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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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7-1
ISBN:9787532533756
作者:郝铁川
页数:280页
作者简介
在光怪陆离的中国诸神世界里，与人们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灶王爷、土地爷和城隍爷了。传说中，灶王爷记录着每户人家的善恶言行；土地爷管理着一方乡土；城隍爷则守护着城邑。从一家到一村、一县，它们构成了一个井然的中国民间神祗系统。而正是这些民间诸神，在接受善男信女膜拜的同时，也在传递着儒家的理念，承担着教化民众的功能，以“神道设教”。本书即是从这二个层面入手，不仅详细介绍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的由来及其流传
书籍目录
目录
引子………1
一、灶王爷………1
（一）灶王爷的由来
（二）灶王爷的职权
（三）祭祀灶王爷
（四）关于灶王爷的禁忌
（五）民间的灶王爷传说
（六）古人对灶王爷的批判
二、土地爷
（一）土地爷的由来
（二）土地爷的职权
（三）土地爷的祭祀
三、城隍爷
（一）城隍爷的由来
（二）城隍爷的职权
（三）城隍爷与道教
（四）城隍爷与佛教
余论：中国鬼神的特点
（一）理想人格化
（二）家庭伦理化
（三）世俗政权化
（四）内心体验化
后记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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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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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度人金针的学术著作——郝铁川《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读记文/庄恒恺摘要：郝铁川所著《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是一本深入浅出、度人金针的学术著作。作者对研究对象有深刻把握，掌握了丰富的材料。而其对中国传统社会鬼神特点的概括，更是具有普遍的意义。关键词：郝铁川；民间信仰；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一书，是郝铁川先生于1988至1990年间写成的，2003年7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共计26万余字，分为三章，分述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前有引子，后有余论。由于学习和研究的需要，笔者曾细读全书多遍，深切感受到这是一本深入浅出、度人金针的学术著作，值得一读再读。以下就这两方面的特点，分而论之。先说深入浅出。要深入，首先源于作者对研究对象的深刻把握。关于本书写作的缘起，郝先生说：“一是不满于20世纪80年代的传统文化讨论，在那场讨论中，多数人或纵论儒、墨、道、法，或横说经、史、子、集，而忽视了民间文化；二是不满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这种研究局限于成文法而忽略了习惯法。”[1]269郝先生在三十年前的这一认识，无疑展现了一种文化自觉.信仰并非一个纯粹由文本建构的观念世界，相反，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民众来说，祠神信仰是一个十分真实的生活世界，是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郝先生所研究的三位神祇，是中国民间信仰中，最具代表性的。先生自谓：“家，村庄，街坊，城市，这是古代人们生活的几个基本地域，而灶王爷、土地爷和城隍爷则分别把守着这几个要地，日日夜夜地在阴间窥伺着人们。人们活着需受它们的牵制，死后在阴间还要继续受它们的管束。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大都是通过这些神道设教走进了千家万户，几千年的大众精神生活就是由这些神来控制，它们与‘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精英文化相辅相成。”[1]2郝先生通过对这三位神祇的研究，进而分析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生活中的若干特点，将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放到同样重要的地位来考察，从而整体、准确地把握了传统文化。要深入，还需要作者掌握丰富的材料。记得有学界先进曾说过，“‘论’不是学问，‘史’才是学问。”郝先生曾自评本书“可取之处大概是资料比较翔实，为他人深入研究提供一点方便。”[1]269先生是自谦。实际上，本书蕴含着丰富的传世文献典籍和田野调查资料。陈支平先生曾论：“国家体制‘大传统’给我们留下的文本资料远不能反映社会和文化的全貌，其中最大的缺失就是社会下层民众的动向。实际上，民间社会经济、下层社会风气的变化，同样影响着统治者、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以及道德伦理等方面的思考和调适。”[2]207郝先生在书中不仅大量引用了古代经典文献和王朝典章制度，而且搜集了诸多民间文献。例如，在《灶王爷》一章中，他记录了清代宝山县道人程应星杜撰的五十支“灵签”、《敬灶全书》中的一百个“仙方”，并且依据以上材料分析了灶王爷等俗神信仰活动的本质。深入不易，浅出更难。富于文采是我国古代经典论著的显著特点和优良传统。现代学科规范框架下的学术著作，不仅要遵守规范，更要重视文采；不要味同嚼蜡，才能引人入胜。郝先生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底，又有作为高校教师的长期教学实践，故而行文明白晓畅，引人入胜。附带言之，先生的文字驾驭能力，在其博士论文《周代国家政权研究》（黄山书社1990年版）等著作中亦有充分展现。再说度人金针。这也是本书最为显著的特色。继对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三位神祇做了系统考证后，郝先生在本书“余论”部分对中国鬼神的特点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即理想人格化、家庭伦理化、世俗政权化、内心体验化。[1]259-267接下来，笔者愿以对福建民间祠神信仰情况的考察来说明，郝先生概括的这些特点，也适用于中国传统社会诸多民间神祇。 其一。郝先生在论及中国鬼神所具有的“理想人格化”特点时，曾引用了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的一段话：“我们看见，在任何国家里，最初的勇士、最古代的英雄、技术发明者、祭师、立法者、宗教的奠基者、占卜者、魔术师，在生时都受到人们的盲目崇拜，从同时代人那里获得自然存在物的光荣，最后，在死后还成为神，并因此成为生时曾受到他的现实的或想象的利益的那些人民的尊敬甚至崇拜的对象。”[1]259霍尔巴赫的这段话揭示了神明产生的奥秘，同样可用来解释福建本土祠神的产生。福建本土的人格神，首先是闽越国祖先，如闽越国的开国君主无诸、无诸之子郢、郢之子白马三郎、末代君主余善等，在福建的许多地方都有专庙祭祀。其次是具有美德传说的官员和百姓。官员如开辟漳州、并担任首任刺史的陈元光，又如五代闽王王审知及其部属。[3]51-54而原型为造福乡里百姓的神祇，也有不少。如《八闽通志》所记建宁府之两例：石矶灵佑庙。在禾供里。神蒋姓。宋绍兴元年（1131）赐今额。先是有张暹者，在唐之季，里有妖邪为虐，且疾疫盛行，暹一日于灵佑庙焚香，祝曰：“暹生不能救民，死为神，以救乡人之厄。”道（遂）卒。乡人因塑像立于神侧附祀之，甚著灵响。后封昭卫侯。国朝永乐七年（1409）重建。[4]526惠祖庙。在县东同由里。神姓詹名翰，里人也。生而神采隽异，言出而人信服之。元末寇乱，乡民赖其保障。陈有定据闽，逼使从己，翰固拒不从，遂遇害。葬于里之九圳头，墓碑见存。[元]至正十二年（1352），里人为立祠墓侧，匾曰“惠祖”。凡水旱疾疫，祷之辄应。[4]528其二。郝先生认为，中国的鬼神具有家庭伦理化的特点，“中国的鬼神最初都是‘单身汉’，但到后来都有了妻子，有了孩子。”他举例说：“灶神有曾灶、祖灶、灶公、灶母、灶夫、灶妇、灶子、灶孙、灶姊、灶妹、灶媳等，是一个含有上下五代的大家族，在民间供奉的灶神画像中，也是一为灶王爷、一为灶王奶奶。土地神到了明代已是一个含有土地神夫妇和一个儿子在内的三口之家。城隍神在唐代已有了家属、厨房。鬼神有家庭，这的确是中国鬼神的一大特点。”[1]263福建祠神也具有这一特点。郑丽生《灶妈诞》云：“卿忌夫人稗史详，主持中馈最端庄。燔柴妇祭宁非礼，盆碗家家列酒浆。”并注：“灶神夫人俗称灶妈，亦从祀焉。《酉阳杂俎》云，灶神名隗，如美女；又姓张名，夫人卿忌。（八月）二十四日为神诞，家家酒食，拜祝如仪。”[5]132而早在南宋时，陈淳即在给漳州地方官的信中写道：“既塑其正鬼之夫妇，被以衣裳冠帔；又塑鬼之父母，曰圣考圣妣；又塑鬼之子孙，曰皇子皇孙。”[6]252他还批评道：“况泰山只是个山，安有人形貌？今立庙，俨然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于其后，不知又是何山可以当其配，而为夫妇耶？人心迷惑，一至于此。”[7]62又如，宋人洪迈《夷坚志》载：建阳县二十里间盖竹村有威怀庙，以灵应著。陈秀公升之少年时，家苦贫，朋友勉以应乡举。公虽行而心不乐，过庙入谒，祝杯筊曰：“某家贫，今非费数千不可动，亦无所从出，敢以决于灵侯。”举三投之，皆阴也，意愈不乐。同涂者强挽以前，既入城，梦人白言，盖竹威惠侯来相见。出延之，具宾主礼，神起谢曰：“公惠顾时，吾适赴庵山宴集，夫人不契勘，误发三阴筊。公此举即登科，官至宰相矣。”公惊寤。他日，斋戒秘往祷，连得吉卜。如所占，果拔乡荐，明年，登甲科，为熙宁相。[8]578其三。郝先生认为，“在西欧中世纪，王权与教权并存，免不了斗来斗去。在阿拉伯世界，政教合一，完全是一片神的世界。而在中国古代，鬼神却世俗化了，成为世俗政权的附庸：阳间有一世俗政权，阴间则相应有一鬼神政权，并且，阴间服务于阳间。《周易》说：‘圣王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是中国封建统治者非常聪明的一着。‘神道设教’就是利用鬼神来辅助政令教化。它基于‘阴阳表里’之观念（生为阳间，死为阴间），行于‘阴阳分治’之细则（封建皇帝官吏治理阳间百姓，玉皇、阎罗、城隍、土地神治理阴间鬼魂），达到‘监察官吏、愚弄小民’之目的，而归于君主专制之极轨。”[1]264郝先生的论述准确地说明了神道设教的内涵。试举一例说明。祭厉是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要祭典，从地方官员祭厉时诵读并焚烧的《邑厉坛祝文》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神道设教的特点。这种祭文一般有以下内容：……期于神依人而血食，人敬神而知礼。仍令本处城隍，以主此祭。钦奉如此，今某等不敢有违，谨设坛于城北，以三月清明日（或七月十五日、或十月初一日）置备牲醴、羹饭，专祭本县阖境无祀鬼神等众。灵其不昧，来享此祭。凡我一县境内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六亲者，有奸盗诈伪、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压良善者，有逃避差役、靠损贫户者，似此顽恶、奸邪不良之徒，神必告于城隍，发露其事，使遭官府轻则笞的杖断，不得号为良民；重则徒流绞斩，不得还生乡里。若事未发露，必遭阴谴，使举家并染瘟疫，六畜田蚕不利。如有孝顺父母、和睦亲族、畏惧官府、遵守礼法、不作非为、良善正直之人，神必达之城隍，阴加护佑；使其家道安和、农事顺序，父母妻子保守乡里。我等阖县官吏人等，如有上欺朝廷、下枉良善，贪财作弊、蠹政害民者，灵必无私，一体昭报。如此，则鬼神有鉴察之明、官府非谄谀之祭。尚飨！[9]181-183从这篇祭文可以看出，官方祭厉的目的大致有三：首先，通过举行祭厉仪式，安抚孤魂野鬼，减少民众的心理恐慌，维持社会稳定。其次，用祭厉来辅助统治，一方面将接受献祭的厉鬼作为城隍和阳间官府的密探，利用其游走不定、散瘟为疫的特点，威吓普通民众遵守法令；另一方面赋予厉鬼“监察”境内大小官吏的职能，意图使官员奉公守法。最后，官方最重要的考虑还是通过将“祭厉”纳入祀典，由官府掌握，从而避免发生民众因为惧怕厉鬼作祟而迷信巫婆神汉，形成一种脱离政权控制之社会力量的情形发生。金人元好问《论诗》云：“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而从以上三方面的例子可以看出，郝先生的著作不仅教给读者知识，更度给了我们金针，引领后来者不断前行。本书出版至今，已逾十年。这十年间，民间信仰研究渐成学界热点，成果层出。但就笔者目力所及，从视角、方法、材料等各方面考察，都难有超越本书者。可以说，《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一书，已在时间的检验中成为经典，值得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和学习者，备于案头、认真研读。参考文献：[1]郝铁川.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陈支平.史学碎想录[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3]庄恒恺.多维视野中的福建祠神信仰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4][明]黄仲昭.八闽通志（修订本）:下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5]郑丽生.福州风土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6][宋]陈淳.上赵寺丞论淫祀书[Z].//傅衣凌.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7][宋]陈淳.北溪字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3.[8][宋]洪迈.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9][清]高拱乾.台湾府志[M].台北:大通书局,1984. -
一本度人金针的学术著作——郝铁川《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读记文/庄恒恺摘要：郝铁川所著《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是一本深入浅出、度人金针的学术著作。作者对研究对象有深刻把握，掌握了丰富的材料。而其对中国传统社会鬼神特点的概括，更是具有普遍的意义。关键词：郝铁川；民间信仰；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一书，是郝铁川先生于1988至1990年间写成的，2003年7月出版。全书共计26万余字，分为三章，分述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前有引子，后有余论。由于学习和研究的需要，笔者曾细读全书多遍，深切感受到这是一本深入浅出、度人金针的学术著作，值得一读再读。以下就这两方面的特点，分而论之。先说深入浅出。要深入，首先源于作者对研究对象的深刻把握。关于本书写作的缘起，郝先生说：“一是不满于20世纪80年代的传统文化讨论，在那场讨论中，多数人或纵论儒、墨、道、法，或横说经、史、子、集，而忽视了民间文化；二是不满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这种研究局限于成文法而忽略了习惯法。”[1]269郝先生在三十年前的这一认识，无疑展现了一种文化自觉.信仰并非一个纯粹由文本建构的观念世界，相反，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民众来说，祠神信仰是一个十分真实的生活世界，是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郝先生所研究的三位神祇，是中国民间信仰中，最具代表性的。先生自谓：“家，村庄，街坊，城市，这是古代人们生活的几个基本地域，而灶王爷、土地爷和城隍爷则分别把守着这几个要地，日日夜夜地在阴间窥伺着人们。人们活着需受它们的牵制，死后在阴间还要继续受它们的管束。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大都是通过这些神道设教走进了千家万户，几千年的大众精神生活就是由这些神来控制，它们与‘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精英文化相辅相成。”[1]2郝先生通过对这三位神祇的研究，进而分析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生活中的若干特点，将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放到同样重要的地位来考察，从而整体、准确地把握了传统文化。要深入，还需要作者掌握丰富的材料。记得有学界先进曾说过，“‘论’不是学问，‘史’才是学问。”郝先生曾自评本书“可取之处大概是资料比较翔实，为他人深入研究提供一点方便。”[1]269先生是自谦。实际上，本书蕴含着丰富的传世文献典籍和田野调查资料。陈支平先生曾论：“国家体制‘大传统’给我们留下的文本资料远不能反映社会和文化的全貌，其中最大的缺失就是社会下层民众的动向。实际上，民间社会经济、下层社会风气的变化，同样影响着统治者、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以及道德伦理等方面的思考和调适。”[2]207郝先生在书中不仅大量引用了古代经典文献和王朝典章制度，而且搜集了诸多民间文献。例如，在《灶王爷》一章中，他记录了清代宝山县道人程应星杜撰的五十支“灵签”、《敬灶全书》中的一百个“仙方”，并且依据以上材料分析了灶王爷等俗神信仰活动的本质。深入不易，浅出更难。富于文采是我国古代经典论著的显著特点和优良传统。现代学科规范框架下的学术著作，不仅要遵守规范，更要重视文采；不要味同嚼蜡，才能引人入胜。郝先生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底，又有作为高校教师的长期教学实践，故而行文明白晓畅，引人入胜。附带言之，先生的文字驾驭能力，在其博士论文《周代国家政权研究》（黄山书社1990年版）等著作中亦有充分展现。再说度人金针。这也是本书最为显著的特色。继对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三位神祇做了系统考证后，郝先生在本书“余论”部分对中国鬼神的特点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即理想人格化、家庭伦理化、世俗政权化、内心体验化。[1]259-267接下来，笔者愿以对福建民间祠神信仰情况的考察来说明，郝先生概括的这些特点，也适用于中国传统社会诸多民间神祇。其一。郝先生在论及中国鬼神所具有的“理想人格化”特点时，曾引用了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的一段话：“我们看见，在任何国家里，最初的勇士、最古代的英雄、技术发明者、祭师、立法者、宗教的奠基者、占卜者、魔术师，在生时都受到人们的盲目崇拜，从同时代人那里获得自然存在物的光荣，最后，在死后还成为神，并因此成为生时曾受到他的现实的或想象的利益的那些人民的尊敬甚至崇拜的对象。”[1]259霍尔巴赫的这段话揭示了神明产生的奥秘，同样可用来解释福建本土祠神的产生。福建本土的人格神，首先是闽越国祖先，如闽越国的开国君主无诸、无诸之子郢、郢之子白马三郎、末代君主余善等，在福建的许多地方都有专庙祭祀。其次是具有美德传说的官员和百姓。官员如开辟漳州、并担任首任刺史的陈元光，又如五代闽王王审知及其部属。[3]51-54而原型为造福乡里百姓的神祇，也有不少。如《八闽通志》所记建宁府之两例：石矶灵佑庙。在禾供里。神蒋姓。宋绍兴元年（1131）赐今额。先是有张暹者，在唐之季，里有妖邪为虐，且疾疫盛行，暹一日于灵佑庙焚香，祝曰：“暹生不能救民，死为神，以救乡人之厄。”道（遂）卒。乡人因塑像立于神侧附祀之，甚著灵响。后封昭卫侯。国朝永乐七年（1409）重建。[4]526惠祖庙。在县东同由里。神姓詹名翰，里人也。生而神采隽异，言出而人信服之。元末寇乱，乡民赖其保障。陈有定据闽，逼使从己，翰固拒不从，遂遇害。葬于里之九圳头，墓碑见存。[元]至正十二年（1352），里人为立祠墓侧，匾曰“惠祖”。凡水旱疾疫，祷之辄应。[4]528其二。郝先生认为，中国的鬼神具有家庭伦理化的特点，“中国的鬼神最初都是‘单身汉’，但到后来都有了妻子，有了孩子。”他举例说：“灶神有曾灶、祖灶、灶公、灶母、灶夫、灶妇、灶子、灶孙、灶姊、灶妹、灶媳等，是一个含有上下五代的大家族，在民间供奉的灶神画像中，也是一为灶王爷、一为灶王奶奶。土地神到了明代已是一个含有土地神夫妇和一个儿子在内的三口之家。城隍神在唐代已有了家属、厨房。鬼神有家庭，这的确是中国鬼神的一大特点。”[1]263福建祠神也具有这一特点。郑丽生《灶妈诞》云：“卿忌夫人稗史详，主持中馈最端庄。燔柴妇祭宁非礼，盆碗家家列酒浆。”并注：“灶神夫人俗称灶妈，亦从祀焉。《酉阳杂俎》云，灶神名隗，如美女；又姓张名，夫人卿忌。（八月）二十四日为神诞，家家酒食，拜祝如仪。”[5]132而早在南宋时，陈淳即在给漳州地方官的信中写道：“既塑其正鬼之夫妇，被以衣裳冠帔；又塑鬼之父母，曰圣考圣妣；又塑鬼之子孙，曰皇子皇孙。”[6]252他还批评道：“况泰山只是个山，安有人形貌？今立庙，俨然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于其后，不知又是何山可以当其配，而为夫妇耶？人心迷惑，一至于此。”[7]62又如，宋人洪迈《夷坚志》载：建阳县二十里间盖竹村有威怀庙，以灵应著。陈秀公升之少年时，家苦贫，朋友勉以应乡举。公虽行而心不乐，过庙入谒，祝杯筊曰：“某家贫，今非费数千不可动，亦无所从出，敢以决于灵侯。”举三投之，皆阴也，意愈不乐。同涂者强挽以前，既入城，梦人白言，盖竹威惠侯来相见。出延之，具宾主礼，神起谢曰：“公惠顾时，吾适赴庵山宴集，夫人不契勘，误发三阴筊。公此举即登科，官至宰相矣。”公惊寤。他日，斋戒秘往祷，连得吉卜。如所占，果拔乡荐，明年，登甲科，为熙宁相。[8]578其三。郝先生认为，“在西欧中世纪，王权与教权并存，免不了斗来斗去。在阿拉伯世界，政教合一，完全是一片神的世界。而在中国古代，鬼神却世俗化了，成为世俗政权的附庸：阳间有一世俗政权，阴间则相应有一鬼神政权，并且，阴间服务于阳间。《周易》说：‘圣王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是中国封建统治者非常聪明的一着。‘神道设教’就是利用鬼神来辅助政令教化。它基于‘阴阳表里’之观念（生为阳间，死为阴间），行于‘阴阳分治’之细则（封建皇帝官吏治理阳间百姓，玉皇、阎罗、城隍、土地神治理阴间鬼魂），达到‘监察官吏、愚弄小民’之目的，而归于君主专制之极轨。”[1]264郝先生的论述准确地说明了神道设教的内涵。试举一例说明。祭厉是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要祭典，从地方官员祭厉时诵读并焚烧的《邑厉坛祝文》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神道设教的特点。这种祭文一般有以下内容：……期于神依人而血食，人敬神而知礼。仍令本处城隍，以主此祭。钦奉如此，今某等不敢有违，谨设坛于城北，以三月清明日（或七月十五日、或十月初一日）置备牲醴、羹饭，专祭本县阖境无祀鬼神等众。灵其不昧，来享此祭。凡我一县境内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六亲者，有奸盗诈伪、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压良善者，有逃避差役、靠损贫户者，似此顽恶、奸邪不良之徒，神必告于城隍，发露其事，使遭官府轻则笞的杖断，不得号为良民；重则徒流绞斩，不得还生乡里。若事未发露，必遭阴谴，使举家并染瘟疫，六畜田蚕不利。如有孝顺父母、和睦亲族、畏惧官府、遵守礼法、不作非为、良善正直之人，神必达之城隍，阴加护佑；使其家道安和、农事顺序，父母妻子保守乡里。我等阖县官吏人等，如有上欺朝廷、下枉良善，贪财作弊、蠹政害民者，灵必无私，一体昭报。如此，则鬼神有鉴察之明、官府非谄谀之祭。尚飨！[9]181-183从这篇祭文可以看出，官方祭厉的目的大致有三：首先，通过举行祭厉仪式，安抚孤魂野鬼，减少民众的心理恐慌，维持社会稳定。其次，用祭厉来辅助统治，一方面将接受献祭的厉鬼作为城隍和阳间官府的密探，利用其游走不定、散瘟为疫的特点，威吓普通民众遵守法令；另一方面赋予厉鬼“监察”境内大小官吏的职能，意图使官员奉公守法。最后，官方最重要的考虑还是通过将“祭厉”纳入祀典，由官府掌握，从而避免发生民众因为惧怕厉鬼作祟而迷信巫婆神汉，形成一种脱离政权控制之社会力量的情形发生。金人元好问《论诗》云：“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而从以上三方面的例子可以看出，郝先生的著作不仅教给读者知识，更度给了我们金针，引领后来者不断前行。本书出版至今，已逾十年。这十年间，民间信仰研究渐成学界热点，成果层出。但就笔者目力所及，从视角、方法、材料等各方面考察，都难有超越本书者。可以说，《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一书，已在时间的检验中成为经典，值得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和学习者，备于案头、认真研读。参考文献：[1]郝铁川.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陈支平.史学碎想录[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3]庄恒恺.多维视野中的福建祠神信仰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4][明]黄仲昭.八闽通志（修订本）:下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5]郑丽生.福州风土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6][宋]陈淳.上赵寺丞论淫祀书[Z].//傅衣凌.休休室治史文稿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7][宋]陈淳.北溪字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3.[8][宋]洪迈.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6.[9][清]高拱乾.台湾府志[M].台北:大通书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