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思想

作者简介

《社会福利思想》一书由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红霞撰写，是“社会工作丛书”系列图书之一。

　　社会福利思想包括特殊群体的救助、劳动就业保障、灾害预防与救助、军人优抚、社会财富分配、教育住房等涉及民生的方方面面的社会思想。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社会福利思想有不同反映，要准确理解某种福利思想，必须将其置身于特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福利思想》以各个历史时期代表性人物、代表性学派为线索，根据社会发展的历史时期，分述古代（包括中国、古罗马、古希腊）、中世纪、近代和现当代的主要社会福利思想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

　　作者指出：工业化和现代化使传统社会福利模式发生了深刻改变，机器大生产带来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加，个人和传统社会组织承受和化解风险的能力日渐减弱。建立、健全以社会力量共同支撑的社会救援工程 、社会保障工程，制度性的社会福利设施变得愈加重要和迫切。二次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各自对其福利制度进行了拓展和完善，巩固了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公共社会服务系统。

　　从相信市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到国家干预、全面保障的福利制度，社会福利的发展经历了从市场到国家的过程。世界社会福利发展进程给中国福利制度的建设以重要的启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要注意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一致，以社会全体成员为主体。

　　本书可作为大专院校学生教材，也是从事社会工作的有关人员的必备参考书。

书籍目录

序

第一章 社会福利概述

第二章 古代社会福利思想

第三章 中世纪社会福利思想

第四章 空想社会主义

第五章 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学说

第六章 德国国家主义学派和历史学派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

第八章 美国的制度学派

第九章 福利经济学

第十章 当代西方福利思想流派

编辑推荐

　　社会工作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已经形成并正在快速发展。近20年来，随着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与成长，社会工作越来越受到社会学界与各级政府的重视。80年代，当时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同志，率先欢迎社会学人才从事民政工作，并要求民政工作研究与教学进入社会学学科领域。同时，政府有关部门陆续成立社会发展研究机构与行政职能处室，工青妇的许多领导同志与实际工作者，也纷纷加入社会学研究队伍，关心与支持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工作。1989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始招收社会工作与管理方向的本科生。90年代上半期，吉林大学、郑州大学、云南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厦门大学、中华女子学院、民族管理干部学院、南京理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安徽大学、苏州大学等院校，也相继经国家教委或省、市、自治区教委批准，设置了社会工作专业；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等侧重培养社会保障方向的专业人才。　　1996年，国家教委在北京郊区召开专业目录审定会，要求大幅度地减少分支学科数目。这一改革举措是正确的，每一个一级学科内部专业设置分得过细，分支学科林立，不利于培养复合型人才，也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的高校专业设置不一致。当时，社会学作为一级学科下设社会学、社会工作两个专业。保留这两个专业是社会学界的共同呼声。初步方案研讨时，郑杭生教授、王思斌教授、谢遐龄教授与我都做过论证，国家教委第一届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是尽责的。在专业目录审定会议期间，国家教委副主任周远清、高教司司长钟秉林同志征求我的意见：“有些同志认为社会学这个学科只需列一个专业，主张将社会工作从专业目录中删去。你是否同意?”在那次会议上我是社会学学科惟一的代表，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懈怠。我认真向他们做了论证，大意是：社会学在世界上是一个大学科，社会学在美国通常与经济学、法律学一起被称为社会科学“三大学科”；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后，社会工作就成为一门就业容量很大的职业，许多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学工作者与社会工作者去诊断和治理；相对而言，社会学理论性强一些，社会工作实务性强一些，许多国家将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分别设系、院，二者不能相互替代；我国已经有一些高校设置了社会工作专业，停了不利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发展。令人高兴的是，两位主管专业目录审定的领导同志表示明白了我的意见，同意保留社会工作专业。这表明，国家教委对于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是积极支持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刘凤泰同志、文科处前后任处长杨志坚与阎志坚同志，一直关心与支持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坚持筹划社会学教学事业的发展。　　新的专业目录公布以后，国家教育部与一些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又批准了一批院校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对于社会工作专业的教学、研究与应用性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面向新世纪，我国的社会工作具有大发展的社会环境与社会需求。随着政府职能转换、企业社会职能的剥离，“单位人”越来越多地变为“社会人”；大量与居民相关的公益性事务，政府；不管”、企业“剥离”，都要靠社区来解决。也就是说，“社区化”的潮流已经来到我们面前。社区成为城市工作的基础，社区服务成为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产业。创建“文明社区”，是当前城市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是社会学者从西方引进的一个概念，通常指亲密的社会关系结构、环境、资源、就业、居住等方面利益紧密相关的共同体。“文明社区”是中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是指生活方式健康、人际关系融洽、住宅小区品位高尚、生态环境保护良好、公共设施先进、治安秩序井然的社区。“文明社区”创建工作第一线需要大批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同时，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城镇职工下岗失业、城乡低收入与贫困、职工养老社会化与老龄化等问题。政府需要社会工作者通过大量的专门工作去具体解决这些问题，以促进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　　21世纪我国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最重要的基础是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的完善、提高和与创新。一个学科的兴衰，关键在于理论与方法的先进程度。形成既适合我国国情又有国际对话能力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与社会工作方法系统，必须认真研究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全球化问题。在这里，全球化有两个意义：一是经济全球化，二是社会工作全球化。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商品、服务与知识、资本、技术、人才等在国际间流动加速，统一的大市场正在形成，国别经济与区域经济正在加快融人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全球与地区性金融风险、社会风险在加大。社会工作不是直接的经济活动，但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十分紧密。经济发达的国家，社会问题也显得更为复杂，社会工作也最为发展。我国正在规划与实施第三步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现代化。经济全球化与加入WTO所带给我国的不仅仅是机遇，还有严峻的挑战。如何趋利避害，如何减少与化解负面影响?不仅需要经济学、法律研究的成果与实践，也需要社会学、社会工作的研究成果与实践。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是在工业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借鉴西方某些成功的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　　第二，本土化问题。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工作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处于幼稚阶段。从可比的方面来看，显然我们比西方落后。同时，我们应该认真总结本土社会工作的经验。在我国，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学科曾经被取消过，但作为一种实践则从未停止过。雷洁琼教授指出，民政工作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其实，不仅是民政工作，工会工作、妇女工作、青年工作、社区工作等，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与和平建设时期创造的“群众工作”理论与方法，是我们建构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的重要基础。　　第三，专业化问题。首先，是加强学科建设，是推进社会工作理论、方法的系统化与现代化。其次，是加快职业化进程。社会工作者是与会计师、律师等一样具有社会需求的职业门类。在人才市场上，招聘社会学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单位近年来有所增加，但还不太多。究竟是缺乏社会需求，还是社会上了解不够?我认为，是社会上了解不够。社会学、社会工作的专业教育在我国被停止了50年左右，人们对他们的了解与重视有一个过程。近年来，这个过程在明显加快，不容易一下子热起来。1998年，民政部要求对区街干部进行社会工作的专业训练，并逐步实现持证上岗。这对于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劳动人事部门与组织部门也应对社会学、社会工作的职业化，采取一些必要的行政性引导与推动措施。再次，是加强组织建设与制度创新。政府的福利行政、社区管理、扶贫、救灾等部门，以及工青妇群团组织与民间慈善组织，应建立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并通过专门的法规、制度与规章规范这些机构的运作。　　1990年，我主编了《社会工作概论》一书，迄今已经十年了。近几年来，社会工作专业教材与著作的出版开始活跃起来。　　同时，这些书与论文的质量也有了显著的提高，无论在反映国外社会工作教学与研究成果方面，还是在总结我国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有较大的进展。这将有利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传播与应用。因而，很令人欢欣鼓舞!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体系，我们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支持下组织出版了这套《社会工作丛书》。作者是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视野开阔、思想敏锐、学科前沿意识强，介绍了国内外社会工作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也发表了许多自己的独到见解，常常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社会工作将是21世纪一门前途广阔、迅速发展的新兴学科，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社会稳定与繁荣做出巨大的贡献。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为我国社会工作的专业教学与研究、社会工作者发挥参考作用，能够更多地成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喜爱的读物。　　宋林飞　　2000年11月2日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社会工作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已经形成并正在快速发展。近20年来，随着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与成长，社会工作越来越受到社会学界与各级政府的重视。80年代，当时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同志，率先欢迎社会学人才从事民政工作，并要求民政工作研究与教学进入社会学学科领域。同时，政府有关部门陆续成立社会发展研究机构与行政职能处室，工青妇的许多领导同志与实际工作者，也纷纷加入社会学研究队伍，关心与支持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工作。1989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始招收社会工作与管理方向的本科生。90年代上半期，吉林大学、郑州大学、云南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厦门大学、中华女子学院、民族管理干部学院、南京理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安徽大学、苏州大学等院校，也相继经国家教委或省、市、自治区教委批准，设置了社会工作专业；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等侧重培养社会保障方向的专业人才。    1996年，国家教委在北京郊区召开专业目录审定会，要求大幅度地减少分支学科数目。这一改革举措是正确的，每一个一级学科内部专业设置分得过细，分支学科林立，不利于培养复合型人才，也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的高校专业设置不一致。当时，社会学作为一级学科下设社会学、社会工作两个专业。保留这两个专业是社会学界的共同呼声。初步方案研讨时，郑杭生教授、王思斌教授、谢遐龄教授与我都做过论证，国家教委第一届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是尽责的。在专业目录审定会议期间，国家教委副主任周远清、高教司司长钟秉林同志征求我的意见：“有些同志认为社会学这个学科只需列一个专业，主张将社会工作从专业目录中删去。你是否同意?”在那次会议上我是社会学学科惟一的代表，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懈怠。我认真向他们做了论证，大意是：社会学在世界上是一个大学科，社会学在美国通常与经济学、法律学一起被称为社会科学“三大学科”；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后，社会工作就成为一门就业容量很大的职业，许多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学工作者与社会工作者去诊断和治理；相对而言，社会学理论性强一些，社会工作实务性强一些，许多国家将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分别设系、院，二者不能相互替代；我国已经有一些高校设置了社会工作专业，停了不利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发展。令人高兴的是，两位主管专业目录审定的领导同志表示明白了我的意见，同意保留社会工作专业。这表明，国家教委对于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是积极支持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教育部高教司副司长刘凤泰同志、文科处前后任处长杨志坚与阎志坚同志，一直关心与支持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坚持筹划社会学教学事业的发展。    新的专业目录公布以后，国家教育部与一些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又批准了一批院校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对于社会工作专业的教学、研究与应用性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面向新世纪，我国的社会工作具有大发展的社会环境与社会需求。随着政府职能转换、企业社会职能的剥离，“单位人”越来越多地变为“社会人”；大量与居民相关的公益性事务，政府“不管”、企业“剥离”，都要靠社区来解决。也就是说，“社区化”的潮流已经来到我们面前。社区成为城市工作的基础，社区服务成为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产业。创建“文明社区”，是当前城市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是社会学者从西方引进的一个概念，通常指亲密的社会关系结构、环境、资源、就业、居住等方面利益紧密相关的共同体。“文明社区”是中国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是指生活方式健康、人际关系融洽、住宅小区晶位高尚、生态环境保护良好、公共设施先进、治安秩序井然的社区。“文明社区”创建工作第一线需要大批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同时，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城镇职工下岗失业、城乡低收入与贫困、职工养老社会化与老龄化等问题。政府需要社会工作者通过大量的专门工作去具体解决这些问题，以促进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    ……

章节摘录

书摘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费边社会主义为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对实施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主要代表人物萧伯纳、韦伯夫妇等，他们认为：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和福利待遇应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得到较大的改善，他们在得到疾病、伤残、失业、老年等保险后，婴幼儿的诞生、健康成长及其教育等方面也应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心和资助；认为政府采取相关的福利政策，会使国民普遍在心理上拥戴政府。其具体主张有：提倡温和缓进，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通过改善社会福利，如缩短工时，限制雇佣童工、女工，改善车间工作条件等实行“集体主义对个人贪欲的限制”，向社会主义过渡；要求对非。劳动所得征收累进所得税；制定“全国最低生活标准”等。1938年成立新费边社，主要研究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这种改良主义的思想对于英国开始社会保险立法以至二战后实行社会福利政策产生了较大影响。    20世纪20年代，英国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提出通过收入均等化来实现增进全民社会福利、增加国民收入的社会目标。福利经济学成为福利国家的重要理论来源。    1929—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因世界性经济危机而普遍陷入大萧条，被动的剩余社会福利根基在美国也开始动摇，制度型社会福利思想逐渐占了上风。美国人长期以来就受到早期清教殖民者价值观的影响，把贫穷看做是缺乏道德的标志。殖民主义者把除去老年人和社区中长期居住者以外的贫民、乞丐、游民以及所有其他贫困的阶级，都当做轻蔑的目标。针对贫民的福利待遇不仅水平极低，而且那些供养者还要常常打骂、体罚他们。    世界性经济危机引发了美国经济的全面崩溃，改变了传统的福利思想。1929年10月股票市场大崩溃后的几年里，差不多1/3的美国劳动力都失业了。在此以前，许多人认为经济上的不幸只打击那些在某些方面道德上有缺陷的人。但是大萧条对于经济的致命一击令社会救济和公共福利不及应对，原先由地方和州政府及慈善团体提供的少量福利已濒临破产，社会大众迫切要求联邦政府采取行动。    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制定了一系列计划，施行“新政”，在1935年出台了“社会保障法案”，成为美国现代福利体系的基础。法案以养老和失业保险为重点，保障老年基本生活和失业工人的救济金。同时还为抚养儿童的家庭提供补助，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援助。1937年，又通过了公共住房计划立法，资助地方政府为穷人建造住房。1938年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案，还确定了最低工资法，规定每小时的最低收入标准，增加就业穷人的收入。这是联邦政府第一次对那些没有能力照顾自己的人、老人、残疾人和穷人承担起责任。人们不再认为贫穷的原因仅在于自身，接受公共机构的救助是软弱的象征。但对于提供多少福利金的观点上，一般的舆论仍然是越少越好。一些人仍坚持认为身体健康的穷人应该能够工作并照顾他们自己。    面对危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纷纷抛出自己的反危机理论。193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反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主张，要求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通过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此后，凯恩斯的这一国家干预经济的反危机理论，就成为居正统地位的经济学主张。它也是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分别建立福利国家和国家保障的社会福利制度的理论基础。    原始基督教是非法的，并遭到统治阶级的歧视和迫害。但是公元2世纪下半叶，随着有产者的逐渐加入和统治阶级政策的改变，基督教日渐为统治阶级利用、改造和支持，成为统治阶级欺骗和麻醉劳动人民的工具。公元392年，狄奥多西皇帝颁布法令，禁止基督教以外的其他一切宗教的合法存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并随后形成统一的神学教条。397年的迦太基宗教会议将《旧约》和《新约》确定为正典，形成《圣经》。专职的基督教布道者，通过注经和释经，使自己成为解释基督教信仰和教条的权威，其神学理论被称为“教父学”。    “教父学”的主要思想为：既然一切都是由上帝所创造的，那么上帝必将把一切都协调好。穷人的苦难，是由他的原罪带来的，要忍受苦难，耐心听从上帝的安排。“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你便把左脸转过来由他打”，“要爱你的仇敌，要给恨你们的人祝福”等等。其实质是为剥削制度作掩护，鼓吹愚民政策和主张阶级调和。马克思说：“基督教的社会原则认为压迫者对待被压迫者的各种卑鄙龌龊的行为，不是对生就的罪恶和其他罪恶的公正惩罚，就是无限英明的上帝对人们赎罪的考验”，“把国教顾问答应对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上存在进行辩护”。正因为基督教的这些社会原则集中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所以它成为奴隶制末期和整个中世纪欧洲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福利思想。    1．圣西门的社会历史观    他运用“万有引力哲学”来分析人类社会，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并且是一个连续的、上升的、进步的过程。他把社会发展的历史分为5个阶段：人类“开化初期”、古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中世纪神学和封建制度社会、封建制度解体的“过渡时期”或“新封建制度”社会、未来的“实业制度”社会。    圣西门并不像前述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把原始社会看做是人类的“黄金时代”，相反认为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奴隶制减少了对战俘的屠杀，增加了社会劳动力，还促进了脑体劳动者之间的分工，有益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样，圣西门认为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为“新封建制度”(也称之为过渡时期，圣西门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是从“神学和封建体系”向“实业和科学体系”过渡的中间阶段)和未来“实业制度”所替代，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他说，当一种社会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不能继续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而必然要让位于新社会制度。    2．圣西门的社会制度    圣西门认为，一种较好的社会制度应该是：①尽可能使社会上大多数人过幸福生活，拥有最多的资料，以满足最迫切的需要；②具有高尚品德的最受尊敬的人，有最多的机会获得高级地位，而不管他们的家庭出身如何；③能把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用最好的手段抵御外敌；④能鼓励劳动，出现重大发明，导致文明和科学的进步。    而作为封建旧制度和未来“实业制度”的中间和过渡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与旧封建制度一样不合理。他说：“在各行各业中，都是由一些没有才能的人去治理有才能的人；在道德方面，都是由一些道德败坏的人去陶冶公民的操行；在分赃的法庭上，都是由重大罪犯来惩办犯了轻微罪行的小罪犯。”统治者为维持专横政治，在经济上加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残酷掠夺。圣西门指出：工人贫困的原因是统治者豢养了大批行政和暴力机关的官员，用税收和公债的强制方式剥削劳动者，使他们的税收负担比大革命前增加了一倍。    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充斥着冷酷的利己主义，贪婪和利己成为统治阶级的伦理价值，这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社会更大的灾难。圣西门还批判了资产阶级理论家把资本主义社会美化为自然、永恒社会的想法，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也必将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    但他反对用暴力革命的手段进行社会变革，他说：“社会所要求的变革，应当用和平的方式实现；准备提出的改革方案，无论如何不得具有可能再度引起暴乱的性质；改革家决不应当依靠刺刀来实现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实现，社会变革的力量是“道德感”，而指导这种力量的是“博爱者”。实现社会变革的途径是和平宣传：“无论是口头宣传，还是书画宣传，都可以……而这种宣传的惟一目的，则是唤起君主利用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来实现势在必行的政治革命。”他自己就不加区别地向社会各界呼吁，其中包括拿破仑、元老院、国务会议、法国科学院、路易十八等等，幻想依靠君主和帝王的力量，和平地实现实业制度。    3．圣西门的实业制度    圣西门把他所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制度称之为“实业制度”。按照他的解释，所谓实业制度是由实业家和学者，而不是由新旧贵族和军人掌管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公益事业等方面权力的一种社会制度。这是一个理想的平等、幸福与和谐的社会，一切人或绝大多数人都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并保证社会得到最大的安宁。阶级压迫被消除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对立将不复存在，国家的主要任务将变成组织生产，“社会组织的惟一而长远的目的，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现有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国家机构将从为少数人谋私利变成为最大多数人谋福利的组织，掌握领导权的应该是实业家和学者。    圣西门所说的实业阶级，是一个外延很广的概念，包括一切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工作的人。因此，“实业家”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者，而且也包括企业主、农业主、商人、银行家等。进入实业家行政委员会的，主要不是前一种人，而是拥有巨大资财的资产者。因为资产者进行的工作，诸如经营企业、管理生产、组织交换、调节信用等，是一种比工农业生产者的劳动更重要的劳动。圣西门的平等实业制度，实际上还保留着资产者对工人发号施令的经济特权。因此，恩格斯说：“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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