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经熊在Beyond East and West中说,孔子那里还有个“天”,到了曾子就只剩下人与人之间道德责任了。抬下头,瞥见那“天”,从人人之际到天人之际,再从天人之际到人人之际,这个往复、来回是“下学而上达”。达乎道,总归离不开这些动作。有的书以技观之则是技,以道观之则是道。看回忆录会有这种感觉,看拉罗什福科《道德箴言录》这样的言论集,也是有趣的。只要作者足够真诚,我们就能读到原生态的思想:会曝露矛盾,但不会为矛盾说话,会曝露罪恶,但不会为罪恶辩护,不被“应当”束缚住,只是如其然地展示。卢瑟福说:“科学若非物理学就只是集邮”,科学是要有经得起数学考验的推理系统的。而呈现人生的大道理,如果迁就系统,就会矫揉造作。张申府的《所思》就是一本由思想片断缀成的小书,这是我喜欢的形式,而当读到“似无意义的,实最有意义的:漠忽,矛盾,拖沓,兜圈子”时,就有个感觉,书里当有许多大实话。上世纪二十年代,张申府在以引进西方哲学尤其是罗素哲学闻名,梁漱溟研习哲学就曾得到过张申府的帮助。他与李大钊、陈独秀相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他参加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二九”运动,曾任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长期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1986年,张申府走完了他长达九十三年的人生历程。《所思》曾于1931年出版,如今的《所思》又收录了张申府三十年代在报纸上连载的《续所思》。书中多处提到“大客观”。“我所谓客观就是淡然地泛泛地着说,坦白如实地观察摹状事实,也就是罗素所谓伦理的中立”,“所谓有伦理中立,就是离开是非或好恶,不夹杂希冀与恐惧。”张申府难能可贵地吸收当时自然科学的知识,将其与哲学汇通。他认为科学的态度是客观的态度,“科学家的好处就在真忘了自己”, 由此想到,“到了看见自己而真忘了自己的时候,人世的关于人的真正学问也就到来了。”[按:如何看科学,是上世纪早期学者们很关注的,像“可爱而不可信”的纠结,像金岳霖区分知识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研究知识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采用客观冷静的态度,而元学是面对整个人,不仅于对象上要求理知之了解,还要求于结果之上的情感之满足;其学生冯契觉得这样区分隔离,莫若扩大认识论的范围,泯去那些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之间的分界,意见是“以我观之”,知识是“以物观之”,智慧是“以道观之”,故而他也就有了提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梁漱溟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还是以认中华思想中的“仁”与柏格森的“直觉”相通,用“直觉”对峙域外科学和民主的基础,也就是“理智”,至《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觉出不妥,认为“无我”而“有情”的“理性”是中华思想的根,“理性”,借用牟宗三的话,并附和当今的讨论,是相应于“天下”的道德而非相应于“国家”的道德,故而无边界、无对抗,引近及远,引远入近,是处乎人人之间的相与之情,中华思想根在此,或察识人情性状,或本诸此而论史,“科学”的基础“理智”要求“能静”,一下子“理智”勘物之理而脱于无明之“本能”之后,又与“理性”构成一个连续的关系。从梁漱溟身处其中的中西文化论争又至科玄论战,仍于此纠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有所谓人文精神大讨论,相信在那里,会让所谓人文的精神带有政治意味地反抗以专独之权为背景的所谓理性,一方面继续着中断了几十年的上个世纪早期的讨论,是为文化热之余波,一方面又点亮人的心知。在二十一世纪初,这个问题的讨论,又回到,或说又重新达到梁漱溟的水准,并有所进展,李泽厚的《历史本体论》一书,言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成一个“情本体”,不仅是如何面对科学,还增加了深深的历史感。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有人提出“价值论”这一其实并不新的题目,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长点”。从冯契那里就很清楚,要有更大的眼界泯合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的区分。而“价值论”这个生长点,其论述结构和很干燥的“认识论”是一样的,也有主体、客体等等,乍一看还以为是研究认识论的,尤其是“价值论”的研究服务于狭义的“价值观教育”,便又等而下之了。而在党教系统的许全兴老人,在2006年省思到:“注重认识主体的修养是中国哲学认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但长期以来,受西方哲学认识论理论框架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影响,这一特点没有受到应有重视。有鉴于此,发掘、阐释中国哲学的认识主体修养论,对于建构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有裨益的。”不过,值得注意,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意识呼喊意识方向意识过于强烈,太快地过渡到本应是问题本身的教化指导,一个学科“生长点”也只是成就了一个新的指导的、呼喊的姿态,然后就去寻找更新的生长点了。张申府也处在这个问题意识中,在物我之间反省这个问题,落到“情”上已经颇见圆满,不过这种讨论的结构还是古中国的。费孝通长长地忧思,带有着传统学问背景的世人去接纳一个生长于另一个社会的知识,会有什么样子的齟龉。不过,如上的历程,也并非白来,如童世骏教授所言,与西方对“异化”的批解能够沟通。往矣。认识科学须待科学本身的认识论基础,科学哲学是也。时不我待。]为什么要有大客观?读其书可知,有大矛盾才会有大客观。张申府想的是人与人之间而非个人的事。他坦承“两人之间无自由”,那有什么呢?“有仁;有恕;有谐和;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一个人是自由的,但同时要面对另一个自由的人,给自己自由的方法是给别人自由。把他人也看作自由的人,需要忍耐,但忍耐还嫌消极,关键是生命的宽广和理解的能力。心胸狭窄便自我压抑以至于压抑别人,缺少理解力就缺乏对他人的想象力,按照自己的标准理解别人,于是时时对别人做监视,觉得他人有欠负。以己观人易得偏见,以人观人方得正见。所以张申府说:“唯其人是每每为主观所宰制于不自觉的,所以‘纯客观主义’的方法可宝。”这其实也是孔子的智慧:“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修养出这副“纯客观”的眼光着实不易,所以 “世人不能客观,也不容客观。”也许是受罗素影响,也许是天性使然,也许是有感于个人经历,张申府对男女情感的话题谈得很多。其实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张申府不断地写这方面的文章。他认为如果革命只是阶级和制度的调整,那革命注定失败。而自由首先是情感的自由。如此的见解,便是仍褒有五四时期学人的丰满了。张申府心契斯宾诺莎所说的那种爱:爱神的人不指望神的回爱。他希望自由地去爱,在爱中不失去自己,“我尝极贵重爱而力反斥恋。由爱而恋,必且失其爱与其所爱之所以可爱。至少其爱也必变形。”爱和恋之间,只有那么一点距离,就像列宁所说,真理再向前走一小步就是谬误,所以,“自由必须自制:是亦相反相成之一例。”爱是互相地奉献和分享而不是占有,对爱负责的方式是对自己负责,懂得自己越深,越会为爱负责,不欺骗自己就不会欺骗爱人。在感情中,自己才是最大的真实。感情的境界就是互相自由、互相负责,而又充满真诚,所以,“真忠于情的人,必不以失掉了某一个对象而自以为‘失恋’。”这种坦荡的爱需要的也是敏感的理解力,“罗素最能察识主观。所以最能客观。”在感情中能够真诚同时有界限,需要心放得宽一些,能容得下爱与恋、爱与界限的矛盾,这正是客观的心。“世人恶矛盾,由于恶现实,由于恶客观。”感情中常是爱而生怨,原因是不能客观地了解对方,“希望不至过当在于知己知彼,明我识物。换言之,即是要大客观。”做一个负责的人,首先是为自己负责,失去“自己”是最大的失守。只有这样,相互的负责才会真诚坦荡。“人非任情,即是矫情。矫情者奴情,任情者奴于情。‘太上忘情’。”我把这“忘情”的境界理解为从 “有我之境”进阶到随心所欲不逾矩。张申府所说的“客观”,也是“矛盾观”。客观地看待矛盾时,就会在必然的矛盾中获得自由。这是一种超脱,正如张申府所说:“大悲者必超脱自己的心。大悲,也即大客观,纯客观。”这也是一种包容,张申府所说:“知道一切,恕宥一切”,而接受了这些矛盾,就会“忘了一切,乃得一切。”“大客观”。张申府有这样的眼光,对于生活便多了一份道家的顺应,“利用厚生:顺乎用而随乎生。”他能超越矛盾和分别,有更超脱的审美眼光:“真善是无甚意义的,人之所求,不过于美。什么是美?亦深浅适度,合乎分寸而已。”他又能安下心来,归本于儒家的平实:“最正当的处世之道当在于学:处处但在增加自己的经验。乐增加乐的经验,苦增加苦的经验。顺增加顺的经验,逆增加逆的经验。”用大客观的心境领受矛盾种种,他看到了更微妙的世界:“爱就是投降,爱就是征服。投降征服,融洽于无间,谓之爱之至焉!”(三年前读后感,放在这里。格心甚重者,于格物有失。当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