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聊斋-(第二版)》书评

墙上的科技史何日铭记心中

北京南城东高地的路边树立着一排长达几站路的宣传墙，展现了从新中国建立以来，这里成为航空航天技术摇篮的历史，魏明伦撰写的《神箭铭》巍巍长文开篇，几代在这里工作的院士的图片和历代领导人的题词光彩照人，展现的研究成果有神舟航天、嫦娥探月、太空育种，这里的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等机构本是军事化管理，车站路标都以“营门”命名，这宣传墙从三营门搭到六营门，彰显了这些昔日的无名英雄的事迹，在这长墙周围的广场、小区，后羿射日、万户登天等主题雕塑点缀其中。在北城，类似的宣传墙也在中国科学院的住宅区外绵延几百米，记载了海淀中关村作为科研中心辉煌的历史。具体而微的科技史宣传在北京各个公园里随处可见，比如，东单公园里展有新中国科技的编年史：“哥德巴赫猜想的成功”旁边有陈景润的名字和工作照；激光照排《伍豪之剑》旁却只有王选院士的照片，没有这位当代毕昇的介绍，颇为遗憾；更为可惜的是，作为新中国化学成绩的代表，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介绍旁，仅有结晶体的图片。西方谚语将科技发展概述为：“中国人的头，阿拉伯人的口，法兰克人的手”，同一句谚语，阿拉伯人则说：“智慧寓于三件事物之中：法兰克人的头、中国人的手、阿拉伯人的舌头。”这句谚语还有好几种语言的版本，比如把法兰克人改为希腊人等等，现在看来第二种版本最为合理，体现了他们对中国人手工艺的赞赏，也符合如今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现实，只是国人没有将技艺科学化乃至留名的习惯，这让我国科学界一直缺乏系统化和深度演绎。因而西方科学成长为一棵脉络清晰、根系发达的大树的时候，中国的科学技术还是无规则冒出的蘑菇与春笋。看到《新华书目报》上外地读者为中国科技普及丛书难买而发愁呼吁的同时，各科技出版社也在为图书的库存而苦恼。针对科技图书受众面窄，发行渠道靶向性很强，宣传、销售难以到位的问题，除了纸质媒体之外，人民军医出版社推出了主题阅读卡，一张卡可阅读十本相关门类的电子书。曾经有过不少科技图书想要抓时事热点，北京王府井书店架上关于嫦娥探月的图书就曾有四五种之多，只消一年民众的热情就已经转移和消散，一窝蜂出版的追风书造成了积压。要让读者理解航天原理，造就一批稳定的“追星族”，可不像超女粉丝那样听两首歌就能迷住，需要的是培养对科学逻辑和科技文化的爱好。最稳定和真情的科学迷来自学习中学数理化的学生。对学生的科技观念普及除了应试教育这个叫嚣多年的误区，还有奥数和其他竞赛特长加分等功利性成分在其中，这让学生视数理化为一种技艺而缺乏文化意识。在这方面，如今有些院士甚至认为学物理只需要学定理，不知道科学家的名字，丝毫不影响科学发展。这逻辑让我想起“文革”期间曾将“牛顿三大定律”改称“力学三大定律”的极端行为。为此，北大出版社的“科学元典丛书”做出了一个好榜样，在出版体例上，惠更斯的《光论》和牛顿的《光学》这对展开了光的粒子说与波动说200年大论战的肇始典籍同时出版，不为尊者讳，原版地暴露了科学家因为其时代局限而产生的认识局限。赫胥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进化论与伦理学》皇皇两大册子所反复辩驳的，是中国学生所不能理解的科学与宗教的抗争，这体现了科学为了立足，曾经历了多么艰难的挣扎与抗争。科学元典不是教科书，其中的符号、语言与当今的科学语言相去甚远，非如此不足以展示科学走到如今，在光荣的荆棘路上筚路蓝缕开创基业的过程。这些都是如今的学生教育所欠缺的。物理和化学的实用性比较强，容易举出历史上有趣的例子。数学作为科学的皇后，却常被视为研究的工具，更多地依赖抽象逻辑。因此，2003年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将数学史列为选修课程，也就势在必然。况且，在数学史方面，我国充满了可以自豪的例子。如科学出版社《数学聊斋》里面“韩信点兵”所体现的“中国剩余定理”，曾经由于《射雕英雄传》里面黄蓉与瑛姑的对决名扬天下，数学经典《张丘建算经》中的“张丘建买百鸡”问题，使用了不定方程的解法。这些解题思路灵活、具有较深文化底蕴的题目甚至进入高考题，使得数学的学习范围越来越广泛。而科学出版社的《数学符号史》一书，把数学史凝聚成数学符号史，将零星浅显的介绍点滴汇成涓涓细流。仅仅阿拉伯数字的历史，就详细阐述了10节，包括最开始的来源（1、2、3、4都是笔画折角的数目），源流变迁（一度禁用），其中乐趣足以让爱读故事的人爱上数学。再往后数学符号的故事越来越神奇，日本人竟认为π是文明的标志，加减乘除的符号历经几千年的变迁，至今乘除符号无法归一定论，中间还夹杂数学家奥特雷德因为听说英王查理二世复辟高兴过度死去这样的八卦。这一个个活生生的科学家形象虽不完美，但直闯入人们的心灵，才成为刻在社会记忆中永不磨灭的科技史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