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贯与流动
出版社:河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6
ISBN:9787810979351
作者:宋燕鹏
页数:427页
作者简介
传统文学史认为，北朝文学以“北地三才”和“北朝三书”为代表。由于现存史料的局限，似乎除了他们之外没有多少本土文士。如果摆脱现存文学作品的束缚，将眼光集中到众多文士身上，通过史书对文士的描述，来归纳文士静态的籍贯分布，以及动态的地理流动，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描绘出北朝文学影像的另一面。文±的籍贯分布与地理流动是文学演变发展的一条内在线索，唯有把握于此，方能洞察文学发展演变的方向……
书籍目录
目录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第二节 研究现状
上编：北朝文士的籍贯分布研究
第一章 十六国文士的籍贯分布
第一节 十六国文士籍贯考表
第二节 十六国文士的籍贯分布
第二章 北魏文士的籍贯分布
第一节 北魏文士籍贯考表
第二节 北魏文士的籍贯分布
第三章 东魏北齐文士的籍贯分布
第一节 东魏文士的籍贯分布
第二节 北齐文士的籍贯分布
第四章 西魏北周文士的籍贯分布
第一节 西魏北周文士籍贯考表
第二节 西魏北周文士的籍贯分布
第五章 隋初文士的籍贯分布
第一节 隋初文士籍贯考表
第二节 隋初文士的籍贯分布
下编：北朝文士的地理流动研究
第六章 乱世求存：十六国文士的地理流动
第一节 十六国时期文士集中地的变化
第二节 十六国文士流动的原因及影响
第七章 齐聚京华：北魏统一与文士的集中
第一节 北魏文士向平城的集中
第二节 北魏文士向洛阳的集中
第八章 邺城内外：东魏北齐文士的流动与邺下文坛的形成
第一节 从洛阳到邺下：东魏北齐文士向邺城的集中
第二节 梁末文士的北上邺城及其命运
第九章 长安之春：西魏隋初文士的流动与长安文坛的形成
第一节 西魏文士的地理流动
附：北周“麟趾学士”的设置、学术活动及意义
第二节 隋初文士的地理流动
历史学视野下的北朝文学影像（代结语）
征引文献
后记
内容概要
宋燕鹏，1978年生，河北永年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博士后，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12年11月-2014年1月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东北大学（秦皇岛）环渤海地域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唐史学会、中国宋史研究会、中国民俗学会会员，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侧重于北朝文士、南宋士人以及华北区域的民间信仰）以及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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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说到南北朝时期北朝的文学，首先是这首《敕勒歌》，伴随着苍凉辽远的画面，浮现于脑海。接着，耳际会响起“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的《木兰辞》。大概就是这些仅存下来为数不多的民歌。至于文人的作品，讲述4至6世纪的文学时，草长莺飞的南国绚烂，似乎让大漠孤烟的北地显得黯然。数来数去，就是所谓的“北地三才”温子升、魏收和邢子才，顶多再加上南方的流寓作家庾信、王褒和颜之推几个人，显得薄弱而苍白。作家、作品，是叙述文学史的主要材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缺少作家、作品，一个时代几百年的文学史如何叙述？历来，这是治北朝文学史的难点。诚然，自西晋永嘉南渡之后，中国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上三国孙吴的开发，六朝，让中国的经济重心根植江南，直至今日，确固不移，文化之花也在那片温润的土地上，绽放得瑰丽斑斓。那么，同一时期的北朝呢？文化也像是荒凉的大漠一样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把话题从后往前说。我先要发问，是谁统一了南北朝时期的中国？答案现成：隋。那么，我接着再问，隋是南朝，还是北朝？答案也不言而喻：北朝。魏、齐、周、隋，作为北朝的最后一个政权，是隋统一了汉末以来分裂了将近四百年的中国。统一中国的为什么是隋？而不是经济和文化先进的南朝？不仅是隋，接续短暂的隋，是强盛而长久的大唐。人们往往将隋唐并提，实在是有其道理的。不仅唐承隋制，就连两个王朝的皇室都出身在一个北方镇子——武川镇，还带着亲戚关系，后来都成了名列北周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军事贵族。正像现在人们发现，楚文化弥漫着汉朝一样，6世纪末叶的中国，是由北朝统一的。统一，军事实力并非唯一要因。《资治通鉴》卷153记载了这样一段轶事。南朝梁武帝的使者陈庆之到北魏都城洛阳出访归来后，“特重北人”。有人感到奇怪，就问他原因。陈庆之感慨地说：“吾始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也，奈何轻之？”“衣冠人物，尽在中原”，东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2记作“衣冠士族，并在中原”。“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指的不是军事力量。衣冠和士族，几乎是同义语，都指那个时代的贵族，是有文化的贵族，是“王与马共天下”的王们，是那个时代曾经的主宰者。或许感受强烈的陈庆之有些夸张，但至少表明，伴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北朝的文化水准与南朝的开始接近。这，才是统一的根本原因之一。此外，还有南北朝共同信仰的佛教纽带，还有汉族皇室的异族联姻所带来的南北民族对立的解消等等。南北文化的接近，“衣冠士族，并在中原”，都表明北朝也理应具有繁荣的文学。不过，正像绿洲被沙漠所吞噬一样，史料的缺失，让文学史家望北兴叹。北朝的文学史如何叙述？一个年轻学者找到了一条新路。其实，我以上所述，正是为了讲述刚刚读到的宋燕鹏著《籍贯与流动：北朝文士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所进行的铺垫。满天星斗，抬眼望去，映入眼帘的只是一些最亮的一等星、二等星。其实隐约闪烁的，还有肉眼看不见的更多。作家、作品何尝不是如此。文学史只瞩目于名家名作，自然会感到为炊乏米。名家名作，出类拔萃，那是露出海面的岛屿，他们由浩瀚的大海托起。浩瀚的大海便是常年累世积淀的文化。在大海中，未露出海面的岛屿更多。这就是燕鹏君所关注的文士。从文士入手，揭示一个时代的文化地层，展现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可谓独具匠心。如此操作，化解了北朝文学史叙述中乏家少作的难题。燕鹏君首先界定了他这部论著中的关键词——“文士”的概念内涵。他说文士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庶”之别无关，不具有阶级属性，强调的是士人的文学才能，亦即能文之士。据他的观察，涵盖范围宽泛的“文士”一词，在北朝后期已经成为相对固定的个人身份的称呼。在概念界定之后，燕鹏君对史传等文献中“善属文”、“有文才”，“涉猎经史”之类的评价，对史书行文中有诗歌、文赋等记载，或是有文集的记录，给予了广角关注，由此跳出了文学史叙述以现存作品为依据的怪圈。产生新想法，找到新角度，固属不易。更不易的是把新想法新角度加以落实，贯彻在实际研究，化作研究成果。那么，燕鹏君是如何操作的呢？跳出三界外，还在五行中。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治史出身的燕鹏君，对北朝文士运用历史地理学史方法进行了梳理。说是北朝，实际在时代上下均有延伸，上起五胡十六国，下至隋初，时代跨度将近三百年。做学问，既需要有巧思，走捷径，还需要下苦功，甘做冷板凳。这两点，燕鹏君都做到了。选题在北朝，固然是出于这是一个薄弱的领域，其实也极具可操作性。明清时期自不必言，甚至比唐宋在史料上都易于驱使，对这三百年间，凭藉一人之力，只要肯下功夫，足可竭泽而渔。我这样说，并没有说燕鹏君做得很轻松的意思。其实，即便易于操作，他做的也很苦。我们光看他制作的下述这些表格，就可以体味到其中的艰辛。这些表格是，《十六国文士籍贯考表》、《北魏文士籍贯一览表》、《东魏文士籍贯分布一览表》、《北齐“待诏文林馆”文士一览表》、《西魏北周文士籍贯》、《隋初文士籍贯一览表》、《北魏洛阳文士转移目的地一览表》、《东魏主要文士地理转移表》、《西魏文士入关时间及任职地点一览表》、《北周“麟趾学士” 一览表》、《隋初文士地理转移一览表》等。这些表格，不仅涵盖了全书上下编九章的全部内容，并且具体体现了燕鹏君的考察方式、操作范围。籍贯考察是“静”，转移考察是“动”，静态与动态相结合，为我们描绘了4-6世纪中国北部全方位的文学景观。风吹草低，我们看到了掩蔽于草丛中的牛羊。归纳与演绎，是研究的两种方法。以往的文学史叙述，多取演绎法，列举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然而，采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是由研究对象的生态条件决定的。北朝文学史乏家少作的状态，无法使用通常的演绎法。因此，燕鹏君的考察是归纳式的。考察实现了对其研究对象北朝文士信息的全覆盖。如此操作虽然辛苦，但得出的结论无疑颇具说服力，并且不易撼动。历史在时空中运行。历来的研究多注重于“时”，而对“空”缺乏关注。而此书则对两者做了最大的兼顾。书中指出：“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产物，和时代有紧密的结合。不同籍贯的文士在成长过程中都被烙上了地域的印记，从而形成了内在的风格。”这样的明确强调，我觉得并不多见。的确，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学作品风格的形成，无疑也出于一方水土的滋育。我们来看一下此书的最后一句话：“文士的籍贯分布和地理流动是文学演变发展的一条内在线索，惟有把握于此，方能洞察文学发展演变的方向。”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道人所未道。此之谓也。此书的这一“道人所未道”，极具启发意义，不仅适用于史料匮乏的北朝文学史，也适用于文学史的其他时段。治文学史，此一视角，实不可忽之。研究的路径有两种。一种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新见，这可谓是“听唱新翻杨柳枝”，这是以“史识”见长的研究；还有一种，是开辟草莱，构筑基础，这可谓是“万丈高楼平地起”，这是以“史学”见长的研究。两种路径并无轩轾高下，并且均需要通过“史才”来实现。但无疑，后一种路径会走得比较艰辛。燕鹏君此书，走的就是后一种路径。燕鹏君此书，落脚在文学史上，窃以为透过文士的考察，更可以阐发出广域的文化史意义。我在我的通史著作《中国史略》中，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称作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百家争鸣时期。几百年春秋战国的动荡酝酿催生了秦汉文化，几百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荡酝酿则催生了隋唐文化。后者更为博大、外向、包容，更富有生命力，让中华文化之花绽放至今。战乱、分裂、动荡虽属不幸，但客观上让大一统时期的政治钳制变得松弛，往往为思想文化带来繁荣的春天。翻翻《隋书·经籍志》，就可以触摸到，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是何等的活跃兴旺。南北朝，不仅仅是研究的聚光灯常常打在的南朝，还有北朝。没有多民族的融合，文化也是单一的。北朝，有她的历史意义。对这一意义的阐发，燕鹏君此书有贡献，然如果从中华文化发展的大视野着眼予以提升，则会更具深度。燕鹏，这位我在网上认识的年轻学者，有一年听说我去河北大学演讲，专门回到这所他博士毕业的母校去看我。谦逊质朴的形象，至今仍在眼前晃动。书的后记云及，读了宋史博士的他，今后将要关注的是南宋士人。魏晋南北朝的坚实根基，会使他游刃有余，坚持下去,成就将不可限量。“鲤鱼跳龙门”，由燕到鲲鹏，我的期待。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81bf8d0102ds31.html -
《籍贯与流动：北朝文士的历史地理学研究》读后吴希禹二十世纪以来，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等诸多学者倾注精力对魏晋南北朝进行研究，成绩斐然，众多后学也不断加入这一研究队伍，经过几十年发展研究成果已蔚为大观。进入二十一世纪，史学界讲求“新材料、新角度、新方法”，不断强调创新性研究。在这种学术风气的带动下，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也相应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著作。宋燕鹏博士所著《籍贯与流动——北朝文士的历史地理学研究》（33万字，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以下简称《籍贯与流动》）正是在这一新史学趋势之下产生的一部力作，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的重大课题几乎开发殆尽的情况下，作者依然能选取北朝“文士”的籍贯与地理流动作为研究对象，给学界带来了一丝新鲜气息。《籍贯与流动》用上下编的形式交代了北朝文士的籍贯分布及地理流动变化。作者将十六国、北魏、东魏、西魏、北周与隋初的情况分别立目，每一政权时期内又详尽研究了文士分布及变化的特征和原因，同时又以代表地区和代表作家为例做了分析，数据鲜明而又纲举目张地展示了当时的文学实际。在选题的界定上，作者避开了传统的“士庶”等阶层概念，强调了“文士”取材的范围在于是否能文。更值得提到的是研究方法，附表（图）将涉及到的主要文人的籍贯、文学成就以及某一地域文士统计等情况，较为直观全面的表现出来；作者指出：对于如何衡量某一地域的文化繁荣状况，作者选取的具体标准就是本土文士籍贯的多寡。他将论题的主旨谦虚的定义为探讨北朝不同时期文士籍贯地理分布的特点。我们认为学科的创新不外乎三个方面：充分的材料做基础，牢固的理论作支撑，科学的梳理做体系。故此，相于其他文献史料，北朝的资料并不丰厚，况且学人众多，作者得以立论的关键就在于对原有史料做细致爬梳的基础上加以了科学的规范整理，进而结合交叉学科的理论得出创见。通过文人流动、地域比较等线索的划分来逐步实现场景还原，得出不少合理结论。文学地理可以看做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曾对该问题的时间断限和研究思路做出解释。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内，较为完整的地理环境、政治风貌以及社会背景共同构成了文学的独立性，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较为系统的讲述了文学与地理的关系。综合种种，作者批判以往的整体研究都在做历史的线性研究，对时空结合的多维研究相对较少的弊病。从而，断代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不仅可行而且非常有必要。但是作者没有用“文学地理”来命名，出发点就是北朝文学作品的不足，只好用相对宽泛的“能文之士”，即将“文士”来作为研究对象，但正因此，该书的选题才显得较为科学性。《籍贯与流动》的可圈可点之颇多，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注重了对资料的整理。我们看到，当今知见的成果中，史料的发掘还不充分；对于旧史籍，也可用新视角重新认识它们的价值，用新眼光看待，就可以常见之书读视而不见之物。《籍贯与流动》所选史料多半取自《魏书》、《北史》等传统文献，但作者还将墓志，甚至敦煌文书中可见的十六国北朝文士也网罗一全；细致整理成表格后，将该部分再做些许加工，几乎可以修成一部“北朝文士索引”。对于这些功夫，我们不仅可以窥视作者求全责备的态度，也可以预见到该内容对于读者查找、引用和进一步考索的裨益之功。很多章节不仅讲述了问题本身，还探讨了相关史料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如讲清河崔氏时，穿插了陈寅恪、周一良等学者的研究进而着墨崔氏的沉浮（第80页）；又如，对于部分史实的推测，作者列出了自己的考证和推断：在讲到卢昶时，分析秀才选举在北魏时期就已非常注重文采（第89）。再如在对李徽伯的卒年考证中，作者综合了《隋书》传记的出入，整合《魏书》、《周书》之说，分析认为此处时间为李雄篡改（第246页）。虽然文中的注释只刊布了极少部分内容，但作者仍以准确的史料、细密的学术敏感做出了判断。其次，多元化的研究思路。21世纪的历史学研究，强调在历史学本位基础上的多学科交叉研究。这在上世纪的前贤那里已经得到实践。比如田余庆先生评价陈寅恪：“他着眼于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较高的层次上探讨魏晋南北朝历史的脉络所在，提出并解答了许多前人的认识所不能及的问题。他重视以不同的种族、家族、地域、文化为背景的社会集团的活动，从中发现历史的联系和推移，并以之解释各种纷繁的历史现象”[1]。并说他曾融会中西来探究魏晋南北朝史实的内涵。文学属于艺术的一种，必然具有艺术所具有的共性，也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影响。艺术史家丹纳认为：“艺术家本身也是隶属于某种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的。而艺术宗派则属于它周围趣味和与它相一致的社会。因为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对于艺术家是相同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2]因此说文学家，或者文士不是孤立存在的，要受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严格看来，《籍贯与流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史学题目，而正是抓住了北朝文士这一特定群体，从勾稽史料出发而做出规律分析，必要而又自然地选用了籍贯、家世以及历史变革等因素，从选题上就体现了鲜明的学科边缘性和交互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题目，作者并不满足于创建学科之间的交织，而是努力对前人成果做出发展或补正。书中对于曹道衡、周建江、吴先宁等先生的文学史做了修正。如针对周建江先生《北朝文学史》，作者认为论著着眼于文本解读，对该时期文学的主体——文士关注不够，致使论述显得单薄。又从曹道衡先生所阐发的社会政治等因素对文学产生影响的角度加以引申发挥，一定意义上填补了梅新林先生《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中北朝部分的缺失。又如探讨北魏河东文士时，作者参考梁满仓和毛汉光二位先生的观点，交代了河东裴氏、柳氏与薛氏的情况；然讲到温子昇，作者又转而采用了来自曹道衡、周建江、逯钦立等前人的研究，讨论起温氏的文学造诣。我们认为这种点面结合的编纂方式是可取的，虽谈及某一隅未必能超越，然其博采众学之功却是很可观的。再次，宏观与微观的把握。众所周之，史学研究应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小处”主要是针对问题的细节进行剖析，微观是整理的基本层面，宏观是研究的体统层面。顾炎武《日知录》：“尝谓今人编纂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挫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乎？”[3]南北朝历史研究日渐细化，用旧材料来撺掇自居的文风在学界并不在少数；作者估计也是为了避开这一点，不过渡依傍，并严格核对了征引资料，试图以方法和立意取胜。《北魏文士籍贯一览表》、《东魏文士籍贯分布一览表》、《北齐“待诏文林馆”文士一览表》及《北魏洛阳文士转移目的地一览表》等实现了从地域到全局的覆盖，比起例举式的阐述更易得出广义的概念，作者较多采用了统计的手法，将史料文字细处的信息清晰地转化成数据，自然地得出了论断。又如在记述十六国时期河北文士时，作者提到“留下记载的十六国文中河北地区的文士并未有压倒性的优势”（第24页），在注释中又说事实上未留名者当远大于留名者，因为《晋书》载后赵石虎时上《皇德颂》者即有上百，但文才高下与籍贯均不可考。这样不仅客观讲述了书面资料的实际又全面揭示了真实的情况。再如讲述西魏文士流动的影响时，作者将孝文帝西迁前后的朝臣文士做了细致的比刊，根据数据的分类将其划分为“开拓长安文坛”和“使长安文坛初具规模”两个部分，揭示了文士流动的构成及其集中地的影响。总之，以小见大的方法确能管中窥豹，见微知著。诚然，与其他优秀著作一样，《籍贯与流动》亦有可商榷之处，窃以为有以下几点。第一，缺乏分体研究。纵然北朝文献资料匮乏，但文章在研究完整的文学风貌时，明显忽视了这个角度。文学地理的内容理应包含文学局面地理、文学活动中心地理、分体文学地理等角度，关注诗、赋、文、乐府等类地理学似乎并不算过分。第二，缺乏考证论断。20世纪最后20年的经验里，我们不难看出，具体的历史研究必须与史学理论（文学理论）相结合，这种自觉性的缺失很容易使研究失去意义。作者曾着眼的“麟趾殿考证”是亮点也恰恰是弱点，对于更多的文士历史地理学现象，若能够结合相应的政局变迁、社会沿革而对传统理论得出佐证抑或指正，则著作结构似会丰满许多。第三，忽视对比研究。对比研究是新史学的主要方法之一，要在更为广阔的历史发展中寻找异同，而不仅仅是历史本身的叙述。综合性历史地理（文学地理）必须区分静态的本土文学地理和动态的文学局面地理，也必须对文学地理集团做出足够的横向比对；纵观研究现状，氏族个案研究几成多点开花之势，作者又对时期内不同作家文士团体得出了量化的数据，理应做出对比研究进而提出更多的观点；如本书上编中提及的北魏时期“河北文士”与“河淮文士”等七个集团的局势相当清晰，而并未借鉴前人，加以对比做出更多的讨论。限于成书的侧重点等原因，该书没有给予这些方面足够的重视。相信作者在后续研究中定会有很大的补充。瑕不掩瑜，《籍贯与流动》依然不失为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以求实的态度熔铸出的学术成果理应推介学林。 -
交叉视野下的学术创新——评宋燕鹏《籍贯与流动——北朝文士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孔祥军 何适进入新世纪以来，创新意识被视为推动整个社会前行的重要力量之一，在各个领域被史无前例的加以强调。这种对创新的重视在学术界尤为显著，然而，究竟如何进行学术创新却很少得到明确而又坚实的回应。宋燕鹏博士新著《籍贯与流动——北朝文士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下简称《籍贯与流动》），在古典文学与历史地理交叉视野下研究了北朝文士文学创作与籍贯流动之互动关系，可谓一次学术创新的有益尝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出现了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其影响延续至今。这种讨论之初主要针对的是现当代文学史，古代文学史并不在范围之内，但这并不是说古代文学已无剩义可发，对其研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尽管长期以来，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偏重于史的描述和单个作家、作品的评论，而缺少多侧面的透视和总体的论述。文学史的编写体例已形成一种模式，一时难以突破” ，但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学科的视角重新审视古代文学史依然是很多古代文史研究者不断努力的方向，比方说“文学的地域性以及文学家的地理分布” 在其时已经为研究者所注意。这应该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因为同时稍后，已经有人先后做过“唐诗地理、宋辽金词地理、金元明清剧作家地理、戏曲剧种地理、桐城文学地理” 等课题的研究，但胡阿祥教授《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一书出版后，文学地理研究较为详尽的理论体系才初次出现，而此书遂成为从地理学的视角研究古代文学的首部著作。该书作者在引言“研究思路”一节对研究方法有所说明，指出除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进行表述以外，还要借助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如统计、制表、绘图之类，但文学地理立论的关键是要择定“能够代表文学发展状况的各类因子”，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文学家和文学作品两者。择定之后先“由文学作品入手确定文学家”，再通过考订所选文学家的籍贯制定其籍贯分布表及分布图，以展现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之后通过对图表的分析，认定文学发展程度的地域特点及相互差异，最后打通文史，“揭示各地区本土文学成长的历史背景与现实过程，分析影响文学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各地区的表现或作用” 。该书的主体部分就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完成的。但作者本人对“魏晋文学地理”的构想不限于此，以上所为只是文学地理“静态”的一面，在该书“结语”部分，作者进一步指出了魏晋文学地理研究的另外两个方面：第一是与“静态”相对的“动态”的一面，即是“从文学家的流动来勾勒相关地区的文学局面，从文学家的集聚来研究文学活动中心的形成” ；第二是“分体文学地理”，即“通过文学作品的溯源、分类、统计及分区对比”，“显示分体文学地理”的基本事实，此举可在“观点和事实两个方面，补充与完善通过文学家所展开的研究” 。不过书中作者并未将这两点加以示范。需要指出的是，虽则上述研究思路看似是针对“魏晋”这一特定时段而言的，我们大可不必将其限定如此死板，把“魏晋”当做一个实例来看进而将此书所展示的研究方法适当地运用到其他时段的文学研究上去，当也是作者应有之意，所以此书才会在“结语”最后附上“中国历史文学地理研究构想” 一节。而《籍贯与流动》）正是将此种方法运用到北朝的一个例子。在当下高校通行的文学史教材中，魏晋与北朝同在所谓“中古”“第三段” 这一大的时段内，但由于北朝的传世文学作品极为稀缺，致使“长期以来学者普遍认为北朝处于文学发展的低谷期”，“对其评价不是忽略不计就是挑选几个重点一笔带过” （第3页）。所谓“几个重点”，就是文学史书写中注重较多的人物和作品，这种做法同时导致了对北朝文学的讨论重在北朝后期而忽略了其初期的文学状况，如果进一步探求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这种书写方式的弊端马上就会突显出来。 基于以上现实，《籍贯与流动》一改之前注重主要作家和文学作品的研究路数，打破了以往研究北朝文学的固定模式，而是从地理学角度，一方面考察文士静态的籍贯分布，另一方面则分析他们动态的地理流动，通过对大量统计数据的定量分析，绘制成图、表以探讨北朝“文士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其变迁，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历史过程中文学的地域分布规律”。显然上述胡著中的理论与方法在这里有所体现，但只就北朝文学而言，确是具有“新视野、新方法”（第403页）的研究。而且在事实上该书研究思路与胡著也有不同之处：胡著在择定代表魏晋文学发展的因素时关注到了文学家和文学作品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补充，这样不但文学家更加名副其实，作者最终的结论观点也可以得到文学作品的佐证；《籍贯与流动》迫于文献稀缺，则只能选取“文学家”这一因子，这也是该书标题限定在“文士历史地理研究”的原因所在。另外，对“文学家”这一概念，作者的界定也较为宽泛，是用“有文学有文采”的“文士”来代替的，具体说来是史书本传中有“‘善属文’、‘有文才’、‘涉猎经史’之类的评价，或是史书行文中有诗歌、文赋等记载，抑或是有文集记录”（《绪论》第5—6页）者都视为文士，纳入统计范围。所以该书一方面对前人研究思路有所借鉴，同时这种思路在此书中也得到了更为全面的展开和运用，而且由于时段的不同，像在“文士”的择定上，该书又显现出了自己的特色。只是这种特色虽在根本上还是由于北朝文学作品的缺乏而引起的，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由此界定所选取的文士群体其典型意义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消弱，而北朝本土文学的特点能否根据这些文士的分布来分析，还需严肃对待。或许正因此重考虑，作者才未将书名定成“北朝本土文学地理研究”。研究方法相似而研究重点或对象稍异，并不影响各自研究的价值。《籍贯与流动》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静态的“北朝文士的籍贯分布研究”（第12—284页），内容占全书三分之二多，是为全书主体部分，不但涉及北朝三个主要时间段——“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内的文士，同时兼顾之前“十六国”和之后“隋初”文士，上下贯通，可谓是做了些“穷源竟流” 的工作。依照上述研究思路，作者对上列五个时段的士人籍贯分别做了统计分析，认为十六国时期文士分布以关陇、河西地区为多（第19页），至北魏则河北士人数量急剧增长，成为士人主要分部地，河淮地区则位居第二（第66—67页）。然北魏前后文士数量与地域分布又各有不同，初期延续了十六国末期文学衰退的趋势（第53页），河北地区文士虽增加、关陇地区则依然相对较多，在但随着北方割据的消失以及北魏汉化的逐步加强，北魏后期文士数量大幅增加，远远高出了前期，其地域分布则多集中在河北和河淮地区，可见孝文帝改革对文学的重大影响（第147页）。作者同时认为东、西魏分裂后，北魏河北文士成为东魏文士的主体，再加上河东及河淮地区的文士一起成为东魏文士的主要组成部分，这种地域分布的特点使得东魏成为北朝后期文学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第171页），其后的北齐遂成为“北朝文学发展的高峰时期”，基于这一结论，作者进一步将东魏、北齐定为“隋唐文化渊源”之一（第188页），这是很有道理的论断；而与东魏、北齐文士的整体分布截然不同，作者通过统计分析，认为西魏文士主要处在河东地区，河淮、关陇依次排后（第196页），若以554年江陵陷落为限分为前后两期，则又可发现西魏文士以关陇、河东地区为主，北周文士则河东与河淮占有主要地位（第229页），据此分析，我们不但可以了解西魏北周文士地域分布的整体特点，也可感知由西魏到北周其间文士流动的大体趋势。作为上篇最后一节，作者通过对隋初文士籍贯的统计分析，指出隋初文士基本上继承了北周灭北齐之后的主要遗产，在籍贯构成上具有兼顾东西的特点，从而涵盖了北魏以来北方文学发展的主要成果，而真正文学意义上的南北融合就此从隋初开始了（第260—261页）。以上是对《籍贯与流动》上篇的简单梳理，该书作者是在大量统计分析之后才得出上述一系列结论的，工作相当精细，读者切不可只关注结论而忽略其分析问题的思路与过程。另外，虽则作者本意是在上篇考察静态的籍贯分布，但若通观各个时段文士的地域分布，作者实际上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北朝文士籍贯分布变动的动态过程，这是不同于以往文学史的书写的另一种景象，不但北朝文士的籍贯分布第一次得到清晰展示，而且也验证了某些以往的研究成果：曹道衡等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指出河北的士人是奠定北朝文化发展基础的一支重要力量， 而透过作者的分析，河北地区也确实是文士籍贯分布十分集中的地区，而且几乎贯穿整个北朝时期。作者通过对文士籍贯分布的统计分析，展示了北朝文士的籍贯分布特点，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北朝本土文学生态的一些特点。然而在事实上，文士不可能永居原籍，特别是动乱年代，在不同地域间流动更是常态，而京城又往往成为他们主要的目的地，作者认为这种以都城为中心的集中会对文学生态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考察了北朝文士籍贯的静态分布以后，在本书下篇，作者又专门对北朝文士的实际动态地理流动情况做了梳理。作者在兼及各个时段文士流动原因的同时，主要对这种流动现象以及其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北魏前期文士主要向平成移动，但这种移动还不是自发的，更多的还是政治因素的影响（第295页）。相比之下，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向洛阳流动的大量文士更多地是因自身需求而产生的自发行为（第295页）。大量文士聚集洛阳，使得洛阳的文学风气逐渐兴盛，标志着“北朝文学发展上的第一个高潮”的到来，在文学水平上也有追赶南朝之势。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更进一步指出了北魏洛阳的文学风气在北魏分裂之后多数转移至东魏北齐，为“北齐文学文学到达北朝文学的巅峰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第327页），最终促成了“邺下文学集团在事实上的第二次出现”，“成就了北齐文学在北朝文学史上的地位”（第353页）。与东魏北齐在邺下形成文学集团相对，在西魏北周的文士也多汇集在长安，但作者指出长安的文学风气并不及邺下兴盛，到西魏末年南朝梁末文士流入长安后，其文学风气才逐渐显现，从而为北周文学的兴盛提供了基础（第354页），而随着北齐灭亡以及隋朝建立，这些人又构成隋初文士的主要组成部分，成为理解隋初文学的重要依据（第382页）。很显然作者在下篇的分析指出了北朝多个文士活动中心的形成，勾画出从平城到洛阳至邺下最后汇集长安这一文士流动的动态历程。文士活动中心的形成自然对文学中心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不过同样限于文学作品的稀缺，对于这些中心文风的特点作者没有进一步分析。但这并不能否认上述胡著中提到但未及展开的理论在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践，而且作者所指出的“文学高潮”和“文学巅峰”也正是通常文学史书写着墨最多的地方，作者的观点于此得到印证，但作者的梳理显然更为周全。北朝文士籍贯的分布与文士流动而形成的活动中心自成一种历史现象，《籍贯与流动》首先是向我们清晰描绘了这一历史现象；同时由于“文士”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使得这种现象一方面能反映某种文学状况，同时也可能对文学发展产生影响，所以该书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北朝的文学现象及深层原因。《籍贯与流动》一书研究视角与方法的特点，以及该书在学术上意义，尤其是在北朝文学研究这一领域的开拓性尝试上文已略有阐释，细心的读者从不同的领域或许会从书中得到另外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见解。最后，笔者不揣浅陋，就书中一二疏忽之处，略承鄙见。语句不通，如“这些人多半是三世纪末四世纪初因为逃避宋繇”，此处似是“逃避战乱”， 宋繇当与下文“敦煌人也”连接成句（第290页）；数据统计的疏忽，如东魏文士流动一节，作者指出“东魏文士80人中，有5人曾在邺城居住过，占总数的79.71%”（第337页）。此处“5”当为“60”，但计算结果又不是“79.71%”，不知何故；偶有衍字或错字，如“隋初文学基本上继承了北周灭北齐之后的主要遗产成”（第260页），“成”字当省，又“北魏前期文士向平城的集中并未是自发的”（第295页），“未”似应为“非”。《汉学研究学刊》（吉隆坡）（2012第三辑），压缩版发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3年第1期
精彩短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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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地域划分有些不认可。 -
读了北魏部分，更像是文学史吧，找到一条有用的资料。 -
资料详实，领域创新，行文流畅，结构完整，很好的佳作，可惜哪里都没有卖，很多图书馆都没有收藏，可惜了这本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