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书评

自由神学、社会福音、基督教救国论

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在欧美各国形成了一股高举人类理性的思潮。他们夸大了理性的作用，相信人类可以凭借自身有限的思想去洞察宇宙奥秘与规律。基督信仰是启示的，是超理性的，存在很多理性无法解释的内容（神迹）。因此理性主义者就极力批判基督信仰，否定《圣经》的真实性、权威性。面对这股思潮，教会里一些神学家在真理上出现了妥协，他们试图找到基督信仰与社会思潮的平衡，他们认为：“个人有权力认为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不应受到外在的管束。神是可以用理性、良知、经验甚至机械的方法认识的。若不在理性之下，信仰便成为了迷信。”自由主义神学就此产生，持守这种思想的基督徒被称为“自由派”。自由派神学的发起者是德国神学家士来马赫，他不相信圣经记载着主的特殊启示，认为新约及信经中所解释的耶稣，都被错误解释了。此后自由派不断得到发展，逐渐影响了欧美神学家，成为与保守派对立的学说。整体来说，自由派包括以下特点：1、强调主慈爱的本质，淡化其义怒的一面；2、不承认《圣经》的绝对权威，只看作指导道德生活的书籍；3、内部神学思想多元化，但能彼此接纳；4、一些自由派神学家提出普救论，认为善人无论是何种信仰，都能得救；5、广泛吸收世界上的哲学或者宗教思想，补充其神学思想；6、否定原罪，相信人性本善。自由派相信通过人类自己的努力能够让社会止于至善，加上十九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导致大量的社会伦理问题的出现。于是，饶申布什（Rauschenbusch，1861～1918，美国神学家，基督教社会福音派理论代表之一。）为代表的神学家提出社会福音论，从神学的角度来探讨社会上失业、童工、福利待遇、城市贫民以及工人运动等问题，考虑基督教福音的社会意义，极力强调社会服务运动。由于美国人有强烈的“选民意识”，自称“上帝之国在美国”，因而社会福音在美国蓬勃发展。社会福音派进入中国时，正值动荡的近代时期，不少有识之士都在寻找救国道路。社会福音派因其强烈的社会关怀，得到了教会和社会上不少人的重视，一时间“基督教救国论”甚嚣尘上，吴耀宗、吴雷川、晏阳初等教会人士对其趋之若鹜，成了当时教会的显学。自由派也和社会福音派结合，成为中国教会一股思潮。赵紫宸、刘廷芳、吴耀宗、吴雷川、刘良模、丁光训等等为代表人物。平心而论，在近代中国社会里，基督教青年会等教会的社会服务机构从事社会改良、平民教育、科学普及、体育运动、书刊出版等科教文卫工作，并积极参与抗日救亡，对中国社会发展发挥巨大作用。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指出：“从第一任总干事来会理1885年到中国直到1949年，青年会一直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推动力。它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方面产生的影响，在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和地区找不到同样的例子”。但是自由派（社会福音派）虽然为中国社会做出了不少贡献，但遭到基要派的猛烈攻击。他们被指责在真道上妥协，关注社会事务超过传福音工作，王明道甚至斥责吴耀宗为“不信派”。在当前教会中，对自由派的批判仍十分激烈，有些家庭教会的信徒甚至以“三自”发起人多为自由派的缘故攻击“三自”教会。摘自：吴保罗著《从历史上认识基要派和自由派》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