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选择（珍藏版）

后记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自由选择》一书的主要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    众所周知，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76年荣获经济学最高奖——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无疑是弗里德曼对于我们而言并不陌生的重要原因，但这并非唯一原因。自1969年瑞典银行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截至2007年，荣获这一奖项的总人数已达61人；但是，即便是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准确无误地说出全部61位经济学家的名字。如果非要列举，大多数人也只能不假思索地说出几个最著名的人物：萨缪尔森、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科斯、斯蒂格利茨……其他的，可能就要想一想了。当然，专攻计量经济学的肯定最先想起克莱因，专攻博弈论的肯定最先想起纳什，专攻国际金融的肯定最先想起蒙代尔……但是，只要是学过经济学的，肯定不会想不起弗里德曼。如果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可称作经济学“大师”的话，那么，弗里德曼无疑属于极少数“大师中的大师”。    或许有人会说，弗里德曼曾于1980年、1988年、1993年三次访问中国．这是中国人对弗里德曼不陌生的重要原因。当然，这或许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与其他到中国访问、讲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相比，弗里德曼访问中国的时间是比较早的，那时我们的思想还不像现在这么开放，而且他本人也没有机会像现在这样动辄便对广大中国学生做演讲。关于三次访华的细节，可参阅《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再者，近年来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纷纷到中国来访问、讲学，其访问次数、讲学规模，较之弗里德曼都更多、更大，若就此而论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力，这些经济学家应比弗里德曼更大。    从学术上来讲，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的贡献，毋庸我在此赘言，瑞典皇家科学院为弗里德曼颁发诺贝尔奖时已对其贡献进行了很好的概括：“对消费的分析和在货币的历史与理论等方面的成就，以及他论证了稳定经济政策的复杂性。”    但是，弗里德曼在世界上获得巨大的声誉，似乎也不应单单归因于他在理论经济学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    我认为，弗里德曼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之所以会获得巨大的声誉，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一以贯之地坚持自己的信念：坚持自由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一位学者，尤其是社会科学学者，总会或多或少地持有某种信念。持有某种信念、坚持某种信念并不难，难就难在“一以贯之”。一以贯之，不仅意味着不能屈从于政治权威或学术权威，而且也不能屈从于某种“风气”，不能“跟风”，不能“赶时髦”；一旦认定某种信念，就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和决心。不“跟风”，不管是“政治之风”，还是“学术之风”，都不去跟，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极强的毅力的。不“跟风”，轻者招致学界同仁的白眼、冷落、误解；重者，可能生活上窘迫、精神上孤寂。弗里德曼在美国便因学术观点不同而备受学术界冷落。从20世纪50年代起，弗里德曼便开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当时正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一统江山”的时代，弗里德曼的主张无疑属于异端，因此他称自己常常在“充满敌视的气氛中演讲”。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陷入了“滞胀”的尴尬局面，奉行已久的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因为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内，低增长与高通胀是不可能同时出现的。在此背景下，自由主义的理念重新获得了声望，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接二连三地授给自由主义经济学家。1974年获奖的哈耶克与1976年获奖的弗里德曼正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    一般认为，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啥耶克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两个学派对经济现象的认识、所用的分析方法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但是，在坚持自由市场取向的经济制度方面，两派是一致的。哈耶克的经历与弗里德曼颇有几分相像，两人都对自由市场制度“一以贯之”地坚持，并且都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两人都十分长寿，哈耶克活了93岁（1899—1992），弗里德曼活了94岁（1912—2006）。    如果说哈耶克在后半生的学术生涯中，已经偏离纯粹的经济学而转向政治哲学、法学、心理学等广阔的研究领域，从而成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道德哲学家的话，那么，弗里德曼则自始至终都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因此，1998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在150位经济学家的投票中，弗里德曼被评为“20世纪仅次于凯恩斯的、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是毫不过分的。    2006年11月16日，伟大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逝世，享年94岁。    关于《自由选择》一书的基本情况，有必要介绍一下。它的缘起是同名电视系列片《自由选择》的拍摄，而它的写作过程则与电视片《自由选择》同步。弗里德曼夫妇称，《自由选择》是他们写过的唯一一部有截稿期限的书，而且是用口语而非书面语写成的，部分地出于这个原因，它比他们写过的任何一部书都畅销。1980年，《自由选择》一书在美国首次出版，之后分别于1981年和1990年再版。该书出版后当年便成为畅销书，据作者估计，在美国各种版本的《自由选择》销量超过了100万册。而且，《自由选择》迅速被译为各种文字，中国内地也在1982年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了中译本。    在《自由选择》中文版面世20多年之后，以出版经管类图书闻名的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拟重新翻译出版该书，并由我这个经济学后学来翻译，我的心情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能够翻译这样一部出自经济学大师之手的名著，对我而言是莫大的荣幸；忧的是，深恐自己学力不逮，若不能准确、传神地将本书译成中文，则不仅有负出版社重托，而且对读者也是一种抱愧。几个月以来，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坐在电脑前翻译《自由选择》，个中甘苦，只有译者自知。    此次翻译是译自1990年版《自由选择》，并且，针对国内读者的需要，以页下注的形式加了不少译者注。翻译过程中，参阅了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自由选择》，受益良多，在此，我对前辈译者胡骑、席学媛、安强等致以深深的谢意！    需要说明的是，《自由选择》一书的部分内容，由于受时代背景、社会氛围等方方面面的局限，难免观点偏颇。但是，为尊重原著起见，基本上不对书中的内容进行修改和删节。个别观点激进之处，做了少量的处理。相信广大读者自会有所取舍，因为我们的读者是成熟的读者。    为了本书能够顺利翻译出版，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编辑做了大量辛苦、细致的工作，我在此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如有翻译不确之处，尚祈学界师长、同仁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张琦谨识    2008年6月于北京

作者简介

在这本探讨经济，自由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经典著作当中，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丝·弗里德曼为读者揭示了，正是由于华盛顿当局制定了过多的法律法规、实施了过多的政府管制、建立了过多的行政机构、花费了过多的财政预算，才使美国的自由和财富受到了侵蚀和削弱。一旦政府以中间人的身份插手干预，良好的愿望往往会导致悲惨的结果，对此，两位作者也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研究。此外，针对这些经济问题，弗里德曼夫妇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和意见，告诉读者应当如何扩展自由、增进财富。

不论是探讨美国在以往岁月中的错误和失误，还是指出将来为增进经济繁荣所应采取的政策策略，本书都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其分析透彻，论证有力，说服力很强。

书籍目录

推荐序　作为目的和手段的自由

珍藏版序言

初版序言

引言 /  /  1

第1章　市场的力量 /  /  10

第2章　管理的专横 /  /  39

第3章　危机的解析 /  /  70

第4章　从摇篮到坟墓 /  /  90

第5章　生而平等 /  /  127

第6章　我们的学校出了什么问题 /  /  149

第7章　谁在保护消费者 /  /  192

第8章　谁在保护工人 /  /  234

第9章　通货膨胀的对策 /  /  254

第10章　潮流在转变 /  /  286

附录A　1928年的社会党纲领 /  /  315

附录B　限制联邦政府支出的修正案草案 /  /  318

译后记　 /  /  321

编辑推荐

这本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丝·弗里德曼编著的《自由选择（珍藏版华章经典经济）》是一本探讨经济，自由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经典著作缘起是同名电视系列片《自由选择》的拍摄，而本书的写作过程则与电视片《自由选择》同步，所以本书相对比较口语化和大众化，正因为如此，这部书比他们写过的任何一部书都畅销。1980年，《自由选择》一书在美国首次出版，之后分别于1981年和1990年再版。该书出版后当年便成为畅销书。据作者估计。在美国各种版本的《自由选择》销量超过了100万册。而且，《自由选择》迅速被译为各种文字。

前言

10年前，《自由选择》一书首次出版时，我们充满了乐观主义情怀，将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定为“潮流在转变”。当时我们认为，人们普遍的信念正在从信仰计划经济转向信仰市场经济。但我们未敢奢望这一潮流转变得如此迅猛。    1O年前，世界上许多人认为，计划经济在创造物质财富和增进人类自由方面，是一种可行的，甚至是最有生命力的体制。但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很少有人这么认为了。当然，在意识形态上信仰计划的情形仍然存在，但仅限于西方世界的一些大学以及其他一些贫穷落后的国家当中。10年前，许多人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建立在私人自由市场机制上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大有缺陷的制度，它既无法创造出为人们广泛分享的物质繁荣，也无法提供广泛的人类自由。但到了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实现繁荣和自由。    既然《自由选择》一书中的主要观点在今天已成为人们惯常的看法，那么本书是否过时了呢？是否没有出版的必要了呢？回答是否定的！惯常的看法是改变了，但惯常的做法却仍未改变。    在过去10年里，尽管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的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但在改变政府过度干预的政策实践（近几十年来涌现出大量这样的实践）方面，各国政府，都进展得十分缓慢。国民收入中用于政府支出（假设这些支出真的是为了公众利益）的份额，并没有明显的下降，许多国家的这一份额甚至仍在继续上升。就美国而言，这一比例在1980年为40％，1988年为42％，其间的1986年曾一度高达44％。无独有偶，控制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政府管制活动仍然杂芜繁多，并没有多少松动的迹象；《联邦纪事》记录了全部的管制活动，这部文献在1980年新增了87012页，1988年新增了53376页。用《独立宣言》中的话来说，我们的政府仍然在继续设立“新官署”，并派遣“大批官员，骚扰我们人民，并耗尽人民必要的生活资料”。    关于国际贸易的种种限制，我们在《自由选择》第2章中曾经分析过，近来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对价格和工资的管制，尤其是对汇率的管制，目前已经消除或者有所减少，但又增添了其他方面的管制。美国实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其成本更加高昂，因此亟待改革（第4章）；对学校教育体制来说也同样如此（第6章）。旨在“保护消费者”和“保护工人”的各种机构，其实际效果还是适得其反，对那些真心实意支持这些机构的人而言，可谓是事与愿违（第7、8章）。在上述这些领域以及其他领域，过去的实践产生了很大的惯性冲力，以致相反的观念和舆论仍然占不到上风。    要说美国在哪个领域有所进步的话，那就要数通货膨胀了；当然，全世界的通货膨胀率都普遍降低了。就美国而言，通货膨胀率从原来的10％以上降到了5％以下。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认为通货膨胀已经得到了克服，因而，我们在第9章分析过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后果以及治理等内容仍然有意义。要想确保当前的通货膨胀率降低不是昙花一现，很有必要读一读这一章的内容。    我们目前已取得的各项成就，还谈不上有什么大的飞跃，要说真正的大转变，应该是在未来。自由市场体制在未来几年内的扩张可能要快得多，这在10年前似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作为一部阐述自由市场机制如何运作、自由市场的优势何在、如何消除妨碍其有效运作的障碍的著作，与10年前相比，可能和眼下的关系更为密切。    本书中引用的某些数据以及参考文献可能已经过时了，但我们认为最好还是不做根本的修改。对这部书进行彻底的修订，并将这一期间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囊括进来，使其与时俱进，这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我们已无力再做这一工作。与其做一些表面上的修订，还不如一仍其旧，原样付印。书中偶有陈旧之处，希望不至于影响读者对内容的理解和把握。    对10年前的读者而言，书中的有些内容像是乌托邦或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但是我们相信，对今天的读者而言，这可能正是一幅指导未来实践的美好蓝图。《自由选择》能够重新出版，我们感到十分高兴。潮流已经转变了，但要想使人类自由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还需要一股更加势不可当的滔滔洪流。    米尔顿·弗里德曼    罗丝D．弗里德曼    1990年1月4日

内容概要

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货币主义大师，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因“对消费的分析和在货币的历史与理论等方面的成就，以及他论证了稳定经济政策的复杂性”而荣获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米尔顿曾经出任罗斯福治下的财政部顾问，而后观点发生改变。在芝加哥执教的30年中，他的主张逐渐与当时盛行的凯恩斯主义相抗衡。后来，他出任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顾问，其主张和理论深深影响了美国及其他国家。在20世纪的经济学家中，只有凯恩斯的影响力能与弗里德曼相比。

2006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辞世，享年94岁。

代表作：《自由选择》《资本主义与自由》《美国货币史》等。

罗丝•弗里德曼

(Rose D. Friedman)

杰出的经济学家，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相识于芝加哥大学，此后结为伉俪，终生相伴。与米尔顿合著过许多重要作品，包括《自由选择》。

媒体关注与评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丝·弗里德曼一方面继承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传统，另一方面继承了“独立宣言”的政治理念，并结合美国的实际对自由进行了较为具体的阐释。其中关于市场与政府作用之分野、有限政府、通货膨胀的来源与治理等的论述，都相当精彩。——豆瓣读者    米尔顿·弗里德曼使广大民众的注意力重新回到某些基本理念上，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如果我们想要保持社会的自由与繁荣，那么它应当如何运作。因此，作者能够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当之无愧的，我们都应当读一读这本书。——《读者文摘》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其思想渊源有二：一是我们早些时候，也就是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二是与本书同名的电视系列片《自由选择》。    同名电视系列片所讨论的问题与本书完全相同（最后一章除外）……但是，由于节目时间所限，书中探讨的许多内容在电视节目中只能删掉或点到为止。因此，书中的内容系统性更强，也更加全面。    要说有谁能在一夜之间（或者连续10个晚上，每晚1小时）便被说服，那么他绝不是真的被说服了。因为一旦遇到一个持相反观点的人，两人聊一个晚上，他的观念可能又转变回去了。真正能说服你的人，只有你自己。——米尔顿·弗里德曼

章节摘录

人们每天都会为了吃、穿、住，或者干脆为了享受而消费数不清的商品和劳务。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想买这些东西就总能买得到，而从未停下来想一想，究竟有多少人为了提供这些商品和劳务，付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努力。我们从未思考过，街角的小卖店（或今天的超市）如何能将我们想买的物品都摆上货架，也从未思考过，我们大多数人如何能够赚到钱去买这些物品。    人们很自然地假定，必定有某个人在发号施令，以确保“适当”数量的某种“适当”的物品被生产出来，并摆在“适当”的地点。发号施令确实是一种协调众人活动的方法，通常在军队里就是如此。在军队中，将军下达命令给上校，上校给少校，少校给中尉，中尉给军士，军士给士兵。    但这种下达命令的方法，仅在很小的群体中才可能成为一种专门的或主要的组织方法。即便是家中最具家长制作风的一家之主，也无法完全通过命令来控制家庭成员的每项活动。也没有哪支庞大的军队可以完全通过命令来运作．军队里的将军显然无法掌握指挥最底层士兵的每一项行动所必需的信息。在军队命令体系的每一环节，下级军人（不论是军官还是普通士兵）都会根据具体的情形做出审慎的判断，而这些关于具体情形的信息，却是下达命令的长官所无法掌握的。命令必须辅之以自愿的配合，这种配合并不是很明显，同时也很微妙，但却是协调众人的活动所必需的更为根本的手段。    苏联通常被认为是通过命令组织起来的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即中央计划经济，但这其中虚构的成分远多于现实。在苏联经济的每个层面上，都有自愿的协作来补充中央计划的不足或是抵消其刻板僵化的规定，当然，这些自发的举措有时是合法的，有时则是非法的。’    在农业方面，国家农场中全职工作的农业工人也可以利用业余时问在自家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庄稼、饲养家畜，其收获或用于自家消费，或拿到相对“自由”的市场上出售。这些私人的小块土地在整个苏联的农业用地中所占的比例不足1％，但据说其产出却占全国全部农场产出的1／3（之所以说“据说”，是因为很可能有部分国家农场中的产出，像私人小块土地上的产出那样，私下里在市场上进行了交易）。    在劳动力市场上，人们很少被命令去从事某一特定的工作，在这一意义上鲜有对劳动力的实际指派。并且，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工资水平，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主动申请，这一点很像是资本主义国家。受雇之后也可能被解雇，当然也可以主动辞职去做自己更喜欢的工作。实际上有数不清的限制条件决定了谁在哪里工作，虽然有无数的地下工厂为广泛存在的黑市服务，但毕竟法律上是禁止任何人开业做老板的。主要依靠强制手段对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分配是行不通的，况且也无法将个人的经营活动完全压制下去。    在苏联，各种工作的吸引力大小常常在于其能提供多少法外的或非法的兼职工作的机会。一位莫斯科居民家中若有哪个设备坏了的话，等国营的维修公司来修理，可能要好几个月。但他可以找一位兼职的修理工，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在国营维修公司工作的。这样一来，自家的设备马上就可以修好，兼职的修理工也可以得到一笔额外的收入，如此对双方都有好处。    尽管与官方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这些自发的市场因素还是日渐繁荣起来，因为要彻底灭绝这些因素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私人的小块土地是可以被禁止，但只要想想20世纪30年代严酷的大饥荒就足以使人明白这样做的代价。现在，苏联经济很难再说是高效率的典型了，如果没有这些自发的（市场）因素的话它将在更低的效率水平上运行。近来在柬埔寨发生的状况令人痛心地表明，试图完全取消市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正如没有哪个社会可以完全依靠命令原则来运作一样，也没有哪个社会可以完全依靠自愿的合作来运作。每个社会都有一些命令的成分，当然其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如军队征兵就是命令原则最直截了当的表现，禁止买卖海洛因或甜味素也是命令的一种表现，再有诸如指定被告终止或采用某种特定的行为这样的法庭秩序，都属命令之列。或者，在另一极端情形下，命令也可以表现得十分微妙，如通过对香烟课以重税来劝阻人们减少吸烟，这种做法即便不是命令也至少是一种暗示，是我们当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暗示。    究竟是由于专断命令的刻板僵化导致了自愿交换活动的繁荣兴盛，从而使其主要采取地下活动的方式；还是以自愿交换作为主要的组织原则，而以或多或少的命令成分为补充？二者不同比例的搭配，相应的结果也大不相同。私下自愿交换的存在可以使一个命令经济体免于崩溃，勉强运行下去，甚至还能有所进步。但对一个主要以命令为特征的经济体所赖以建立的专制基础来说，私下的自愿交换并不能对这种专制有多大的削弱。相反，一个主要以自愿交换为特征的经济体，内在地具有促进经济繁荣和人类自由的潜质。可能在这两方面（经济繁荣和人类自由）它都未必能充分发挥出其潜力，但就我们所知，除非自愿交换成为组织的首要原则，否则没有哪个社会可以得到繁荣和自由。当然，我们要补充说明的是．自愿交换并非繁荣和自由的充分条件，这至少是迄今为止的历史给我们的教训。许多以自愿交换为首要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既没有得到繁荣也没有得到自由，即便它们在这两方面比许多专制社会取得了多得多的成就。但是，自愿交换却是繁荣和自由的必要条件。    通过自愿交换进行协作    有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叫作《铅笔的家世：讲给伦纳德E里德先生的故事》，。它以寓言的形式生动地说明了自愿交换如何使成千上万的人相互协作。“铅笔——所有能够读写的大人小孩都熟悉的普通木制铅笔”，里德先生用铅笔的口吻讲述了这个小故事。他以“没有哪个人”“知道我是怎样制作出来的”这样奇特的语句开始他的讲述，随后他详尽地介绍了制作铅笔所要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工作。首先，必须得到所需的木料，“一棵生长在北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的纹理笔直的雪松”，把它砍倒，将原木运到铁路货站需要“锯子、卡车、绳子……以及无数的其他工具”。制造这些工具需要许许多多的人和各式各样的技艺：“要有人开采铁矿、炼铁炼钢，然后制成锯子、斧子、发动机；要有人种麻，然后通过各种工序将其制成结实的绳索；要有伐木场，伐木场里有工人的床铺和脏乱的食堂……伐木场的工人喝的每一杯咖啡里，不知道又包含了多少人的劳动！”    之后里德先生又讲到将这些原木运往木材加工厂之后的故事。要将原木加工成木板，再把这些木板从西部的加利福尼亚运到东部的威尔克斯巴瑞，也就是故事中的铅笔的制作地点。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有了铅笔外面的木制笔杆。铅笔中的“铅芯”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铅，而是斯里兰卡产的石墨。经过许多道复杂的工序，石墨才最终变成铅笔中的铅芯。    还需要一点金属，即铅笔顶端的金属圈，那其实是黄铜。“想想要多少人吧！”里德先生写道，“他们开采锌矿铜矿，用自己的技艺把这些天然物炼成明光可鉴的黄铜。”    我们称作橡皮擦的那个东西在铅笔生意里叫作“插头”，一般认为那是橡胶做的，但里德先生告诉我们，橡胶仅仅是用来起黏合作用的，真正起擦除作用的是“硫化油胶”，它是用硫氯化物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产的菜籽油通过化学反应制成的。    在叙述完所有这些过程之后，“铅笔”说道：“现在还有谁敢否认我前面的话呢？在这个地球上没有哪个人知道我是怎样制作出来的！”    成千上万的人之所以参与到制作铅笔的过程当中来，没有一个是因为他自己想要铅笔。他们当中有的根本就没有见过铅笔，也不知道铅笔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只是把自己的工作当成用来得到他们想要的商品和劳务的手段而已，我们则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铅笔而生产了那些商品和劳务。我们每次去商店里买铅笔，便是用自己的一点点劳动来交换那些为制作铅笔出过力的千百万人的每一份极少量的劳动。    更加让人感到惊奇的是，铅笔居然被制作出来了！没有人坐在指挥中心里对那些成千上万的人发号施令，也没有军警来执行这些从未发出的命令。那些人生活在世界各地，讲着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甚至还相互敌视，但是这些都没有妨碍他们协作起来生产铅笔。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就给出了答案。P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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