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团主义（第三版）》书评

法团主义与中国政治

什么是法团主义？法团主义就是介于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一种政治立场。它既反对国家主义的集权，又反对个人主义的分散。它的想法其实就是把志同道合的一些个人组成一个集团去参与国家事务。这种集团可以是一个行业协会，也可以是一个阶级联合，当然其实也不排除一个政治联合体。个人参与国家事务的力量太分散而薄弱，而国家主义对于个人来说又太过强大和蛮横。法团就是一个沟通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桥梁。就像本书作者张静教授说的那样：“社会系统向政治系统输出社会需要和支持，政治系统向社会系统输出利益代表和决策。”而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系统过于强大，那么可能只会向政治系统输出需要而支持不足；反过来说，如果社会系统较弱而政治系统太强，则会多了一些决策而少了很多民意。最可怕的倒不是两种之中的一种，而是两种综合，一方面社会不去支持政治系统，同时政治系统也听不到民意。于是就有了法团主义来调和。法团当中的一些集团是由一些社会力量集合起来的，也就是说是一些个人联合起来的，这就把一些个人的声音变成了一个集团的声音，于是就有了更多的政治话语权。比如一些农民可以组成一个农会，这个农会就可以参与决定是不是要从别国进口转基因食品。所以有些集团更接近个人主义。不过，有时候集团可能是国家指派的，于是这些集团就更偏重于国家政治层面。而由于行业可以成立行业协会，三百六十行可能就有三百六十个行业协会，这也就更接近法团主义在理论上的敌人——多元主义；不过，实践当中也可能走向它的反面，比如石油行业成立一个石油协会，关于石油进出口、质量标准、价格标准都是由这一个协会决定，那么就很容易走向垄断主义。而石油协会垄断油价，农会就可以垄断菜价，于是本来是多元主义的局面就走向了群雄并起诸侯割据的局面。这当然不是危言耸听，很多国家都是行业巨头、金融大鳄加政客控制了政治和权力。所以说，对于法团主义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形态，而是如何在这种形态当中找到最大的平衡——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平衡，以及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平衡。那么，法团主义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呢？张静认为：“法团主义来自于对已分化社会重新整合的意图和经验，因而它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与中国不同。”这话说得没错。中国的问题当然不是已分化的社会面临重新整合，而是一个僵化的社会面临着分化。而在一个束缚久了的社会突然放开了束缚，人们的分化其实要比长期处在自由主义国家中的人们还要严重得多。所以这个时候人们更容易迷茫，大有找不到出路找不到归属之感。正像一些英国政治家认识到的：“加入组织可以帮助人们认清其角色，没有加入组织的人对社会秩序才是最大的威胁。”而中国也一直在试图打通高层政治中心和底层民众之间的鸿沟，普通老百姓也越来越希望得到更多的参与政治的机会，这个时候，法团主义也许是一个选择。但正如前面所说，法团主义也很可能演变为集团垄断，而当下的中国老百姓已经在对垄断、对利益集团深恶痛绝，一些集团并不是高层和底层之间的鹊桥，反而成了一道堤坝。所以对于中国来说，要想尝试法团主义或是别的什么主义，最重要的还是中国民众学会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样，中国的前景才会更加明朗。

解读“法团主义”

对于“法团主义”这个术语，有的读者可能比较陌生，但其实它的思想有长久的历史渊源。一般学界把Corporatism翻译为“社团主义”，当然还有其他的译法，诸如“组合主义”、“统合主义”、“合作主义”等说法。那“法团主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引用20世纪70年代末施密特的典型概念化的说法，它是“作为一个利益代表系统，是一个特指的观念，模式或制度安排类型，它的作用是将公民社会中的组织化利益联合到国家的决策结构中去”。（见这本书的第23页），可见法团主义关注的不是个人的或非制度性的关系。再进一步阐述的话，“这个利益代表系统由一些组织化的功能单位构成，它们被组合进一个有明确责任（义务）的、数量限定的、非竞争性的、有层级秩序的，功能分化的结构安排之中。这些功能单位得到国家的认可（如果不是由国家建立的话），它们被授予本领域内的绝对代表地位，作为交换，它们的需求表达，领袖选择，组织支持等方面的行动受到国家的一定控制。”说的通俗一点，法团主义是一种对国家和社会间常规互动体系的概括。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多元主义认为，社会与国家应该是分立的，市民社会是一个自主活动的领域。社会中的权力是多元的、分散的，不同的社会群体通过组织社团参与选举竞争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多元主义主张，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具有首位的重要性，为了避免国家的干涉，公民应该有正式的、制度化的自由保障，国家与社会之间应该保持距离。而法团主义则是是针锋相对，认为社会和国家应该是融合的，二者融合所形成的法团化组织应该是整个社会良好运作的中介。这样一种中介能起到沟通协调、组织社会成员和群体、帮助制定和开展国家政策的积极作用。在这本书中，作者介绍了法团主义这个和社会互动系统的八个要点，并对法团主义的同意型、权威型、松散的合约型这三个理想模型进行介绍和阐述，并探讨了法团主义与中国“国家—社会”研究等话题。这也许是很多读者更为关系的话题。在法团主义下，尽管社会团体被吸纳和整合进国家决策结构中并受到一定控制，但它们仍保留很高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表现在它们有退出的权利和自由。中国的社会团体的创建主要是由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即国家为了对改革后新出现的社会空间进行管理和控制，积极鼓励和支持各种社会团体的创建和发展，并赋予它们一些参与管理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出现了一个与国家保持权利分立和权力对张的市民社会。如果用法团主义当作分析性工具来观察中国社会团体运作机制，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不是已经是或正在走向法团主义，这当然需要进行深入地研究。中国太特殊，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发展过程，简单地套用发源于西欧大陆的法团主义是不行的。

中国可以一试的第三条道路

当今社会三大主要思潮---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中，我们的政治结构选择的社会主义，理论上毫无问题。人类进化史本来就允许多方试错，但也因此，当社会主义本身的一些弊端日显时，新结构学说的出现就在所难免，并且是必需的。在众多试图对社会主义进行纠错的学说中，法团主义是一个比较靠谱的选择。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中国目前已初步具备了实施法团主义的必要条件。张静先生的《法团主义》，为我们打开了这样一个认知新途径的窗。与社群主义努力成为自由主义的对立面不同，法团主义并非其赖以诞生的多元主义的对手（严格来说，社群主义也不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试想，谁能反对自由呢？），从骨子里来说，它是在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一座彩虹桥。法团主义和多元主义关注的是共同的问题，也对社会走向有着共同的期冀，它们的分野，只在所提出的体制设计，这充分证明它们之间的博弈并非只具理论价值的口水之争。本书为我们介绍了法团主义的立场、国家与社会观、最优功能以及国内外的应用与实施状况（设想），对普通读者来说，最大的启发应该是中国能否试一试这第三条道路。当然，张静先生也指出，西方的法团主义是在多元主义体制下提倡国家与社团合作，实践基础是社会发达、国家权力界限清晰，是在分立基础上的合作，而中国的社会基础显然与西方不同，国家与社会一直没有明显分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团组织，其价值体系和组织结构，都与西方法团有所不同，在借用法团主义的理论工具时，必须注意到这种中西之别。但是，殊途同归，想要到达同一地，并非只有一个起点，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借鉴法团的力量，将多元和法团同步开展，并非不可能的事情。如前所述，多元和法团并非势不两立的敌人，在很多层面比如关注解决社会冲突上，都有着共同的目标。事实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中国社会已开始走向多元化，知识分子政治心态已渐渐温和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渐渐务实化。并且，最为重要的“自由”，已成为上下共同追求的主旨之一，这使法团主义的实施土壤开始初具规模。当然，一定会有人说，中国有工会吗？有。有商会吗？有。有行会吗？有。中国什么都有，连教会都有，可是中国跟法团主义八竿子打不着一下！他们认为，目前这些法团都是二政府，都是倚靠政府才活得下去的NGO，二政府，二当家，二掌柜，这么多二字当头，中国不二才怪呢！很显然，这些话里，事实与情绪兼在。我们要说的是，至少，无论你是赞是喷，这些团体它都在那。中国因此现在完全可以翻手即成国家法团主义，当然得动某些人的利益；中国下一步完全可以覆手蜕变为社会法团主义，当然还得动某些人的利益。亦即，在国家法团主义的实施层面，现在并没有太多理论上的欠缺了。但是，这只是说，现在的中国，具备了从国家主义到法团主义的一些要素，必要条件已经具备，那么问题来了：实施法团主义的充分条件是什么？答案几乎是唯一的：让公民切实掌握何谓真正的民主，然后才能建设起真正的自由法团，而在这之后，公民社会才会初步建成。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国人上上下下的主要任务，是重建并发展市场经济，那么，今后30年的重心，理应是发展公民社会了！政府其实已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有了大规模的简政放权，但简政简的是政府的权力，社会该存在的矛盾和冲突还是会存在，该发生的利益纠纷和争执还是会发生，按照动能守恒定律，释放国家权力的同时，社会的整合靠谁呢？法团。法团一定会在适当时候应运而生。而现在，就是这个适当时候！中国并非没有过法团主义，曾经名动大江南北的中国式乡镇企业，就是地方政府、社区和企业形成的法团组织，亦即利益共同体。乡镇企业的成功来自于多方面，但不可回避的是，法团组织的强大功能居功至伟。本书给予我们的思考是，中国社会，接近于法团主义所描述的国家与社会相融合的特征，而不是简单地符合多元主义理论描述的市民社会形态，这使得法团主义理论范式，应该能够比其他范式，更成功地应用于当代中国社会研究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