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交往纪实

书籍目录

“人才难得”——邓小平与毛泽东 “你这一年干得很好”——邓小平与周恩来 “我愿拜邓小平为师”——邓小平与陶铸 “长期共事，相知甚深”——邓小平与刘伯承 亲如兄弟，胜于兄弟——邓小平与陈毅 两个四川老乡，两位革命元勋——邓小平与聂荣臻 “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邓小平与叶剑英 “这篇文章很好，至少没有错误”——邓小平与谭震林 “尊重邓主席的命令”——邓小平与王震 “希望你对祖国多作一些贡献”——邓小平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邓小平与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荣毅仁、周叔搜 “勇于创新，多作贡献”——邓小平与荣毅仁 “问题抓到点子上了”——邓小平与费孝通 “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邓小平与王稼祥 “我钦佩邓小平同志的勇气、胆略和魄力”——邓小平与肖劲光 “你干得很出色，我都派人向中央汇报了”——邓小平与张云逸 “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舞作用”——邓小平与杨得志 “兵不厌诈，这是诱敌深人啊”——邓小平与王近山 “你们部队仗打得很漂亮嘛” “乔老爷，起来吃早饭了”——邓小平与乔冠华 送给厦门人民的一个大政策——自由港——邓小平与项南 “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人道主义” “你们的账是怎么算出来的？”——邓小平与段君毅、胡立教 “你们工作做得不错，翻两番有希望”——邓小平与铁瑛、李丰平 “胆子要更大一点，放得更开一点”——邓小平与毛致用、吴官正 “选拔人才，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早点上来”——邓小平和王兆国 深受感动，永志不忘 “因地制宜解决农村能源问题”——邓小平与杨超 “生产建设兵团把沙漠建设得这样美，不容易啊”——邓小平与谷景生、刘炳正、任友志、殷延福 八路军的领导同志没有官架子——邓小平和张秀山 “你的部署、打法都对” “人民军队就是要有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我们建立干部教育部门的目的，就是要使干部教育制度化、经常化” “怎么？你们过了河，就忘了找船人啦？” “要充分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坚持大别山的斗争” “我们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一切行动都要以维护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 “每个工作人员必须有高度的责任心” 邓政委教我爱人民 “我们来看看同志们” “你们要把广安建设好”——邓小平与罗国兴、王洪峻 “魍农业搞上去，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抓好”——邓小平与邓欲 治、黎仁海、张家义 “你们生活好，我就高兴”——邓小平与姚凤兰 坚持原则，站稳立场，不拿原则做交易——邓小平与高岗 针锋相对，敢于斗争——邓小平与江青 “焕章先生和我们是有缘的”——邓小平和冯玉祥 “基产党办事，真是言必行，行必果，实在了不起啊”——邓小平与王定南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你在中国工作这么长时间，真不容易啊”——邓小平与爱泼斯坦 送《双猫图》的前后——邓小平与陈莲涛 心系三峡工程——邓小平与魏廷睁 伟人的力量是无穷的——邓小平与聂卫平 “这比会见外宾要轻松多了”——邓小平与中国记者 “今天请你看看农村的沼气”——邓小平与金日成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 “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近视，要有历史的目光才行”——邓小平与苏斯洛夫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邓小平与裕仁天皇 “我们对于过去的老朋友是不会忘记的”——邓小平与田中角荣 “中国尽管很穷，但地方很大，去什么地方都可以”——邓小平与希思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邓小平与卡特 “只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受侵犯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邓小平与舒尔茨 “我从一开始就喜欢邓小平” “到底是一个大国啊”——邓小平与福田赳夫 邓小平气魄大，使我心折 “咱们订一个君子协定”——邓小平与稻山嘉宽 “对中国的领导我很有信心，你们的事业一定成功”—一邓小平与阿曼德·哈默 他们讨论了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邓小平与卡尔逊 “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邓小平与李政道 “中国领导人的眼光很远，我们很佩服”——邓小平与外籍科学家 “我是用游泳锻炼身体，用桥牌来训练脑筋”——一邓小平与杨小燕 “我一生问心无愧”——邓小平与奥琳埃娜·法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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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交往纪实》选取了他生前的朋友、下属和战友们对于与他交往中的一些生动活泼的历史事件、历史时刻的回忆，以此来反映他作为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在人际交往、工作沟通与国际交流中的大家风范。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毛泽东与邓小平结识，最初是在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会后，毛泽东前往湖南组织秋收暴动，邓小平也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4年以后，二人重逢在中央苏区。 1931年秋天，毛泽东与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几位领导人项英、朱德等转战来到瑞金，着手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事宜，同时检查地方工作。这种检查当然是全面的调查和评估，除了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之外，其中相当重要的还有社会稳定的程度。这是确定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能否定在瑞金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邓小平是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领导一个十几万人口大县的工作。 邓小平是同年8月赶到瑞金的。当时的瑞金，正惨罹肃反扩大化之祸。原县委主要负责人为了肃清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在全县范围内大搞逼供信，县苏维埃、县工会许多干部被害，一些群众被错杀。邓小平到任后，果断地纠正了滥捕滥杀的错误，并重组各级政权，安抚无辜受害群众，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这样，民心甫定，社会又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毛泽东听了邓小平等人的汇报，相当满意。27岁的县委书记，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胼手胝足，励精图治，创出如此佳绩，实属难得。这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邓小平同处一城，彼此接近，但是时间很短。次年春，邓小平调至会昌。邓小平是个勇于进取的人，他在会昌任职直至担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期间，一直是为政察察，兴利除弊，工作热火朝天，老百姓十分拥护苏维埃。但是，邓小平与临时中央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原则分歧，终于导致了他革命生涯中的第一遭坎坷。 从1931年起，邓小平即表现了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仰”。赣南会议之后，他又与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毛泽覃、任赣东特委书记的谢唯俊、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的古柏等同志对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政策进行了公开抵制，进而在实际工作中提出或执行了与之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则和方针。例如，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在作战方针上，主张诱敌深入，反对军事冒险；在扩红原则上，主张由群众武装逐级发展为主力红军，等等。这些思想，可以说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也是若干年来被苏区的革命斗争反复验证的成功经验。这时，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心是相通的。在当时苏区党、军队和苏维埃政权的中高级干部中，持有或支持类似观点的同志不在少数。这在1931年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恰如一股潜行的地火在积蓄、汇集，形成了维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强力量。 这股健康力量的主要人物都程度不同地遭受了打击。但邓小平所受处分之重，既有所谓“寻乌事件”所招致的“失地”之咎，也因其不肯按临时中央领导人的要求做检查。于是，邓小平被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相继被免去了县委书记和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先去一个偏远的地方做“巡视员”，继而又到乡村参加垦荒，近似于“劳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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