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生命哲学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9-07
ISBN:9787020029440
作者:王乾坤
页数:343页
作者简介
内容简介
对于“民族魂”鲁迅
的研究，已成为中国学术
界的一门显学。历来的鲁
研究者基本为文学研究者，
而本书则是一部哲学研究
者撰写的鲁迅研究专著。
作者多角度、多层次地切
入对鲁迅的“生命哲学”
的探究，透辟而深刻地体
认、阐释了鲁迅这位思想
文化巨人的生命哲学所独
有的文化内涵、精神意蕴
和价值取向。
书籍目录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终极的消解与眷注
一 一个前导性话题
二 “中间物”辩
三 生命―时间观
四 “消解”，而非“勾销”
第二章 古今中西之间
一 中庸之道
二 逻各斯主义与道
三 新神思宗
四 佛缘
第三章 自由与他由
一 “朕归于我”
二 “惟此自性，即造物主”
三 “众数”与“物质”
第四章 自律与他律
一 不能含糊的“声音”
二 “伟大的审问者”和“伟大的犯人”
三 沉沦与“忽然惊醒”
四 声发自心
五 良知：存在论的和价值论的
第五章 勇气：出死入生
一 价值与勇气
二 “无所希望”
三 拒绝通遥
四 创伤的慰藉
第六章 苦难与爱
一 第二视力
二 摩罗：为爱而反叛
三 伟大的俄罗斯
四 以流血的心去爱
五 “可悲的是我们不能互相忘却”
第七章 毁灭中的大欢喜
一 双重的被告
二 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
三 意志为死亡立法
四 人生的路
五 关于崇高的判断
第八章 盛满黑暗的光明――读《野草》
一 梦与人生
二 深渊的梦魇
三 例解
四 叫出无爱和无所可爱的悲哀
后记
内容概要
王乾坤，祖籍山东曲阜，1952年生于湖北天
门，从小在乡下长大。1982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
在省直机关，一年后，即调至武汉市社会积学院
从事研究工作。现任该院哲学所研究员、所长。
能标志十多年来研究路迹的著述有：《论诡辩论
与辩证法的同一性》（1982）、《论人道主义之
争的方法论分歧》（1983）、《人在工业化过程
中理性与情感的分裂》（1987）、《离开了个性
自由无以界定“五四”传统》（1989）、《作为
思想家的鲁迅》（1992与人合著）、《由中间寻
找无限》（1996）等。
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条)
-
（声明：本文版权归张梦阳和人民日报读书论坛共同拥有，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鲁迅研究界的学术史意识是觉醒得比较早的。在其它学科兴起“学术史热”之前，就已有鲁迅研究史问世，之后又出现了几种。这种史的自觉表明这门“显学”正在趋向成熟。 然而，在这个时刻，为了学术的深化，就不能不对学术史本身进行一番反思：究竟什么是学术史？ 已经出版的几种鲁迅研究史，有的侧重研究论著的评述，有的偏重学术问题的梳理，有的从宏观视角对各种学派进行了勾勒与分析。 这都是很必要的，已经显现出应有的学术效果。借用现象学的用语来说，这都是对“曾在”的“还原”。不过，这种“还原”还是侧重于外在特征的描述与把握，有必要深化一层，对各个时期重点的研究论著内在的认知逻辑、思维方式、内心动因和学术范型进行实质性的“还原”，理出一条学术链，对其中关键性的环节及其与前后环节的关系进行评骘和分析，以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倘若以这种内在“还原”性的链环式学术史眼光审视青年哲学家王乾坤的新著《鲁迅的生命哲学》(以下简称《生命》)，就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生命》是鲁迅研究发展到世纪末出现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对于扭转以往的习惯性思维定势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自此，鲁迅研究中的某种“迷乱”、“知识障”开始从哲学高度得到拨清和拆解，从某种“无明”状态走向澄明之境。 学术是一环扣一环地不断发展的。王乾坤没有否定前人的作用，他坦然承认自己与汪晖是相衔接的：“用‘中间物’三个字作为借代，用以‘标示……鲁迅个人的客观的历史地位’和‘深刻的自我意识’，用以概括鲁迅的‘一种把握世界的具体感受世界观’，是汪晖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但是，汪晖“没有明确地把‘中间物’作为鲁迅世界的原点来肯认，来规定，因而也没有将这个命题辐射到该达到的角落和领域。”这样，王乾坤既肯定“‘中间物’概念的提出，是中国鲁迅研究思路的一个转变”，又没有止步不前、就地踏步，做起重复前人模式的学术游戏，而是针对既往鲁迅研究忽视元性质或元基础问题的理论缺陷，紧紧抓住“中间物”这个鲁迅思想的原点(元点)，追根求源，盘根诘底，以一种新的视野、新的话语方式和新的学术规则推动学术的发展。“还原”对象的原点(元点)，致力于穷根究底的元性质或元基础问题的根柢性理论研究，本是基础科学研究的主旨。例如数学领域的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研究1+1=2的问题，外行人以为是痴人说梦，像徐迟报告文学里所叙，有人竟嘲笑道：1+1不是等于2吗？！这还用得着研究吗？其实，该被嘲笑的正是这种无知的外行人，他们只满足于日常的经验性事物的技术性分析，只具有“第一视力”，仅看得见表象的事物，而不能对天地万物作超验性的“玄思”，以“第二视力”看到内在的学理，完全不懂得基础理论研究的意义，不知道解决“哥德巴赫猜想”难题在数学领域的重要价值。同样，汪晖刚提出“中间物”概念时，鲁迅研究界很多人，甚至一些资深前辈都抱以不屑一顾的排斥态度。这里面除了王乾坤所说的“既得的学术利益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科学哲学的理论素养问题。鲁迅研究圈内(甚至包括整个人文学界)的很多人，长期不注意学习自然科学知识，不注意加强哲学修养，从思维上就不习惯于元性质或元基础的思考，也无自我反思的自觉意识，一听有人论起这种问题，就加以拒斥，以为是在“说梦”，不愿意往深处去想。这正是鲁迅研究长期徘徊不前，在既定模式中重复转磨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一切都是中间物”，科学和学术的发展不会迁就任何人的“既得的学术利益”和固陋的思维方式，汪晖终于冲出来了，又有这个王乾坤从哲学界闯进来，以哲学玄思的清明显现了元基础研究的效应。 王阳明有言：“天地万物与人心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1)西方哲人海德格尔也有与之相通的说法，认为人的认识好像从黑暗走向光明，黑暗就是遮蔽，只有不断“去蔽”，才能走向澄明之境。把这两位东西方大哲的思想会通起来“领悟”，我得到这样的启发：要“去蔽”，做到“敞开”，走向澄明之境，就必须有人与天地万物相通的体会，即于“发窍之最精处”获得“人心的一点灵明”。而王乾坤抓住了汪晖智慧地拈出的“中间物”概念这一“鲁迅世界的原点”，也就是把握住了究诘、阐发鲁迅生命哲学的“发窍处”和“一点灵明”。 于是他以“中间物”为鲁迅的生命轴心，以“有限”为理论切入点，打开了鲁迅的各个思想扇面，“还原”了鲁迅与古今中外精神文化的内在源渊关系：儒家以“中庸”、“圆满”为“无限之至境”和人格的“终极价值”，而鲁迅对儒家哲学的批判正是由这一点出发的，他不相信而且讨厌“圆满”的“范本”，因为“中间物”正是对“圆满”、“中庸”的反拨，他宁可“化为泼皮”，也不以“圣贤”、“善人”自塑。这从生命哲学上说，就是突现人的有限性以打破无限性、普遍性的统治。但是，又正是一个“泼皮”韧性地趋向无限，也就同时在趋向“中”，趋向“圣”。所以，鲁迅既消解了儒家的“中庸”，又汲取了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中国“固有之血脉”，成为批判与继承的成功先例。以尼采为代表的新神思宗与鲁迅的精神联系，一直是难解之谜，而“中间物”这一理论原点又显现了破解的“发窍处”：鲁迅和尼采“都从现世的有限性方面来把握人，因而把人看作现实的、中间状态的(变易的)、个性化的生命，从而对人的共性、普遍本质有一种本能的抗拒。”“他们最大的相通首先是都不留情地、终生不怠地消解终极实体”。因而，“立足大地，以轶众的意志正视和反抗绝望，这应该是鲁迅与尼采共同的悲剧人生选择。”鲁迅一生与佛保持着不解之缘，其中原由始终没有搞清，还是“中间物”这一理论原点散发出“一点灵明”：“鲁迅一一地扑灭形而上学的终极实体，认为万事无常，一切都是中间物，不承认有一种与当下对等着的独立本体和永恒的存在，从而把无限收回当下、有限，这与上述佛学的缘起存在观及中观智慧在哲学上是相通的。”的确，如果鲁迅“没有研佛的功夫，就不可能有第二视力，见人所不见，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存在论上的‘绝望’和‘反抗绝望’，就没有《呐喊》、《彷徨》，更不可能有《野草》。” 《生命》把“中间物”的理论原点贯彻得那样彻底，以至摒弃了一切隐匿之所。这从对《过客》的透辟分析中清晰可见：“过客”所说的“前面的声音”“源于何处？发自谁的喉舌？天？神？领袖？前驱？民族或某种集团？人民？自我？……？简括地说，是来自于‘他’，还是来自于‘我’？或者说，这神圣的审判律令属于‘他律’，还是属于‘自律’？”这的确是鲁迅研究中一个极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经过极为严密的逻辑推论，终于得出了“声发自心，朕归于我”的结论。不仅把天才的鲁迅与以为声来自天的Talent的周扬严格区别开来，而且使《生命》本身也透发出天才的灵气。而最叫绝的还是对结尾的评析：“《过客》没有告诉我们前面是什么，而只告诉了‘还是走好’----只是把这种自由自律的生存动姿写了出来，这是极其深刻的画龙点睛。不少人认为这个结尾太灰色。这才真是‘未闻大道’。如果结尾如读者所愿出现一个光明的尾巴，过客也便不成其为过客，而《过客》也就不是一篇生命哲学，而充其量只是一篇优秀的社会性习作了。”“未闻大道”，是对历来诸多忽视元性质或元基础问题、没有“中间物”意识的鲁迅研究者(包括笔者自己)的恰当评语：不仅自己平庸，还要以缺乏理论凭借的空疏研究和泛泛之论让研究对象----鲁迅也一起落于平庸。海德格尔说的对：“此在将自身嵌入‘无’中时，就总是已经超出存在者的整体之外了。此超出存在者之外的境界我们称为超越境界。”“没有‘无’所启示出来的原始境界，就没有自我存在，就没有自由。”(2)《过客》结尾所显现的“无”的境界，正是生命的本真，反映了鲁迅生命哲学的真谛----“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只能把人的安慰之源从任何对象性希望中收回到“此在”，收回到自身，走就是了，“把一切外在于己的虚妄寄托或希望一一撕开，剩下的只有中间物状态的我和黑沉沉的大地。”这与《红楼梦》的结尾一样与佛教的“熄灭”观相通。曹雪芹正是把握到这种“宇宙人生本来性质”，世上遂有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红楼梦》。鲁迅和王国维也正是在这个思路上高度肯定了《红楼梦》的价值。因为其悲剧不是一种例外的社会性不幸，也不是主角个人特有的罪，而是原罪。所以，《生命》不同意“‘反抗绝望’便是克服悲观主义”的说法，指出：“‘克服’了绝望，也就是没有了鲁迅的生命哲学。这是因为，绝望是他消解了种种终极希望的思想成果，而‘克服’即意味着向终极实体的回归，向逃难所的躲避。”像鲁迅那样敢于绝望并且“绝望地抗战”，在中国历史上罕有其匹，“空前的勇敢”的哲学注脚应该由此去寻。 《生命》毫不妥协的逻辑推论引来的是哲学玄思的清明，拨清了鲁迅研究历来所存在的诸多概念和逻辑上的混乱： 个性主义往往与“利己主义”混为一谈，《生命》则明晰地指出二者迥异：鲁迅是“把倡言‘朕归于我’与呼唤‘群之大觉’，与解民于倒悬的道义、牺牲精神相提并论”的。“逻辑推论应该是这样的，‘以己为终极’并不排斥别人，因为人各有己，都有各各的‘终极’，所以每个人都有其不可侵犯的价值与尊严，因而其个人性都要受到尊重。只有明确了‘人各有己’的人，才有可能把他人当一个人看待。”才能“想到他人的自己”，才能出于个性的自觉，以“流血的爱之心”付出牺牲，做到“我以我血荐轩辕”，“俯首甘为孺子牛”。而离开了个人的独立与自由的集体，则只可能是奴隶群体。 这样，也就分清了鲁迅与尼采的相异处：尼采充满了贵族气息，主张剥夺那些“失败的人”继续生存的权利，难怪纳粹向他伸出了求援精神力量的手！鲁迅却是因为爱，因为“对世界的一种感同身受的悲悯，激发了绝望抗战、舍身饲虎之大勇。”所以人民热爱他。 这样，也就自然道明了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说的谬误：“在鲁迅的上辈和同代人中，宗本个性自由者不乏其人。但是，一个共同的现象是他们后来几乎都放弃了，或以各种各样的集团主义话语取代之，或以传统的逍遥偷换之。对这种先恭后倨、先扬后抑现象，论者多以救亡压倒启蒙解释之。但是，救亡何以能压倒个性启蒙？当然有耳熟能详的那些原因：一个民族处于生存危机中，其它的矛盾退居其次。但是，如果启蒙学者所奉行的自由指的是一种现代个性的独立，那么，在价值观上，它与救亡不仅不冲突，而且是其价值基石。”因为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解放是以人的解放和个性的自由、独立为基础的。“压倒”说正出于概念和逻辑上的混乱。 《生命》提醒我们说：“你反对‘极左’所用的参照，与‘极左’共着一个背景，同一条根。”而该书最可贵之处正在这里：不仅指出了鲁迅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些迷误性的观点，而且深掘出了这些观点在认知逻辑、思维方式上的根源，挖出了我们与“极左”的“同一条根”：“几千年传统思维定势的同化力”所造成的简单化的混乱概念与荒唐逻辑。所以该书主张“最好不用‘左倾’、‘右倾’之类的术语”，并反复强调：“鲁迅不是政治活动家，也不是政治理论家，他的关注点不是具体的社会运作，而是价值理性的根本性批判与重建，是‘个人殊特之性’、‘主观之内面精神’、‘张灵明’一类的人生问题。”应该“调整研究视角”，“把本不属于他的一些讨论，从鲁迅研究中清理出去。”回想起来，确实是这样的，我们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本不属于鲁迅研究的范围，所持的标准本不是研究范围内应持的标尺，就如射击一样，没弄清靶位在哪里，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枪支，就在那里胡射一气。忽而要求鲁迅成为与自己对等的普通人，忽而又以全知全能、各个领域都超人一等的神化标准衡量他。实际上，鲁迅既不是“神”，也不是普通的俗人。“神化”鲁迅固然不对，“俗化”鲁迅也不对。鲁迅的确是一个人，但绝不是一个和我们等同的普通的俗人，他是一个超凡之人，一个人中之天才。我们总是在“神”与“俗”之间跳跃，不能得其要领，恰如其分，自己陷于混乱。而《生命》却以其哲学玄思的清明，促使我们从长期“理不清的乱麻”和“自乱”中清醒了过来。 梳理鲁迅研究学术史长达20余年后，我又读了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著作，忽有所悟，感到鲁迅研究学术史上存在着三种类型： 第一类：还原型。这一类从内心动因来说，是坚持“面对实事本身”的原则，致力于“让人看到实事本身”，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从希腊文词义上对现象学的解释来说就是：“让人从自身展示之物出发，如它从其本身所展示的那样来看它”。从认知逻辑和思维方式上说，是排除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先期假设，努力科学地“还原”鲁迅和他所处时代环境的本来的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的真实面貌和固有特征。从学术范型上说，是以求真、求实为最高标准。80年代提出的“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代表了鲁迅研究界向这一类型回归的意向。还原型又分两种，一种是实证还原型，致力于史实、著作和全部有关资料的搜集、考证、注释，努力“还原”鲁迅本体的“原本性”的“原印象”；一种是理论还原型，以鲁迅本体的“原印象”为基础，在不断的反思中，努力还原鲁迅固有的“原真性”的精神特征和特有的艺术表达方式，这种“原真性”不是在直向思维中对意识客体直接把握的“原本性”，而是对各种意识行为内在实质的感受与把握，所以只有在反思中才能显现出来。还原型学派是鲁迅学的正宗与主流，只有它称得上是一门学问，经过种种曲折正在向着科学形态发展。所谓中国鲁迅学史，其实正是这门学派的源起、发展和成熟的历史。此学派不能以口头的自诩为标志，在口头上，所有的学派和研究者都是自称“求真”、“求实”的，任何人都不会说是在搞伪学术，但是一究诘实际，就大不一样了；也不能以头顶上的桂冠为界限，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中都有求实的还原型学者，也都有专门造假的人；还不能以对鲁迅是赞颂还是批评为分水岭，鲁迅当年就曾以郑板桥的两句诗赠人：“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搔痒不着”的赞颂，只能表明其人的平庸，在学术史上毫无价值，而原创性的“入木三分”的批评倒可能有其不可抹杀的意义。自40年代林辰先生的《鲁迅事迹考》起，实证还原型就已初成局面，80年代以来在朱正、陈漱渝带头下更是成绩绯然；理论还原型经过许多曲折，自80年代开始回本溯源，历经“立人”说(3)、“镜子”说(4)、“心灵探寻”式(5)、“文化底蕴”论(6)、“历史中间物”(7)等阶段的递进深化，鲁迅固有的“原真性”的精神特征和特有的艺术表达方式逐步得到科学的“还原”，而到《生命》一书问世，才从哲学高度走向全新的澄明之境。 第二类：功利型。这一类从内心动因来说，是把政治功利放在首位的。而那些当时处于被压迫地位的身受苦难的政治家，与浸泡在苦难中的鲁迅倒有所相通。他们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看到了鲁迅的价值，欢迎他站到自己一边，并部分道出了鲁迅的精神特征和历史地位。这种原创性的评价在鲁迅认知史上具有不可抹煞的作用，绝不能简单否定。但是，又不能不看到，这种评价是从政治功利出发又以政治利益为界限的，一旦超出界外，就会予以限制。特别是在政治威势和精神禁锢下，以后的研究者完全在既定的模式中进行着奴性的重复、印证和诠释，就出现了严重的负效应。而功利型的后继者发展到极端时，就失去了原创者的价值和意义，也失去了起码的规范，把鲁迅完全当成自己手中的政治工具，制造出一个假鲁迅为其政治利益服务，彻底丧失了真理和道德，与学术毫无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功利型不仅是以鲁迅赞颂者面目出现的，那些以攻击、谩骂鲁迅著称的人往往也是从功利出发的。譬如苏雪林，30年代写的《<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和《论鲁迅的杂感文》何其精彩，然而后来一反常态，对鲁迅又极尽辱骂之能事。倒是与她通信讨论的胡适保持了学者的求实态度，肯定鲁迅的学术贡献，具有一定的还原型学风。可见苏雪林前期曾持还原型学风，后来却因某种功利和政治好恶而成为极端功利型了。 第三类：模拟型。这一类从内心动因来说，是把遵命奉旨、服务政治放在首位；从认知逻辑和思维方式上说，是以先验的原则和既定的模式为窠臼进行奴性的印证和诠释，全没有自己的创造。他们有时也讲辩证法，但如《生命》所说其实不过是“一种懒汉解决问题的游戏办法”。这种所谓的研究，浪费了大批学者的青春和生命，然而在学术史上除了给后世留下教训，使后人知道中国知识分子曾经如此精神侏儒化之外，没有任何价值可言。 鲁迅的出现，是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史上一个奇特而殊异的现象。对鲁迅的反响、评价、争论与研究横亘近一个世纪，其势头不仅不衰反而更盛，同样是一种奇异的精神文化现象。这一现象的变化、发展是与中国的社会变迁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紧密相关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人文精神由萎缩、奴化到觉悟再到独立成熟的过程。三百年前明亡之后，黄宗羲寄愤懑于巨著《明儒学案》，以学术史的形式总结了中国学人思想探索的得失；20世纪初叶，梁启超又写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归理了清代学术变迁之大势，使学人从中深省中国精神文化之利弊。可见好的学术史，绝不仅仅是某一学科的技术性梳理，而应是精神文化现象的一束投影。作为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现象一个重要侧面的中国鲁迅学史，更应担负起这一重任，通过对20世纪中国这一精神文化现象的宏观回眸与理性反思，还原中国学人精神独立过程中的种种内在的认知逻辑、思维方式、内心动因、学术范型及其变迁的原因与规律。 总之，从这样的学术史视域去“玄览”《生命》，就不难看出该书是中国鲁迅学史上理论还原型链条中最新的一环，反映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个性自觉、精神独立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而且包含深邃的精神文化意义，不能仅当作一部学术专著去读。 当然，《生命》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出了一条通向澄明之境的途径。王乾坤在结尾也申明他对《野草》的理解“有利于调适《野草》的阅读姿势”，“不是说，《野草》只有这些思想，只有这样一种读法。”倘若我们自此认为只有《生命》一种读法，开始在其范式中模拟、仿效，就又会重演模拟型的悲剧了。只知模仿前人是没有出息的。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先进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形式，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超越。 老实说，超越王乾坤是大不易的，恐怕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不过，我也设想了一些问题，看是否可从此切入：《生命》强调了鲁迅的苦难观，强调了他与缺乏罪感、审痛意识的中国文化的殊异性和与乐感文化的对立性，这都是很好的。然而，我们不妨也进行一下反思，如一切事物无不具有正负两面那样，苦感文化是否同样存在负面呢？鲁迅与胡适、梁实秋等英美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是否与各自不同的东西方文化背景有关？对此，是否需要进行一番统摄性的考察？……(《鲁迅的生命哲学》，王乾坤著，《猫头鹰学术文丛》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18.60元)
精彩短评 (总计12条)
-
补记 -
烂书，误我时光 -
我很欣赏作者的坦诚和学识，他的《文学的承诺》确实是改变人思维的书籍之一，让人对于哲学和文学都有了认识上的新维度。所以我跟进这本书，希望在里面寻找一种关于鲁迅的认识 -
确实很哲学 -
看不懂！！！！ -
这人没搞懂理论. -
过于矫饰。 -
还没看完就直接决定要买一本回来的书，用得着多评论吗？我喜欢从哲学的角度探寻思想者鲁迅的书，比起那些成天在外围打转，夸夸其谈的人，王乾坤的研究才更接近这一伟大灵魂。 -
先生于我，是每一次歇斯底里发作时的镇定剂，他从不会让我失望，或者说，我读他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一定能被安抚，然后获得力量，所以读到鲁迅，从某种程度上读懂他，对于我是三生有幸的事情。这本书很好，怎么说，虽然理论部分薄弱并且有牵强的嫌疑，但是却是我看到目前为止最切合我心的鲁迅解读，在竹内好的基础上再进了一步。并且条理十分清楚，中间物的概念贯穿始终，结合“此在”的终极关怀，然后反问为何是鲁迅会一直坚持到底？就是一种对于终极的消解，反中庸却无限逼近中庸倒不合我的理解，但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读。然后再深入鲁迅内部，“伟大的审问者”和“伟大的犯人”，这种生命的重压，“无”比“有”更纯真倒是不见得，只是他不希望别人分享这苦难。强装些宽容，希望和绝望。这书的切合，从引文里就能看出，几乎句句都是我抄过并深刻记得的。 -
总算啃完了。。。 -
我看到进化版的有人道情怀而没有贵族气息的尼采 我就是书 在万千海洋里捞起自己 -
看来还要再读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