资本》大体上可以反映出西方汉学在研究范式上的一种转化，和西方学界一些新的观念对于历史研究的影响。以费正清为代表这一辈西方汉学家其问题意识的中心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这些学者对中国学术界有很大影响一些著作，如《中国：传统与变革》、《中国的现代化》、《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等其着眼点在于是什么原因使中国没有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其理论的预设是中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弃儿，是一个特殊的、不正常的、需要加以研究的对象。其研究问题的内在理路是用线性历史观进行思考的产物，即现代化是所有人类社会必然的发展方向，任何偏离这一发展方向的社会都是不正常的。而在彭慕兰的研究中，问题意识颠倒了过来，“为什么英国没有变成江南，为什么西欧没有最终走上内卷化的道路，而分流了出去”，从而摆脱了线性历史观的纠缠，开始注意到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毫无疑问这样一个理论预设是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的，在世界范围内毕竟只有西欧的少数国家产生了突破，发展了资本主义，在这个视野下进行的比较研究无疑更会产生很多新的思考，使我们更深入地感受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从这个角度而言，彭慕兰的《大分流》如果说在具体的观点、具体论证方面还可以进一步讨论的话，但他的思路和视野无疑是将现有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从《大分流》及其一些相关的研究当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见西方汉学研究范式的转化，由“西方中心观”转向“中国中心观”，由“中国特殊论”转向“西方特殊论”，这种学术理路的转换，不仅意味着长期统治西方学术界“西方中心论”的日趋没落，更意味着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西方汉学界学术范式的转换不但对于我们如何进一步地将研究推向深入具有启示作用，更要促使我们去思考中国历史研究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近几年来东、西方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和翻译事业的日益发达，我们对于西方汉学研究成果认知逐步增加，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最新研究作品被翻译成中文。近几年在国内学界引起激烈争论的几部作品，如何伟亚《怀柔远人》、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以及彭慕兰《大分流》都西方汉学的近著，体现了西方汉学现阶段的一些研究趋向，其中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后现代主义对于史学的挑战。这样一种影响在《大分流》中也有所体现，尽管彭慕兰本人并不认同“全盘放弃文化间的交互比较，几乎完全集中于揭示历史瞬间的偶然性、特殊性以及或许是不可知性——使其甚至无法触及历史（及当代生活）中的很多最为重要的问题”的后现代主义史学，但在笔者看来后现代主义最大特点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与未完成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后现代主义提供给史学的更多的是一种视野而不是方法，彭慕兰揭示出西欧的分流是出于一系列偶然因素的共同作用所导致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人类社会中一次意外地分流，这样视野应该说带有了一些后现代主义思考问题方式的烙印。
后现代主义对于史学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说挑战是由于后现代主义对于语言的不确定性的强调，使建立在文字记录之上的历史学的学科地位的独立性和合法性发生了动摇；说机遇是由于后现代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历史更为宽阔的视野，正如后现代史学所强调的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历史的断裂，历史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历史是被建构而成的这一系列的特点。就以彭慕兰所讨论的问题为例，西方无疑直至现在依然是这场分流的受益者和胜利者，作为一种强势的文化，其在对这段历史的建构过程无疑具有支配性的话语权。这就要求我们在对这段历史进行解读时更加注意解构这种强势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大分流》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如何更好的解读历史、思考历史的方式与视野。
[美]彭慕兰 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38.00元。
本文刊于【读品】9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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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我就是那个卡路里同学，豆油我告诉鄙人你是哪位 -
哦，我就是说我的感想，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 -
时尚的塑造——大分流读后感
大分流是我读的第三本英文原著，虽然有中文译本，而且翻译的也不错，但是为了练习英语我还是选择了读英文本，然后情况往往是读着读着就迷失了，不知所云，更找不到逻辑，此时，只好在拿着中文本的对照一下，最要命的对于这方面的背景和积累很少。以上所说，和本书基本无关，只是我的一些琐碎杂言，我读了很多时候也是囫囵吐枣，可以说是硬着头皮读了一遍，按理说这样的书，这样读一遍效果肯定不会很大，也不会有太多学术方面感触，应该最起码再读一遍，但是眼看又一本书压降下来，所以，暂时也没有太多精力再去读一遍了。只能结合最近听课的情况，说一些感想。（曾爷爷教导过他的孩子读书要一本一本的读，刘大鹏还赞同，但是在现在基本上把著作当做二手史料而不是书的年代里，可能读书要十本十本的读）
首先，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史到底能不能做，尤其是中国经济史。经济史，很大一部分要靠数据来说话，但是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数据，有很多被认为是不可靠的。相对这一点，周老师认为欧洲留下来得许多数据却要可靠的多，而正是由于这种不可靠，使很多学者对经济史敬而远之，因为好像得不到结果。但是我认为尽管如此，尽管不可靠，没有多少精确的史料支撑，经济史还是要做下去，虽然我个人可能由于兴与此不近，可能只会偶尔关注一下现有研究成果而不去真正的进行研读。
这个首先的问题说得比较空玄，基本上属于没话找话说之类的。下面说一个更空虚的。就是这本书是一本预流的书，正如昨天老师上课所说，所谓预流，如果按照顾炎武的话说，就是前人所未尽，后人所不可无，或者陈垣校长说得因前人之际，接续后人之规（大致意思如此，原话既不清楚了）彭的这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和欧洲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也就是说以前双方基本上差不多，但是19世纪开始中国却远远的落后于欧洲，欧洲则取得了世界的霸权。这个问题，是在此之前的学者在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例如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可以说彭的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可以被共同讨论或者说是分享的问题。彭的答案是17和18世纪欧洲和中国基本上是一样的，大分流主要是由于海外殖民地和煤的使用，使欧洲突破了土地和生态限制的压力，而在这其中，欧洲的分流和亚洲的互动也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这个问题的开放性，人们可以赞同或者否定彭的答案，所以关于这本书的书评也就特别的多，而且关于这本书的讨论也就可以持续。周在最近的课程中就说，前不久美国伯克利史学会议时，还有一个小组专门讨论此书十年来对美国学术界的影响。所以说，这本书是预流的，正如昨天课上罗老师说的，你可以选择是否预流，但是你不能不知道潮流或者风气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本书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书了。
说完了又一段悬空之后，再来说一点道听途说的吧。说实话，这本书，我6年前看，就没看懂，现在看，你问我看懂了多少，我可以告诉你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但是我依然不能说我看懂了这本书，我不知道它的史料的引用是否恰当，他的各种结论是否正确，而且目前我对这些也不是很感兴趣，但是仅从我听到的来看，这本书在某些地方引起了某些学者和同学的批评。上次旁听的课上，有同学就说他这种算人均卡路里的比较是不对的，因为由于人种的差异，本来需求量就不是对等的。还有的同学说他引用的某本文学书籍，是对那本书的误读。都有，虽然一开始是分离的，但是当他们结合时，其作用就越来越大。这种说法我认为也不错。好像还有同学对于关于为什么欧洲出现了蒸汽机而中国没有出现是由于煤矿的位置不一样，一个需要抽水，所以就发明了抽水机，而一个需要排掉瓦斯，就是风箱，但是彭说风箱和抽水机很相似就有点奇怪了。可以说这些同学看的都很细心，还有同学说由于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而欧洲有科学也有技术。只是开始的时候比较的分离。去年还是前年，三联刚出了一本大部头的书，来说明为什么科技产生于欧洲而么有产生于中国。以上所说，是这些同学的体会使我产生共鸣的地方。
接下来则说一点，这本书中让我感到有所感触的地方。其一，就是元朝的暴力征服，给中国带来的毁灭性的打击，使煤炭资源和经济中心发生了分离，从而导致了中国长期不能发明蒸汽机或者其他的近代技术。我想，如果经济没有受到如此的打击呢？会是如何呢？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个假设，而且我自己也回答不了。
其二，就是关于白银问题，作者不仅把白银当做一种货币，更多的是把他当做一种欧洲的商品，欧洲其先用白银作为商品来和中国进行贸易，后来这种商品更多的变成了鸦片。
而令我感触最深的，还是下面这段话：
A weakening of “coupon” systems, by allowing more people to purchase a highly charged good, will mean increased recourse to the market; so will the entry (probably from an “exotic” source) of a new status-conferring good. And the closer a system is to being a fashion system, the faster people will turn over their personal stock of goods, thus increasing demand. Moreover, a coupon system, by definition, discourages the imitation of a higher status group’s consumption by groups below them; in something closer to a fashion system the elite responds not primarily by forbidding such imitation, but by shifting to new goods (or ways of displaying them) and labeling the old ones as “vulgar.” Thus, this sort of system leads to the continuing pursuit of goods by those at every level seeking to maintain social distinctions and those seeking to bridge (or leap over) them. It is also likely to lead to the production of explicit canons of taste, and to their common dification in turn, as printed works and hired tutors help people pursue this competition.P129
一个由于容许更多的人购买索价高昂的商品而逐渐消弱的“配给”体系意味着对市场的依赖增加；因而意味着将有一种新的能代表地位的商品入侵(或许从一个“异国的”来源）一个体系越是接近于成为一种时尚体系，人们更新他们的个人物品储备也就越快，从而使需求不断扩大。此外，配给体系通过明确的定义，阻止了一个地位较高的人群被低于他们的人群的模仿：而在一个多少接近于时尚体系中，上流社会的主要反应不是禁止这种模仿，而是转向新的产品（或展示新商品的方式），同时把旧商品指斥为“庸俗”。因此，这种体系引起每一个阶层中那些力图维持社会等级的人和那些力图迈上（或跳跃）社会等级的人对商品的不懈追求。当印刷的书籍和雇佣的家庭教师帮助人们继续这种竞争时，这种体系也可能导致品味的明确标准的诞生，然后是它们的互相修正。P158（江苏08年版）
由于我对这段话，感觉特别深刻，所以我在此将其英文和中文翻译一并列出。你若问我为什么对这段话特别有感觉，我觉得主要还是他对于时尚的分析，他让我们明白了，时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以及时尚为什么总是在不停的地变化，它显示了时尚的阶层属性，而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在今天也是如此的现实。我们追求时尚，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钱，我们肯定去买阿迪耐克而不去买李宁，今年寒假回家，我与朋友去麦凯乐，朋友说，如果阿迪的鞋五十一双，他一定一下子买十双，其实这就是一个悖论。如果那样，阿迪就不会是时尚了。人们追求时尚，就是追求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认同，就是追求一种社会的认可。这事越扯越远了，令人惭愧的是，令我感触最深的不是这本书的学术层面，而是这么一段话。听完上周的讨论课以后，我在想，是不是由于长期的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地位，已经使我考虑问题的角度发生了偏离。
总之，以上所说，基本上是一个对于近代经济史非常门外汉的人发的一点感想。因为这一段话里，我其实连时尚体系是什么都没有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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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想起了一个例子。在中国，人力轿子的流行，从侧面证明了楼主说的一些东西。 -
比史建云版翻译的好太多太多太多 -
其实就是分析工业增长的条件，包括农业有足够的产出，劳动力的充沛，技术的作用。再回顾中国为什么没有相似的工业增长。 -
我个人称之为修正主义研究，呵呵。国内关于此书热议则如文中所言多由于牵扯到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纠葛。记得那次樊老爷子还为他遭遇的批判鸣不平，甚有意思。 - 这本书的研究方法很严谨，大量的数据和理性的思考。作为比较研究，是很令人信服的。
整本书的研究中心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地方”。它指出了以往研究中的问题，并清晰地说明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它选择英国与中国的江南地区相比较，这个突破是很有意义的，这使得比较的结果更加可信。
然而，我之所以将这本书评价为“还行”，是因为它的行文写作或者是中译本的翻译语言十分凌乱，大量的史料堆积在不顺畅的句子中，导致一段话要来来回回读几遍才可以明白。
很多好书的中译本都有这样的问题，像《房龙地理》的中英对照版本，中文翻译有太多的缺憾。我希望能找到这本书的原版，可以领略更多的魅力。 -
彭慕兰先生对于西欧与东亚如何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走向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观点。
他对“强调19世纪中期以前欧洲在生产力方面存在内生优势” 的观点提出了疑问，进而强调“进行东西方比较（或者任何比较）时所用的单位必须具有可比性” ，作者本身用“交互比较”的方式“根据集中的具体的因素而不是一般性的描述进行思考” ，其意图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我认为在以前的大多数解释中未收到重视的因素，从而纠正不均衡，而不是想要涵盖一切” 。并且在比较的过程中不是根据具体的某一件事和某一个时段进行比较，而是整体性地“根据区域性的比较进行研究” ，强调直接比较核心区域，而不是“引入那些无论日常生活还是贸易、技术传播及其他等等的主要模式都没有多少相关的有着很大随意性的大陆单位” 。所以，经过对人口-婚姻体系、寿命、积蓄资产、土地和劳动要素以及家庭利用模式等等进行比较之后，彭慕兰先生得出结论：西欧与东亚在19世纪中期以前有着共同的重要经济特征——“商业化，商品、土地与劳动的互相修正，市场驱动的发展，家庭根据经济趋势对其生育和劳动力配置的调整”，现代早期世界经济有多重中心并且面临共同的制约。然而更重要的是：即使两个地区均具备这些特征，这些特征也未必会“在任何地方导致工业突破” ，彭慕兰先生不认为传统观点中强调的那些因素是促成工业突破的重要条件。
奢侈品需求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两者固然对“欧洲得以控制新大陆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新大陆对于欧洲更是“生死攸关” ，因其资源对于帮助欧洲脱离生态制约起了重大作用，使得欧洲能够使用大量的能源和土地，从而走上一条有“大得多的变革能力” 的道路。欧洲和东亚的企业结构都没有达到韦伯所描述的理想形式。而且，虽然亚洲的大商人更加免于政府赖账产生的危险，但是中国政府的不采用武力去推荐中国的海外贸易又使这一优点不再明显，东亚与欧洲在政府经济体制对经济的影响方面几乎不分上下，因而并没有产生有说服力的差别。
然而，欧洲在殖民地中获得巨大的优势。首先，欧洲从殖民地中获得大量能源和资源有效地保证了欧洲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原料。其次，欧洲从殖民地的土地中收获的作物大大地弥补了欧洲本土的粮食产量不足，使得“1800年代更多的欧洲人能够吃得更好” ，而非农业原料则对于阻止欧洲的土质下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再次，对于殖民地的无所顾忌使得欧洲人在对殖民地的超负荷开发中发现了单一种植和砍伐过量森林对于生态产生的破坏，进而有助于在国内进行保护环境的工作；而且在殖民地进行的农业生产活动也使得欧洲人获得了更多的农业生产经验，有利于存进欧洲本土的农业产量的提高——这是用对殖民地的牺牲换得的环境治理办法和农业生产经验。以上三点使得殖民地缓解了西欧内部的生态困境，进而使其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和变革的空间，对于19世纪西欧核心地区能够取得“独一无二的突破”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此乃工业化前夜真正使东亚和西欧走向分流的关键性因素。
【我感兴趣的话题】
西欧之奢侈的“物化”与心态史
因文化背景与生活习惯不同，亚洲没有与欧洲的“家具、银器、亚麻布等等” 的遗产清单相对等的东西，但是欧洲、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地的经营阶层消费的变化不尽然没有相似之处——室内用具、精致的服装、饮食器具和今天被成为“收藏品”东西的数量在这些地区的最富有的人口中都有引人注目的增长。有些观点认为奢侈品的消费高潮标志着一种激进的“唯物主义”的新生活方式，然而彭慕兰先生对此并不认可，他认为“为地位竞争而使用商品的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这种改变在不同的社会中相似到足以推动使用量的同样增长。” ，因而更加认同阿尔琼•阿帕杜拉（Arjun Appadurai）具有启发性的“时尚体系”与“配给”或“特许”体系。
在时尚体系之中，大部分的奢侈品可以不受地位的限制来用金钱购买，但是同时金钱向地位的转化受到“社会惯例” 的制约，能赶上社会惯例潮流之人被认为“优雅”，另一些未能如此赶上潮流但同样消费奢侈品的人则被认为“庸俗”。在“配给”或“特许”体系中，某些奢侈品只允许某些特殊的阶层消费，其他阶层的消费不可进行，即使进行也被认为不合法，于是形成了“地位和消费之间相互影响的独特模式” 。牵扯进地位问题的奢侈品消费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因其涉及了消费中的心态，所以又涉及到了文化层面。
我想到了高毅老师的《法兰西风格》一书中引用伏维尔关于心态史的描述，伏维尔认为心态史是一种“第三层次”的史学，其研究的是“潜在而朦胧的社会文化层”，那其中的是“各种未曾道明的意识或观念”和“各种暗中支配人们的思维和行动的习惯趋向” 。而那些“态度、行为举止和‘所谓群体无意识’” 往往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个体系于是接近于成为一种时尚体系，人们更新他们的个人物品储备也就越快，从而使需求不断扩大。此外，配给体系通过明确的定义，阻止了一个地位较高的人群的消费被低于他们的人群效仿；而在一个多少接近于时尚的体系中，上流社会的主要反应不是禁止这种模仿，而是转向新的商品，同时把旧商品斥为“庸俗”。
以上这段描述我认为这是对于奢侈品消费带动“消费社会”的产生背后的心态。也验证了年鉴学派最初的一段发展史——“尽管从一开始就在研究历史上的各种心态现象，但他们最初的重点并非心态史而是经济史” ，进而说明用心态来解释经济史是可行的。我认为把经济史中引入心态的观念也是加州学派的特色之一。
而且，彭慕兰先生在讨论奢侈品时并没有泛泛而谈，而是使其“物化”，详细到“与房屋本身同等重要的——或许更重要，特别是在城市区域——是房屋内部物品的增加” 。，然后再下面列举了各行欧洲能够详细的室内陈设。这种研究方法使得历史摆脱一种抽象的宏大的不确定感，而转向了实际的“物化”。我认为这种方法论上的创新很值得学习，但是同时也有困惑：如何在研究某一领域的问题时找准一个细节标准来进行比较，然后再在这个细节中发现进一步进行“物化”的因素。我在阅读中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现在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答案。可能想做到这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多涉猎不同领域的学科，然后在遇到历史问题之时能产生出新的观点，并且在逐渐深入的研究中日积月累地培养自身的洞察力和观察方法，才能达成这种“物化”的研究。所谓“目光深远”，即是说要广泛地了解其他的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中的学科；所谓“厚积薄发”即是要逐渐积累各方面的史料，然后在需要使用的时候才能派上用场。
同时，我仍有一个疑问：文学作品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怎样处理。在说明中国的18世界奢侈品消费状况时，彭慕兰先生用17世纪的《金瓶梅》和“17世纪小说《醒世姻缘传》” 中关于奢侈品的描写用以佐证，这种方法是否严谨？那么用以说明“禁奢法” 的背景时，彭慕兰先生说道：“很多作家悲叹这些倾向吸干了社会财富，是贵族家庭破产，破坏了各位重要的地位和人性价值尺度” ，若在此处需要佐证，是否可以用《包法利夫人》的例子来说明“人性价值尺度“的破坏呢？我想知道这样的用文学作品进行的论证是否是可以用于史学研究的。
【更多的思考】
1.此书的作者在用各种具体的史实和数据证明自己的观点之前，常常用非常精当和简洁的语言展现出相关领域的前辈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这无疑体现出了彭慕兰先生深刻的学养和治学严谨的功夫之到家。也说明了在提出自己的独创性观点之前往往需要做深厚的积累，就好像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同时也对历史学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能够在阅读前人的观点之后良好地吸收，并且能够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之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此所谓“厚积薄发”。
2.正如彭慕兰先生所言：“量化估计充满了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我们“能够拼凑起来的数字”依然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在研究中使用有限的资料充分进行整合，结合当时的情景，进行合理的推测，然后得出结论。
3.在对比中，彭慕兰先生从很多细节之处入手，而这些细节往往不被其他学者所关注，尤其是中国的传统学者。在第一部分中，作者通过施于土壤中的肥料的数量，来说明欧洲与中国农业发展情况的旗鼓相当，进而说明两者的生活水平不分高下。在第三部分中，作者通过对英国日常食物与消耗的糖和茶之比例变化，同时加以对比城市与农村卡路里摄取的变化，来说明英国“没有按照格兰瑟姆描述的大陆欧洲的方法满足其增长的食品需求” ， 由此说明了英国依靠了殖民地的资源解决了自身的生态困境。彭慕兰先生从多角度进行观察和研究，把那些抽象的用来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物化为实际的对比标准，深入细节以便于操作。然而这个过程亦对历史学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即能够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并且能够将其有说服力地与历史研究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研究，而这个过程需要历史学人具备创新性和敏锐的洞察力来发现可供对比的方面。
4.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书中有些句子并不符合中文的语法，可能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了僵硬的问题，但是，我也觉得对于这样一部经济史的专业性很强的著作而言，不能过多地要求译者。我也在想，如果能够阅读原文是否能够获得更清晰更直观的理解呢？当然，世界史的研究最好是能够阅读原版文献的，无奈现在的英语水平……读中译本就已经纠结于那些经济名词了。总之，这书给我的启发就是——还需要各种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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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只是结果， 而不是原因。
广义的分（包括私有产权、区域自治）意味着自由。 是自由造就了英国。
当前， 其实已经不存在地理因素了， 但我没见中国有发明“蒸汽机”的机会。 -
现在正在被这篇文虐！求给个思路。。。 -
在未读之前
已经确定这是一本有益的书
欧洲中心论
认为欧洲之所以与世界其他地方拉开差距
一派认为是殖民地和工业革命
一派认为是所有权等制度上的变革 代表 诺斯 我唯一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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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演进类似物种进化——在没有强烈的外力推动下，文明体不可能出现跳跃式的发展，而是渐进地从一种文明形态转化到另一种文明形态。这种转型能否成功，在于文明体是否突破了某些关键的“阈门”。在15世纪以后的历史中，欧洲比中国更早地走向了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正因为前者成功地突破了两大“阈门”：地理大发现和蒸汽机的使用。拓殖美洲帮助欧洲的资本主义建立了原料基地和海外市场，通过大量移民缓解了人口增长带来的生态压力；蒸汽机则帮助欧洲人从使用有机能源（畜力）转向了无机能源（煤炭）。令学者们困惑的是，这两项突破为何没有出现在看上去比中世纪欧洲更发达的明清中国？
贡德尔-弗兰克（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比较了中国明代的郑和船队和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船队。前者无论在数量上还是体积上都大过后者数倍。单从技术上讲，中国在15世纪完全可以做出地理大发现的壮举。有好事者甚至搜罗证据，考证郑和船队到过大洋洲，甚至早在1421年就抵达美洲。问题在于，即使郑和曾经达到过那些遥远的大洲，并没有因此改变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进程。
更何况，郑和发现大洋洲和美洲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史学界的共识。戴蒙德在解释中国和欧洲的政治地理时采取了类似肯尼迪的流行解释，但他关于统一与分裂效果的分析却是富有见地的。他在纽约自然博物馆的一次演讲中谈到，郑和船队和哥伦布船队都是政府资助的远洋航行。区别在于，哥伦布可以向好几个国王申请资助，郑和却只能依赖明朝皇帝的国库。葡萄牙国王缺乏兴趣，西班牙国王仍然愿意让哥伦布尝试。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呈现出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局面；而东亚的水域上只有郑和一支皇家船队寂寞地航行。打个比方，十米开外放着一支瓷盘，用一块银元或是一把铜钱投掷，哪种方法更容易击中目标呢？
从世界地图上看，大西洋的宽度比太平洋狭窄许多，这意味着欧洲人比亚洲人更容易发现和往来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到欧洲的距离也比东亚近得多，非洲奴隶、美洲种植园和欧洲工业品之间的三角贸易得以借狭窄的大西洋水域展开。上帝在水上世界似乎并没有眷顾东亚民族。可是，欧洲人不仅征服了美洲，还征服了远在万里之外的大洋洲，并且通过海路找到了印度和东南亚半岛。这些地域距东亚的距离比欧洲近多了——已知的郑和航线就在澳洲大陆北端擦肩而过。所以，关键不在于中国人掌握的航海技术，也不在于美洲的遥远，而在于中国王朝自身并无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意图。
这里我们需要再次比较欧洲和东亚的地理格局。两者进入农业文明之后，它们的经济生活出现了一点显著的区别——欧洲的海洋贸易比重远超过中国，这是因为弯曲的海岸线，众多的岛屿和地中海周边文明为欧洲提供了进行海洋贸易的天然条件。反观中国，除了同朝鲜、日本、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外，各地只能通过陆上或河流运输货物。江南到首都北京的重要漕运也通过一条运河进行，只是到了晚近才转为海运。陆运与河运的运输成本比海运高出许多，致使长途商业贸易在中国经济和文化中占据的地位都比欧洲低；而中国农业文明的发达决定了它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并不能带来多少好处。《白银资本》记述道，一直到18世纪，欧洲能与中国交换的大宗货物也就是白银和鸦片。因此，不难理解中国统治者对开拓海外殖民地缺乏动力。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的唯一霸主，并没有兴趣探索远方未知的世界。
至于蒸汽动力的发明和应用，彭慕兰的《大分流》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史学观点，他强调英格兰的煤炭资源在工业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按照喜彭氏基于二手史料的分析，中国江南在18世纪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英格兰相差无几，但不幸煤炭资源聚集在交通不便的中国西北省份，因运输成本过高而不能开采。此外，江南和英格兰的煤矿性质也有不同。英国的矿层含水，蒸汽动力首先用于抽水；中国的煤矿均在旱地，并不需要抽水设备，也就没有发明蒸汽机的动力。如此说来，达到农业社会的发展高峰后，中国竟功亏一溃，因一项自然资源的“错位”而不能首先撞开工业化的大门。
煤矿分布是否真的构成中国发展的“阈门”？据一位历史学者讲，清代中国就有人开采辽东地区的煤层，如果江南需要，可以通过海运运输，这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如果此说属实，那么中国至少不缺乏工业革命需要的必要条件之一。更进一步检视，我们会发现煤矿在英格兰的分布即非工业化的充分条件，甚至也非必要条件。英格兰以外，不远的法国东部就存在阿尔萨斯煤矿。这里并不是想说如果英格兰没有煤，人们可以将阿尔萨斯的煤运过去——那同样所费不赀。问题在于，一项技术的发明和首次应用完全可以在两个地方，这在西方科技史上有过许多例证。如果英国没有煤矿，一种可能是，瓦特改进的蒸汽机在英国得不到应用，他会转而在欧洲其他地区寻找煤矿；另一种可能是，欧洲其他地区也有人像瓦特一样改进蒸汽机。
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人类变得能够在更多维度发挥自己的潜能，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地理障碍的限制。在工业文明的起源问题上，文化学也很可能比地理学更富有解释力。彭慕兰称，中国古人早已掌握了活塞工作的原理，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罢了。然而正如他的一位书评作者所言：“了解‘基本科学原理’不能等同于实践中的应用，不能代替复杂的实验和分析，更不等同于大规模应用后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深刻影响。”（伍国《中国为什么没有发明蒸汽机》）从原理到技术再到大规模应用，这背后有一大套制度和文化因素在发挥作用。地理因素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蒸汽机最早出现在英国，却不能解释蒸汽机为何出现在欧洲——前一偶然性包含在后一更大的或然性之中。而更大的或然性又间接地源自欧洲分而治之的政治地理格局——欧洲国家长期相互竞争相互交流，加强了对技术的重视，便利了科技知识的传播。
政治分治的好处容易引诱我们得出结论：中国如果分而治之，可能会取得比今天更好的发展成绩。可是，并非所有分治的区域，如东南亚和阿拉伯世界，都出现了国富民强的大好局面。在全球化时代，一流大国的单位规模也比早年的欧洲民族国家大了许多，甚至欧洲也不得不拼接起来同其他大陆国家竞争。中国的地理规模和政治统一在特定条件下，倒可能恰恰成为一种优势。当权者需要记取保持国门开放，积极引进先进的观念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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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了一下，因为从WORD直接粘贴时会丢掉脚注，所以先convert成google docs，然后再粘贴，就有脚注了。
ls，这是我本科阶段唯一用心写过的essay，虽然看起来还是差强人意= = -
周锡瑞老师以前的1500字命题作文，我就不介绍书了。
十年之后，当彭慕兰先生《大分流》一书仍被不断提及和争论时，即便是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也不会不承认此书的经典意义。诚如许多学者已经提出的批评那样，我认为彭氏在此书中即便不是刻意“抬升”了中国各方面与西欧不相伯仲的优势，也绝对回避了不少对欧洲有利的方面和数据，这也是比较历史研究的基本难题：拿哪些互相比较？
在书的第一部分中，作者通过对人口、积累和技术的比较，暗示中国即便不优于也完全不比西方差，除了煤矿方面的“碰巧”位置不在经济核心区、以及煤矿地理位置的特点（不渗水）而缺乏蒸汽革命的动力。首先，中国湖北、湖南、江西皆不乏煤矿，虽然不如山西丰富，但位于长江三角洲上游，故很难讲资源区与核心经济区分离；其次，基于有学者已指出所谓工业革命的技术并非突变（“科学”更是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才对生产技术的提升有广泛影响力），英格兰必然存在不完全依赖煤和蒸汽动力的工业方式，而且至少持续到十九世纪晚期。另外，作者以卡路里来看生活质量，进而观察人口与社会发展状况，但也未对中西体质差异及卡路里需求作出区分，进而设定加权数计算，不尽合理。至于运输和牲畜资本，中国和印度的很多例子和数据其实都是官方行为（比如马政和运河），其数量和规模的庞大，仅足以说明官僚制国家的实力和需求（这个大的市场带动机制我们愿意称为“贡赋体系”，包括了棉布、白银、盐引以及漕运的大范围流动和所谓GDP的重复计算），不足以说明市场的活跃程度，更不足以说明西欧不如，而且，西欧对相应运河与牲畜的需求程度也令人怀疑。在第二节中，作者对土地利用、劳力自由度以及家庭劳动的分析，同样指向十九世纪以前中国离自由有效的市场更近。但是，似乎作者并未充分考虑中国的资本积累和消散情况，这种复杂情形体现在土地自由买卖之余仍受社会规则和习俗的限制，以及清代中期以后有些地区出现的分家只分租不分田的巧妙之中，不可一概而论。而另一方面，法、德其实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土地限制。
第二部分作者论述了中国大量奢侈品消费的存在，更是与西方不相伯仲。桑巴特（Werner Sombart）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述在中印日的比较下便多少显得有些不合理。不过，中国的奢侈品仍然很多是由政府需求而催生的（清代内务府的例子最为显著）。而《醒世姻缘传》的主人公只是武城人，其活动系在松江府，因此小说描述的房子和奢侈品并非是对“中国九个大区中两个最穷的之一”的“平均水平”的描述。对商业组织形式的比较也让作者得出如果不是武力介入中西两种商业组织都是比较成功的结论。作者较为回避了中国商业资本对运输的投入，同时也承认西欧商业组织在使新大陆的白银、亚洲的原始工业和日常用品发生“关联”的作用。接着作者顺势进入最后一部分，在讲述了中西共同存在的生态制约后，作者终于抛出了“大分流”主题的原因：是美洲这个外围殖民地，解决了西欧本来面临的马尔萨斯瓶颈。这种“生态暴利”看似诱人，但读者是否想过是什么促成了这种成功利用呢？作者在论述许多资源开发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铁、铜、银、煤以及森林的种种细节并混淆了区域分布。比如，附表C以法国和岭南森林覆盖率相比较论证法国遭遇瓶颈，但须知，粤西和粤北的林木恰恰是技术和成本限制导致的广东的瓶颈。事实上，正是作者避而不谈的西欧在航海和武器技术上的优势、商业组织优势使得这种生态暴利和外围市场得以成立。所以，西方将东方“纳入”世界的过程并不是偶然的。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以有必要对一部已有如此多的评论的著作再次多说几句，正因为这部作品在现有研究中具有典范意义。
（此书巧思迭出，无论从写作技巧上、思辨能力上，还是从作者的勤奋搜罗材料上，都很值得肯定和学习。但鉴于其难度系数评估，仍建议小盆友们大二以后再行阅读，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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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的一部《大分流》在世界汉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一时间，赞成者和反对者论战不止，国内也是”群雄混战”，也算是近来学术界的奇观之一。彭慕然的书之所以能够如此轰动，归根结底乃是因为作者观点的与众不同。
传统上，中外学者都将近代中国的悲剧归咎于长期封闭与禁止的社会状态抑制近代资本主义的出现，过强的所谓“封建”制度同样压制了技术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彭慕然的观点相当具有颠覆性。简而言之，彭慕然的观点可以简单概括如下：中国与西欧发展差异的出现乃是进入19世纪以后的事情。直到18世纪末，中国与西欧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的同大于异，日后的“分流”只是一连串近乎”巧合”因素所造成的。
那又是什么因素呢？
第一，那就是“煤”。没错，就是那个黑乎乎的东西。众所周知，煤是工业革命的基础之一，如果没有煤作为燃料，那么英国的工业革命便不可能发生。于是乎，有煤与否，便成为了实现工业化的关键因素。但是，如果真要拿“煤”说事，那么中国也有煤啊，而且蕴藏相当丰富。根据记载，早在宋朝，中国便开始用煤作为冶炼的燃料，明朝时，用煤量已经超过万吨。
不过，对于这种质疑，彭慕然自然有着应对之法。他指出：中国虽然也有煤炭资源，但是都集中在北方而不是经济发达的江南，所以开采和运输成本都相当高，从而限制了煤的使用。而在18世纪的英国，煤炭蕴藏都离各大产业中心相当近，运输便利，而且基本上都是裸矿，所以成本低廉。所以，煤炭迅速就替代木材成为了“新燃料”，从而刺激了工业进步。
第二，便是“新大陆”即美洲的发现和发展。美洲殖民地为西欧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资源以及市场，继而摆脱了当时中国所遭遇的发展瓶颈。值得注意的是，彭慕然在中西的比较中是将中国的江南地区与英国进行比较，理由是中国乃是一个地域差异极大的帝国，很难将它与欧洲式的民族国家进行合理，所以需要从经济的层面进行一种局部的对比性研究。
所以，初看起来，以上两个因素几乎就是巧合而已。这就好比你玩《帝国时代》、《文明》之类的游戏，开局时资源的多寡便成为了决定胜败的关键。以上这些自然也就被那些沉迷于历史主义的人视为“大逆不道”，不过为之喝彩者也不在少数。譬如有不少人质疑他统计数据的可靠性与所用单位的有效性。
不过，关于《大分流》的纷争早已超越了学派之争，而在中国甚至上升到意识形态的程度。因为其强调资源随机的论调在国内右翼看来无疑是对制度优先性的否定。而在另一边却又正好对上了新左派的胃口。于是，也从学术之争上升到了意识相态的互相批判。想来恐怕这都是出乎彭慕兰自己的预料之外。
曾有机会见过彭慕然。当时他正好来沪讲演，自己则正好负责招待，一大早便去宾馆接他，去报告会路上，自然也聊了两句。闲聊时，彭慕然告诉我其中文名字并不是现在国内人人都知道的“彭慕兰”，而是“彭慕然”。当初，由于编辑的失误，酿成了一字之差，于是他也只得无奈地“彭慕兰”示人。所以，现在签名时，他依旧是固执地使用“彭慕然”以正视听。 -
老帖换新颜 -
到伯克利第一年，就在魏教授指导下读这本以及黄宗智对其批评若干文章。魏教授表示很奇怪，那年去中国，大家都在谈论这本大分岔。我想，作为他那个年代的人，对这种翻案研究（revisionist research）本能抱有怀疑。至少我读黄宗智的批评文章，觉得更可信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