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滞胀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5
ISBN:9787513616584
作者:孟凡涛
页数:281页

作者简介

《远离滞胀》分析了滞胀的表现和危害,探究了其产生的根源,客观评价了世界各国为摆脱经济危机所做的努力与其成败得失。全书共分六篇:滞胀之痛、危机之源、变革之法、滞胀迷局、远离滞胀和历史之势。如何有效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还有多远,中国远离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关键在哪里……在对前人经济学理论的解读中,寻求破解之道;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对比中,发现各自优劣短长;在兼顾社会公平与生产效率的探索中,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篇滞胀之痛 第一章工资、物价与奢侈品消费 第二章凯恩斯与国家干预主义 第三章滞胀之痛 第二篇危机之源 第四章资本主义与经济危机 第五章亚当·斯密与市场经济 第六章李斯特与贸易保护理论 第七章马克思与剩余价值理论 第三篇变革之法 第八章苏共兴衰与苏联解体 第九章东欧剧变 第十章中国的崛起 第十一章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 第十二章社会党与资本主义改良 第四篇滞胀迷局 第十三章投资与储蓄 第十四章经济危机与中国经济 第十五章两难决策与滞胀之忧 第五篇远离滞胀 第十六章货币、汇率与人民币国际化 第十七章社会公平与效率 第十八章工资、利润与就业 第十九章行业垄断与经济发展 第二十章通货膨胀与可持续发展 第二十一章远离滞胀 第六篇历史之势 第二十二章经济趋同 第二十三章企业微利 第二十四章法礼社会

编辑推荐

《远离滞胀》编辑推荐:高利润、高投资、高增长、高积累,四高发展模式是否可以持续?控物价、稳增长、促出口、校汇率,宏观决策之路能否摆脱困局?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破解周期性经济危机敢问路在何方?集思广益、从谏如流,探索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就在脚下。你关心金融危机环境下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吗?你想知道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秘诀所在吗?《远离滞胀》将为您揭示危机阴霾笼罩下,滞胀危机的产生根源、现状及特点,指出了世界各国的应对之策,以及中国政府所作的巨大努力及所取得的成就,并揭示出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道路有较强的可行性。

内容概要

孟凡涛,河南原阳人。1990年入伍,2007年转业。爱好文学、哲学、经济学,对诗歌、政治经济学有较深入研究。时有文章散见于报章杂志。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49年、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相继成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发展,美国对日政策由打压改为扶持。据有关统计,战后日本的科学技术,90%是从外国引进的(其中又有90%是从美国引进的)。因为“引进”比“研制”费用低、见效快。美国研制一项成果的成功率为1%,而日本的成功率为70%以上。原因是日本不是“独创”而是“改进”。苏联阿·米·沙尔科夫在《日本和美国现代经济关系的分析》一书中指出,日本买进这些专利权和许可证的代价以及推广费用约为60亿美元,而产生这些专利权和许可证的科学研究和间接费用则高达1800亿~2000亿美元。据日本经济企划厅的《经济分析》介绍,在1955~1968年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10.1%,而在劳动、资本、技术三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技术占了60%。 (2)美国对日本军购的剧增,由商品积压变为供不应求。“为了打赢朝鲜战争,1950年至1960年,美军向日本发出了大量军需物资订单,其累计向日本订货高达600亿美元,为了完成这些订单,日本电力的70%、煤炭的80%、船舶和陆地交通的90%直接或间接地为美军服务,日本事实上已经成为美国的‘兵工厂’。靠着朝鲜战争,以及越南战争的‘特需订货’,日本的商业迅速恢复了生机与活力,出口也与日俱增。近1500亿日元的积压商品顷刻间被抢购一空;许多百货大楼拔地而起;衣料、粮食的配给制被取消;工农业生产指数迅速回升。工矿业生产在1950年10月已达战前水平。农业生产1952年已达战前水平的111.2%。国民生产总值1951年达152亿美元,为战前水平的119.4%。” (3)先进的企业文化和民众的吃苦耐劳精神,也起了很大作用。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说过:“人们常说人心易变,我却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再没有比人心更强有力的东西了。”为此,他把“敬天爱人”确立为社训,并先后创建了两家世界500强的公司。日本企业文化对员工的关怀由来已久。1930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波及日本,松下电器销售额剧减,仓库里堆满了滞销的产品。两位助手建议裁减一半员工,松下幸之助却作出决定:一个员工也不解雇,工作时间减为半天,工资全额支付,只要求员工全力销售库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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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7条)

  •     《远离滞胀》节选之三(利润与奢侈品消费)1865年6月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会议上的发言——《工资、价格和利润》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其中有关于工资、物价与奢侈品消费之间的关系,更著名的是剩余价值理论。这里首先介绍一下关于工资、物价与奢侈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反对韦斯顿的关于“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决定或调节的”①,作了下列阐述:的确,整个来说,工人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收入花费在并且不得不耗费在生活必需品上。所以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总要引起对生活必需品需求的提高,从而引起生活必需品市场价格的提高。生产这些必需品的资本家支付的工资提高了,就靠提高他们的商品的市场价格来求得补偿。但是那些不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资本家又怎样呢?决不要以为他们人数很少。你们仔细想一下,国民产品的三分之二被五分之一的人口消费掉了——最近一位下院议员说只被七分之一的人口消费掉了——,那你们就会知道,该有多么大的一批国民产品要作为奢侈品来生产或用来交换奢侈品,该有多么大量的生活必需品要浪费在豢养仆役、马匹、猫等上面;我们凭经验知道,这种浪费,随着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提高,总是要大受限制的。 那么,那些不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资本家的处境究竟会怎样呢?工资的普遍提高必然引起利润率的下降,他们不可能靠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来求得补偿,因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是不会增加的。他们的收入会减少,从这种已经减少的收入中,他们不得不支付更多的钱才能买到同样数量的高价的生活必需品。不仅如此。他们的收入减少了,就不得不缩减用于奢侈品的支出,因此他们彼此对于各自商品的需求也要缩减。需求额缩减了,他们的商品的价格就会降低。所以在这些工业部门中,利润率就会下降,不仅与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成比例,而且与工资的普遍提高、必需品价格的上升和奢侈品价格的下降都成复比例。对于投在各个不同工业部门中的那些资本来说,这种利润率的差别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当然,其后果也同各个生产部门中的平均利润率因某种原因而产生差别时一样。资本和劳动就会从获利较少的部门转移到获利较多的部门,这种转移过程一直要延续下去,直到一些工业部门的供给量上升到符合于增长了的需求量,而其他工业部门的供给量下降到符合于缩减了的需求量时才会停止。经过这种变化,一般利润率才会在各个工业部门中重新平均化。整个这种转变,最初只是起因于各种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动,这个原因一旦消失,它的作用就会停止,价格就会回到原来的水平和平衡状态。因工资提高而引起的利润率的下降,不会局限于某些工业部门,一定会成为普遍的现象。按照我们的假定,劳动生产力没有变化,产品总量也没有变化,只是这一定量的产品会改变自己的形式。大部分产品将以生活必需品的形式存在,小部分产品将以奢侈品的形式存在,或者,结果一样,小部分产品将用来交换外国奢侈品并以其原来的形式消费掉;或者,结果也一样,大部分本国产品将用来交换外国的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②进而马克思指出“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场价格暂时混乱之后,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不会引起商品价格任何长期变动”③,最后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商品的价格。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工资的平均水平,而是降低这个水平。 第三,…。④毫无疑问马克思为工人运动争取工资的增涨做了最好设想和注解,在一定程度内,工人运动的确能够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目标,即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份额占社会生产总财富比重增加,生产奢侈品的份额因工人运动或者说政府干预而降低。但现实中并非如此,工资上涨则物价也上涨,物价上涨工资也上涨,有时物价的上涨还要比工资的上涨速度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是理论的错误,还是现实的残酷?……那么,我们再来从逻辑关系上研究一下马克思的结论:“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商品的价格。”马克思是用什么来得出这个结论呢?我不知道。按照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论》中商品及商品要素之间的关系来看,商品的价值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即生产资料或者说地租、工资和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工资是由必要劳动时间乘以劳动力的价格所决定的,而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是由劳动力的价格乘以剩余劳动时间或者再加上绝对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即:商品价值(W)=生产资料(地租)+工资+剩余价值(利润)=生产资料+劳动力的价值×必要劳动时间+劳动力的价值×剩余劳动时间(或者再加工作日之外绝对延长时间)商品价格不变,工资上涨,势必引起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的下降,则进一步表现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剩余劳动时间(或者说绝对时间)的缩短,也就是说工资的普遍提高,是增加了必要劳动时间,而剩余价值(利润率)的降低是缩短了剩余劳动时间,即表现以“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剩余劳动时间”。为什么工资的普遍提高会增加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剩余劳动时间?其理论依据是什么?为什么此时间长彼时间短,不是一样“由时间来决定时间”,正像马克思反驳韦斯顿“价值是由价值决定的”,一样的瞎兜圈子,始终得不出结论呢?……马克思所设想的是一种理想状态的工人运动和普通劳动者争取权利的结果,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最好的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或缩小个别高利润行业的经营利润率,相对缓和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持续下降企业利润或者说连续普遍提高工资水平是绝对不可能的。马克思的设想为社会主义实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贫富分化和诸多社会问题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即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预下,首先在国有、国有控股企业和国有参股企业逐渐降低企业利润率,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增加社会有效需求,减少生产的相对过剩问题。其次在各行业和各企业逐步缩小企业利润率,切实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提高内部需求,有效克服生产的相对过剩,避免经济危机的形成和发生,实现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科学体系,马克思对人类的贡献是任何理论工作所无法比拟的。马克思主义曾经引导人类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立和发展而奋斗不息,多个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社会主义一度遭遇挫折,但其理论是永存的,其思想是博大精深的,也必将为后人所发扬光大。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穷尽真理,不知其弊就不知其利,更不能有效地继承和发展。以上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从反面说明了我国目前奢侈品消费的现状,也为改革开放后贫富分化问题的严重性做了注解。目前,我国奢侈品消费占社会财富总份额在不断增加,社会不公问题已经非常突出。社会主义改革不应该只注重社会生产效率的问题,更应该兼顾社会公平的问题。
  •     《远离滞胀》节选之一(金融货币)2011年2月人民币广义货币供应量为73多万亿人民币,2012年2月为86多万亿人民币,比上年增加了13万亿人民币。2010年2月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为8.5多万亿美元,2011年2月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为8.8多万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3500多亿美元。另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2010年为12.07万亿美元,2011年为12.98万亿美元。从表面上看,人民币供应量无广义货币供应量,还是增长速度都要大于美元供应量和增长速度。实事真的是这样吗?实则不然,现代社会货币、金融衍生品太多,而最大的货币衍生品――国债却被排除在货币供应量之外,实属现代货币制度的一大缺陷。国债不仅具有融资、调节货币流动性、平衡财政收支等功能,还有一个更大功能,被人民所忽视,即货币功能。当国债多到无法用现钞回购时,国债,特别是流通性国债,如果忽略其收益功能的话,国债就是货币,就等于将整钱换成零,将旧币换成新币,因为当国债到期时,新的国债可以替换到期国债,就相当于将旧币回收换成新币一样,国债就是钱,增发国债就是在增发货币。传统货币供应量,无论是狭义货币M1还是广义货币M2,都不能清楚的体现国债大国的货币供应情况。应在原来货币的基础上引入金融货币FM这个定义。所谓金融货币就是在现行货币定义的基础上加入国债的份额,才能更为准确的体现该国的货币供应情况。同样,金融货币也为两种,一种是狭义金融货币,即在现行狭义货币的基础上加入流通性国债或者是简单的加入国债,将国债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第二种是广义金融货币,即在现行广义货币基础上加入国债总额。一般情况下,金融货币是指广义金融货币FM。这样才能更为精确的表达该国的货币实际供应情况。2009年9月美国国债为11.9多万亿美元,2010年9月美国国债为13.5多万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1.6多万亿美元,加上3500亿美元的货币增发,二项共计2多万亿美元。而中国国债2007年为4.8多万亿人民币,2008年为4.9多万亿人民币,2009年为5.8多万亿人民币,至今也不过六、七万亿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为内债。2011年人民币13万亿的增发速度,加上几千亿的国债增发速度,与2009年美国2多万亿美元的美元和国债增发速度基本持平。再说,中国大量的货币增发与大量持有美元和美国国债也有一定的关系。而美国的实际金融货币供应量2009年国债与货币供应量相加,狭义金融货币供应量约在15多万亿美元,广义金融货币供应量约22多万亿美元;中国的实际金融货币供应量两者相加,2011年狭义金融货币供应量约在35万亿人民币左右,广义金融货币约在90多万亿人民币。即使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按6.2计算,中国的狭义金融货币供应量约五、六万亿美元,广义金融货币也不过14多万亿美元,远远低于美国总的金融货币供应量。当然,狭义金融货币供应量,应是流通性国债与狭义货币供应量的相加,这里只是简单的将国债总数与其相加。美国的国债远大于本国的狭义货币供应量和广义货币供应量。如果按美元实际货币数量计算,即使将全世界所有美元都集中在一起,也回购赎回不了所有的美国国债。从目前情况来看,美国国债永远不可能消除;除非美国不顾美元信誉与本国经济发展,开动印钞机,大量增发美元回购国债。否则永远不可能还清国债。再者,美国是债务大国,而中国是债权大国。随着美国国债的不断增加,无论美联储是否全部收购,是否开动印刷机,美国将变得更加有钱,因为国债的增加,它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也在增加,外部资金就会回流,这样钱又回到了美国,反正美国政府不准备完全回购国债,也不可能完全回购国债。这样,国债就变成了钱,增加国债的数量,如果不考虑国债收益率,也就相当于印发了钞票,国债的增加就等同于货币的增加,势必引起通胀的发生。这也是为什么国债的增加货币流动性会增加,国债的大量增加同样会引物价的上涨。只是增加国债比增发现钞来的更加隐蔽,风险更低,更容易为债权国家所接受罢了。而国债的收益率却远远赶不上因国债增加导致的物价通胀相对应的货币贬值的损失。这也是美国每年都有巨额的贸易逆差和国债快速增加的根本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债越多,钱就越多,印不完的债,花不完的钱,债就是钱,反正不准备还清债。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在一定意义上,债就是钱,就可以通过增发货币来回购国债。这种可能是绝对没有的,如果美国真的用美元来赎回国债,那么投资持有美元和美国国债的客户,对未来收益、保值预期下降,信心全无,要知道“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很可能产生“蝴蝶效应”(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即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引发类似银行挤兑的现象。那么,以美元为统治的帝国经济大夏就会转瞬之间轰然崩塌。世界格局将重新洗牌,损失较小的将是最早抛售美元和美债者,损失最大的将是大量持有美元、美国国债,切迟迟不能脱手者。我不知道,美国发行国债的程序与权限,也不清楚债权国是否需要美联储转手才能储备美国国债。但是,美国国债的发行每年都在以数千亿及至上万亿之多的差额增发(新国债减去到期旧国债),每年贸易逆差连续数年也都在七千亿之巨。故此,美国国债的增加对债权国而言,绝对不是什么好事,而是变相的财富掠夺,也是维持其军事霸权的军费需要。建立多边货币体系,减持美元和美债,平衡国际贸易(减少因美国大量发行国债,用赤字来换取别国的物资装备。即用别人的钱再来军事威胁、干预、打击别人),制约其武备发展,才是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的根本之道。
  •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由美元危机和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导致全球性滞胀的发生,滞胀的爆发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主要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与通货膨胀交织并存,经济下滑速度和通货膨胀率均在两位数以上。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2008年中国政府被迫启动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用于推动经济的发展,提高社会就业率。然而,事物发展具有两面性,大量的拉动性投资,货币供应量的加大,带来的是居民消费指数的不断上涨。居民消费指数的快速上涨使得经济发展充满了变数,通货膨胀的加快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使得政府宏观调整处于“控物价”与“稳增长”的“两难”之中。“滞胀”,简单地说,就是经济停滞,通货膨胀。一方面是经济停滞,危机期间的生产下降和非危机期间的经济增长缓慢和波动,以及由此引起的大量失业;另一方面是持久的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引起的物价快速上涨。而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一般表现为,经济停滞,失业上升,消费不足,物价下跌。滞胀使得经济发展同时遭受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双重打击。滞胀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长期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加之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发生严重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危机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了干预措施,由于政府的直接干预,使得资本主义国家较快的恢复了生产,经济发展也日趋稳定。但是,国家干预主义是以货币增发和政府投资为前提的,这也导致国家财政赤字的迅速增加,经济发展更加复杂多变。同时,这一理论的快速发展,也为日后滞胀的发生埋下了伏笔。二战之后,由于世界局势的变化,两极对抗逐渐形成,为了彰显霸权,维护资本主义国家利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先后发动多场局部战争。特别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美国先后投入的大量的兵力、人力、物力和财力,朝鲜战争耗资数百及至千亿美元,越南战争耗费了美国2500多亿美元。战争的爆发,使得美国大量进口军需物资,对外贸易也由顺差转变逆差。为了维持庞大的战争开支,减少财政赤字,美元长期处于超发状态,这也使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市场美元大量过剩;加之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垄断特性,周期性经济危机并没有因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改变。相反,危机进一步加深,变得更加难以琢磨和应对,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滞胀危机的发生。美国为了维持全球霸权和美元强势地位,甚至不惜发动金融战争和入侵,对他国内政进行经济干预和军事打击。为了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1985年9月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美国逼迫日本等国签订了“广场协议”,使得日元大幅升值,并在金融市场对其展开绞杀战,最终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1997年美国纵容其量子基金、对冲基金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发动金融战,史称“东南亚金融危机”,掠夺它国财富,扰乱金融市场。2000年11月伊拉克宣布石油以欧元计价,欧元汇率迅速上升,到伊拉克战争爆发前欧元兑美元升幅高达27%。为了打击欧元的强势崛起,美国不惜直接军事干预欧亚地区事务,打乱欧元扩张步伐。2003年3月美、英、澳、波四国绕过联合国抛开欧元区对伊发动战争,国际原油随之节节攀升,使得欧元区经济生产成本增加,相应的部分欧元区国家财政赤字迅速增加。同样,受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2009年欧元区爆发主权债务危机,欧元陷入危机之中。美国为了维持美元霸权,减缓欧元制衡和发展则作壁上观。中国为了减少美元压力和对美元的依赖,维护与欧元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则假以援手。目前,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外汇储备日益增加,在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由于各国特别是美国采取积极的货币宽松政策,使得我国外汇储备同等财富不断缩水;同时,美国强势打压人民币,逼迫人民币快速升值,打击我国商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减缓滞后我国经济发展,试图不战而屈人之兵。如何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保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全面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如何使人民币更好的实现国际化乃至全球化,维护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国家利益?实现超主权货币长路漫漫,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难而又难,建立亚元遥不可及,路在何方?追根溯源,也许有利问题的解决。亚当.斯密系统阐述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市场经济具有潜在的自我调节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其理论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交往注入了强大活力。然而,垄断、垄断组织和垄断价格的形成,使得市场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基础,社会资源市场配置也处迷茫之中,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不断发生,使得市场经济理论黯然失色。马克思为了拯救民众与水火,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剩余价值理论揭示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秘密,为社会主义推翻资本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传统社会主义后期却存在社会生产效率相对低下和社会资源配置浪费的问题,人民生产水平得有到有效的提高,进而对社会产生了种种置疑,社会主义发展遭遇重大挫折。李斯特的保护幼微民族工业理论,志在发展壮大本国民族工业,却阻碍了国际贸易的交往,挑起了国际间贸易和货币战争。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主张在资本主义国家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时,采取国家干预措施,快速摆脱危机对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使国家迅速走向正常的发展轨道。但是,由于国家干预主义采取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使得货币长期处于超发状态,当长期通胀与经济危机叠加时就会导致滞胀的爆发,其危害比以往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更为严峻和复杂。穷则思变,变则通达。改革开放解决了传统社会主义生产效率相对低下和资源配置浪费的问题,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贫富分化、内需不足 、“两难”决策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办法总比困难多,理通了,方法自然会有;追根溯源,集思广益,从谏如流,路就在脚下。社会主义改革不能只注重生产效率,还要兼顾社会公平。经济发展在社会财富原始积累阶段,效率比公平更重要,工业化完成之后,也许社会公平比生产效率更重要,兼顾社会公平与效率,路会越走越宽。人民国际化乃至全球化的现行之路不好走,或者走不通,也许另辟蹊径、谋求发展,逐步构建多边货币基金体系,会走出一条阳光大道。本书就滞胀产生的根源、危害以及如何有效的避免滞胀的爆发,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剖析。首先,介绍了亚当斯密、李斯特、马克思和凯恩斯及其相关理论,并针对现代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历史和生产力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和论证。前人的理论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产生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解决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滞胀问题;要解决现实中经济发展问题,还需要后来者不断的探索和努力,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不断创新与发展。其次,关于社会的公平与效率问题。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取得了很高的社会效率,资产阶级在短短一、二百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矛盾急剧增加,社会不公问题日渐突出,最终转化为阶段冲突。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解决了社会公平问题,同时,建设之初,社会主义生产取得了很高的社会效率。但是,随着劳动者的政治热情减退和社会问题的增多,在缺乏物质刺激的情况下,社会生产效率不断下降,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的改革开放引进了竞争机制和市场经济,经济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社会不公平问题也日渐突出,经济发展同样充满了变数,宏观决策很难左右逢源。本书通过对资本主义改良和社会主义改革进行逐一分析和对比,在分析发现不同社会制度的利弊、短长,在对比中寻求解决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答案和捷径。其三,如何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私有资本的贪婪,垄断和垄断价格的形成,以及高额的行业利润率,造成社会购买力严重不足,生产的相对过剩。中国改革开放在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而非对社会根本制度的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经济成份上和发展模式有所趋同,但是,在避免经济危机和面对危机时所采取的措施是有区别的,社会主义能够更好地避免和应对危机。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在社会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拉动性投资扩大社会总需求;同时,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财政补助,提高社会的总体购买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产相对过剩,社会消费不足的问题。但是,这绝非解决危机的根本之道,只能是延缓危机。社会主义避免和解决危机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政府服务对象不同,二是经济制度的不同,自然采取的措施和途径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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