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语言学问题

作者简介

本书所收集的文章，均选自作者近年发表的作品。另有一些更为专业的论文。之所以在此冠之以“问题”之名结集出版，是因为这些文章整体上以及其中的每一篇，都是对言语活动（langage）这一重大问题的探究。其中所涉及到的主要论题包括：语言的生物性与文化性的关系，主体性与社会性的关系，符号与客体的关系，象征与思维的关系，以及语言的内部分析等问题。对于那些在其他领域发现言语活动重要性的人们来说，可借此看到一个语言学家如何来探讨大家共同面临的某些问题，并且或许会进一步意识到言语活动的形态决定着所有的符号系统。

——埃米尔·本维尼斯特

书籍目录

我为什么喜爱本维尼斯特——代中文版序言 罗兰·巴尔特法文版第一卷序言法文版第二卷序言第一部分　语言学的嬗变  第一章　语言学发展一瞥  第二章 半个世纪以后的索绪尔  第三章 结构主义与语言学  第四章 造就历史的语言第二部分　交流  第五章　语言符号的性质  第六章 动物交流与人类语言  第七章　精神分析与语言的功能  第八章　语言符号学  第九章 言语活动和人类体验  第十章 陈述的形式配置第三部分　结构与分析  第十一章　语言学中的“结构”  第十二章　语言分析的层次  第十三章　置换的机制第四部分　句法功能  第十四章 法语名词的新构词形式第五部分　人在语言中  第十五章 动词中的人称关系结构  第十六章 法语动词中的时间关系  第十七章　代词的性质  第十八章　论语言中的主体性第六部分　词汇与文化  第十九章 civilisation(文明)一词历史起源补遗  第二十章　scientifique(科学的)一词的起源　第二十一章　渎语与婉语　第二十二章　关于cite(城邦)的两种语言学模式本维尼斯特的语言思想

内容概要

本维尼斯特，1902年出生于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Alep）。1916年，少年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天赋以及对人文典籍的热忱，引起了语言学大师希尔文·列维（sylvaln Levi）的注意，这位法兰西学院教授、享誉世界的梵文大师，先是把他推荐给索邦大学的著名语言学家房德里耶斯（Joseph Vendyes），然后又把他介绍给巴黎高等研究院和法兰西学院教授梅耶（Antoine Meillet）。1922年，年仅20岁的本维尼斯特通过语法科高级教师职衔考试，同年获得高等研究学院文凭。1935年获得博士学位。他从1927年（时年25岁）起就接替自己的导师梅耶开始在高等研究学院主持波斯一伊朗语和比较语法教学。1937年接替去世的梅耶成为法兰西学院教授，主讲普通语言学。969年，本维尼斯特突发脑溢血导致偏瘫，基本丧失工作能力，1976年病逝。 

　　本维尼斯特从1929年起就发表比较语法专著，成为历史语言学的权威。其最具影响的著作是1935年通过的题为《印欧语名词构成起源》的博士主论文。1948年出版《印欧语的施动名词和行动名词》；1969年出版《印欧语体制机构词汇》。他在普通语言学方面的论述则以两卷本《普通语言学问题》（1966年，1974年）为代表。另外，本维尼斯特还有研究伊朗语方面的著作，如《阿维斯陀语中的不定式》（1935年），《古伊朗语中的职衔与专有名词》（1966年）等。

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语言学发展一瞥：　　（法文版第一卷第二章，第18—31页）　　在最近几年对语言和言语活动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可观的变化，其影响甚至超出本来非常广泛的语言学视域。这些变化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被理解的，它们的显现方式就让人捉摸不定。久而久之，人们在阅读富有创见的著作上便感到更为艰难，因为其中充满了越来越专业化的术语。确实，人们阅读语言学家的文章感觉到很困难，而感觉更困难的是理解他们的所思所为。他们要做什么？他们把语言怎么了，语言不是所有人的共同财富并不断让我们产生好奇的东西吗？人们有这样的印象：对今天的语言学家们来说，语言事实转变成了抽象物，成为代数构建中的非人材料，或者被用来作为枯燥的方法论争的论据；而语言学也远离着语言现实，并孤立存在于其他人文科学之外。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人们与此同时所注意到的事实是：语言学的新方法对其他学科来说有着范例甚至模式的价值；目前对语言问题感兴趣的学科日益繁多；以语言学家所倡导的那种精神开展人文科学研究渐成潮流。　　面对今天要探讨的这样一个难题，可能有必要哪怕简单地介绍一下语言学是如何以及为何从它的起点如此这般发展变化下来的。　　为此，让我们首先注意语言学有两个研究对象，即它是言语活动（langage）的科学以及语言（1angues）的科学。尽管通常人们不做这样的区分，但这一区分却是很有必要的：言语活动，是人类的特性，是人类的普遍且不易的特征，它与语言是不同的，后者总是个别的且易变的，言语活动通过语言得以实现。语言学家打交道的是各种语言，而语言学首先是这些语言的理论。但是，从我们这里所处的角度观察，我们会注意到殊途同归的情形，因为千变万化的各式语言问题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点，即：达到某种一般性程度时，归根结底总要就言语活动本身发问。　　大家都知道西方语言学产生于希腊哲学。这一渊源是再明显不过的。我们的语言学术语大部分直接采用希腊词语或其拉丁语翻译。然而，希腊思想家很早对语言所发生的兴趣毫无例外地都是哲学方面的。他们就产生语言的原始条件进行推断——语言是自然的还是约定的？——而不是去研究语言本身的运转。他们所建立的范畴（名词，动词，语法属性等），通常都是以逻辑学或哲学为基础的。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从前苏格拉底学派到斯多葛学派及亚历山大学派，其后又到亚里士多德学派——该学派将希腊思想延伸到拉丁化的中世纪末——的复兴期，语言一直是思辨的对象而不是观察的对象。那时，没有人想到就一门语言本身去研究，去描写，也没有人想到去核实一下希腊或拉丁语法中所建立的范畴是否有普遍效力。一直到18世纪，这一态度都未曾有什么改变。　　19世纪初梵文的发现开辟了一个新阶段。人们同时发现，在从那以后被称为印欧语的各语言之间有一种亲属关系。语言学在比较语法的范围内建立起来，并且随着各种材料的发现及解读为这一新科学的原则印证及领域拓展提供了条件，其研究方法也变得越来越严谨。此间一个世纪取得了广泛且卓越的成就。在印欧语研究领域所使用的方法成了范例。这一方法，经过今日的革新，又获得新的成就。但是，应该看到，一直到我们这个世纪的最初几十年，语言学主要表现为一门语言生成学。它为自己明确规定的任务是研究语言形式的演变。它以历史科学自居，其研究对象无时无处不是语言史的一个阶段。　　然而，就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心生忧虑：什么是语言事实的本质？什么是语言的现实？它是否只在于演变？为什么在演变的同时语言本身一成不变？语言又是怎么运转的，语音和语义又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历史语言学对这些内容没有做出任何回答，它从来也没有要提出过这些问题。与此同时，一些完全属于另一个范围的问题提了出来，而它们同样是富有挑战意义的。语言学家们开始关注一些非书写的、无历史的语言，尤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并且他们发现用在印欧语言上的传统范畴在这里并不适用。人们此时面对的是一些完全不同的范畴，它们不在历史描写的范围之内，让人不得不创建一套新的定义机制、一　　种新的分析方法。　　经过许多的理论争鸣并在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的启发下，一种新的语言观念日益明晰起来。语言学家们意识到他们所肩负的任务就是：应当运用适当的技术去研究和描写目前的语言现实，不将任何理论的或历史的前提与应为共时的描写相混杂，并且应就语言本身的形式要素对语言进行分析。　　语言学这样就进入了它的第三个阶段，今天的阶段。它的研究对象不是语言哲学也不是语言形式的演变，而首先是语言的内在现实，其目的旨在建立一门严谨的、系统的、重形式的科学。　　从此，对历史的考察以及为印欧语所建立的范畴就同时受到了质疑。成为描写语言学以后，语言学就对所有类型的语言——书写语或非书写语——都有了同等的兴趣，并且在对它们的研究中要采用自己的方法。实际上，它所要关注的问题是：语言是由什么构成的，它怎样运转。　　当语言学家们像索绪尔那样，开始就语言本身并且为了语言而考察语言时，他们就承认了日后成为现代语言学根本原则的这样一个原则：语言构成一个系统（systeme）。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语言，不论它在哪一种文化中被使用，也不论我们从哪种历史状态去把握它。从根基到顶端，从语音到最为复杂的表达形式，语言都是各部分的系统性配置。它由根据某些结构（structure）原则连结为各式组合的形式要素组成。结构，这就是语言学的第二个关键词。这里的结构首先说的是语言系统的结构，它从这样的观察中逐渐显露出来：一种语言从来只包含一些数目有限的基本要素，但这些基本要素尽管其本身数量并不多，却可以产生大量的组合。我们只能在这些组合中才能把握这些要素。而通过有条不紊的分析我们会认识到：一种语言从来只保留一小部分的组合，这些组合尽管理论上数量众　　多，却来源于这些自由聚集的最小要素。这一限制勾勒出某些　　特殊的外在形式，它们因所考察的语言系统不同而有不同的　　变化。我们所说的结构首先指的就是这样的情形：一些特殊　　的关系类型使各单位要素在某一层次上结合起来。　　一个系统的每一个单位都是这样界定的：通过该单位与　　其他单位共同负荷的关系总和，以及该单位所进入的对应关　　系。索绪尔说过，它是一个相对且相对应的实体。这样一　　来，我们就抛弃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语言材料因其自身而具　　有价值，它们是些客观“事实”，绝对量值，可被孤立考察。事实上，语言的实体只有在对其进行组织和统辖的系统内部方可在彼此的关系中被确定下来。它们只有作为一个结构的要素才可体现其价值。需要梳理和描写的首先是系统。这样，我们就构想出一个将语言视为符号系统和等级化单位配置的语言理论。　　如此抽象的介绍看起来会让我们远离我们称作现实的东西。实际上正相反，它符合我们最具体的语言经验。分析所获得的区分，与说话人本能实践的区分完全一致。实验表明，音位（phoneme）即语言的区别性语音乃是些心理现实。这一道理很容易让说话者意识到，因为听到语音的时候，他实际上辨别的是音位。他能将听到的有时相当不同的语音确认为音位的变体，并且他可以将看上去相同的语音判定出属于不同的音位。　　从目前开始，我们看到这一语言学构想与曾经辉煌的语言学构想是多么不同。实证主义的语言事实的观念被关系的观念所取代。从前是就每一单个要素去考察，在它的过去状态中去寻找其“成因”，现在是将它作为同期整体的一个部分来考察；“原子主义”让位给了“结构主义”。在语言的材料中截取出性质与范围皆不Pl的节段，这使我们清理出诸多类型的单位。为此要通过不同的层次来确定其特征，而每一个层次都需要以合适的词项来描写。这就使语言分析的技术和术语获得长足进展，因为分析的步骤要明确无误。　　语言的单位实际上属于两个层面：当我们在言语链内部考察它们的物状接续关系时，它们是处于组合层面上；当它们被放在可能的替换关系中时，它们是处在聚合层面上，每个单位都属于一个层次并归入一个形式类别。描写这些美系，界定这些层面，就是以语言的形式结构为参照；而将汶些描写形式化，就是——这并非前后矛盾——使语言更具体，将之归结为其唯一构成因素即意指要素（elementssignifiants），并在它们的相互隶属关系中去界定这些要素。我们从中所得到的，就不是一系列个别的、无数的、偶然的“事件”，而是一定数量的单位，并且通过它们的分布及可能性组合，我们可以确定语言结构的特征。　　通过对不同系统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语言形式组成一个特定的结构：（1）这是一个包括各部分的整体性的单位；（2）这些部分的形式配置遵循着某些恒定的原则；（3）使形式具有某种结构特征的，是那些组成部分履行着一个功能；（4）最后，这些组成部分是某一层次上的单位，这样，每一个特定层次上的单位就成了更高一个层次上的次单位。　　语言的所有重要时刻都具有非连续性的特征并调动着离散的单位。我们可以说，语言的特征并不是体现在它所表达的东西上，而是体现于它在每个层次上所区分的东西上：　　——词素的区分，可列出一份所指称的概念的清单；　　——形素的区分，提供一份形式类别及次类别的清单；　　——音位的区分，可得到非意指的音位区分的清单；　　——“音素”或音素特征的区分，它将音位分门别类。　　是这些区分使语言成为系统，在该系统中，没有什么东西单凭自身以及自然使命表达意义，一切都根据整体来表达意义；结构赋予各部分以“意义”和功能。使交流具有无限之可能的，也是这些区分：由于语言是有系统地组织起来的并依据语码规则运转，说话的人便可以从一些很少数量的基本要素出发，去组成符号，然后是符号群，最后是各式各样的不定的陈述。而对感受到它们的人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识别的，因为在他身上也储存着同样的系统。　　我们看到系统、区分、对应这些概念是如何地紧密相连，并且逻辑上必然召唤着依附与连带的概念。每一种对应的成分之间都有一种连带关系，以至于如果其中一个成分有变的话，另一个的地位也受到影响，其后系统的平衡也会受到冲击，而在另一个点上创建新的对应，就会使系统重新获得平衡。每一门语言在其历史的每一刻，都会就此提供一种新情形。这样的考察就将演变的观念重新引入到今天的语言学之中，将历时性确定为连续系统之间的关系。　　描写的手段，系统的意识，将分析直接推进到基本单位的考虑，对操作程序的明确选择，这些都是现代语言学的特征所在。诚然，实践中有很多的学术分歧、派别之争，但我们这里所遵循的是一些最普遍的原则，而原则总是比学术门派更为有趣。　　人们目前发现，这样的语言观念也是有其前驱的。它隐含在印度语法学家波你尼的思想之中。这位被现代描写语言学家视为鼻祖的印度语法学家，在公元前4世纪，用凝练的文辞为吠陀梵文制定了规则：在他所进行的详尽且严谨的形式描写中，没有掺杂任何思辨的和玄学的阐述。但是，也应该给另外一些前驱以公正评价：他们不是语法学家，但他们的作品流传下来，通常是匿名的，默默无闻的，但却是奠基之作，在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都出现而我们却不再加以注意。我说的是发明了现代字母的那些人。字母被发明出来，用很小数量的书写符号就能写出所有说出的东西，这本身就已经展示了语言的分节结构。拉丁字母、亚美尼亚字母，这是些我们会称为音位标注（音标）的卓越范例。一个现代的语言分析家在此几乎什么都不用去改变：真正的区分被认可，每一个字母总是并且只是与一个音位相应，而每一个音位又总是被同一个字母所表达。拼音文字因而原则上与属于词形文字的汉字或属于音节文字的楔形文字不同。那些将这样的字母组合起来以标注他们使用语言的语音的人，是音位学产生之前的音位学家，他们本能地认识到：我们发出的不同的音归结为一些数量相当有限的区别性单位，而这些区别性单位又应被同样数量的书写单位所表达。现代语言学家在标注只有口头传统的语言时，他们所做的与此别无二致。这些字母为我们提供了最古老的分析模式：字母的书写单位，以及它们之间可构成的大量的具体组合，最贴切地表现着它们所产生的语言形式的结构。　　属于这一分析的不仅是语言的形式，还应该同时考察语言的功能。　　语言再生产（re-produit）着现实。这需要从直接的意义上去理解：通过语言，现实被重新生产出来。说话的人通过他的话语使事件以及他对事件的体验重生，听他说的人首先把握到话语，并且通过话语，把握到被重新生产的事件。因此，语言实践所固有的情形即交流与对话的情形，赋予话语行为以双重功能：对说话者来说，它重现了现实；对受话者来说，它重新创造了现实。这就使得语言成为主体间交流最好的工具。　　这里马上就出现了一些我们要留给哲学家去解决的严重问题，尤其是精神与“现实”是否相符的问题。就语言学家来说，他认为没有语言就不会有思想，并且对世界的认识是由这一认识本身所能接纳的表达方式所决定的。语言重新生成世界，但却使世界受制于语言自身的组织结构。它是逻各斯（logos），是希腊人所理解的既为道说（discours）又为道理（raison）的道。它之所以如此，正在于它是分节语言，而分节语言是各部分的有机组成，是对世间万物和运动变化的形式化分类。被传输的内容（或者说“思想”）就这样按照一种语言图式被分解。思想的“形式”被语言的结构赋予了形状。而语言又反过来在它的范畴体系中显示其中介的功能。每个说话者只有在包含他人时才可自立为主体，这个他人是个拥有同一语言的合作者，他与说话者共享同一个形式集成、同一种陈述句法以及同一种组织内容的方式。从语言的功能出发，并且依据着“我：你”极性，个人与社会就不再是互反的关系项，而是互补的关系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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