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想像的异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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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9
ISBN:9787308069960
作者:刘柠
页数:300页
作者简介
进入21世纪，日本急剧转身，原本就难以捉摸的神秘国度在世人眼中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其定位与国家战略的“调整”，不可能不在社会、国际关系、国民历史观、文化及舆论环境上投下影子。日本是中国比邻而居的国家，从历史的角度看，中日关系确有一些独特之处，日本受中华文化影响颇深，它曾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国家体系里优秀的持自己意见者，今天它又是民族国家体系里优秀的一员。在发达国家的俱乐部里，日本是惟一的亚洲国家，但回到亚洲是它的必由之路，它需要亚洲的承认。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因两国各自定位的变化而发生激烈摩擦、重新照准的“调整期”。此前双方建基于对对方的想像基础上的学术资源面对新的现实显然已捉襟见肘，亟待版本升级，而“新学”的建构尚需时间。本书从现状的观察切入，立足于文化和国民的社会心理，力求从传媒视野和历史背景的纵横交错中复原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本来面貌，以期校正国人长期以来审视邻国时建基于某种想象之上的、不无误读的、飘忽不定的战略照准。
书籍目录
转身的日本：“大国化”的途中 和平宪法一甲子，志在必改？ “小泉剧场”谢幕，近乎完美的背影 日本版NSC：首相官邸“白宫化”的重要步骤 日本离核国家有多远？ 日美同盟有“隙”？ 福田访美：蜜月同盟的拐点？ “价值观外交”何以超越国家利益冲突 东亚一体化：谁主沉浮？ 日本幢幢谍影的背后现状的日本：从容与焦虑 “活力门”骚动的背后 “赛先生”：酷日本的软实力 日本城建进入环境生态学时代 走向民生大国：21世纪日本的生存之道 与阪神大地震有关的两个问题 日本的恶心 派阀：自民党政治的秘密 “下流”，怎么了？ 日本“下流社会”何去何从“大国化”焦虑下的舆论环境 “命令放送”与报道自由 自由媒体何以成为战争协力者 出版史的良心记录 何谓新闻记者 日本出版的四种“神器” 日本杂志“变局”背后的社会涵义 新闻界与政治历史中的日本：何以超越？ 激荡的百年史，现实的掌舵者 宰相中曾根：日本政治大国梦的教父 金大中事件：让历史问题的解决去政治化 要同盟，还是要参拜？ 靖国问题“软着陆”与美国因素 漫长的战败 日本“右翼”的思想传统与组织流变 宫泽喜一：“55年体制”的终结者，还是牺牲者？ 东亚历史与东亚史观 超越“超越日本的激情岁月”超越误读 中日有多远 对华强硬的背后 假如中国失去日本 历史认识超越国境的困境 在救亡中启蒙，以启蒙图存 “高陶事件”旧话重提，盖棺之论尚待时日作为文化的日本 东洋魔女，欲说还休 日本的传统有多厚 日本艺伎：一个窄而幽深的世界 《叶隐闻书》、武士道及其他 哈“不良” 我跑，故我在 日本漫画：冷酷仙境的冒险 漫画•动漫•宅男 日本人到底爱不爱撒谎 服饰的表情 知日当如李长声 日本人为什么不喜欢《蝴蝶夫人》？后记让善意的批评成为中日关系的增殖因子
编辑推荐
著名旅日作家·李长声：这个集子不是小说家的浪漫流记，不是近乎钻牛角尖的学者论文，其特色有三：布衣的立志，散论的广度，穿越了想像的真知灼见。没有国人谈日本所惯见的幸灾乐祸、嬉皮笑脸，对世态人情的关注是热诚的，对政经及政策的批评充满了善意。他，自称一布衣，走笔非游戏；不忘所来路，更为友邦计；立言有根本，眼界宽无际；穿越想像处，四海皆兄弟。 著名作家、学者·止庵：日本文化情理并举，乃至情逾理外，有情无理。考察研究日本，亦当循此两途，不宜偏废。刘柠先生的著作，于此堪称相得益彰。 著作学者、作家·张鸣：中日彼此为最要紧的近邻，从来日本知华者众，中国知日者稀。以想当然为知，以误解为知，误人也误己，刘柠的文字，至少，可以让我们多少改变对日本的误读。 民间思想家·余世存：刘柠先生是近年来活跃在中日两国媒体上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以布衣之身致力于解读中日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阐述本身也是文明的“活广告”，是文明言说和文明对话的体现，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一个中国作家推进两国国民亲善相处的情怀用心。
内容概要
刘柠 北京人，大学时代游学东瀛，后曾服务于日企有年。长年来，不懈地关注日本问题、中日关系及东亚国际关系问题，系《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南风窗》《凤凰周刊》等媒体的社评、专栏作者，被称为大众传媒的“知日派”。著有《摒弃“中日友好”的乡愁》（香港泰德时代出版公司，2005年8月版）等。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个集子不是小说家的浪漫游记，不是近乎钻牛角尖的学者论文。其特色有三：布衣的立场，数论的广度，穿越了想像的真知灼见，没有国人谈日本所惯见的幸灾乐祸、嬉皮笑脸，对世态人十情的关注是热诚的，对政经及政策的批评充满了善意。他，自称一布衣，走笔非游戏：不忘所来路，更为友邦计：立言有根本，眼界宽无际；穿越想像处，四海皆兄弟。 ——著名搬日作家·李长声 日本文化情理并举，乃至情逾理外，有情无理。考察研究日本，亦当循此两途，不宜偏废。刘拧先生的著作，于此堪称相得益彰。 ——著名作家、学者·止庵
章节摘录
转身的日本：“大国化”的途中 和平宪法一甲子，志在必改？ 2007年5月3日，日本的宪法纪念日，是现行的“和平宪法”实施60周年的日子。60年一甲子，一部身世奇特的宪法风雨兼程地走过，虽未经任何修改，但核心部分却被空蚀，呈空心化——日本宪法正站在21世纪的十字路口：改，还是不改？是一个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日本社会展开了空前的论战。正值国民纷纷涌出国门、踏上海外之旅的黄金周，各大主流媒体推出与此相关的报道、社论、民调连篇累牍，给人一个总的感觉：改宪问题已到了须臾不可放置的节骨眼上。 何谓“和平宪法” 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随后，美军对日本实行了长达7年的军事占领。作为美对日民主化改革的重要一环，废除基于天皇总揽统治权的《明治宪法》，制定一部从制度上根除历史旧恶、“主权在民”的民主宪法成为当务之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元帅责令盟军司令部民政局局长惠特尼准将领导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尽快草拟出宪法草案，并提出了制宪三原则：第一，天皇的权力和义务由宪法予以规定，天皇对人民的基本意志负责；第二，放弃作为国家主权的战争权力，日本不但要放弃作为解决纠纷手段的战争，也要放弃作为自卫手段的战争，把防卫事务委托给“左右世界的崇高理想”；第三，废除封建制度，除皇族外，华族权利只限于本人一代，不保留任何特权。 惠特尼准将不负所望，很快拿出了宪法草案，于1946年2月13日交付日本政府“检讨”。日本政府对于以象征天皇、主权在民和放弃战争为主体的宪法草案，表示难以接受。而美占领当局则考虑抢在2月26日国际“远东委员会”成立之前将宪法既成事实化，避免委员会成立后插手制宪事宜。因此，以高压手段逼迫日本政府接受，限期48小时内作出答复，并威胁说，如不接受草案，占领当局将单方面向日本国民公布。在这种情势下，日本政府只有表示原则接受。在议会审议之后，于1946年11月3日以《日本国宪法》的名义颁布，并于次年5月3日起实施。可以说，日本是在接受美援的脱脂奶粉和压缩饼干的同时，被迫接收了“和平宪法”。某种源于被“强加”的郁闷和反弹，构成了战后一直绵延至今的改宪思潮的主调。 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出于对冷战的应对和反共的战略需要，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从最初的彻底打碎战争机器的“非武装化”、“民主化”，跳跃到后来重新有限度地武装日本，从而埋下了后者对战争历史问题认识模糊、反省不彻底的病根，而前者“首鼠两端”的政策权宜性，也为日本战后不同时期形形色色的“改宪派”提供了某种“合法性”依据。 何以是现在 日本作为东西方冷战最前沿的桥头堡，在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左、右翼思想尖锐对立，各种政治势力的论战此起彼伏，而所有这些“左”与“右”的思想交锋，本质上几乎都能以“护宪”与“改宪”为线索贯穿起来。这并不是说，战后的日本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化社会，但这两种思潮的博弈是如此的激烈、持久，乃至其他的声音都湮没无闻了。 事实上，自“和平宪法”颁布、实施以来，“改宪”的论调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不仅如此，其间还几度形成高分贝的动议，甚至酿成严重的社会性事件。1970年11月25日，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率领4名“盾会”（由三岛弟子组成的、效忠其个人的准军事化右翼团体）成员闯入陆上自卫队营地，绑架东部方面总监益田兼利，召集千余名自卫队士官宣读“檄文”，呼吁改宪，发誓用血和生命来捍卫“日本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最后愤而切腹自戕，以唤起“国民精神”的觉醒。事件发生，举世震惊。“三岛由纪夫现象”成为日本国内长久的话题，而事件本身，则成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高度成长期日本社会思潮的分水岭——从那以后，“改宪”一度成为禁忌。 对宪法问题，日本战后历届内阁，几乎都采取回避策略。继在安保斗争中下台的岸（信介）政权之后上台的池田勇人曾公开声明，“在自己（首相）任内不修改宪法”。其后，直到小泉内阁为止，前后18任首相，无一例外，都曾做出过类似的表态——首相任内不轻言改宪，成了永田町约定俗成的惯例。 首先打破这种“惯例”的，是安倍。而安倍的政治基因，则来自其毕生尊崇的外祖父岸信介的遗传。作为不折不扣打着改宪牌上台的政治家，安倍从不掩饰其政治保守色彩，谈到宪法问题时，言必称“摆脱战后体制”，这与其在太平洋战争中当过阁僚，1957年作为自民党总裁出任首相后创设“宪法调查会”，始终为改宪而不懈奔走的外祖父半个世纪前念兹在兹的“占领后遗症的根绝”、“真正独立的恢复”等话语简直如出一辙。 不过，即使安倍，也深知改宪之水甚深，不仅需要广泛的民意支持，而且要应对居高难下的法律门槛，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可就。连能让自民党乾坤翻转的政治强人如小泉者，也只是从释法人手，先把兵派出去，然后再试图从舆论上政治正确化，但却始终未触碰程序性法案。 而安倍上台未久，便动议被视为“改宪手续法案”的《国民投票法案》出台，实际上等于启动了改宪的预备程序。就在其2006年当选自民党总裁之初，安倍还曾从容地对海外媒体表态说：不惜以两届连任的时间来谋求实现宪改的目标。其能否如愿以偿地成功连任另当别论，但彼时的安倍显然是把宪改作为6年的中长期目标来考量的，并不像后来那样焦虑。那么，安倍何以在宪法问题上变得如此狂飙突进了呢？ 答案只能从其政权支持率的变化上寻找。作为以70％的高支持率登场的明星政权，安倍显然没能做到“细水长流”。从2006年底，11名“造反”党员的复党问题开始，舆论审视安倍的视线变得严峻起来。经过事务所经费等“政治与金钱”的丑闻和不止一名阁僚的失言丑闻之后，离心力增大，安倍开始迅速走背，支持率跌破40％。 而作为史上最年轻首相，安倍不仅自视甚高，而且对上台以来的业绩颇有几分自得：修正《教育基本法》、重估道路特定财源、防卫厅升省……自忖无一不是小泉政权求之而不得的正果。但遗憾的是，日本国民并不买账，他们觉得改革在后退。 在这种情况下，把原本留着“善终”的牌——改宪，先拿来应急便没什么不可思议的了。毕竟，在2007年7月的参院选举中，如果自（民）公（明）两党的席位跌破半数的话，作为执政党总裁的安倍是要承担责任的。虽然从法律上，下院（众院）选举似乎更为重要，但历史上因上院（参院）选举失利而引咎辞职的首相为数不少，近者便有宇野宗佑、桥本龙太郎等。 宪改的动因 毋庸讳言，20世纪90年代以降，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目标和战略定位的调整，日本社会对改宪已基本脱敏，各种民调结果和舆论表明，宪改的社会、政治基础日趋成熟。 日本打破“和平宪法”的禁忌有一个过程。尽管改宪的诉求是内发式的，但主要动力则源自外部刺激，并与该法的“始作俑者”美国密切相关。 第一次转机是1991年海湾战争。应美方要求，尚未趟入后来“泡沫经济”的泥淖、经济繁荣正如日中天的日本，独自承担了130亿美元的巨额战费，协助美国打赢了战争。战后，科威特政府特意在《纽约时报》斥巨资刊登鸣谢广告，一长串被感谢的国家中，硬是没有Japan。这使日本深受刺激，痛感徒有钞票、为人埋单难以在国际社会立足，要想赢得人家的尊重，就得流汗，甚至不惜流血。一时间，主流媒体上充满了对海湾战争的“反思”、批判，战时责任者海部（俊树）内阁的做法被舆论奚落为“支票外交”，“国际贡献”作为关键词取代了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化”。 不破不立。这场刺激的结果，导致了日本对“和平宪法”禁忌的破题：1991年4月，日政府向波斯湾派遣扫雷艇——这是战后日本自卫队首次踏出国门。继而，翌年，国会出台《联合国维和活动协力法》（“PK0法案”），自卫队开赴柬埔寨，从法律上为军队在“外国领土”活动打开了一道“非常门”。对此，日本政府所持的法理依据是，“只要不与武力行使混为一体，便不违宪”。 此乃日本以释法手段谋求突破宪法瓶颈之始。此后如法炮制，越走越远。9?11之后，为配合盟国美国的全球反恐，不仅其海上自卫队的军舰驶向印度洋，陆上自卫队的足迹甚至到了戈兰高地和伊拉克战场。 如果说海湾战争是日本战后安保拐点的话，那么，12年后的伊拉克战争则构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重要转机。众所周知，伊战是一场合法性备受质疑的战争：美布什政府以查找大规模破坏性武器为由开了战端，一场恶仗的结果，却是武器没找到。但即便是对于这样大义缺失的战争，日本也出于盟国的“义务”积极参与，并乐于提供海、陆、空全方位的配合。 小泉政权后期，日本已把驻扎在萨马沃市，从事战后复兴支援活动的陆上自卫队全部撤出了伊拉克。如今，虽然航空自卫队仍然在从事战争物资的运输服务，但按照事先的约束，始终没碰过武器弹药。如约派出，如期撤回，未折损一兵一卒，不仅给布什撑了面子，还成了小泉津津乐道的“政绩”。 在这里，宪法第九条再次体现了“安全阀”的作用：假如没有这一条的约束，或日本的释法功能过度发挥，突破了这一法律瓶颈的话，一个可想而知的结果，就是日本会被要求“全面协力”，从而深度裹进战争泥淖，像英国似的难以自拔。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九条是日本既履行盟国义务，而又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应对空间的唯一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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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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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东京给人的感觉，的确不像一个陷入终极衰退国家的首都。东京的米其林星级餐厅比巴黎还要多。英国《金融时报》的时尚宗师泰勒•布律莱(Tyler Brûlé) 徜徉在东京街头，不知疲倦地搜寻前沿设计的范本——这是在向日本的时尚声誉致敬。日本2002年主办世界杯时，“失落的十年”刚刚过去，日本向世界呈现出一副欢乐而好客的面孔，相比于其联合主办国韩国怪异的民族主义，显得格外讨喜。日本人的足球踢得也不错。日本国家队赴北京参加了2004年亚洲杯的决赛，击败了东道主中国队——而且还活着离开了中国。当然，日本有其自身的问题。其人口平均年龄正稳步上升，而人口总数逐渐减少。每5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年龄超过65岁。民主党已承诺将提高养老金和父母的育儿补贴，并采取减税措施。但很难想象日本政府如何实现收支平衡。当英美两国担心其公共债务可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0%时，日本的债务却正逐渐接近GDP的200%。日本应对社会老龄化的一些努力也让人不安。在研发给老年人做伴的机器人方面，该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中包括一款“温暖体贴的Ifbot”，据媒体报道，这种机器人“身着宇航服，会谈论天气、唱歌和做游戏。”最好不要嘲笑他们。美国和欧洲正疲于应对泡沫经济、公共债务不断上升和婴儿潮(baby-boom)一代退休带来的后果，他们应该怀着尊敬的心情向日本取经。日本的现在，可能就是他们的未来。译者/何黎 -
和日本一起坐下来喝咖啡（《南方都市报》10月12日）摘要：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一个世代的时间，我们中国人的世界眼光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三十年前的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人出过国，外人到了中国的街头，都多是带菌者、危险分子、特务，今天的我们已经可以平常地看待外人了。七九八的先锋艺术家、北京的学者、环保志愿者、江浙商人、丽江的平民，甚至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姿态做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及中国特色的原教旨分子，都会跟外人坐在一起。http://gcontent.nddaily.com/0/fe/0fea24d4edf99932/Blog/903/8ad99c.html《穿越想像的异邦——— 布衣日本散论》，刘柠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35.00元。余世存□作家，北京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一个世代的时间，我们中国人的世界眼光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三十年前的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人出过国，外人到了中国的街头，都多是带菌者、危险分子、特务，今天的我们已经可以平常地看待外人了。七九八的先锋艺术家、北京的学者、环保志愿者、江浙商人、丽江的平民，甚至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姿态做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及中国特色的原教旨分子，都会跟外人坐在一起。我们的进展是显然的，但又是缓慢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一如我们跟生活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一样，我们跟外人的关系也难得从容平常。跟国际惯例接轨也好、融入国际社会也好、做世界工厂也好，在跟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比如G 8成员国打交道时，我们至今少有真正的平等认知和交往，少有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少有友直、友谅、友多闻一类的共勉和分享。一如我们对自家的历史和现实说不清楚，对周边国家，如俄国、印度、美国等大国，我们在盲目中又有着冷漠、势利和狂傲。在这中间，我们跟日本的关系是最为严重的。对日本的误解使得我们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反日分子，其甚者就是在2005年爆发的反日游行。在一个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就的前现代国家里，对邻国不是因为具体的政策而由相对应的阶层和社会集团表达利益诉求、国策呼吁，而仍是由学生和社会青年上街表达意见和情绪，这种反日游行跟一百年前的反日浪潮相似，多少说明了我们的成就要大打折扣。我们今天处于一百多年现代转型的收获期，尽管未来尚不确定，但确实，我国国势不可阻挡地突破了“亚洲之中国”的封闭状态，进入“世界之中国”。一百多年来国际关系体系的改变，今天的我国终于在开放中受惠受益，并成为G 8们不能不正视的大国。如何面对这个摇晃站起来的“睡狮”或“大象”，是国际社会十多年来的新课题。直接的军战没有什么可能性，席卷多国的金融风暴以及大大小小的商战、贸易战没有吹动狮象毫毛，思想文化、知识技术等方面优劣立判却击不垮我国由老茧、糙皮或厚颜围裹下的心灵感觉。这一切，对其他国家如果还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对日本来说，却是意味深长的。无论华夏变夷，一如第三第四罗马一样，日本曾有另一华夏中心之认知；还是脱亚入欧，日本成功地现代化，摆脱了华夏文明的制度影响，而成就了另外一种有日本特色的文明国家，但这一切都不曾得到中国“老大”的承认。成功者一言难尽的类似“衣锦夜行”感觉、富贵者不得返乡或返乡不为人知的寡淡、无从展览，实在是不利于自处并与他者正当有益地共处。日本一直寻找着角色，它曾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国家体系里优秀的持自己意见者，今天它又是民族国家体系里优秀的一员。它的勤勉、刻苦、敬业举世闻名，因此，它才会有浴火重生，废墟上迅速站起的国力。在发达国家的俱乐部里，日本是惟一的亚洲国家，但回到亚洲是它的必由之路，但它需要亚洲的承认。这是一个较真生活的民族，也是一个渴望创造性认同的民族。1949年，年仅42岁的日本物理学家、京都大学教授汤川秀树因预言“中子”的存在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消息从斯德哥尔摩传来，“给战败的日本带来一束光”，让尚未完全从美军轰炸的瓦砾和战争的疲惫中站起身来的日本国民再次看到了自信和希望。这个民族确实值得自豪，自那时起，日本已经获得包括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化学、医学与和平奖的12个诺贝尔奖。诺奖大国，这个标杆性的世界知识生产前沿地带，证实日本确实接轨了世界知识，甚至它是世界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老大中国的汉语知识仍只是地方知识的一种而已。日本的硬通货日元曾经施惠于周边国家；而人民币当时只是盯紧跟紧而已。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中国人仍死硬地不给日本以理解之同情，反而一再敲打它的爆发、它的罪错。在今天，中国俨然全世界都得买账的对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也会超越日本，中国的块头无可争议地大过日本。在朝贡国家体系中，日本伸展得并不舒适遂意；它今天在民族国家体系里仍难望项背。无论爱恨与否，希望如何，跟这个目前还暧昧的不可理喻的大陆相邻，是日本的宿命。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在开放的国际社会里仍封闭地想象日本式民主的可怜可笑，我们仍把日本当作中国人的一个副本，可厌恶的乡亲，是一个无主体意识在远交近攻中有待征服的异族，我们从未想过，日本已经是一个可以交往沟通的它自己，日本有着强大而可持续创造发展的自性，已经是一个制度保证政治文化多元多样的社会，已经是一个有其应得荣誉、责任和权利的主体国家。日本的国民可以跟我们坐在一起喝咖啡，如果我们不带阴谋论的有色眼镜观察，他们是文明的、善意的、彬彬有礼的，甚至带有一点点儿怜悯地看待我们中国人——— 当然有人会说日本人骨子里看不起我们，但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今天的日本人出现在我们面前，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文明的“活广告”。我们都知道做惯老大或大家长的人不习惯有人崛起，但我们仍得承认并习惯日本已经先富、争气、独立、出息、自成天地并给世界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我们应该给予人家荣誉、名分、权利，以促使它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应该在跟他们一起喝咖啡后完善我们自身。这种比邻而居，本来可以是亲善的、和平争奇、相辅相成的。但不幸，由历史、政治家和国家尊严、利益纠缠不清的问题大大伤害了两国的邦交和国民心理。这是直到今天仍有待改变的事实。幸运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作家、科学家、思想家、普通国民乃至政治家都能明白，今天一国国民之福祉绝非建立在对邻国的征服或围堵之上。数千年的人类史证实，军战给当时的人民带来的无尽的灾难，而近代以来的商战和学战不过是一些忽视民漠的自大的概念，从来没有给本国和他国的人民带来持续的福利。边贸、互市一直是民族国家体系以前民众的愿望，消除贸易壁垒、与国际惯例接轨、给予国民待遇等一直是现代国家的人民的愿望。努力争取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福祉，这也包括从邻居那里受益受惠。当今不少政治家多谨慎表态，而民众也多肆意发泄，肉食者鄙，民众乌合，都未能远谋。值得注意的是，中日两国仍有不少作家、学者，努力传达一种理解之同情和认知理性，以消除误解，为中日的新关系职尽绵薄。本书的作者刘柠先生就是近年来活跃在两国媒体间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以布衣之身致力于解读中日问题，他的日本观、中日关系观经历了一个过程。但自从他扬弃了民族主义，而进入一种更开放的民族主义境地，获得了自由民主的眼光和胸怀，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阐述本身也是文明的“活广告”，是文明言说和文明对话的体现，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一个中国作家推进两国国民亲善相处的情怀用心。 -
主讲：刘柠老师开始时间: 10月29日 周四 15:00结束时间: 10月29日 周四 17:00地点: 北京 海淀区 万圣书园二楼醒目咖啡 嘉宾：高超群：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文化纵横》执行主编；王俊秀：博客中国总裁，中国转型问题学者；莫之许：中国转型问题学者，专栏作家；张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师，政治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张守礼：“书业论坛”研究员，出版问题专家；薛野：贵州西西佛书店董事长，“书业论坛”主持人，“自然之友”前总干事；安替：资深记者，哈佛尼曼学者，《纵横周刊》出版人。赵无眠：旅美历史学者、作家。图书信息——http://www.douban.com/subject/4005430/
精彩短评 (总计3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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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称的一亿中流已经破灭了。。。
这不是老龄化的问题，而是人力资本被扭曲定价以后造成的人力资本积累严重不足。。。 -
这就是那篇序？ -
初读稍觉别扭，文字介于学术与随笔之间，有点不好适应，习惯了倒也还好。作者很多思考和论述对于了解日本或中日关系还是颇有裨益的，尽管现在来读稍显晚矣。 -
来黑这本书的马甲还真不少 -
非常有深度，相见甚晚 -
8月30日第45届众议院大选，改写了日本历史：民主党一举收割了全部480席中的308席，大大超出了单独过半的预期，成功兑现了“政权更迭”的悲壮毒誓。自民党遭遇了结党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在众议院席位从选举前的300席急剧萎缩至119席，与民主党换位，成为最大的在野党。
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几乎等于一部日本战后史。老大政党自民党缘何衰落？深藏于其前世今生中的“遗传密码”是什么？导致其衰落的“衰减机制”何在？
经济增长与自民党长期坐庄互为因果
在日本战后第一个10年，最重要的关键词是“民主化改革”。1945年9月，美国制定的《战后初期对日方针》所确立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最终建立起一个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并支持反映在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之中的美国目标的、和平与负责任的政府”。
为此，以盟国驻日占领军司令部（GHQ）为核心，对日本实行了被称为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改造：释放政治犯、废除特高（战时恶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组织）警察和《治安维持法》、审判战犯、颁布“和平宪法”等等，日本在军事、政治、经济三个方面初步被改造为现代民主国家，并通过《旧金山和约》，加入联合国和关贸总协定（GATT，WTO的前身），实现了对国际社会的复归。国内政治格局也从战败初期的“乱党林立”，到初步形成左右两个对立阵营的政党框架。
1955年10月，左右两派社会党走向联合。随后，另一个独立左翼政党劳农党也并入社会党。统一后的社会党在国会中的地位陡增。为对抗社会党的势力，一个月后，两个各自独立的保守政党自由党和民主党实行保守联合，成立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
自民党的结党，标志着日本战后初期动荡政局的基本结束和新格局的产生，而这种新格局被称为“1955年体制”，对日后的日本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由于社会党在国会中的议席只有自民党的一半，自民党的一党独大便成为其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但直到1993年，社会党始终是第一大在野党。
对于是“1955年体制”，或者说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导致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还是相反，即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导致自民党长期坐庄，反过来延长了“1955年体制”寿命的问题，学界始终有争论。
有学者（如日本著名历史学者、《日本政治史》作者升味准之辅）则把战后历史分期，如认为池田政权之后，“1955年体制”变成经济发展的促进体制。但无论如何，主流意见普遍倾向认为这是两个互为因果的问题，而少有认为二者互不相关者。
“铁三角”和派阀积重难返
小泉的失败在于，削弱派阀之后，却没能建立一套取而代之的人才培养机制，乃至派阀瓦解后，党内青黄不接
自民党缘何衰落？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有些原因本身就是多重构造，重峦叠嶂，相互纠结，殊难描述。笔者权且从远因、近因和技术原因三个层面试分析之。
先谈远因。众所周知，自民党之所以独步天下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其成功的最大秘密有二：“铁三角”和派阀。
所谓“铁三角”，即由政、官、财三届构成的特殊利权结构：财界通过官僚拉拢政客，在国会游说；政治家通过国会斗争取得公共事业的国家预算；国家预算经官僚之手流向财界。
对财界来说，通过对公共事业工程的参与，不仅获得了实利，也“润滑”了与政、官两届的关系，从而确保恒久通畅的利益管道；对官僚来说，仅靠充当政界与财界之间的“黏合剂”，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且旱涝保收；而对政治家来说，通过手中的政治权力，换来大笔公共事业预算，借此扶植家乡的产业，既兴国利民、回报乡土，又能扩大自己的后援团体，兑现大笔的政治献金，何乐不为？
正是这种可使政、官、财三届利益均沾的特殊利权构造，在自民党内滋生了大量被称为“族议员”的既得利益层（“道路族”、“建设族”、“邮政族”等，不一而足，连肩负国家防卫重任的自卫队系统都产生了“防卫族”），国民和舆论的批判声浪不绝。这客观上也构成了自民党“金属疲劳”的原因，借用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表达，是自民党已过了“耐用年限”。
而最早坐下“金属疲劳”病根的，是前首相田中角荣。这位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建筑设计师出身的政治家，其所倡导的“土建国家”，本质上是当代中国“要想富，先修路”的朴素经济发展观的“东洋版”。《日本列岛改造论》是一个旨在通过工程建设来维系国家可持续性增长的宏大叙事，理想主义色彩颇浓。但其背后，则是惊人的金权政治黑幕。
田中本人凭借其在建筑业上聚敛的财富，进军政界，一路畅行无阻，不仅成为“道路族”、“建设族”的靠山，而且亲手缔造并长年执掌自民党内最大的实力派系“田中派”，向首相府输送了数任总理，其影响甚至在田中身后仍不衰。
洛克希德事件被舆论曝光，日本国民得以窥视“铁三角”幕后黑金交易的规模和恐怖，田中本人也受到法律的追究，但金权政治的DNA和风土已然坐下，积重难返。
至于派阀问题，是自民党政治的一种特殊现象，舆论一向褒贬、评价不一：否定评价者认为它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暗部”、长老政治的遗留，是自民党尚未进化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的标识，同时也是金权政治在执政党内蔓延的“元凶”；而做积极评价者（如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则认为派阀是党内民主机制的土壤，是激发不同意见和讨论的“诱发剂”，是人才辈出的聚宝盆。
真正做到了使自民党延命者，是前首相小泉纯一郎。这个打着“粉碎自民党”、靠反党起家的前党总裁，在“构造改革”的名义下，极大削弱了派阀的实力。
此前，历代首相上台，组阁名单几乎都是与派阀大佬“协商”、“调整”的结果。只有小泉特立独行，虽然自己出身于党内最大派系“森派”（即“田中派”的继承形态），但组阁时却把自己关在小屋中，拒绝与“森派”掌门人、前首相森喜朗商量。而且，首相履新后，便正式退出了所属派系。
可小泉的失败在于，削弱派阀之后，却没能建立一套取而代之的人才培养机制，乃至派阀瓦解后，党内青黄不接。
此番大选前夕，眼瞅着自民党大厦将倾，勉为其难的麻生太郎惨淡经营，在血气方刚的民主党的强大攻势下，不说别的，单从人才上看，怕也只有訇然倒地之一途了。
小泉接任者输光了政权凝聚力
想当初，英国工党上台，打出的口号是“够了、够了”，准确契合了英国选民对保守党18年执政的厌倦心理。此番大选，日本民主党对自民党的战术如出一辙。
再谈近因。对自民党的一次“回光返照”式的有效调整，是小泉政权，他开出的药方是新自由主义指向的“构造改革”。
改革的成功，不仅成就了战后屈指可数的长期政权，而且确实挽救了党：2005年9月的“邮政选举”，自民党大获全胜。
可随后，随着美布什政权的终结，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加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的菜单受到清算，小泉改革的负面作用也开始呈现（被称为小泉的“负面遗产”），其具体表现就是“格差”扩大、地方经济凋敝和农业萧条。加上老龄少子化趋势的进一步升级，各种社会矛盾呈表面化。
这种情况下，作为执政党的政治掌舵者，或将小泉开创的改革进行到底，以期以改革的深化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或改弦易张，以其他政治议题来取代改革话语，无论如何应该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指明道路。
但“后小泉”时期三任领导人却采取了投机主义、鸵鸟主义的应对：并不正面否定改革路线，却在政治操作上背道而行。其结果，不仅未能矫正此前改革的负面效果，且很快输光了靠改革而重建的政权凝聚力和新道统。
加上麻生之前连续两任首相关键时刻“撂挑子”，令国民失望透顶，进而对自民党的执政能力也产生了深刻的质疑和厌倦感。
想当初，英国工党上台，打出的口号是“够了、够了”，准确契合了英国选民对保守党18年执政的厌倦心理。此番大选，日本民主党对自民党的战术如出一辙。换句话说，是国民对自民党政治的忍耐到达了极限，民主党才“被选择”。
自民党领教了小选举区制的恐怖
小选举区，受制于当选人数限制，焦点必须集中，易受电视左右，极适合小泉那种“剧场政治”型人才演出
最后是技术原因。所谓技术原因，指选举制度方面的原因，具体地说，就是小选举区制。
小选举区制，是相对于过去那种每个选举区可有3-5名候补议员当选的中选举区制度而言：选区划分更细化，全国划分为300个选区，每个选区只有一名候补者当选。
曾几何时的“邮政选举”，小泉发动由前美女电视主持人或风格清新的青年才俊组成的华丽刺客军团，充分发挥小选举区的特点，一举夺取了大选的全胜。
自民党核心层恐怕做梦都没想到，4年后的今天，如此战术会被用在自己身上：被媒体称为“小泽的孩子”（但小泽本人和民主党似乎很拒斥这个说法，以回避国民对“小泉的孩子”的联想）的刺客们，正是利用小选举区的特点和选民的心理，“接管”了一个个被认为是自民党“牙城”的选区。
那些在“教父”小泽授意下，只提纲挈领地发表不长于3分钟演说的俊男靓女们，凭借自身包括“身体语言”在内的优势，几乎瞬间便准确地捕捉、把握民意，短、平、快地把那些满脸皱纹、啰里啰唆的老自民党政客打将下去。
通过这次大选，自民党充分领教了小选举区制的恐怖。因此，一些资深政治家、学者（如中曾根康弘和著名政治评论家、《读卖新闻》老板渡边恒雄等）力主再次改回到中选举区制。因为小选举区，受制于当选人数限制，焦点必须集中，易受电视左右，极适合小泉那种“剧场政治”型人才演出；而中选举区制，则可以设定多个焦点，深度辩论，被认为更有利于大党构筑长期稳定的政权。
□刘柠（北京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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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感兴趣者必读 -
穿越的有点儿快，面面俱到。其实研究日本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前些年看过一本介绍日本战后50年的书就很好，国内作者写的，数据很多很详细。但是我想发行量不会很大。对日本的想象，妖魔化从哪里来，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怎么去掉国人头脑里固化的思维，不是穿越几下就能解决的。马立诚的对日新思维不管对错，少见大张旗鼓的讨论，到见大声的谩骂，攻击。真希望中国的外国使研究能走上正轨，少一些狭隘的民族情绪，这样才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很多人说等中国经济发展好了，日本就害怕我们了。真是这样吗？殷鉴不远，甲午海战，大清有亚洲最强的舰队，当然只是指硬件，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很多到过日本的人都说日本非常干净，大街如何如何、厕所如何如何，但是没有人认真去研究为什么会这样？通常的说法就是民族性使然，真是这样吗？谁说中国人不爱干净呢，可我们的环境为什么就这么差呢？我真希望有这样一本书，研究日本的环境甚至研究他们的卫生间为什么会那么干净？见微知著嘛。说实话刘柠的这本书没什么新意，所谓的知日派，我看还有距离。真正能将日本的好东西学习过来，为我所用那才叫知日派。这个布衣弄得有点大。 -
打开视角看日本 -
不咋样 -
传说中的序言…… -
本人对日本的事情很感兴趣，希望能更深入探讨问题。 -
民间日本论，日本出版业论 -
切 -
主讲：刘柠老师
开始时间: 10月29日 周四 15:00
结束时间: 10月29日 周四 17:00
地点: 北京 海淀区 万圣书园二楼醒目咖啡
嘉宾：
高超群：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文化纵横》执行主编；
王俊秀：博客中国总裁，中国转型问题学者；
莫之许：中国转型问题学者，专栏作家；
张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师，政治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张守礼：“书业论坛”研究员，出版问题专家；
薛野：贵州西西佛书店董事长，“书业论坛”主持人，“自然之友”前总干事；
安替：资深记者，哈佛尼曼学者，《纵横周刊》出版人。
赵无眠：旅美历史学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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遑论国人，即使在普通东洋人的概念里，“艺伎”也是一个非日常的名词，艺伎生活也是笼罩在一团氤氲之中的非日常风景。1968年，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发表了题为《美丽日本的我》的演讲，为在座的瑞典王室和外国嘉宾普及了一次关于“日本美”的教育。深爱日本文化的作家引用从平安时代起就一直倍受日本文化界推崇的白乐天的诗句——“琴诗酒友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中的“雪月花”三个字来概括日本文化中人与自然万物交互感念、密切交流的“物哀”传统。在泡沫经济“全盛期”的1987年，由富士通公司经营研修所编纂、旨在向外国企业家介绍日本人文化心理的经营学研修教材的书名就叫做《雪月花之心》。其实，注重四季时序的变化，在自然的风花雪月中寄托个人纤细、易碎的情感，不仅是日本文化的精髓，小而言之，也未尝不是迷一样的艺伎生活的写照。
艺伎，在日语中叫做“艺者”（Geisha），与“和服”（Kimono）、“寿司”（sushi）等词汇一样，是作为东洋文化的象征而直接成为英语的有数的几个日语名词之一。一般说来，与那些在“遊郭”（旧时的烟花巷、花柳街）里从事的“遊女”、“花魁”（两者都指妓女）不同，在日本也有所谓艺伎“卖艺不卖身”的说法。但卖与不卖其实全看买方的“品质”和交易的方式，只靠卖艺而完全不卖身有时是不现实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艺伎实际上就是“艺术化”了的高级妓女，只是其服务对象多为“成功人士”（大公司社长、政治家、执业医生、名作家、大相扑“横纲”级选手、歌舞伎名优等），服务项目也不仅仅是单一的肉体交易，而是包括了音乐、舞蹈、花道、茶道等一整套严格的“礼仪作法”在内的系列乐感“套餐”。
服务的对象和内容，决定了艺伎之所以成为艺伎的稀有“品质”。就是说，仅有姣好的身段和容颜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成功”的艺伎，在她成为“一人前”（日语，顶梁柱的意思）的“角”之前，必得经过从小到大长年的、动辄十数年的极其严格的训练，内容从音乐、舞蹈，到插花、茶艺，从如何陪酒，到诱惑男人的技巧以及对一些确实“不堪”的客人如何既以礼相待又能使自己免于被伤害的“Know How”等等，不一而足。可见，成为一名“一人前”的艺伎绝非一日之功。事实上，尤其是在战前的日本社会，成为艺伎，就像今天的“当明星”一样，是多少生于贫贱、然而却渴望“出世”的小家碧玉们的“窄门”。
中国人概念中的艺伎生活，常常充满了某种苦难色彩及其对这种“苦难”遭际的同情，这多少是从中国文化的立场出发、基于中国的社会现实的一种似是而非的想象——总以为人家就是《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或者《日出》里的陈白露，甚至连对日本文化有精深造诣的周作人也不能免俗。1919年，知堂在一篇批判日本武士和艺伎这两种国粹的文章中说，“艺伎与遊女是另一种奴隶的生活。”其实，这种“哀妇人”的心态未必符合日本人的道德观，尤其忽略了东洋“耻感文化”的乐感性质和所谓“非罪性娱乐天堂”的游戏性。他只把艺伎看成被动的受害者，而忽视了其自主性与进攻性的一面。1936年，富山艺伎出身的料理店女侍阿部定与店老板石田吉藏有一段恐怖得令人窒息的畸恋。对性快感的偏执追逐使热恋中的二人心智迷狂，深陷于病态的“极限体验”之中。终于，在一次高潮迭起的做爱中，阿部定用丝带绞杀了情人，并用刀对其尸体实施了阉割（“只有如此，他才能永远属于我”），制造了轰动列岛的“阿部定事件”。1976年，大岛渚根据这个故事导演了影片《感官世界》，成为著名的“问题电影”。
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一书中说：“在人类历史上，妓女从未像江户时代的艺伎那样对一个民族的文化起过如此突出和重要的作用。”而近代以来，性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上的态度，而日益成为一种类似“国家意识形态”似的东西。福泽谕吉有句名言，“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战前遍布整个东南亚的“南洋姐”和日据时期南京、上海的日本艺伎，无不是这种无所不在的国家意志的产物。而电影《望乡》中阿崎婆催人泪下的悲惨遭遇，也许只是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被卖到“星洲”（即新加坡）的底层娼妓的个案文本，远无法涵盖那些在京都、奈良的艺伎馆中跳扇舞、弹三味琴的艺伎，以及日本本土的官娼的生活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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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伎，是日本情色文化的集大成者，所有情色的要素和暗示，都能在艺伎身上找到对应关系。1990年代的畅销小说、“日本通”作家阿瑟·高顿（Arthur Golden）所著的《一个艺伎的回忆》（Memoirs of a Geisha，下文简称《回忆》），以京都著名艺伎馆“祗园”的“看板”（日语，招牌的意思）艺伎仁田小百合的回忆录的形式，向我们掀开了神秘的艺伎闺房窗幔的一角。
14岁的小百合在“姐姐”（前辈的艺伎）——老师真美羽的指导下，系统接受了扭腰、摆臀、露臂、飞眼等技巧的训练。然后，接受老师的露天实习测验。一位端着托盘送外卖的少年迎面走来，老师发出了“让他扔下托盘”的命令。小百合轻挪款步，低眉颔首，似乎漫不经心地向小伙子送了个秋波。少年当即“触电”，魂不守舍，绊到路边石头上，果然摔掉了盘子。
艺伎离不开和服，就像武士离不开日本刀一样。什么等级的艺伎，穿什么等级的和服，逾矩越位几乎不可能。因为有名的艺伎，大都配有伎馆指定的穿衣人，而她的一套高级和服，动辄相当于一位警察或小店主一年的收入。一个身穿色彩鲜艳的和服的艺伎，就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符号系统，系统中的每一个元素，都诠释着一件事情，那就是性。
《回忆》借定居纽约的小百合之口，这样告诫西洋人：“我一定要告诉你有关日本人的脖子，假如你还没听说的话。日本男人对女人脖子的感觉就同西方男子对女人大腿的感觉一样，这已是一条定律。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女人穿和服，脖领低到可见头几个脊椎的缘故。”
在备受周作人推崇的日本颓废派作家永井荷风著名的自传性小说《墨东奇谭》中，主人公大江在雨中召唤妓女阿雪，撑开雨伞，进入伞下的是“雪白的脖子”；在吉淳行之介的小说《娼妇的房间》中，主人公“我”视线中的年轻妓女，从衣领处“剥出肩肉”来；有太多这样的浮世绘美人图：和服女子的背影——只有肩部以上，鲜艳的和服与高高盘起并插满头饰的云鬓之间，是像花瓶的瓶口一样张开的衣领、雪颈及颈下一抹白腻的香肩。
对东洋女人来说，和服之美不仅在领子，而且在下摆。小百合尚未出道时，曾被老师如此教导：“走路的步法不能变，要小步子走，以便让你的和服下摆能摆动。一个女人走路，应当给人以一种小细浪漫过沙堤的印象。”在这里，和服之美与女性之美高度融合，已成规范化、程式化了的符号系统。
和服之所以成为承载“性感”的载体，还在于一个公开的“秘密”，那就是传统的日本女性在穿和服时，是不穿亵衣的。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创作于民国初年的长篇小说《留东外史》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黄文汉趁暑假从东京出发徒步去箱根避暑。第一夜，泊宿茅崎，招来三个艺伎。深谙东洋文化三味的黄亲自弹起三弦琴，让她们跳一种叫做“浅川”的艳舞。“原来浅川是个极淫荡的歌，舞起来，有两下要将衣的下截撸起，做过河的样子。日本女子，本来是不穿裤的，撸起衣来，什么东西也现在外面。”
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回忆》中：“女人表演‘溪中之舞’实际上就是表演脱衣舞。她假装是一步一步地往溪中走去，为了不让和服弄湿，于是把下摆一次又一次地往上提，直到男人最后看到了他们想看的东西，于是便喝彩叫好，干杯痛饮。”这里所谓的“溪中之舞”，实际上就是平江不肖生笔下的“浅川”——一种以和服为道具的和式脱衣舞。优雅的和服，就这样从袖口、衣领到下摆，成了将玉臂、勃颈、香肩和大腿依次呈献给男性欲望视野的淫媒。
看春信、北斋们的“肉笔浮世绘”（浮世绘中的秘藏春宫），女人大多穿着和服，绝少见全裸的场面。日本男人，在与艺伎“交际”时，最常见的要求就是“着物姿SEX”（穿和服做爱）：将和服繁缛的裙裾连同“襦袢”（穿在和服里面的衬裙）层层往上卷，掖在腰带里，然后从后面做。这种体位有一个象征性的名字，叫“昆布卷”。昆布，在日语中是海带，女人身体被鲜艳的和服层层裹在中间，就像是一卷赏心悦目的海带。据说，这是最具日本风情的玩法，一直为各种文艺作品所爱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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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伎，作为“艺术化”了的性的符号，一方面被定格于“成功”男性的交际场，在以西装、皮包和烟斗为象征的男权社会中，被动地承担着快感提供者的角色；但另一方面，作为喘息于由男性的虚荣和欲望构成的漩涡中的存在，她既是客观、冷静的旁观者，有时也是名利场的操纵者——再有名的艺伎，当她洗去脸上的铅华，摘掉华丽的头饰之后，只是一个俗世的女人而已。女人需要被爱，需要有家的感觉，艺伎也是一样。
在册于某家艺伎馆，每天接受客人的预约，然后“出台”，靠给客人弹琴、跳舞、表演茶道、陪酒助兴等挣一笔“台费”，这种“浮世”的风尘世相，仿佛举世皆然。就像今天中国某些官员和富商包养的“二奶”一样，有的艺伎也有自己的“老爷”（日语，Dannasan，老公的意思）。今年8月号日本的《周刊现代》杂志，刊载了对一名30岁的京都美人艺伎浜岛美穗子（化名）的采访，作为该媒体策划的所谓“一亿人的性体验”中的第12回，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关于艺伎感情生活的情况，为我们了解这个在今天已经越来越少的特殊人群（据说全日本仅有约2800名）的生活实态开了一扇小窗。
“所谓老爷，实际上就是资助者，帮你买和服、解决住处、在生活上给与全面呵护的人。当然，他在经济上关照我们，而我们拿什么偿还人家呢？只有身体。实际上，尽管是一种类似契约情人的关系，可老爷只能有一个，这是‘铁律’。
“在我们的世界里，一旦认定这人是我的老爷，就会绝对地奉献自己。如果他想要看我的话，再难为情的姿势也不在话下……我想，多年来自己拼命锤炼、塑造的身体，全都是为了这个人的高兴，这样想着，自己也会激动起来。
“平时跟老爷过‘家庭’生活，或是被叫到他那里去的时候，或是他来京都的时候。在京都，艺伎和老爷的关系是公开的，去旅馆全然不必偷偷摸摸，甚至跟老爷一起走在街上，说不定还有人向你打招呼道贺喜也未可知。如果受到老爷以外的客人的邀请，吃饭应酬的话可以，那种事绝对不干。换句话说，即使想干也干不成，因为‘系统’不允许你这样做：当你与客人离开“座敷”（指艺伎演出的场所）去餐馆吃饭的时候，去的那家馆子的人会给“座敷”那家店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在哪儿，电话是多少，一切尽在别人掌控之中。无论老爷人在不在京都，你都不能和别人去旅馆，万一露馅儿可就惨了。到那时，被人家（老爷）一句话休掉也没话说呢。
不过，还没有老爷的不到20岁的小艺伎到底有些贪玩，他们甚至会参加 “和宿”活动，对象多是年轻的大学生。纵然只是拉着一个男子的手，如果被别人看到，也非同小可，那女孩子会被说成是“怀孕了”。这个世界独对与老爷的关系格外宽容，对与除此之外的男人的关系却极其地苛刻。
比如，在京都城有座桥，叫“四条大桥”，艺伎们绝对不能穿着和服单独过桥到“鸭川”的西岸去。其理由是不合“风情”，即不必要的游戏不要去做，不必要的朋友不要去交。如确实有事需要过桥的话，也得与“姐姐”一起才成……她们是一群美丽的笼中之鸟。
艺伎消费，本来就是一项成本高昂的娱乐。只有极少数人才有能力支付的高额费用和志愿者“后备军”人数的越来越少，不仅使日本的这项国粹再难发扬光大，而且不无绝种的危险。就像那位京都艺伎说的那样：“无论（艺伎）有多么深的传统和多么高的门槛，终归难以抵御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座敷’数量在锐减，豪游的男人越来越少……每当离开花街（指京都艺伎街），再回头向里眺望的时候，总觉得那是一个窄而幽深的世界。” -
和日本一起坐下来喝咖啡（《南方都市报》10月12日）
摘要：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一个世代的时间，我们中国人的世界眼光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三十年前的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人出过国，外人到了中国的街头，都多是带菌者、危险分子、特务，今天的我们已经可以平常地看待外人了。七九八的先锋艺术家、北京的学者、环保志愿者、江浙商人、丽江的平民，甚至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姿态做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及中国特色的原教旨分子，都会跟外人坐在一起。
http://gcontent.nddaily.com/0/fe/0fea24d4edf99932/Blog/903/8ad99c.html
《穿越想像的异邦——— 布衣日本散论》，刘柠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版，35.00元。
余世存
□作家，北京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一个世代的时间，我们中国人的世界眼光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三十年前的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人出过国，外人到了中国的街头，都多是带菌者、危险分子、特务，今天的我们已经可以平常地看待外人了。七九八的先锋艺术家、北京的学者、环保志愿者、江浙商人、丽江的平民，甚至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姿态做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及中国特色的原教旨分子，都会跟外人坐在一起。
我们的进展是显然的，但又是缓慢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一如我们跟生活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一样，我们跟外人的关系也难得从容平常。跟国际惯例接轨也好、融入国际社会也好、做世界工厂也好，在跟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比如G 8成员国打交道时，我们至今少有真正的平等认知和交往，少有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少有友直、友谅、友多闻一类的共勉和分享。一如我们对自家的历史和现实说不清楚，对周边国家，如俄国、印度、美国等大国，我们在盲目中又有着冷漠、势利和狂傲。
在这中间，我们跟日本的关系是最为严重的。对日本的误解使得我们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反日分子，其甚者就是在2005年爆发的反日游行。在一个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就的前现代国家里，对邻国不是因为具体的政策而由相对应的阶层和社会集团表达利益诉求、国策呼吁，而仍是由学生和社会青年上街表达意见和情绪，这种反日游行跟一百年前的反日浪潮相似，多少说明了我们的成就要大打折扣。
我们今天处于一百多年现代转型的收获期，尽管未来尚不确定，但确实，我国国势不可阻挡地突破了“亚洲之中国”的封闭状态，进入“世界之中国”。一百多年来国际关系体系的改变，今天的我国终于在开放中受惠受益，并成为G 8们不能不正视的大国。如何面对这个摇晃站起来的“睡狮”或“大象”，是国际社会十多年来的新课题。直接的军战没有什么可能性，席卷多国的金融风暴以及大大小小的商战、贸易战没有吹动狮象毫毛，思想文化、知识技术等方面优劣立判却击不垮我国由老茧、糙皮或厚颜围裹下的心灵感觉。这一切，对其他国家如果还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对日本来说，却是意味深长的。
无论华夏变夷，一如第三第四罗马一样，日本曾有另一华夏中心之认知；还是脱亚入欧，日本成功地现代化，摆脱了华夏文明的制度影响，而成就了另外一种有日本特色的文明国家，但这一切都不曾得到中国“老大”的承认。成功者一言难尽的类似“衣锦夜行”感觉、富贵者不得返乡或返乡不为人知的寡淡、无从展览，实在是不利于自处并与他者正当有益地共处。日本一直寻找着角色，它曾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国家体系里优秀的持自己意见者，今天它又是民族国家体系里优秀的一员。它的勤勉、刻苦、敬业举世闻名，因此，它才会有浴火重生，废墟上迅速站起的国力。在发达国家的俱乐部里，日本是惟一的亚洲国家，但回到亚洲是它的必由之路，但它需要亚洲的承认。
这是一个较真生活的民族，也是一个渴望创造性认同的民族。1949年，年仅42岁的日本物理学家、京都大学教授汤川秀树因预言“中子”的存在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消息从斯德哥尔摩传来，“给战败的日本带来一束光”，让尚未完全从美军轰炸的瓦砾和战争的疲惫中站起身来的日本国民再次看到了自信和希望。这个民族确实值得自豪，自那时起，日本已经获得包括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化学、医学与和平奖的12个诺贝尔奖。诺奖大国，这个标杆性的世界知识生产前沿地带，证实日本确实接轨了世界知识，甚至它是世界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老大中国的汉语知识仍只是地方知识的一种而已。日本的硬通货日元曾经施惠于周边国家；而人民币当时只是盯紧跟紧而已。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中国人仍死硬地不给日本以理解之同情，反而一再敲打它的爆发、它的罪错。在今天，中国俨然全世界都得买账的对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也会超越日本，中国的块头无可争议地大过日本。在朝贡国家体系中，日本伸展得并不舒适遂意；它今天在民族国家体系里仍难望项背。无论爱恨与否，希望如何，跟这个目前还暧昧的不可理喻的大陆相邻，是日本的宿命。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在开放的国际社会里仍封闭地想象日本式民主的可怜可笑，我们仍把日本当作中国人的一个副本，可厌恶的乡亲，是一个无主体意识在远交近攻中有待征服的异族，我们从未想过，日本已经是一个可以交往沟通的它自己，日本有着强大而可持续创造发展的自性，已经是一个制度保证政治文化多元多样的社会，已经是一个有其应得荣誉、责任和权利的主体国家。日本的国民可以跟我们坐在一起喝咖啡，如果我们不带阴谋论的有色眼镜观察，他们是文明的、善意的、彬彬有礼的，甚至带有一点点儿怜悯地看待我们中国人——— 当然有人会说日本人骨子里看不起我们，但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今天的日本人出现在我们面前，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文明的“活广告”。我们都知道做惯老大或大家长的人不习惯有人崛起，但我们仍得承认并习惯日本已经先富、争气、独立、出息、自成天地并给世界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我们应该给予人家荣誉、名分、权利，以促使它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应该在跟他们一起喝咖啡后完善我们自身。
这种比邻而居，本来可以是亲善的、和平争奇、相辅相成的。但不幸，由历史、政治家和国家尊严、利益纠缠不清的问题大大伤害了两国的邦交和国民心理。这是直到今天仍有待改变的事实。幸运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作家、科学家、思想家、普通国民乃至政治家都能明白，今天一国国民之福祉绝非建立在对邻国的征服或围堵之上。数千年的人类史证实，军战给当时的人民带来的无尽的灾难，而近代以来的商战和学战不过是一些忽视民漠的自大的概念，从来没有给本国和他国的人民带来持续的福利。边贸、互市一直是民族国家体系以前民众的愿望，消除贸易壁垒、与国际惯例接轨、给予国民待遇等一直是现代国家的人民的愿望。努力争取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福祉，这也包括从邻居那里受益受惠。
当今不少政治家多谨慎表态，而民众也多肆意发泄，肉食者鄙，民众乌合，都未能远谋。值得注意的是，中日两国仍有不少作家、学者，努力传达一种理解之同情和认知理性，以消除误解，为中日的新关系职尽绵薄。本书的作者刘柠先生就是近年来活跃在两国媒体间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以布衣之身致力于解读中日问题，他的日本观、中日关系观经历了一个过程。但自从他扬弃了民族主义，而进入一种更开放的民族主义境地，获得了自由民主的眼光和胸怀，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阐述本身也是文明的“活广告”，是文明言说和文明对话的体现，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一个中国作家推进两国国民亲善相处的情怀用心。 -
个别文章不错，以书论，不算好书。另，作者文笔较差，经常找不准词，当然对此书而言，这并不十分重要。 -
呵呵：）
http://tianjing.jiajiao-edu.com/ -
非常喜欢写的很细致 -
提问：中国国家主义也是一个不好的态度吗？
刘柠：问题本身我没有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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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 -
以想当然未知，以误解为知，误人误己也。
多了解一点邻国的实情，对建立自己的看法总有一定的帮助。 -
政治那段还不错，可惜有点少了，作者掌握材料很扎实 -
艺伎一篇很好 -
主持人：下面进入互动环节，请大家提问题。
南方周末：我问两个问题，你刚才提到的关键词，小选举区、行政两党制、铁三角，会不会对日本的铁三角关系构成影响官僚阶级。另外，前两天我们同事南老师在日本，说到两院的议长讨论中国慰安妇的问题——民主党上台讨论这样的政策，和九十年代的富士对华的软化，中间有没有相关性？还有一个问题，现在这些自民党的政治家，在大选之后，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走向？
刘柠：实际上是三个问题。第一，铁三角的问题，首先你说的小选举区与两党制没有直接的关系，选举制度改变导入小选举区，实施十五六年以后，第一次实现了政权更替，选举制度在技术层面上，对于一党的得票多少等等，可能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它并不直接导致两党制，它可能客观上有利于打倒一个老大政党，使一个风格比较清新的、以青年为主的政党上台。最早这个小选举区上玩得比较娴熟的是小泉，小玩了一把以后，仅仅四年以后，又被反其道而行之，被别人复制了一把，于是自民党自己又倒台了，现在民主党实际上依然面临着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所以日本选举制度的改革是不是再回到中选举区，这不是一个非常紧急的话题，但却是很现实的问题，包括民主党在内也有人在检讨，回到以前的中选举区的制度也不是没有可能。
第二个问题，铁三角——自民党主导1955年体制下政官财三方特殊的利益构造。民主党上台提出的口号是反对官僚，实际上是主张取消弱化官僚主导，取而代之是政治主导，民主党上台以后，除了向各个官厅派大臣以后，包括副大臣，政务官在内四五十名，主要的民主党中间议员已经派到各个省厅去了，目的就是打破官僚主导。所以说在政官财三者之中，官僚是起中间的黏合剂作用。民主党上台以后是不是能打破，能打破到何种程度，现在还不到评价的时候，以官僚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日本的铁三角肯定会受到相当的打击，觉得这一点是无庸讳言的。
第三个问题，自民党的老干部们，现在自民党如何安于在野党，这些自民党已经很不习惯了，现在自民党在战后第一次党总裁和干事长同在一层楼办公，自民党历史上没有过，党的三架马车都在自民党大厦里面办公。自民党首先要面对这样的自己不同派阀的人在一起每天面对，研究这个党今后如何发展、如何展开等等。所以它肯定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反思和整合，但是有一点对自民党很不利，民主党上台以后，它的政党经费大幅削减了。有五名以便会在7，9，10，12分别得到大笔的，等于直接是国家预算拨款的这样一个用于开展政党、党务活动的政党经费，现在民主党一做庄，民主党是第一。民主党做庄之前，只有民主党的三之一，但是现在它是第一，把自民党那部分大大削减了，对自民党开展它未来的党务活动肯定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自民党需要反省它如何施政于民，它的失败到底是怎么样造成的。从政策上它需要提出一些更加有利于日本社会经济恢复、对于国民非常有利的一些社会政策，借此重新来凝聚自己的政治上的团结、凝聚力，然后卷土重来，自民党还是有资源的，自民党是一棵大树，我们说民主党时代，确实为时尚早，看它两党制能不能并行，要看第二轮轮替，所以自民党下一次作为在野党再起来，把民主党打趴下了，跟今天台湾态势似，日本已经顺利成为了真正英美意义上稳健的两党制。
南方周末：鸠山政府对慰安妇的态度？
刘柠：南老师那篇文章我看了，我认为国会对于慰安妇问题，包括中国劳工问题等战争遗留问题的重视，是一种姿态，这种姿态不要说在（春山富士）1993年以后一直是存在的，今天两院由民主党主导，不排除在历史问题上比较向前看的清新的政府形象，这样打造形象、提升自身形象的这样一个动机。但是我觉得没有直接的原因，而且事实上也是国会的姿态而已，包括慰安妇问题在内，中国劳工问题在日本法律上已经堵死了，去年还是前年有一起重要的案例，已经被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裁判已经驳回了，所以包括慰安妇问题在内的历史问题今后只有政治解决，法律解决的道路基本上在日本被堵死了。
提问：关于两党制，中国关系。两党制有两面，一面是两个政党，有一个政策上的牵扯，另外是选民也有一个区隔，据你观察，现在日本的选民是不是存在两党制的基础，相当的百分之二三十，两个党的核心价值的政治态度，还是说是一种搭边的方式，现在百分之六七十赞同民主党，选民的意见的分布、政治态势，是否存在两党制的基础？
第二个问题，关于中日关系。欧盟的形成，起点在于法国的和解，法国的和解最后是一切政治家的关键。我们看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关键，不能绕过中日的和解，我们知道如果说中日能够达成和解的话，意味着中国它必须降低自己的民族主义，或者是改变民族主义内部的意识形态，这种改变必然威胁到中国或者是现在执政党执政基础，因为现在执政基础以民族主义为基础，这么一种和解实际上降低了东亚共同体的谈判和构造的能力，陷中国于两难的地步，涉及台湾问题，到底是包容台湾还是退缩到台湾的位置上会有什么状况，当然也有一个方向可能走向统一式的民主主义，您怎么观察这一点？
刘柠：吴教授两个问题很尖锐。第一个问题，你刚才说的两种现象我认为都存在，当然一部分年轻人、对自民党不太有感情的人，觉得你们就是玩太烂了，所谓的安替自民党，肯定把这部分的凝聚力寄托到一个比较靠谱的现实的政治存在上去，民主党肯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我听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说，不管怎么说，应该让民主党先玩一把，试试看，因为自民党肯定玩不好，但是玩的目的也不是恒久的支持民主党。反过来给自民党一个教训，让自民党有一个反省的时间，政治整合重整的一个时间，反过来期待它的重新崛起，这样可以说是再生的一个经过凤凰涅盘的自民党，对于国民来说是一个幸事，也有这样一些意见。但是客观上民主党本身它应该是一个比较靠谱的政治力量，因为民主党的精神领袖是小泽一郎，小泽一郎是自民党脱胎出来的，他在自民党中也是核心人物，甚至打造了几任首相。民主党与自民党在政治哲学、在基本的社会理念上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共通之处很多。而且它成立13年以来，经过最初的选举，2005年又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2007年取得了主导参议院的胜利，它也是一步一步做大的。这样看来它的社会基础肯定也不会说选民完全倒戈等等，某种由于反自民党的热情很高，突然倒戈，而轻易到手的这样一种东西，还是有它的社会基础。所以这两种倾向都存在，而且民主党自身它为了上台，它已经常年到英国去取经，学习英国工党，从推翻保守党到亲自执政政权的经验，据说小泽一郎本人每年去英国，这些年去了100次以上，从方方面面来说，民主党也是为了执掌政权，也可以说处心积虑做好了相当长的练习。也许它能玩好，而且从日本能够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两党制，能够在我们的邻国、东亚的邻国落地，从这种愿望上我们愿意为此做善意的期待。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我觉得有些敏感，但是这个问题很现实。欧盟的成立取决于德法的历史性和解基础之上才建立的，这是肯定的。如果未来的东亚共同体是一个像欧盟那样的，不仅仅涵概了经济、经贸上相互做生意的关系，而且是在政治上的让步、国家让步主权这种程度上的政治共同体的话，中日的历史性和解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必须的条件。泛泛而谈，没有这个共同体的时候，小泉现在也下台了，这些年从破冰到融冰，也在升温，相互之间生意做得也不错，不谈共同体，这个历史问题不会复出。现在如果民主党政权它也对历史问题比较向前看的话，如果靖国神社把甲级战犯分立出来，另外建一座设施的话，可能以后也不成为问题。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泛泛而谈的形式，谈到共同体建立，成立的条件，中日的和解是不是足够，我个人认为肯定是不够的，作为中国人来说，希望日本怎么样，日本会不会达到中国人所希望的这样一个对历史问题的深层的、深刻的反省和道歉，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不大。对日本来说，对中国他肯定也有某种期待，能不能放我们一马，这个事别再提了，日本肯定有这样的期待，中国我们的领导层会不会拍板，这个实际上也取决于未来几年，这个话题在共同体的问题再展开具体化的过程中，取决于中国的经济怎么样，中国是不是随着经济的崛起，成为一个稳健的、负责任的大国，而且也取决于那个时候的社会舆论。因为今天已经不是像三十多年前，1972年中日友好声明的时候，双方也不经过人大，领导人一拍板，放弃战争索赔，双方一握手就建交了，领导人一干杯就OK了。今天这种外交决策，受制于舆论的成份越来越大了，尤其一些网上的舆论。所以今天我想中国无论是现在的胡温，还是说未来的某一种体制，肯定都是无法绕过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是不容乐观的。
另外一方面，大家也能看到这次鸠山首相端出共同体这样一个动议，构想，实际上也是比较抽象的。另外，中国对此并没有做如日本所期待的那样的强烈的回应，甚至有的媒体形容是日本的热脸贴了冷屁股等等，这是粗俗的比喻了，实际上这种比喻还是对的。中国对这现在至少从目前来看热情并不大，中国是不是将来随着日本反复提出而同意，中日毕竟是两个邻国，而且又是在世界是经济上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我觉得未来中国有可能做一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先不谈主权上政治的关系，作为一个共同体，先从深化双方的相互做生意的一种战略互惠开始，把战略互惠进一步做大，让它在经济上升级，上一个台阶，在这个基础上再谈包括政治上、主权上等等一系列的政治架构在内的共同体问题。所以有可能鸠山端出来的共同体降低一个版本，这是比较现实的。
提问：关于共同体的事情，日本提出共同体，和欧洲不太一样，欧盟不仅仅是和解，而且还有一个拉丁文化的共同背景。欧洲到底到不到土耳其，大部分欧洲人没有一个实体，在历史上、教育上都有一个形象，欧洲是什么。你看我们在中日历史上谈共同体的总是日本，天下包括什么，不管天下包括到哪里，天下的法统应该在中国的皇帝这儿，但是日本和韩国有的时候要争天下的发言权的时候，他会有另外的解释，韩国会说儒家文化不一定是要在中原的。日本争夺对天下的发言权，无论如何都是单方面的，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说我们建立一个共同体，他就是天下，中国就没有产生包含日本共同体的冲动，我觉得这个不太有可能。
刘柠：实际上你提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个人对共同体问题的担忧之一。你谈到天下观，中国的天下观，我不认为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完全是基于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天下观这样一个政策考量。我认为现在的外交性格还是有别于他的天下观的，但是文化的这种影响是超越时间的，这种东西不可能在一两代人之间完全去除，未来也以某种直接或者间接的形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发生，对你的外交政策的制订，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也是肯定的。这也是日本的担心，日本的媒体、日本的舆论，一个中心词就是华裔秩序，日本人时刻意识到中国的天下观，它处于边缘地区，不是以进贡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华夏秩序的内层，它是在外层，所以日本害怕被统和进来。所以我刚才在第一段演讲中也谈到了，中日主导权之争的问题，这上面是有主导权之争的，日本为了不被中国的这种基于天下观之上的华裔秩序整合到内层，它肯定要在外层维持自己独立的存在。他要想维持这样的独立存在，而中国的经济可能在总量上，明年最迟是后年要超过日本，日本拿什么东西维持自己外化于中国之外的这样的独立性，又作为一个独立的身份跟中国谈共同体。
我觉得日本人顺理成章的选择就是我来主导，那肯定的，但是中国能由得你来主导吗，中国也是崛起中的负责任的大国，我觉得中国也不太会积极回应日本的动议。
提问：欧盟共同体建立的时候和美国的关系很微妙，法德美和中日美的关系是不太一样的，中美的未来，日本其实处在焦虑中的，现在因为日本不是说我跟中国团结起来，跟美国对话，恰恰相反，我们组成一个共同体，这样我可以跟你中国对话，它的方向和欧盟产生的外力，政治力是相反的，它是要把美国拉进来，跟共同体内部的人进行对话，结构上去谈，这个共同体没有建立的可能性。
刘柠：安老师这个问题，在未来的东亚共同体这个问题上，作为美国因素问题，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谈到了这个问题，谈东亚一体化，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东亚共同体的提法，但是问题是一个。在这个问题中美国的因素非常微妙，而且极其重要，无论中日两国都绕不过去，对日本来说，既然这个共同体是基于中日两国的历史性和解之上，既然它是一个前提条件，日本在东亚共体这样的一个关系之外，它还有一个同盟，日美的外交是以日美的同盟为基轴的，所以它肯定不会让两者关系是矛盾的状态。现在如何解决这个关系，日本已经向美国发出信号，希望美国加入到东亚共同体中来，换句话说，这个问题绕开美国是不成立的，是免谈的，中国实际上也明白这一点，美国在未来东亚共同体中的作用，美国因素实际上非常重要的。中国到底是不是欢迎美国加入进来，或者说美国以哪种形式加入进来等等，这些问题，因为中国本身对日本的共同体的构想还缺乏回应，而且美国的态度也很微妙，美国不置可否，但是美国强调日美同盟在民主党时代同样非常重要的。包括美国的冲绳等美军基地，美国已经给民主党出难题了，你要给我搬迁，搬迁费用你来负担。美国也在看日本，包括基地转移问题上的一些合作的态度。同时，美国可能现在还觉得这个问题还在初期化，还没有展开，所以美国没有必要急于回应，随着这个问题的具体化，美国的主张肯定会参加进来，但是是哪种主张还不可以一概而论，但是这个问题不可能抛开美国。
提问：说到东亚共同体，我作外交，考量是这样的，这光是中国、日本，包括韩国金大中也谈到东亚共同体，东盟从六十年代成立，到九十年代吸收柬埔寨这些国家，十加三，2002年的时候，朱熔基签订中国地区性的东盟地区的自由贸易区，那几个月之内，美国和东盟，澳大利亚和东盟都有相应活动，小泉也是在日本和东盟的峰会上提出东亚共同体的观念。我看到这些材料，东亚地区形成共同体的机制，一个是范围，肯定不是中日韩，包括更大范围，和亚太有一个平衡。它的机制和欧盟完全不一样，欧盟是基于法德的和解，咱们这边的特点是各个国家之间，以各国、以国家为中心，而且每个国家完全不同，尤其东南亚地区，我觉得现在谈，日本提东亚共同体，更多是介入和东盟之间关系的调整，而不是说所谓中日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里美国的欧佩克，这可能会成为更复杂的一个游戏，如果是纯粹基于中国和日本，东盟国家肯定是不干的。
刘柠：我知道这个问题，在东亚共同体这个框架下，和东盟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个问题的延伸，我认为我们实际上称的东亚共同体，或者泛泛说的东亚，东南亚是地理上的概念，实际上作为政治概念，东亚有很多，相当大程度上都包含东南亚，但是事实上东亚共同体在这个概念具体展开的过程中，东盟肯定是无法抛开的。因为现在从组织架构上来说，东亚共同体实现肯定会借助东盟组织架构，东盟的历史很长，方方面面很完善，内部也很团结。上一次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和日本分别意识到东盟问题，实际上都是借着席卷东盟的金融危机，扩大了自己的经济在东盟中的存在。中日这两个大国，实际上在东盟问题上，逐鹿东盟，展开了战略竞争，发展到今天的东盟加三。
但是东盟有一个问题，它的经济规模太小了，东盟十国的GDP才相当于一个韩国，韩国和中国、日本差了不止一个数量级，所以从组织架构上会借助东盟的平台来发展，但是你说将来在经济上，在共同体上面的一些发言权，在主导权上有多大发言权，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问题。现在不仅是十加三的问题，而且日本在东亚共同体问题上，把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这些国家都包含进来，但是日本的考量实际上我觉得是麻生太郎的自由民主，外交的一个政策延伸。当时麻生说得很清楚，实际上就是以共同的价值观来包含来包围，这样的战略考量已经高度表面化了。日本虽然不公开提这个问题，但是它在共同体这样的一个设计上，把这几个民主国家包含进来，实际上就有借这几个国家，不仅仅是精细力量、而且是借这几个国家的价值观上和日本的重构，来制衡中国。实际上这种用心，战略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中国也知道，而且中国对此肯定是不快的，这个我觉得也是在目前这个阶段，中国不太愿意积极回应价值观构想，有一个远因。
提问：我说比较偏离主题的，实际生活的，我想知道现在日本对中日战争，日本民众对中日战争的态度是怎样的。据我了解，八十年代，官方那种政策，中日关系比较友好，九十年代以后，中日关系走下坡路了，直到现在，包括我身边的人，我大学时代的时候，很多人一说起日本就很激愤的，我昨天还看到一个签名，他说平生有两个希望，一是希望解放台湾，一是希望小日本灭亡，这样的例子很多。这种变化是怎样造成的，你觉得这种仇恨以后会不会化解？
刘柠：第一个问题，日本国民对历史问题的看法或者日本国民历史观，我并不能代表日本国民，我作为一个研究者谈一下我的看法。你说中国国民对历史问题怎么看，我觉得这个问题答案并不是一个，因为中国的国民有不同的构成，有知识分子，有社会底层，有金字塔塔尖，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一概而论。但是，一般来说，日本国民它在历史问题上，在战后随着日本的民主化改造，中国认为民主化改造是不彻底的，但是日本人不认为是不彻底的，至少日本的保守派他们认为很彻底。这种情况下经过这样一个民主化改造——反国家主义，战前日本走上那样道路，不但给周边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且使自己也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是由于战前国家主义无限制的膨胀造成的。日本战后这样的教育和社会思潮主要的方向是反国家主义，这一点毋庸置疑，你可看到日本的警察很弱势，日本战后是有反省的。这种反省是不是达到了中国国民或者中国舆论所期待的那样一种程度。
提问：中国国家主义也是一个不好的态度吗？
刘柠：问题本身我没有听懂。
提问：你刚才说日本反对国家主义，像中国政府的态度，加强国家主义的东西。
嘉宾：中国现在国家主义在强化，这不用说，肯定是这样的，我个人也是这样认为的。这种东西，你再强化的话，作为邻国，它本来国家主义在战后六十年的和平建设中已经是逐渐弱化的，会不会对中国的强化国家主义的这样一种社会思潮上，从社会思潮，政策上的回应，这方面会不会也走向强化，作为一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另外你刚才说的早年，八十年代以前那个时候，中日的蜜月期，后来双方发生了很大的龃龉，很多争论，这是国与国关系走向成熟的关键，过去八十年代你认为健康吗，那都是政治主导的，胡耀邦一开始说三百个青年派日本去，后来说要三千个人过来，也是政治家拍脑袋一句话，这些东西是政治主导的两国之间的关系。但是那个时候中国到日本，北京到东京的航班才有多少，现在已经完全进入到民间交流的层次了。所以在这样的层次，双方有更多的了解，肯定会发生一些争论，相互看不惯，为此产生舆论上的一些辩论、知识分子的交流互动，我觉得都是正常的，我也不认为现在中日关系是越来越不好。
听众：徐才厚讲中美军事交流提到六十年以前的中美战争，但是不提抗美援朝，很少看到中国讲抗美援朝的电影，这是很好玩的。
提问：我从江西过来，问一个问题，民主党上台之后，提出改造日本的官僚体制，很多官僚体制一个很基础的问题，按照他们的选举，以后的政策走向对财政预算会有很大的调整，预算规模和方向都会调整，日本的经济条件，财政相当有限的，民主党打破传统的官僚体制能走多远？
刘柠：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是民主党面临的一个严重的局面。首先民主党一开始选战阶段是打破官僚主导，后来他退了。日本的官僚也很重要，我们建立有效统治过程中需要倚重的一面，他现在叫做打破官僚依赖，这可以说是一个退步，细看民主党对于官僚，打破官僚主导的政策的执行，你会看出来一点，官僚也分成两块，第一块是在财政和安保上，对外务省官僚，财务省官僚，对这两部分的官僚实际上还是非常有待的。就是因为它在外交政策、财政政策上，不能出现任何的闪失，所以它对这两块的官僚没有大的动作，但是对于那些所有的各种族一员，产业的这些，比如说厚生省的厚生官僚，可以说对这些是杀无赦。因为这些利权构造主要集中在官僚身上，利权构造背后就是钱，民主党刚刚把它的预算端出来，95万亿的预算规模，巨大的财政预算的缺口，而且现在日本的财政现在已经非常糟糕了，今年年内相当于GDP的1.9%，近两倍的财政赤字将会在今年年内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又要取悦于选民，他承诺第一届政府的时候，四年内不增税，财源从哪来，他肯定会考量，包括对官僚主导的改革，肯定也要受制于它的财政状况。
它现在的改革不动财政这一块，把其他的产业层面的利权构造给端掉了，实际上有利于它扩大财源。当然这种东西会走到哪一步，最终也取决于民主党，一方面取决于它的执政的智慧，同时也取决于它受制于日本的财政状况，民主党危机有两个，小泽一郎越做越大，现在手下有150名议员，明年可能会有200名议员，它和手下会发生两层权利构造。第二，因为财政问题，民主党最后崩盘这个也不能说没有，这是对民主党非常严重的考验。
主持人：今天的演讲和交流就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光临！
刘柠：非常感谢今天大家这么长时间听这样一个非常沉闷的课题，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大家共同谈论日本，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年来中国自身公民社会发展的言论空间的扩大。另外，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中日关系在未来发展中呈现出某种乐观因素。我们对此也是持比较乐观的一种期待，谢谢大家，也谢谢各位嘉宾！ -
恩，在万圣翻看了，很不错。 -
超越国人的想象，深入了解日本社会、经济、文化。 -
太喜欢这书名了 -
这……都谁啊？ -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东京给人的感觉，的确不像一个陷入终极衰退国家的首都。东京的米其林星级餐厅比巴黎还要多。英国《金融时报》的时尚宗师泰勒•布律莱(Tyler Brûlé) 徜徉在东京街头，不知疲倦地搜寻前沿设计的范本——这是在向日本的时尚声誉致敬。日本2002年主办世界杯时，“失落的十年”刚刚过去，日本向世界呈现出一副欢乐而好客的面孔，相比于其联合主办国韩国怪异的民族主义，显得格外讨喜。日本人的足球踢得也不错。日本国家队赴北京参加了2004年亚洲杯的决赛，击败了东道主中国队——而且还活着离开了中国。
当然，日本有其自身的问题。其人口平均年龄正稳步上升，而人口总数逐渐减少。每5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年龄超过65岁。民主党已承诺将提高养老金和父母的育儿补贴，并采取减税措施。但很难想象日本政府如何实现收支平衡。当英美两国担心其公共债务可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0%时，日本的债务却正逐渐接近GDP的200%。
日本应对社会老龄化的一些努力也让人不安。在研发给老年人做伴的机器人方面，该国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中包括一款“温暖体贴的Ifbot”，据媒体报道，这种机器人“身着宇航服，会谈论天气、唱歌和做游戏。”
最好不要嘲笑他们。美国和欧洲正疲于应对泡沫经济、公共债务不断上升和婴儿潮(baby-boom)一代退休带来的后果，他们应该怀着尊敬的心情向日本取经。日本的现在，可能就是他们的未来。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