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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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12
ISBN:9787547305508
作者:郑雄
页数:214页

作者简介

本书是一部围绕“信仰”、“精神”问题而展开的访谈录。十位受访者——王晓明、刘军宁、钱理群、阎连科、张鸣、茅于轼、丁东、周有光、吴思、萧功秦,都是当今中国思想文化界非常活跃,极富影响力的人物。话题主持者针对中国的人心、价值底线、文化根基等提出问题,十位受访者从个人的亲身经历出发,结合他们的所思、所感,就引发精神困境的原因展开讨论,并对国人的信仰前景做出探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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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3条)

  •     该书系由十位文化名人围绕“信仰”这一主题所作的精彩访谈,内容直指当今社会普遍缺失的信仰危机与精神危机,思想新锐,观点深刻,见解独到,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家园的执著和内心追求的真实、期望的热切,其拳拳爱国之心令人感佩。
  •     自然,本书也属于这个时代。感谢这个时代,它带来了爱与痛,带来了矛盾与困惑,但它毕竟以宽容之心,孕育了解决种种问题的方法。张鸣先生说的很好: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对周围的人有所改变。改变不了那么多人,改变一个两个总是可以的吧。如果每个人都做一些努力,也许情况就变了。而且我相信,潮流是会变的,这段时间往东,下段时间就会往西。人性也是会变的。我对这个世界也不是特别悲观,不会认为世界就没有希望了。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可以找回自己的价值观的。
  •     在中国信仰郑雄我的困惑与焦虑我总觉得,我们这个时代,谈论信仰,既无比奢侈,又极其简单。正像人们常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无比灿烂的时代,这是一个无比腐烂的时代。关于信仰,所有的朋友们都会提到一个共同的“结论”:信仰缺失、道德失范、精神危机。然而沿着这个所谓的结论追溯:什么是信仰,在中国如何信仰,为何信仰,如何坚持信仰?又会遇到数不尽的麻烦。一方面,既然“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一千个人,就应当有一千种信仰;另一方面,放眼望去,我们在生活中,在媒体上,看到的“不道德、无信仰”的人与事比比皆是,又何必要那么迂腐地坚持、愚蠢地思考呢?一段时间以来,我常常陷入这样的矛盾与困惑之中。它甚至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影响。我心目中的信仰问题,不是一个虚幻的、高高飘扬的气球,和脚下的土地没有关系;它就是一把尺子,日复一日地丈量着我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我自认为是个所谓的知识分子,希望有一种超越庸常生活的理念,但我又是肉体凡胎,生活中又常常在坚守与动摇之间徘徊。它构成一种无形的压力,让我时时地陷入困惑与焦虑之中:何谓信仰?在中国如何信仰?如何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为了解除内心深处的巨大焦虑,2010年初,我开始了阅读和行走。一方面,从书本上获得关于信仰的种种知识,一方面,分别安排时间采访了吴思、王晓明、刘军宁、茅于轼、阎连科、丁东、张鸣、周有光、萧功秦、钱理群十位先生。我希望通过提问、“访学”的方式获取答案。所以,以下文字,如果说能够形成一种认识问题的角度,首先要感谢十位先生。信仰问题的百年由来所谓信仰,从辞源学的意义上,它大略可以拆分为“信”和“仰”二字进行阐释。所谓信,是主体对某种理念一种真心的服膺和信赖;所谓仰,是因了信赖与服膺而可以用它来指导一个人的行为。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信仰就有了不同的层面:宗教信仰、文化信仰、政治信仰……正像著名学者吴思先生所说的,“人类的生活有多广,信仰就涉及的有多广。比如说我们信仰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甚至什么样的婚姻关系、两性关系,等等。你相信那是最理想的,那就是信仰”。不过,实在地说,在当下中国,辞源学意义上的追溯、学术层面的梳理并不那么紧要。信仰问题与其说是“信仰的问题”,不如说是“中国的问题”。它和所有历史的、现实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层面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有着一种特殊的严重性。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革命,构成了几千年来对中国人的信仰的第一波冲击。那一代知识分子,从社会危机中感到了文化危机,从家国命运变迁中感受到了切肤之痛。他们希望通过重建新的文化,从精神生态、文化生态的角度重塑中国人的信仰。毫无疑问,“他者”的视角和西方价值观占据了主导性位置。当他们一方面号召“打倒孔家店”,一方面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对“宁馨儿”发出热切的呼唤时,一种孩童般纯真的信仰诞生了。他们觉得,这样的信仰,无疑会使老大帝国走向宽阔光明的道路。然而接踵而至的是众所周知的“救亡压倒启蒙”。当一个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时,信仰重建问题不可避免地退居非主流位置。虽然说,在强大的社会洪流面前,沈从文、梁实秋们仍然会坚持发出曼妙的声音,但是总体上,中国人首先需要的是组织起来。“革命”与“战争”成为一种现实要求。个体的精神自由、个人的权利与尊严显得那么渺小和无关紧要。此时,超越性的、对人类终极意义层面的思考不得不搁置。这是历史的悲剧,是中国人不得不付出的精神代价。随着新生的共和国的成立,战争的硝烟散去。“宁馨儿”般、“一张白纸”般的共和国给重建中国“人的信仰”提供了良好契机。新生的政权也确实希望在这个方面作出努力。“共产主义”、“五好新人”、“五讲四美三热爱”、“劳动模范”,这些关键词被朗声宣读,响彻中国大地,将重建中国人的信仰的努力显露无疑。它曾经让一代知识者欣喜若狂,连一向奉行独立意志、自由思想的胡风都发出“时间开始了”的感叹。然而,中国人信仰重建的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当新的意识形态荡涤了其他任何可能正式存在的信仰,当一种意识形态被定于一尊,成为唯一具有合法性的信仰之后,作为“软约束”的信仰借助政权的力量变为“硬约束”。反过来,全面的精神动员又给“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了更大的能量。一场长达十几年的“改天换地”的社会试验让乌托邦主义最终暴露了丑陋的真容。“文革”之后的中国,曾经有“噩梦醒来”、“痛定思痛”的说法。它展示了中国人的精神状况,也显示了当时的中国人对于信仰问题的认识:那是一场噩梦,而现在,噩梦已经醒来;那是过去的痛,痛已经“定”了。那么,现在,“大梦初醒”、“大病初愈”,历史将会重新开始,重新向着“美好的明天”直线行进。此时,“发展”、“GDP”又成为一个时代的热烈信仰。从那时开始,时间又过去了三十年。三十年,中国的大地上多出了数不清的高楼大厦、高速公路与高级汽车,然而,形势大好的同时,人们发现,“人心坏了”。正像刘军宁先生在《解决信仰危机》一文里引用过的那个段子一样: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从大米中认识了石蜡,从火腿中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认识了硫磺,从木耳里认识了硫磺酸。今天,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段子只是段子。问题是,段子的内容,清晰地告诉我们,今日不少中国人,精神上,不是在向上,而是在向下走——根本谈不上追求超越现实、追求终极意义,在现实的层面,都缺少了对他人起码的尊重和对社会风习的起码敬畏。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目的,可以选择任何手段。如此状态,谈何信仰?还有一个有趣的角度,这就是钱理群先生提出的命题:“中国的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先生这样描述这一人群:他们是“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的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教养,所做的一切在表面上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同时,他们又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作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因此,他们要成为接班人也是顺理成章的。可以看出,此时的问题,已经不是所谓的信仰问题了,它完全就是一个利益问题。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高智商,高情商,高学历,能够从所有的角度——甚至是真诚地——对任何社会问题、精神问题滔滔不绝地作出“高屋建瓴”的分析。但是一旦涉及利益,所有的公理、正义、科学、实证,都成了攫取利益的披风。他会在心里窃笑:谈信仰?去他妈的!逗谁玩呢!底线之下,理想之上无论如何,一个社会还是应该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比如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与人为善”。比如说,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向善,都是非常具体的描述。它们是由一个个文化共同体,在千百年的社会实践、精神探索的过程中经过无数次磨合、试错之后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没有这些基本的价值观,没有这种基本的价值底线,维系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所以,信仰问题不仅是一种个人问题,更是一种公共问题。直面信仰危机,解决信仰危机,需要依靠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更需要政府、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良性互动。必须让信仰获得自由。信仰问题是一种精神问题,它必须是信仰者发自内心的、经过自由选择之后的认同。依靠强力的灌输,当然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人类历史早已经表明,被强行灌输的,最多是一些关于某种理念的碎片,它根本不能在人的内心生根发芽,成为个人和群体真正的精神根基。特别是,今天的中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新思想、新技术、新媒体的全方位冲击,历史的、现实的,各种各样的主义、思潮、话语方式基本上毫无阻拦地进入人们的精神视野,遮蔽与阻挡基本上不起作用。那么,让思想自由,让人们能够自由地选择信仰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同时,我们的社会应该提供相应的机制保障。无道德、无底线的行为必须得到惩罚,公权必须被关到笼子里。如果说,个人的不道德行为是污染了河水,那么公权的不道德就是污染了水源。回避信仰问题和权力支配下的利益问题的纠结,回避信仰的水源被污染的问题,寻求信仰危机的解决之道,无异于缘木求鱼。假如可以让每个人提出信仰问题的所谓“标准”的话,我愿意用八个字来概括:底线之上,理想之下。无论对于个人还是我们的社会,我觉得它都是适用的。对于个人来说,你完全可以自由地进行自我设计,理想可以脚踏实地到日常生活仅为稻粱谋,也可以凌虚高蹈到“拯救全人类于不自由中”,但是,任何行为必须在社会的底线之上。信仰在哪里?它除了在每日每夜“仰望星空”的时候,也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对于我们的社会管理者来说,更是必须时刻坚守一个基本原则:底线不能突破,公权的任何行为都必须得到监督。一个社会当然必须有一种“公共理想”,这种理想可以是所谓“大同社会”,可以是“和谐社会”,可以是“自由民主”,但是,任何掌握权利者都不能忘记:不能以理想的名义限制思想。理想之所以是理想,就在于它是一种目标性的、非实在东西。它高悬在前方,可能永难企及——除非到了“历史的终结”的时候。

精彩短评 (总计4条)

  •     垃圾
  •     ~泛泛而谈
  •     看完后,对历史整体产生怀疑,历史是真实的吗?
  •     感谢本书,在我最迷茫的时候,给我指引了方向。考完研之后,发现我们国家的政治思想传授方式有些问题,一方面它讲述马克思主义认为的辩证法,即任何事物都需要辩证的看待,一方面有讲党的做法视为唯一的正确道路,不给多元思想文化留有空间,这样就更让人怀疑我所被灌输的是否正确,文化大革命,学潮,这些运动都被隐匿起来而很少提及,为什么不坦诚相见呢,我也是爱国爱党的,共产党现在的重任就是要发展经济,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点它确实在努力,可是他是不是忽视了什么,现在满大街都是我们的价值观,但我们的价值观是以这样的方式灌输给我们的吗?我们难道不会思考吗?我们的文化出现了断层,旧者已亡,新者未立,怅怅无归,那就让我们多一份思考吧,不要太世俗,要有一定的精神准求,不要怕被边缘化,做一个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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