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度、超真实、内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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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共有六章，主要内容包括：单向度的传播——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思想，从社会批判到理想主义——哈贝马斯传播思想研究，女权主义的受众观等。

书籍目录

绪论在“媒介、社会和文化”的场域中审视西方传播理论第一章  单向度的传播——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思想  第一节  绝望中寻找“希望”的边缘人  第二节  那个时代的“理性”和失去理性的传媒    一、人的异化和那个时代的理性    二、失去理性的媒介  第三节  “多元决定论”与媒介意识形态  第四节文化工业    一、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观”    二、“文化工业”的特征    三、媒介与“文化工业”  第五节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第二章  从社会批判到理想主义——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研究  第一节  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概述    一、哈贝马斯的学术简历    二、哈贝马斯与传播学  第二节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一、《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写作背景    二、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渊源    三、公共领域理论的发生史、内在矛盾    四、大众传媒与公共领域    五、公共领域的重建  第三节  交往行动理论    一、公共领域的困境及其解脱一    二、普通语用学    三、交往合理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第四节  哈贝马斯的传播学思想与当代中国    一、关于公共领域理论的评价    二、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公共领域理论的实践考察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依法治国    四、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历史考察：传媒领域阶段    五、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形成及其发展    六、媒体公共领域与人大监督    七、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简单评价……

媒体关注与评论

绪论在西方，传播理论是一个多样化的、处于多学科以及多种思想方法相交叉的“十字路口”式的公共领域，诚如美国学者迪莉娅(1Delia)所言，西方传播学从未依赖单一的知识来源，也从未统一过。因此，它是一个难于把握的学术领域。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此领域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清理，但至今仍然没有统一的认识。他们大多偏重于用抽象的、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来涵盖具体的、历史的、呈现文化多样性的传播理论表述，这就难免产生各种各样“以偏概全”的研究模式，而在科学主义的视野下，这些被总结出来的研究模式又不断遭受广泛的质疑，以至于得出tt传播科学尚处于‘前范式阶段②的判断。其实，问题并不在于传播理论有没有范式或能否用单一的研究范式来界定，而在于传播研究的“场域性”(contextuality)和人类传播活动的“不确定性”(indetermirmncies)摧毁了为建立抽象的研究范式而设立的权威性学术话语。    1981年，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和斯文·温德尔(Sven windahl)的《大众传播模式论》(C0mmunication Models for’The Studv of Mass Cornmunication)一书出版时，西方学者构建传播研究模式的热情还没有减退，他们对模式的遵从依然建立在模式的构造功能、解释功能、启发功能和预测功能之上，但这两位学者当时还算比较清醒，认识到“模式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完整、过分简单以及含有某些未被阐明的假设等缺陷，适用于一切目的和一切分析层次的模式无疑是不存在的”①。同时还看到，“因为大众传播研究的不同途径涉及到互不相容的不同侧重点，有时涉及到前后矛盾的理论，因此，任何一个全面性模式都可能混淆各种科学的探讨，不可能正确说明现实真实的思想状况”，另外，“一个单一的全面性模式可能会无形中肯定一种单一分立的传播过程的存在，即由作为信息来源的社会传向作为受众的社会”②。到1994年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导论》第三版面世时，研究模式的思想已淡化，开始以人文主义研究方法和科学主义研究方法为横轴，以媒介和社会为纵轴，把传播研究切割成媒介一文化论、媒介一唯物论、社会一文化论以及社会一唯物论四个不同的面向。显然，这种分析把西方传播研究带到了由“媒介、文化和社会”构成的“场”，呈现出传播研究的“场域性”，放松了主流传播学那种以“传播者一讯息一通道一受众一效果”为模式的操纵力量。    事实上，这也可以说是知识的一种后现代状况，甚至在自然科学方面(尤其是物理学和数学方面)，一些理论家倾向于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关于“无序”的微观模型上，而较少关心“有序”的精致理论视野①。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说，“后现代知识不是权威的一种工具，它提炼我们对于差异性的敏感性，并且强化我们容忍那些无共同尺度标准而无法比较的事物的能力”，同时，人们也对先前曾给予科学的规则以合理性的“共识”产生了怀疑，“大理论”模式的权威开始消解，更关注场域和社会生活的意义等问题②。文化批判研究在西方传播学领域的兴起与扩散与其说是某种研究模式的扩散，不如说是在后现代知识潮流的推动下，西方传播研究向“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的转向。其实，任何传播研究模式都是在特定的“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中产生的，只不过我们对这一事实不够重视，总是习惯于泛化传播研究模式或制造适应全球传播的大传播理论模式，以至于传播理论之争常常被简化为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之争，很少把目光投注到特定的“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中去，从而在权威话语的操纵下描述传播现象。这可以说是现代传播理论表述的危机，它意味着传播理论转变过程的开始，即向“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的转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不应仅仅局限在理论模式和方法的层面，还应在“媒介、社会和文化”的场域、意义中去重新审视西方传播理论，或者说，我们要把西方传播理论的解释由以前的理论模式和方法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问题，转换成特定的“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中的表述问题，以真实地理解其发展的历史和逻辑。

章节摘录

书摘    继承传统而又勇于创新。在探究哈贝马斯的思想渊源时，英国的威廉姆·奥斯维特(William Outhwaite)认为，哈贝马斯的全部著作可以反映出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等多方面的影响，“但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渊源无疑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马克思主义传统”③。应当说，和早期的批判理论一样，哈贝马斯的理论仍然是一种文化批判，但是这种文化批判的哲学基础却已经发生了转移，前者主要立足于主体哲学，即在主、客体两分的基础上，后者却立足于一种“立体间”的哲学基础之上，这无疑是一大创新。l司样地，在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上也体现出这种创新。比如对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问题，对此需要回答是谁在控制、怎样进行控制等一系列问题。早期的批判理论家们，如阿多诺、马尔库塞(H Marcuse)等人，已经注意到这种控制的新形式，如马尔库塞就认为，作为控制的新形式，科学技术的控制主要体现在文化工业上，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马尔库塞详细地阐述了这种思想。他认为，由于出版复制技术的高度发达，文化工业出现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通过文化工业生产的大众文化对广大民众实现统治，大众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也是一种缺乏否定和批判精神的文化，它使广大民众沉湎于一种“虚假的满足”之中，从而沦为“文化奴隶”，丧失了对现行制度的反抗精神。因此，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同意识形态一样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奴役性，起到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于是他得出结论，科学技术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哈贝马斯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的传统，虽然他承认科学技术同旧的意识形态一样，也使人们安于现状，阻止他们思考，但是它已经完全没有传统意识形态的压抑和奴役人的功能，因此，他反对马尔库塞把科技进步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等同为传统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他认为，技术与科学已经成了合法性的基础，“它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形态，已经成了一种以科学为偶像的新型的意识形态，即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不再具有虚假的意识形态的要素和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这种意识形态和以往一切意识形态相比，已经不再具有多少意识形态的性质。”①他批评马尔库塞所主张的科学技术排斥民主和自由的观点，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哈贝马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阶段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论述的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它们的文化矛盾和文化斗争。这是因为，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创造出大量的物质产品，使得资产阶级在调整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时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如采取增加工人工资、出让股权等方式使这种矛盾得到缓和。在此情形下，阶级斗争自然而然地“潜伏”起来，但是文化斗争却显现出来，资产阶级利用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对无产阶级实现文化统治。    如果说哈贝马斯的理论是一种政治传播学的话，同时也是一种哲学传播学，具有哲学和传播学的双重特征。默伽塞(Mccarthy)从哲学的角度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一般交往理论，也叫普通语用学；第二层是基于交往能力理论来实现的一般社会化理论；第三层是基于前两个层次之上的社会进化理论，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①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解读整个人类发展史的一把钥匙，但哈贝马斯却不大认同这一观点，他向我们展示的是另一把钥匙：交往。哈贝马斯认为，人类进化的历史应当视为一部交往史，一部交往如何发生、发展，如何被扭曲，怎样才能得以重建的历史。哈贝马斯把交往活动推到如此高度，是前无古人的，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在学术的公共领域中加以讨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哈贝马斯的传播学可以说是一种哲学式的传播学。    致力于批判学派传播模式的构建，这是哈贝马斯理论的又一大亮点。早期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相比较，一个最大的特点是破而不立，就其批判的深度而言，的确是人木三分，发人深省，但传播学既需要批判，也需要建设，尤其是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建设。丹尼斯·麦奎尔(Dennis McQuail)的《大众传播模式论》收集的均是经验学派的传播模式，批判学派到底需不需要建立一种传播学的模式?这本身是一个值得争议的话题。传播学模式是传播学理论最精粹的表述，作为批判学派自然也需要从事模式的构建，可惜的是这一思想却为大多数批判学派的理论家们所忽视(或者认为是经验学派的事情而不屑为之)。批判学派缺乏建设性，不仅给经验学派以责难的口实，而且阻碍着自身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批判学派虽然也开始借鉴一些经验学派逻辑经验的研究方法，但这多是为了“拿敌人的武器作战”，是为批判服务的，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建设，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也给人一种晚霞灿烂般的悲壮。在此情境下，哈贝马斯通过普通语用学提出的四个有效性要求及其“理想的言说情境”所体现出来的建设性意义就非同寻常了，在笔者看来，哈贝马斯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个批判学派的传播学模式，它这个模式同经验学派的模式一样。能够简练而又精当地概括哈贝马斯传播学思想的精华。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贝马斯是创建批判学派传播学模式的一位“先行者”。    哈贝马斯传播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以语言为媒介的人际传播格外关注，人际传播实际上等同于哈贝马斯理论中的“交往”。当然，纳入哈贝马斯研究视野的不仅仅是人际传播，还有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等传播活动，但是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在哈贝马斯的眼里只有负面意义，因此哈贝马斯对这些传播总的来说持一种抵触甚至反感的态度。我们至今尚无法考证哈贝马斯这种偏好的原因，但陶东风在《大众传播与公共性的重建》一文中谈及的大众传播与交往的论述，也许可以为我们理解哈贝马斯的“癖好”提供一种线索。陶东风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人际交流是面对面的，信息的流动也是双向的，而在大众传播中，信息的流动一般是单向的，信息或文化产品是那些基本上不在生产与传播现场的人所生产的，接受者参与或介入传播过程的能力极其有限，从而也就很难影响传播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大众传播中，信息的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符号形式是为观众生产与传播的，但这个过程恰恰发生在观众直接反映缺席的时候，因此与日常生活的对话情境极为不同。由此看来，致力于在人类交往中重建交往理性的哈贝马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人际传播上也就绝非偶然了。    此外，哈贝马斯的传播学思想涉及面极广，具有多学科的背景。……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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