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金三部曲》书评

余一鸣：书写生命的痛感

余一鸣：书写生命的痛感文/梁雪波“我的故乡是一个叫茅儿墩的村庄，它坐落在固城湖畔的圩区……”1963年，余一鸣出生于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高淳。他的出生地茅儿墩属于圩区，水产丰富，村民们聪慧勤奋，乡风淳朴，“吃饭时端着碗可以穿越隔壁人家的堂屋，顺便挟上一筷子菜”。余一鸣的父母都是中学语文老师，父亲原是常州人，母亲是本地人，而外公则是大队支书，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很被村里人敬重，它也使余一鸣有点与众不同，小朋友们对他都很客气。小时候的他头脑聪明，惹事捣乱的鬼点子特多，在小伙伴中有一种别人无法替代的威信。比如，一伙孩子和另一伙孩子打架，余一鸣通常是充当军师的角色，给他们出谋划策，但绝不参与任何一方的打斗。因为父母是老师，家里少不了有一些文史哲之类的图书，但在那个文化受控的禁锢年代，很多书是不能公开拿出来的。余一鸣记得，当时家里有一个小阁楼，那些“反动书籍”都藏在阁楼里。趁家人不注意时，他就翻出来偷偷地读。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情节曲折生动，具有浓郁的传奇色彩，他看了好几遍，《林海雪原》、《日日夜夜》等也是那个时候读的。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连着三个晚上，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硬是把《红楼梦》读完了，虽然当年的他“其实根本读不懂”。那个时候，身为语文老师的父亲并没有刻意将他往文学方面去培养，但是却一直在训练一个习惯：一本书看到一半就合上，让他讲出下面的故事。这无形中培养了余一鸣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述的能力。余一鸣记得，村里召开“批林批孔”故事会，人家都是照本宣科，轮到他上台，就全凭自己“瞎编”，编的故事好像真的一样。在茅儿墩，余一鸣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后来在一篇散文中，他以充满温情的文字追忆了当年的乡村生活——“生产队里的牛屋，那里有过我最温暖的冬天，金色的籼稻草，乌色的牛粪干，我和牛们在屋前沐浴冬日的阳光；……村前的石桥，那里有过我最疯癫的夏天，我们赤裸的身子从桥上跳水，船夫在桥头匆匆避让的惊慌，少女在河埠捣衣低头时的羞赧，至今难忘”。令余一鸣难忘的还有妹妹高林。高林是著名美学家、画家高尔泰的女儿。在散文《想念一个叫高林的妹妹》中，余一鸣讲述了那个凄美的故事。那是1980年春节过后，余一鸣在高淳县中插班复读，经常到同学陶钧家蹭饭，认识了他的妹妹高林。那时的高林只有十二、三岁，她文静、内向，喜欢托着下巴沉思，说话都是轻轻的。因为得知她的母亲早逝，使余一鸣对这个妹妹充满了怜爱，他发现在她沉静的外表下，其实有着一颗丰富多彩、充满幻想的心，有着连他这个哥哥都不太懂的爱和恨。高林喜欢看书，那些文学名著让余一鸣大开眼界，她给他讲《鲁宾逊漂流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只有在这个时候，“她圆圆的小脸上才神采飞扬，乌黑的瞳仁闪闪发亮”。然而没想到在后来的岁月里，高林命运多舛，在25岁的年龄就悲剧性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成了余一鸣记忆深处的隐痛。许多年之后，当余一鸣读到流亡异国的高尔泰回忆女儿的文章《没有地址的信》，忍不住失声痛哭。当年高林借给他的书还安静地立在余一鸣的书架上，封面用牛皮纸包着，书名《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书名下面是高林娟秀的钢笔字：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是一本永远无法归还给高林的书了……”1980年，余一鸣考取了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来到了秀美的古城苏州。80年代是中国文学最热的时期，余一鸣回忆说，中文系整个年级101个学生，没有哪个不写小说的。相对而言，他自己倒没有那么狂热。他在班里年龄最小，喜欢玩，热衷于打拳击、打网球、踢足球，“那个时候胸肌能把一张纸夹住，手臂像毛竹一样粗”。直到大三了他才开始用心读书，主要的方式是逃课，躲在宿舍里看书。那一阶段他集中阅读了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如托尔斯泰、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并从那个时候起就喜欢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江苏师范学院是苏州大学的前身，现任江苏省作协主席的著名作家范小青当年也在这所学校，担任文艺理论教学工作，她还曾经给余一鸣推荐过一些图书。范小青在大学期间即发表作品，早早地显示出文学创作的才华，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也给了余一鸣他们很大的激励。1984年，还在读大四的余一鸣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说起来有点偶然，学校有一次请当时的《雨花》主编叶至诚先生来做了一个讲座，讲完之后叶至诚鼓励大家投稿。余一鸣之前并没有多少当作家的迫切念头，但是从中学到大学，自己的作文一直都被老师当做范文，这一点奠定了他在写作方面的自信。于是他趴在宿舍的书桌上鼓捣了几个晚上，写了一篇七千多字的小说《茅儿墩的后生和妹子们》，查了《雨花》杂志的地址便寄走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写小说，写过了就忘了，我当时的主要精力是放在调皮捣蛋上，动不动就出拳，常常打架打到别的系别的年级，总觉得写小说这样庄严的事应该是文学社那帮酸男女干的，写一篇是为了证明我也能玩两下而已”。没想到《雨花》居然录用了，他因此成了那一届中文系唯一一个发表过小说的学生。在同学们的祝贺下，余一鸣也十分爽气，“稿费没到手，先请班上的男生们出去吃了一顿”。第一篇小说就发表了，这让余一鸣更加信心满满，觉得自己是可以走作家这条路的。1984年夏天大学毕业，他被分回高淳县教育局，父母本来想找人将他留在县城，余一鸣满不在乎地说，“不必了，在哪里教书都一样，你儿子不至于一辈子守着这点地盘”。后来他被分到一个乡下中学，开学都一个礼拜了，余一鸣还没有报到，急得校长团团转，而他还趿拉着一双拖鞋在黄山上攀爬莲花峰呢。正式上班之后，余一鸣才发现，那个乡村中学十分偏僻，条件很差，最让他头痛的是一周有四五天停电，他常常要点着煤油灯看书。当年的他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在三年之内把哲学系和历史系的课程自学完。“那是我比较勤奋的年代，尤其喜欢上了西方哲学，捧着一本本大部头专著硬啃，睡觉前不洗脸，洗鼻孔，鼻孔里全是煤油烟”。花了几年的时间，余一鸣把哲学和历史专业的课程都自学了一遍，做了好几本笔记，实际上等于把文学写作的背景知识梳理了一下。但是那几年，发表小说变得很难了，5年也就发表了两三篇小说，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寄给人家也没被采用，还写了一部16万字的长篇小说《黑鱼湖》，都是手写，寄出去了，却泥牛入海。那时的余一鸣心情非常灰暗，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当作家的料？但是因为他担任着高淳县文学协会的副理事长职务，编辑《高淳文学》，不管怎么样还是和文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成家后，余一鸣调进县城一所中学任教。县城有一帮青年诗人，领头的是叶辉和海波，他们成立了诗社，办一本油印刊物《路轨》，当时曾以“日常主义”诗派参加过影响巨大的“86’诗歌大展”。和他们交流时，令余一鸣痛苦的是，“他们读的都是西方现代文学，海聊时满口洋名字，我无法对话。于是买来书，硬着头皮啃马尔克斯博尔赫斯，那真叫痛苦，读不懂，反复读，刚读了这个人，又来了那个人，书店里这类书籍滚滚如潮，你刚学到一点皮毛，用到小说里，人家说这玩艺儿不玩了，现在流行另一流派了，城头变幻大王旗，把我折腾得没了耐心，这风老子不跟了，这类小说咱干脆不玩了”。从乡下中学的教师到县二中的教导主任，那些年里，余一鸣一边为了文学苦斗，一边把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教学工作中。也正是在这个期间，昔日在一起玩耍打闹的小兄弟们在渐渐活跃的市场经济浪潮中大显身手，他们或从事建筑业或从事造船业或者搞水产养殖，个个都赚了个盆满钵满，迅速成为有钱人阶层。余一鸣目睹了这一变化，也亲身参与了这个变化的过程，这些经历为他后来的小说写作积累了宝贵的素材。2002年，余一鸣调入南京外国语学校。此时，儿时的兄弟们几乎都在省城开了公司，他们说，凭你的头脑，怎么可能在这里混不出头。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完成了物质生活的积累。在教学工作上，他也没有懈怠，被评为江苏省333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曾经有人说余一鸣只有写小说的才能，不会写教育论文，他偏偏要赌这口气，在三年的时间里，发表了90多篇教育教学论文，把所有的语文教学核心刊物都发了一遍。余一鸣就是这个性格，像当年做生意一样，他要以此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但是真正让他魂牵梦萦的还是文学。年轻时他曾经梦想着将来自己造一艘大船，闯荡江湖。现在，人到中年，现实感逐渐增强，随着那个梦想的远逝，文学之船却向他缓缓驶来。敏感的天性使他不甘平庸，丰富的生活经历在他的内心情感上留下了印痕，阅读的体悟让他有表达的冲动，而中文之美在时时诱惑着他，他知道，自己该上船了。“那一条船已按响汽笛，召唤我。于是我全身心投入文学，说到底，只有文学能抚慰我的灵魂”。来南京后，余一鸣白天兢兢业业地教书，业余生活中交往更多的仍是自己的同乡兄弟。余一鸣“冷眼看他们显摆，热眼看他们痛苦，他们把藏在背后的一面让我看个透彻，把心里的苦水倒给我，我是一个他们信赖的发小，大事小事，买地卖楼，夫妻劝和，都赖着我”。接触的多了，余一鸣发现，在他们富豪生活的背后，也有酸甜苦辣，有矛盾纠结，有幻想和失落。作为小说家，余一鸣觉得自己有责任，“写出他们内心的忧伤和浪漫，触摸他们精神上的创伤”。以建筑包工头为主人公，于是就有了《钟山》上的中篇《淹没》和《人民文学》上的中篇《不二》，有了《钟山》、《作家》、《花城》等刊物上《我不吃活物的脸》《剪不断，理还乱》《城里的田鸡》等短篇小说。余一鸣还惦记着在长江里做船运的朋友们，他曾经在一个暑假，在朋友的船上跟着跑了二十天。这是一种陌生而独特的体验，他要把这些体验写下来，于是，就有了《中国作家》上发表的中篇《风生水起》和《人民文学》上的中篇《入流》。在余一鸣的家乡还盛产著名的“固城湖”牌螃蟹，这也是高淳的三大产业之一，但是近年来，家乡的生态环境变化让余一鸣十分担忧，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也让他感到陌生，于是他写下了中篇小说《放下》。《不二》、《入流》、《放下》构成了他的“高淳三部曲”。余一鸣通过小说描写了在转型社会中，被人们忽略了的一个事实，即在人人追逐物质和金钱的同时，以亲情为内核的“内心风景”已经逐渐远去了，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利益关系，是物质的享受和贪欲，真实和美好已经十分稀有，虽然一些人还试图抓住，但每个人都深陷于“规则”的泥潭中，挣扎、撕裂、妥协。小说《不二》即描写了一个女人和几个建筑包工头之间的爱情故事，刻画了孙霞、东牛等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小说既深入地写出了几个师兄弟暴发户行尸走肉式的奢华生活，同时又刻画了他们内心深处残存的某种美好理想。小说没有停留于简单的道德批判，而是以细致的笔触和“理解的同情”写出了人物的复杂性格。大师兄东牛具有一定的自省意识，整日周旋于男人之间的孙霞其实内心有着一片纯净的“桃花源”，他们都是物质利益的追求者，同时也是这个社会的道德“伤残者”，两人的爱情故事最终以悲剧的方式宣告破碎——孙霞成为东牛献给银行行长的“祭品”，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余一鸣以近乎残酷的冷叙事笔调，剖析了东牛、孙霞、以及银行行长三个人物内心的疼痛与挣扎。小说通过这样一个悲剧，撕碎了资本寻租过程中的神秘面纱，揭示出其背后无所不在的资本的力量。《不二》发表后，引起了评论界的极大关注，洪治纲、肖涛、孟繁华、李云雷等著名评论家都撰文予以高度评价。《小说选刊》在选载《不二》的同时，特意组织了几位学者就小说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展开对话。评论家认为，小说引发的是“资本人格化”的思考，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仅仅以时下流行的文学语言来解释是不够的，它对当下的文学批评构成了一种考验，作品中道德人伦与资本逻辑的冲突应当引起人们的警觉。《不二》的价值意义还在于，它“突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启蒙主义思想主潮之限”，把“权力批判”进一步引向“资本批判”，把新的思想和情节注入到了当下小说创作。“作品叙事沉实，随着情节的渐次展开，愈益显出力量。它把人物命运一步步推向绝境，逼迫人物在物质欲望与精神操守之间做出不二选择，《不二》是一篇有痛感的小说”。正如我们这个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一样，余一鸣的小说写作也经历过一个由先锋到现实的转型。现在他越来越坚信，一种直面当下的写作是有价值的，同时对于作家来说，如何通过小说的形式处理好当下的题材，也是一种挑战难度的写作，能在现实题材当中体现出小说的技巧性来，那更了不起。除了技巧，小说语言也非常重要，《玉米人》的作者阿斯图里亚斯说过：“一部小说就是一桩语言的壮举。”语言是小说的尊严，优秀的小说作品都有一种语言之美。在语言的打磨方面，余一鸣有过多种尝试，有的成功，有的自己并不满意。在当代作家中，刘震云、苏童、毕飞宇、刘庆邦等人在小说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是他认可和钦佩的。近几年，余一鸣喜欢的国外作家有雷蒙德·卡佛、托比亚斯·沃尔夫等。雷蒙德·卡佛被公认为“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是小说界“简约主义”的大师，近年来在国内影响较大。他出身于社会底层，小说中以形形色色的底层人物的生活故事为主，描写他们的愿望、困窘、不如意等等。在艺术风格上，卡佛采用“极简”的遣词、冷静疏离的叙事，表现现代社会中人的边缘性以及现代人脆弱的自我意识，主要作品有《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大教堂》等。托比亚斯·沃尔夫也是美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目前他的作品只是零星见于《世界文学》等刊物，还没有中译本出版。不知不觉，余一鸣在南京已经工作生活了近10年。他所任教的南京外国语学校是省城的一所名校，学校具有开放的办学理念，文学气氛尤为浓厚，同学们不但组织了文学社，编印社刊，还经常邀请作家来校举办讲座，苏童、毕飞宇、梁晓声等都曾到该校与同学交流。2011年8月，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还曾到该校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身为作家和中学教师，余一鸣很希望把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和热爱传输给孩子们，他认为，小说对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对人的情感，对真善美，对品质的养成十分关键，可是现在的中学只是把语文当做一个学科，忽视了人文修养的力量。而应试教育主导下的教学方式更是肢解了汉语的美，作为语文老师，余一鸣时常感到痛苦和无奈，“面对那些神奇的小精灵，面对那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心灵密码，却偏要用选择题去设置语言的陷阱，用刻板的问答题逼迫学生写出甲乙丙丁。我在下班之前有时会下意识地用手心拂一拂办公桌，办公桌上如果洒落了许多文字的尸体，是我掠去了它们的生命”。出于“对服从于高考作文要求的模式作文的深恶痛绝”，余一鸣试图作出某种改变，他在教学中采取创意阅读和创意写作的方式，“创意阅读就是要读出自已与众不同的感悟，要有自己的眼光和追求，要有自己的阅读兴趣”。他发起“寻找一个自己崇拜的作家”活动，组织学生演讲，教学生做读书摘记卡片，指导他们学会阅读批注，让学生写读书心得，通过一系列活泼多样的教学实践，培养了学生们的联想思维、逆向思维和创新思维。余一鸣的作文课通常是最热的。学生经常是催着他评讲作文。他的作文课与众不同，他会从文学刊物上选取一些优秀作品与学生一同谈论、讲评，有时候也会把韩寒、金庸、古龙等作家的作品拿来讲解。余一鸣会帮助同学分析，同样一个文学作品，他认为哪些应该这样写，哪些不能这样写，描写一个人物出场，大家的写法来源于哪些风格流派，再往上走应该怎么写。这些指导很有针对性，让学生们受益匪浅。对于不少中学生热衷于网络文学的现象，余一鸣认为这也很正常，网络文学的故事性、通俗性、刺激性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确具有吸引力，但他不主张学生多看网络小说和武打小说，因为它容易让你追进去。而真正的文学营养还是在经典里。余一鸣经常告诫学生，我们一生中阅读的时间很宝贵，要用这宝贵的时间阅读经典。他独创了“小说时评”的教学，向学生介绍分析当代作家的作品，通过一堂一堂讲下来，学生们都挺有兴趣，发现这里面的天地原来很大。余一鸣认为，为什么现在我们说文学边缘化了、快餐化了，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语文变成了一种工具，变成了大学的敲门砖。“培养一个人的情商，一定要阅读文学经典。情商高的学生相对来说都比较优秀，就是走向社会，他们的成功指数也要比别人高”。余一鸣的家位于红山脚下，书房不大，书架里满满地排列着藏书。现在他的生活挺有规律，上午上课，下午读书，晚上写作，出门时包里也总是揣上一本书，随时都可以翻开看。有一年余一鸣在国外带学生修学，他发现，在地铁上，很多人都捧着厚厚的大书。有位朋友对余一鸣说起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前他在德国上班，随身总是带一份报纸，同事就对他说，你是个教授，在地铁上看报纸、文摘之类的读物是很没面子的事情，不能这样。“说明在国外，像教授这样有身份的人就应该读经典，不能把自己放在消遣娱乐类的阅读层次。在我们国内，作为作家，有责任有必要创作考虑人类良心、社会责任的文学作品。网络文学现在很发达，但是我相信，随着读者的精神需求越来越高，严肃文学仍有网络文学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地位”。如今的余一鸣生活安定，内心平静，他唯一考虑的是怎么把下一篇小说写好，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来。曾经有很多机会，他可以离开学校到更好的平台发展，但他都放弃了。他自言，做教师也快三十年了，对这份职业已经有了感情。他喜欢这份工作，如今社会，成人之间的交往往往与利益相关，而孩子们是纯净的，天天和孩子们在一起，让他觉得内心明净，是一种心灵的休息。余一鸣为人性格豪爽，喜欢结交朋友，喜欢玩。这些年运动少了，偶尔会出去唱歌，也做过麦霸。有一回，他和毕飞宇、诸荣会，跑到一个乡下的度假村，天热，三个男人打着赤膊，把所有会唱的流行歌曲在旷野里都唱了一遍，歌唱得到的是又－种快乐。和外表的粗犷相反，余一鸣的内心其实沉静而敏感。文学对他来说，就像一棵自然生长的大树，他日日夜夜用心血浇灌着。在多年的写作实践中，他在文坛中的形象已愈发清晰。他时常怀着恻隐之心站在人群之外，去体味他们独特的伤痛，并愈加确认了自己的价值。他以一贯的随和与谦卑说：“人到中年已没有了雄心壮志，只剩了写小说这唯一的喜好，那就认真写吧”。2012.1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b28200102dwo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