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专题六讲》书评

前三讲…的我的读感

第三讲什么是考古学，本专业老师不止一遍的讲过。外专业老师给我们授课的时候，有意思的老师也会问我们。但是，本书又再一次的讨论了这个概念。张光直说“我们只需要了解考古这个学科的实质和特点，从而明确我们工作的方向就够了”。我觉得真的，书面语无定论。抓住本质，考古工作的时候只要有“本质、特点”在手就可以了。后面又草草的回忆了一下大一的基础知识。第二讲世界的角度把研究问题的广度扩大了好多。用世界史思考角度的一条线把很多的东西都串起来了。第一讲他的问题就比较熟悉了。就是国内的早起文明对世界的贡献。讲的都是国内的文明。

关于青铜的若干的想象

一发现最近读书越来越读不懂了。倒不是说自己理解能力下降了，或是看的书变得多么深奥了。只是觉得我们好像读书越来越陷入了一种圈套——盲从。这大概是我们因为我们的碰到了一个才子型的老师，他以他的方式将我们之前的历史成见打翻，又给我们建好了新的历史观。我之前读他给的书目，每每觉得写得好的地方，回想一下，这不是老师曾经说过的观点吗？于是一本书的价值就仅仅变成了老师在课堂上简略说出来的观点的具体阐释。我之前高兴于我弄懂了一本书的主旨，但是仔细想想，这不就是读书中最忌讳的东西吗？我们首先已经在头脑中预存整本书的要旨（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然后再去读这本书。我们读了这本书找到了他想说的东西，就忘记了怀疑：我们陷入了作者的圈套！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是我重新开始质疑的一本书。其中有许多东西我觉得不对或许不能定论，虽举不出很多材料来证明，但是也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感觉想象出一些解决方式来，我想如果日后有时间和精力的话一定可以找出证据来证明或是推翻自己的想象。我只是尝试去提出一种观点而已。二我关注的是本书的第六讲《三代社会的几点特征——从联系关系看事物本质两例》。正如题目所言，中国三代考古的一个基本观点便是资料所见的事物不是孤立的，而事物彼此间的联系关系乃是追寻三代社会本质的关键。我们以联系的方法去研究三代社会是正确的，但如何正确抓住这种联系才是最重要的。本章第一节《中国古代艺术与政治》其实是从商周青铜器动物上的动物纹样来探讨古代艺术与政治相结合是采取怎样的具体方式。作者认为当时的宗教观念是神属于天，民属于地，二者之间的交通要道要靠巫觋的祭祀。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是一种通天的工具，当然，不是唯一一种。不过这种通天的巫术，成为统治者的专利。统治者就掌握了这种精神上的特权，从而达到政治上的优势。这便是艺术与政治的相结合的方式。首先我想问的是青铜器上的纹样到底是什么？笔者参见陈佩《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中的许多青铜器照片和纹饰，发现早期许多纹样若非丰富的想象和对比的研究很难判断出许多简单纹样所表达的内容。前人多归纳为动物图案，容庚总结认为青铜纹样的动物纹样分为写实型的动物和不见于自然地神物，如饕餮、夔龙、蛟等等。那么青铜工艺者为什么要把这些动物装饰在青铜器上呢？作者考证《楚辞》和联系萨满教的一些教义，认为这些动物纹饰是巫觋通天工具的一项重要内容。我觉得作者的证据不太充分，首先《楚辞》中屈原大概记叙的是楚地的风俗，而且成文时间肯定在东周以后。而且我们认为楚文化是个神秘的文化，从楚地出土的青铜器可以 看出某些形态是基于中原却又有中原不曾出现的纹饰。所以说楚地的巫觋风俗并不能证明中原地带的夏商也有同样的巫觋风俗。其二是对萨满教的认识。萨满教流行出现在东北亚，作者将这种类似的想象放在对中原宗教思想上面，由于作者没有详细说明原因，所以我很质疑这种萨满教与中原地区原始宗教的联系。即使我们承认中原人的宗教思想与萨满教相类似，那么为什么会选这些动物作为纹样。张光直在《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的起源新解》认为这些动物纹样最开始都是有简单的几何纹样演变而来，是后来添加的东西，没有任何含义，那些神物也不过是现实动物的变体。不过我倒是认为这些动物都是一些图腾，或者说是都是神。中山大学历史系郭靖宇教授的论文《由礼器纹饰、神话记载及文字论夏商双嘴龙神信仰》[ 发表于《汉学研究》25卷第2期]给予了我很大的启发。她从礼器的造型、传世神话以及出土文献上的一系列证明，认为中原巫觋信仰的核心是头尾双嘴龙的崇拜。她提到表达信仰的造型，一般会经过三个发展阶段：早期抽象阶段，具体写实阶段和抽象杂糅阶段。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知道张光直对于许多动物纹样的分析是不准确的，他没有找到每一种纹饰所反映的宗教意义。那么如果说每一个图腾都代表一种信仰的话，商代同一时期同时出现如此多的图腾在青铜器上面，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这里我有一个没有论据的想象。原始人的宗教思想使对自然地偶像崇拜，每个部落会以一种特定的动物来作为自己的保护神，这些动物可能是蛇、虎、甚至蝉和蚕。其中一些非自然界生物的图腾可能是古人一种特定的想象，或者是由于战争或联盟将不同图腾拼凑起来而形成的新的神物。在商周青铜器上所呈现的不同图腾，正是不同信仰的表现。如果说每一个图腾代表了每一个族群的信仰的话，那么作为可以制造青铜器的共主来说，他便是代表每个氏族通天的大祭司。通过对各氏族神的祭祀，来维护政治上的统治。我和张光直的不同点是，我认为动物纹样不是通天的工具，而是崇拜的神。共主通过对其他部族神的祭祀，以维护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三文章的第二节《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关键的讨论点在于青铜器的政治意义上面。作者介绍夏商周都制在两点上相似。一是最早建国的都城名称即是朝代名称，而且这个都城便成为这个朝代的宗教上的核心；二是政府中心所在屡次迁徙。那么为什么政府中心所在地要屡次迁徙了？作者通过对古代出矿地和三代都城位置的比较得知三代迁都是往对控制矿产有益的地方迁徙。作者认为政治因素是迁都的重要原因，不断迁都是为了追求政治资源青铜——铜和锡矿产资源的控制。作者依据石璋如的考据得知古代铜锡矿的产地以豫北、晋南为中心。但是这些矿产比较稀薄，所以得不断变化都城以求的矿产。这里的疑问是，究竟每个出矿地的矿产含量够不够制造出如此多的青铜产品，有么有从其他地方运输过来的铜矿资源。这个问题很重要在于证明是否中原地区的矿产具有决定性的争夺必要。第一个问题我没有实地考察，无法做出判断。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回想在安阳殷墟里发现许多海龟的甲骨和一些当地不能找到的动物骨骸，说明一定存在一条通道来连接商和周边地区，特别是铜矿和锡矿特别丰富的长江流域。在听过郭静云的一次讲座后，她通过分析一个纹样造型的演变，得知良渚文化和三星堆文化在信仰上有一定的相关联。那么如果在长江流域找到某个文明同中原一样有双嘴龙神信仰的话，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这两个地方是互相有联系的。这种关联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我想还是迁移。一个王族膨大之后必定要有一族人离开原来的都城，另外找地方殖民。这种内陆式的殖民，留下来在原地的应该是最尊贵的血脉。所以我们看到三代对于第一个都城宗教上的核心地位。至于迁出去的小宗，依旧和大宗保持文化上的一致。在这种不断迁移中，可能有些小宗到达长江流域，和更远的文明联系，但是在贸易上依旧和中原地区联系，为大宗提供矿产以及其他东西。这种贸易交流是建立在血统的基础上的。我想如果有其他大量矿产从其他地方运来的话，那么对于中原地区稀薄的矿产资源就没有必要去争夺了。那么三代迁都就另有他因，或是自然威胁，或是战争考虑，或是王族内部斗争。商周都城不断往中原地区迁徙的最重要原因还是因为中原地区地力肥沃，而且中原地区易于对整个中国的控制。毕竟三代都是农业文明，需要的是良好气候和土地。而且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才是能够维持统治的最关键因素，政治文化不过是一个重点而已。四书中还有一些小的问题我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说酒是否是萨满的致幻剂。我们在商周青铜器中看到许多饮食器具，然而青铜器是礼器，装的是给神的“圣食”。所以应该那么多酒器装的酒应该不是给巫觋喝的，如果巫觋用其他方式喝酒的话，还需我们考证。而且当今保留的一些巫师，用的致幻剂多是一些有毒之草。我觉得人工酿造的东西，应该会没有它的神秘性。还有一些问题就不一一细说了。以上许多观点都是我自己的一种假设，有关的证明证据我一时还没找到或者很难找到。做此文的目的只是想要告诫自己任何理论都是有纰漏的地方，我们应该抛弃盲从的心态来看书。找到疑点，试图去解决和寻求新出入才是做学问的积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