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基督教思想的“自我”观念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10
ISBN:9787500492559
作者:石敏敏,章雪富
页数:379页

作者简介

包利民、章雪富主编的《古典基督教思想的自我观念》探讨公元二世纪至五世纪古典基督教思想家的灵性生活传统。从奥利金、小玛格莲娜、巴西尔、尼撒的格列高利到金口约翰,都用灵性生活指“自我”的形成,他们所谓的“成圣”其实是“成人”,而凡“成人”的“自我”都显示出
“看”的不同方式。《古典基督教思想的自我观念》试图表述古典基督教希腊传统在“自我”与“看”之间建立的独特关联及其灵性生活的内省意识。本书涉及古典基督教基督论呈现的不同路径和自我的关联,本质上是在探究古典思想对自我的灵性意识的把握路径。

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奥利金:自我的阶梯  第一节  寓意解经与自我的规训    一  寓意解经与新经典观    二  三重知识与三层自我    三  知识的阶梯和自我的操练  第二节  《<雅歌>注释》:爱欲与“我们”    一  身体乃是有位格的语言    二  爱欲的位格性和“我们”的渴慕    三  让葡萄园重处在“荫下”    四  意愿的仁爱和自我爱欲第二章  小玛格莲娜:“复活”视野下的情欲治疗  第一节  “第四位卡帕多西亚教父”    一  生平    二  基督教世界的苏格拉底和教化者  第二节  治疗学视野下的“复活”观念    一  复活是造就的动力根源    二  复活的质料也是“形式”    三  情欲不再成为自由的限制    四  复活是真正的治疗第三章  尼撒的格列高利的“自我”观念  第一节  生平和著作    一  生平    二  著作、译本及研究情况  第二节  “自我”的界限和受造的自由——论尼撒的格列高利的《论人的造成》    一  自主的自由    二  受造的自由和分辨善恶的知识    三  恶    四  复活和恩典  第三节  激情、自爱和灵性——论尼撒的格列高利的《(雅歌)注释》    一激情的形式    二  恶与激情    三  激情的混淆性  第四节  “和平之君”与“自我”的德性教化——论尼撒的格列高利的《论成全》    一  “和平之君”与“不动心”    二  “和平之君”与秩序的界限    三  “和平之君”与“形式”的动力  第五节  “幽暗之中的上帝”——论尼撒的格列高利的《论摩西的生平》    一  上帝的智慧和哲学的荣耀    二  记忆、激情和理性    三  “自我”不以理性为名    四  德性的奥秘和天国的食粮    五  “真我”的观照和寂静的“喧哗”    六  凝思的生活    七  “在幽暗之中的上帝”第四章  卡帕多西亚教父的“盼望”神学  第一节  巴西尔的“盼望”神学——论巴西尔的“告慰书”    一  盼望作为德性与终末的善    二  让盼望成为终末,拭去忧伤中死亡的影子    三  盼望的应许  第二节  尼撒的格列高利论“忧伤”——论尼撒的格列高利的葬礼演说    一  忧伤的“德性之美”    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三  从忧伤中看见盼望已经降临第五章    治疗性神学与自我的苦难——论克里索斯托的神意论  第一节  神意论视野下的治疗性神学    一  神意论    二  苦难、时间和应许    三  基督徒的品性    四  不是顺服“知”,而是知道“不知”  第二节  成熟    一  信仰之法    二  自我的转身和缺席的在场参考文献后记

前言

  《古典基督教思想的自我观念》的写作开始于2008年,奥利金仍然是无法避开的讨论对象,然而本书主要讨论小玛格莲娜、尼撒的格列高利、巴西尔和约翰·克里索斯托。这些是公元四五世纪的希腊基督教大思想家。本书涉及古典基督教基督论呈现的不同路径和自我的关联,本质上是在探究古典思想对自我的灵性意识的把握路径。

内容概要

石敏敏,博士,浙江工商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晚期西方哲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著有《古代晚期西方哲学的人论》等,译有奥古斯丁的《驳朱利安》、巴西尔的《论创世六日》、纳西盎的格列高利的《神学演讲录》、阿塔那修的《论道成肉身》、普罗提诺的《九章集》和西塞罗的《论至善和至恶》等。
章雪富,博士,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希腊化哲学和早期基督教的研究工作。著有《斯多亚主义》(两卷)、《斐洛思想导论》(两卷)、《希腊哲学的Being和早期基督教的上帝观》、《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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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石敏敏、章雪富:《古典基督教思想的“自我”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0月近十年来,大陆学界对古代基督教的兴趣日益高涨。在诸多学者的努力下,早期教父经典的翻译相继问世。特别是浙江大学外国哲学所组织的系列翻译,将阿塔那修、巴西尔、尼撒的格列高利等早期教父的重要著作悉数译出,对推动学界对古代基督教的认识意义重大。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亦以这些翻译为契机,围绕早期教父和希腊化思想做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其中,石敏敏教授和章雪富教授合著的(石教授撰写了该书的主体部分)《古典基督教思想的“自我”观念》(下称《自我》)一书尤为让人瞩目。该书系统讨论了奥利金、尼撒的格列高利、圣金口约翰等古代基督教思想家的“自我”观念,视角新颖,论据详实,可谓汉语学界在基督教研究领域的一本力作。为使读者了解此书,本文试从“研究方法”、“问题意识”、“篇章内容”等三个方面对该书做一个简单介绍。希望藉此抛砖引玉,引发学界对古代基督教更深入的思考。一:研究方法——现代视角和古典研究的内在张力近年来,大陆学界对现代性的研究逐渐深入。藉助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对西方传统尤其是近代传统的批判,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现代社会并非一劳永逸的天堂;相反,自由、民主这些看似客观真理的现代价值有如残酷的“双刃剑”,虽激发了个体的潜能,却极容易让社会陷入激烈的冲突。于是,几乎是照样循着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的思路,不少学人从各自的现代研究折回古典研究,特别是古希腊哲学研究,希望能从更为原本的古典视野中寻找克服现代性问题的希望。不过,正如石教授在该书的“导言”部分所提醒的,尽管上述古为今用的诠释思路彰显了知识分子的济世情怀,并使古典亲切起来,“有用起来”,但同时也使得对古典的诠释更加任意(导言,第一页)。石教授指出,真正迫切的,是要“在学术传统和思想传统之间真正找到可以成就生活方式的框架”(如上)。换言之,古典研究首先要遵从它自身的学术传统和思想传统,而不能动辄以我们的现代性眼光对古典做“索隐式”的解读,以我们的需求选取古典自身的价值取向。否则,对现代性研究和古典研究双方而言,都是一种伤害。更进一步,如果我们看到,古希腊哲学也好,古代基督教也好,不仅是不同于现代性的古代传统,而且还是一个不同于中国文化的西方传统,是一种“异己的”古代传统;那么我们就更需要严格把握古典研究的限度,克制自身过强的“中西比较”欲望,更为专注地投入到西方古典研究的传统中去。然而,现代视角虽容易干扰古典研究,使古典研究丧失自身的严格性,但它终究是我们最重要的思想视域。特别对中国学者而言,我们研究古典的主要目的本来就不在古典学本身,而是要经由古典学研究绕到现代研究,并进而思考中国自身的问题。为此,我们虽然要注意不能用现代视角干扰古典研究自身的传统,但是,我们对现代性的思考却注定为我们的古典研究提供了一个批判的视角。否则,我们的古典研究,尤其是西方古典研究注定只能是“辞章名令”之学,甚至比清朝士大夫的考据研究更为虚妄。可见,对中国学者而言,古典研究和现代视角之间,先天地就存在着一股张力。一方面,古典研究要求我们严格地遵循它自身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我们对西方现代性和中国当下问题的思考又不可避免地映射在我们的古典研究当中。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侧重一个方面,而在于要在学术传统和中国人的现代视角之间寻找有益的平衡,既不让过强的“中西比较”欲望损害古典研究自身的传统,又不可让古典研究的学术传统淹没我们中国人的问题意识。难能可贵的是,《自我》一书的作者对上述张力了然于胸,显示了对这一问题的成熟思考。在批判了部分学者“以现代视角对古典作索隐式解读”这一不良倾向后,同样是在“导言”部分,石敏敏教授进一步就“现代”和“古典”的张力做出了更清晰的解读:古代基督教思想家不是为了我们的“现代”而写作,而是为了他们的“当代”而写作,他们的“当代”构成了他们生活经验的整体形式(“导言”第一页)并为此一直是“现代的”。在此意义上,研究古代基督教思想家,不是设想如何从现代视角出发来搜寻其相应的古典观念,而是从古代基督教思想自身出发,探寻它们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唯有如此,古典研究才能既成其为严格的“古典”研究,又能成为一项惠及当下的“现代”研究。正是基于这种自觉的研究方法,《自我》一书才会在扎实的古典研究后重新发现古代基督教“自我”的现代意义:“古典基督教思想家的基本要义指向一个关乎他者的自我,它倒是为摆脱某种过分的个体主义及其文明发展之危险的现代性焦虑提供有益的路径”(导言,第二页)。不过,要想理解石教授的这一论断,我们还需要回过头来,系统分析该书的主题:古代基督教中的“自我”观念。二:古代基督教思想中的“自我”问题基督教出现以前,希腊人已经有对“自我”的成熟思考。甚至可以说,正是希腊人对“自我”的思考和实践才使得“自我”没有成为一个大问题(奥古斯丁)。面对世界的流变,希腊人深深感到“自我”的漂浮不定,渴望通过政治和哲学的双重努力超越这种无常,达致一种恒定的存在状态(导言,第二页)。从政治层面上看,希腊的城邦政治按照每个个体的天赋分配各自的职务,以此建立起符合正义的统治秩序。在这样一个封闭性较强的城邦内,公民比较完整地实现着自己的政治自然,并因此找到自我的集体归属感;从哲学层面上看,上述城邦政治的作用终究不够完全,人的灵魂还有沉思的诉求。于是,希腊哲人还渴望从形而上学也就是哲学中寻找稳固的支点。哲学的沉思当然是相当独立的,但如果没有城邦的存在,哲学又难免失去思考的依归。为此,个人的政治实践和哲学沉思之间始终具有极强的张力,难以达到平衡(如苏格拉底)。古希腊社会式微以后,希腊化时代的哲学转变了问题的思路。如果说,古典希腊哲学是试图超越世界的无常达到存在的恒定性,那么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则尝试从个体伦理把握现时性并以现时性为永恒的降临(导言第二页)。而这个转变的背后,主要的推动力就在于希腊城邦的解体。当是时,罗马兴起,古希腊社会相对独立、封闭的城邦政治难以为继,而代之以包含诸多民族和不同风俗制度的“世界城邦”。在这样一个表面趋同,但本质纷争不断的“世界城邦”内,个体“自我”很难找到古希腊时代的政治归属感。于是,希腊化时代的哲学家更多地转向伦理学,希望在当下的伦理实践中消解时间的流变,把握相对稳固的“自我”。基督教诞生于罗马帝国时代,其政治处境与希腊化哲学大同而小异。众所周知,基督教致力于思考和解决人的拯救,本质上是要处理人神关系问题。如果说,希腊人从政治和哲学中实现“自我”,那么基督徒则认为自我从天国获得其关联。天国是真正的国度,是比政治和哲学更真实的自足,是基督徒安身立命的最后依归。不过,严格说来,古代基督教的“自我”观念在不同时期体现出了不同的特征。三世纪以前,基督徒大多沉浸在强烈的“末世论”情绪中,一心渴望“自我”被神拣选,死后进入永生的天国。因此,这个时期的“自我”追求的是一种身份认同,一种急迫的复活意识。政治处境上,四世纪以前的基督教屡遭迫害,教会被迫与现实政治抗争,无形中更是加剧了基督徒的天国期许。这种期许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结成严密的教会,希望在教会中体会到“自我”的身份意识,同时也使得他们在死后的安葬上也倾向于集体合葬,以此获得稳固的“自我”归属感(如罗马的圣卡里斯托墓窖)。“身份意识”和“归属感”是早期基督徒最主要的“自我”表达。三世纪以后,特别是在四世纪初期基督教成为合法宗教以后,教会和基督徒的处境大为改观。教会可以自由地行使敬拜活动,基督徒的人身安全也因此得到保障。但恰恰因为这种和平,基督教的“末世论”情绪反而大大减弱,基督徒为了殉道而苦苦追求的集体归属感也因此大打折扣。四世纪以后的基督徒,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宗教和政治的外在关系问题,而是信仰自身的问题。换言之,在外在的压力消除之后,基督徒必须将信仰世俗化,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和探索信仰。为此,基督徒的“自我”意识也随之越来越内在化、生活化。内在化和生活化乃是一体的:内在化不意味着单独地依赖于思辨的深度和理智的普遍性,而是要让生活重新回到对超越者的依赖并且反复操练这种依赖感的确信(导言,第五页)。在此意义上,神学沉思成了一种纪律训练,一种在生活中锻造“自我”归属感的艰苦实践。《自我》一书处理的正是三、四世纪基督教的“自我”观念。由于该书主要以希腊基督教思想家为研究对象,基督教和希腊哲学的比较便属题中之义。石教授看到,古希腊哲学也好,希腊化时代的哲学也好,“自我”要么指向外在的他者(城邦)要么指向哲学的自足;而基督教的“自我”从天国获取关联,是一个“内含了他者的自我”(导言,第三页)。这个“自我”不从城邦政治,也不从自身获得依据,而是从他者(神)获得依据。“他者是自我的确定性的根源,是自我的表达者,是自我的根源”(同上,第三页)。与此同时,当神取代城邦政治成为“自我”的根源,“自我”也就因此从现实世界中抽离出来,具有一种独立的自由本性。这种自由以“自由意志”为基础,实际上构成了希腊基督教思想家共同强调的“自我”特征。与同时期及稍后的拉丁思想家不同,希腊基督教思想家虽然承认人的罪性,但仍普遍坚持,藉助神赋予人的“自由意志”,人可以恢复他受造时的本质。按照他们的设想,人是上帝的形象,拥有不断向善的理性能力;无论他如何跌倒堕落,其原初的理性能力都不会丧失。为此,“自我”就总是可以藉着他的理性能力恢复他与神合一的原初状态。不过,与希腊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基督徒的“自我”不是要达到一个静止的实体状态,而是要以神的位格为主旨,生发出一种主动的“爱欲”。在这种“爱欲”的牵引下,“自我”被解放出来,成为一种不断进展、不断上升的流变。进一步,虽然希腊基督教思想家所言的“自我”最终仍需要体现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因而与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实体是存在最重要的范畴”具有本质的连续性;但对基督教而言,实体性的“自我”同时也是主体,具有自动生发和扩展的属性。这个“自我”看到,实体性自身注定不可能是自足的;“自我”应当朝着神的位格逐步上升。这种上升的“爱欲”不以某种理性的静止为目标,而是要不断寻求新的可能,不断更新自身(导言,第七页)。可见,与希腊哲学的“自我”观念相比,基督教的“自我”,尤其是希腊基督教思想家理解的“自我”具有更大的自由和开放性。但是,恰恰因为基督徒的“自我”以他者为根据,自身没有统一的基础,又具有强烈的自由和开放性,那它就既可能具有向善的“爱欲”,也具有作恶的强烈动机。或毋宁说,正是因为基督教对人性的上述理解,“自我”才开始从实体中觉醒起来,成为一个自为的主体;正是因为神这一“他者”打破了人的现实规定,人的内在“自我”才真正被挖掘出来,具有了丰富的自由。《自我》一书通过对尼撒的格列高里等思想家的分析充分揭示了“自我”的这种张力,我们在下文将有进一步的分析。不过,希腊基督教的“自我”观念虽然和希腊哲学的“自我”观念有如此重大的差异,但二者的思想关联不可忽视。石教授看到,当奥利金、尼撒的格列高里等基督教思想家致力于思考善恶等重大主题时,他们不仅从语言上继承了希腊哲学的术语,更使许多希腊哲学的主题基督教化,引出了不一样的思考。比如,他们重新讨论斯多亚学派中的理性和激情主题,进一步拓展了自我之“激情”的深度和广度;又比如,他们继承了希腊哲学的“内在人”(灵魂)概念,将灵魂和身体的关系作为灵修神学的部分,重新思考身体之为生活的真实关联,开启了希腊哲学中尚未存在的思想维度。这种做法,不是简单地用希腊哲学来理解基督教,而毋宁说,是用基督教的理念来理解希腊哲学,使希腊哲学成为基督徒生活方式的内在意识要素(导言,第五页)。这一点,也从侧面揭示了两希文明的内在张力,颇有启发意义。三, 篇章内容《自我》一书分五章来讨论希腊基督教思想家的“自我”观念。从二、三世纪的奥利金到四五世纪之交的圣金口约翰,作者生动地向我们呈现了“自我”观念在希腊基督教思想中的形成和演变过程。第一章,“奥利金:自我的阶梯”,探讨基督教思想史的转折性人物——奥利金的“自我”观念。作者以奥利金的寓意解经法为入手点,深入分析了寓意解经和自我的内在关联。石教授看到,源自于斯多亚学派(甚至更早的希伯来解经传统)的寓意解经法其常规的作用只在于追溯文本的潜在含义,以此消解字面含义可能导致的歧义和冲突,从而为经典辩护。比如,斯多亚学派使用寓意解经法,旨在寻找荷马史诗的潜在含义,以此为那些看似污秽不堪的诗文辩护;而当斐洛借用寓意解经法时,其用意则在于探寻《旧约》尤其是“摩西五经”的潜在含义,以此为颇具民族特色的摩西律法辩护。奥利金直接继承了斐洛的寓意解经传统,但他不仅仅将之用于解经,而试图以寓意解经为契机,探索“自我”的灵性进展。在《论原理》一书的第四章,奥利金将《圣经》的含义分为“体”、“魂”、“灵”三个层次,既标示了《圣经》的思想等级,又将“自我”的精神等级与之对应起来。根据这种理解,寓意解经法不仅意味着要透过经文的字面意思逐步上升至寓意,更意味着“自我”要经由身体、灵魂上升逐步达至属灵境界。从此,寓意解经不再仅仅是解经,而成了“自我”的一种灵性操练,一种逐步挖掘自我、发现自我、提升自我的精神之旅。石教授看到,奥利金对寓意解经法的这种理解对希腊基督教思想的“自我”观念具有根本的奠基作用:传统的希腊哲学一般将“自我”理解为实体的属性,而奥利金却第一次把“进展性”引入“自我”观念,彻底改变了希腊人对灵性生活的静态理解。特别是在《<雅歌>注释》中,奥利金抛开《论原理》中的柏拉图主义传统,更多地依靠保罗神学来展开论述,更为充分地挖掘了“自我”在理性之外的“爱欲”,对后世的希腊基督教思想家理解“自我”的动态性起到了典范性作用。第二章,“小玛格莲娜:‘复活’视野下的情欲治疗”,作者探讨了圣巴西尔和尼撒的格列高利的姐姐——小玛格莲娜的“自我”观念。她的“自我”观念突出体现在复活问题上。在《论灵魂和复活》中,小玛格莲娜与格列高里模仿柏拉图的《斐多篇》展开有关“灵魂不朽”的讨论。一方面,她赞同柏拉图的观点,认为灵魂不同于身体,不是一个死后就会分解的原子结构;但另一方面,小玛格莲娜又看到,柏拉图用轮回说来解释灵魂不朽是不妥当的。因为,灵魂轮回说认为灵魂复活所穿戴的身体是不同的(第67页)。没有身体的同一性,复活就不是真正的复活。小玛格莲娜强调,灵魂的“复活”必然也是“同一身体”的复活。身体绝非像在柏拉图那里无足轻重,相反,它是“自我”同一性的保证。因为,“自我”之为“自我”,从根本上立足于一种“同一性”;只有灵魂和身体一起复活,“自我”才能保持其同一性,基督徒才能获得真正稳固的信心。这一点,是小玛格莲娜的“自我”观念与柏拉图哲学的第一个不同。小玛格莲娜的“自我”观念与柏拉图哲学的第二个不同在于,同样是强调“灵魂不朽”,柏拉图讲的“不朽”是一种灵魂的永恒循环,而小玛格莲娜主张的永恒不朽是一种“复活”。而“复活”究其本质绝非一种简单的“循环”,而是藉着基督克服“自我”的罪性,逐步进展至更大的善好。质言之,柏拉图讲的灵魂不朽,是让灵魂之善静态地同一;而小玛格莲娜的“复活”则是让“自我”在动态的努力中变得更好。更好的“自我”还是那个“自我”,“复活”并未消除、相反证成了“自我”的本质同一性。由此,小玛格莲娜将“自我”纳入在灵魂和复活的基督教框架中讨论,进一步开启了“自我”的动态特征。第三章,作者用大量的篇幅探讨了尼撒的格列高利的“自我”观念。尼撒的格列高利对恶的理解,尤其彰显了“自我”的动态内涵,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自由”与恶之关系的理解。在《论人的造成》中,尼撒的格列高利创造性地声称:神分两次造人。在第一次创造中,神创造普遍的人性,它分有上帝完全的形象,因而体现了神完全的善。而在第二次创造中,神又造了个体的人性。与普遍人性相比,个体的人性常常是不完全的,经常会作恶。但是,尼撒的格列高利强调,不管个体的人性如何作恶,都不会损害“自我”身上的普遍人性。因为,如希腊哲学所言,善乃是人身上固定不变、永不被摧毁的本性。依据这种解释,尼撒的格列高利决定性地引申出“受造的自由”观念。这种人人具有的“受造的自由”,本质上是“自我”模仿“自我”的原型(基督)的自由。藉着这种自由,人总能从“自我”的个体人性出发,不断恢复至原初的普遍人性中。这即是说,作为人之本质的“神的形象”,它在“自我”身上的体现绝非是静止的,而是一个不断往复的过程。对人来说,他不是天生就具备一个完美的“神的形象”,而是要藉着基督的牵引逐步回复至原初的“神的形象”。换言之,“自我”不是一个静止的实体,而是一个藉着“受造的自由”而逐步更新和发展的主体。在晚年,尼撒的格列高利进一步强调“自我”的这种灵性冲动,使“自我”越来越成为一个“非”理性的“爱欲”主体。第四章,“卡帕多西亚教父的‘盼望’神学”,作者重点分析了巴西尔的“告慰书”和尼撒的格列高利的葬礼演说。巴西尔的“盼望”继承了斯多亚学派的观念,又对之做了基督教式的革新。巴西尔看到,传统的“末世论”均对时间做线性的理解,即:时间不过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流变,末世即为未来的终结。而斯多亚学派对“末世”有不同的理解。他们不把未来当成“末世”,而把“现在”当成“末世”,强调当下对命运的接受。不过,斯多亚学派对“末世”的这种理解带有很强的绝望色彩。恰恰是因为他们不信拯救和复活,才会以当下的绝对性来回避未来的希望。巴西尔的看法与之有所不同。一方面,他肯定了斯多亚学派对当下的强调,主张基督徒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主动走近神。因为,“末世”之永恒不是等待未来的某个时间点,而是要立足于当下,将“未来”变成当下,成为一个动态的绵延。但另一方面,这种对当下的强调不像斯多亚学派那样出于绝望,而是出于对神的一种“盼望”。正是因为相信“末世”,相信神的审判,人才会用于承担现实,在日常生活中磨练自己。总之,巴西尔的“盼望”可以理解为希腊思想家对早期“末世论”的一次反思和调整:经历了三世纪的等待,耶稣的审判仍未降临,基督徒普遍处在焦虑之中。这时候,人们追求永恒的意识迫切需要下降,融入普遍基督徒的日常生活。换言之,基督徒必须在生活中重新寻找“自我”和天国的关联,不断确证自身的拯救。巴西尔敏锐地看到,“盼望”之所以能够给人信心,为苦难和忧伤提供出路,从根本上源于它以一种共同体的形式修复了个体的知识(第296页)。苦难和忧伤隔绝了人与神的关联,并因此隔绝了人与人的关系,隔绝了任何的共同体意识。表面上,忧伤的人失去了对世俗世界的兴趣,一心渴望迟迟不到的天国;但实质上他却是要牢牢抓住世俗,即“自我”的极端个体性。而“盼望”,恰恰要克服个体的这种极端“自我性”,让个体进入“盼望”的共同体。藉着这个共同体,个体之间的关系不再处在动态的流变中,而处于牢固的相互连结中。根据巴西尔的论述,我们大概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他所说的共同体:一种是抽象意义上的,一种是实体意义上的。抽象意义上的共同体是“自我”与基督这一位格的连结,表明人始终与神同在;实体意义上的共同则是教会。这一点,同样也反映了四世纪的基督教处境:当末日审判的福音日渐模糊,基督徒的身份意识越来越单薄,教会迫切需要将每个个体结合起来,用尘世的连结来化解“自我”的无依无靠。可以看到,与尼撒的格列高利相比,巴西尔的“自我”观念本质上体现的是一个更为现实的维度:“自我”不仅是动态的“自我”,而且必须是在生活中拥有“盼望”的“自我”,在生活中体会永恒的“自我”,在教会共同体中安顿灵魂的“自我”。第五章,“治疗性神学与自我的苦难”,主要讨论了圣金口约翰的神意论问题。神意论与神义论问题的思考主题迥然不同:后者主要因人的苦难怀疑神之正义,前者则从人的苦难出发来追问神的旨意。神意论的追求,其目的在于:“自我”在神的意图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圣金口约翰看到,苦难中的“自我”对神意的追问,是一种弃绝理性的追问。因为,一旦人处于苦难当中,理性就再也无法教化自我。要想摆脱苦难,治疗苦难,人就必须摆脱理性的至酷,进入神的向度中来。只有从神意出发,人的苦难才能得到一种理解,并因此得到获救的希望。在此意义上,苦难非但不是悲哀反而是一次“自我”觉醒的契机。藉助苦难,基督徒可以从庸常的生活中抽身开来,真正地面对神,面对未来,在信仰中逐步更新和提升“自我”。圣金口约翰以苦难为契机,进一步揭示了“自我”的自由和灵性内涵,将基督徒世俗的遭遇和抽象的“自我”观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如上,《自我》一书以翔实的文本为依据,充分揭示了“自我”观念在希腊基督教思想中的缘起和发展。通过将“自我”问题纳入在整个希腊传统中进行考察,作者既阐明了希腊基督教的“自我”观念与希腊哲学的内在关联,又将二者的差异深刻地暴露了出来。该研究极大地启发了我们对希腊基督教的认识,也对我们思考两希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以及它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提供了坚实的前提。以上是对《自我》一书的思路及其内容的基本介绍。因篇幅所限,概述性较强,难免挂一漏万。读者若有兴趣,还需仔细研读原著才是。吴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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