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全7册）》书评

春秋之笔话兴亡 ——《中国通史》之《宋辽金元史》小议

通史类的书很多。既是通史，自然要历述各朝各代的兴亡更替，为使历史面目完整，还要旁及政治制度、文化发展、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篇幅所限叙述就要简省，这使得多数通史就像剔下来的骨架，完全失去了历史的鲜活面目，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被简单化，忠奸善恶被绝对化，其结果是，历史在叙述中被曲解。与这些通史相比，傅乐成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显得鹤立鸡群。以《宋辽金元史》为例，该书叙述颇为简练，但对历史的讲述并不流于简单，它以惜墨如金之笔勾勒出时代面貌、事件缘起、人物命运，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是非判断——历史的复杂本质远非忠奸善恶所能概括。历来通史对宋朝的评价，不外积贫积弱、冗兵冗官，于此同时传统文化却“造极于赵宋之世”。高度发达的文化产生于积贫积弱的一朝，这在许多通史中形成一个悖论，而《宋辽金元史》一书，似乎透露出历史的某些讯息：“西夏仍本其原有国策，附强凌弱……以金的强盛，也只能维持对西夏表面的臣属关系……”言外之意，宋代无法收服西夏，并不足以说明其“积弱”，草原民族的强悍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宋代自开国以来便始终有内忧和外患，内忧来自于制度和人事之弊，外患主要是西夏、辽和金的侵扰。一般对于这段历史的叙述角度，是以宋为正统，从宋代如何被进犯、如何纳币求和来写，该书却不从此着眼。作者对西夏、辽和金的内政详加分析，使历史多了一重叙述角度，读者对事态发展理解地更真切。宋金之间和与战几度反复，其中变动若从宋的角度说起不免头绪繁琐，而且容易变成清单式的列举。该书反之从金内政的变动说起，由内政而影响外交，对宋的或战或和只是其内政变动的结果。这种写法为历史解读带来了一种新鲜视角，同时，它有意无意地为历史事件找到了因果联系，这联系与历史真相的吻合程度如何且不作评价，毕竟叙述方式本身便构成作者历史观点的一部分。古代中国的政治中，皇帝处于中心位置，就连最富于批判精神的司马迁写史，也要以“本纪”贯穿全书。该书秉承这种旧史修撰的逻辑，对每一朝代政治兴衰，都把皇帝放在叙述的显著位置，对于我们看惯了以皇帝为叙述舞台上布景的读者来说，会有耳目一新之感。例如谈到宋世财政负担问题，作者提出“宋世祭祀天地所用的‘郊费’也相当可观”；谈到熙宁变法，先说宋神宗个性强毅，是一个才高志大的帝王，这是变法能够实行的关键；谈到辽的衰微，也以辽道宗的昏聩作为叙述的前提。在宋金关系中，作者首先论述宋高宗性格：一方面，高宗并不是苟且偷安，不思上进的庸才，他本人是有中兴之志的；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倚重主战大臣抗击金兵，其中原因很复杂——主战大臣拥护旧帝，担心武官功高震主、跋扈难制，等等。宋金和谈的关键在于高宗，所以作者对和议的评价有一句“保全了高宗的皇帝之位”。这就写出了历史事件的复杂性，没有将历史简化为是非贤否问题。对于历史人物，该书给出的评价常常简短而精当，多翻历史旧案。如作为民族英雄名垂青史的文天祥，该书论其气节的同时，更指出“文天祥等三杰都不甚知兵，全凭一腔忠义苦战，各方面的环境条件都太不利，最后的失败，是无法避免的”。一般通史鲜少细说的历史人物，该书也以简明之笔写其行为，作出评价。如金人曾经扶持过的楚帝张邦昌，该书并不简单判定他为傀儡皇帝，而是指出邦昌本人不受朝贺，不以天子自居，而且曾积极拥护高宗即位，只是高宗后来仍以宰相李纲之议为借口，赐死了张邦昌。这一小段叙述也从侧面补足高宗的性格与为人。对于历史事件，该书将前因后果条分缕析，简明扼要之中能以微小的细节使人窥一斑而知全豹，颇有春秋之风。在制度与人事之间，该书详述人事。例如宋金和议，该书详尽写出主和主战两派势力的消长，这似乎提醒读者：历史终究是人的历史，它的走向和政治决策者的决断密不可分，对于君主集权的封建社会来说，人事往往比制度对社会走向的影响更为明显。作者对于熙宁变法有这样的评价：“这既和他在位不够长久有关，也和他的继位者推行新法不利有关。安石的变法，总体看起来是失败的。”可见对于变法的失败，作者不归因于新法本身的合理与否，而归因于推行者——人事对于历史的影响远大于制度。精彩之处还有很多，例如该书对宋士人精神的把握、对文学艺术总体发展走向的概括都非常精当。对于宋诗面目，作者概括道：“开宋诗面目者，为苏舜卿（钦）、梅尧臣，其诗超迈而深远，平易而闲淡，世称‘苏梅体’。开北宋诗坛而为大家者，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他们使宋代诗风转变。欧王宗法杜牧、韩愈，欧诗明白畅达，王诗峻峭深刻，苏轼则可比唐之李白，气象雄壮，豪放自然，有万丈光芒突破唐诗之格。”这简短的文字，便概括尽宋诗的风雅，不能不令人叹服。参考书籍：《中国史纲要》、《国史概要》、《国史大纲》，“皇帝为政治中心”的观点借鉴葛兆光对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