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

作者简介

《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立足于猪骨遗存本身，运用动物考古学和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并借助相关学科的手段和成果，侧重量化分析，对中国古代猪类遗存进行了多维视角的系统研究。家猪判断标准、中国猪类驯化、家猪饲养的早期发展和猪牲仪式性使用四个方面是《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的主要内容。《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资料翔实，新意迭出，全面展示了新时期中国动物考古学中有关猪类综合研究的尝试与进展。

《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可供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科技考古、畜牧史、经济史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相关专业师生参考、阅读。

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家养还是野生：判断标准的讨论

第一节引言

第二节形态学观察

第三节年龄结构分析

第四节相对比例分析

第五节文化现象观察

第六节食性分析

第七节病理学观察

第八节古DNA分析

第九节系列标准的建立与运用

第三章中国古代猪类驯化的探索

第一节引言

第二节中国猪类资源及其系统演化

第三节前仰韶时期中国各地区家猪出现的证据

第四节前仰韶时期遗址猪群的群体特征与地域差异

第五节中国家猪起源的道路——本土多中心起源说

第六节 中国家猪起源的模式——原生型与再生型

第七节中国家猪起源的时间

第八节中国家猪起源的机制

第四章中国家猪饲养的早期发展

第一节引言

第二节各地区家猪饲养的早期发展

第三节地区发展模式的归纳与解释

第四节测量尺寸所反映的时空差异

第五节古代家猪饲养的方式与规模

第六节古代家猪饲养与农业发展的关系

第五章古代猪牲仪式性使用的考古学观察

第一节引言

第二节史前猪牲遗存的材料总述

第三节史前猪牲遗存的性质分类

第四节史前猪牲遗存的含义辨析

第五节史前猪牲遗存的量化统计

第六节史前猪牲遗存的时空分布

第七节史前猪牲随葬的墓地材料考察

第八节先秦时期猪牲使用的整体情况

第六章结语

附表

附表1 中国考古遗址出土猪骨基础数据库

附表1—1全新世考古遗址哺乳动物群中猪的相对比例

附表1—2全新世考古遗址猪群M3尺寸

附表1—3更新世考古遗址猪群M3尺寸

附表1—4全新世考古遗址猪群中成年个体比重

附表2考古遗址出土猪骨食性测试数据库

附表1—1国内考古遗址猪骨食性分析测试数据

附表2—2国外考古遗址猪骨食性分析测试数据

附表3史前遗址出土动物牺牲数据库

附表3—1墓葬出土动物牺牲

附表3—2墓葬之外遗迹出土动物牺牲

主要参考文献

一、基础资料

二、研究论著

后记

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猪类驯化饲养与仪式性使用》一书就是罗运兵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吸收这几年的新资料，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完成的。他在该书中对中国考古遗址出土的猪骨遗存资料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收集和最为系统的梳理；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对古代家猪的系列判断标准；将中国家猪的起源时间向前推进至距今9000年左右；论证了前仰韶时期遗址中猪群体形特征的南北差异，将中国家猪起源道路概括为“本土多中心起源”，提出并论证了“原生型”与“再生型”两种起源模式；论述了家猪起源动因的“祭祀说”。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猪的驯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创造发明之一。中国作为世界上最早、最重要的猪类驯化中心之一，最迟在距今8500年左右，家猪在中国即已驯化成功，并迅速成为中国古代农耕社会最重要的家畜和中国古代人民最主要的肉食来源（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格局一直延续至今（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家猪生产和消费最多的国家，猪肉是中国居民摄取蛋白质的第一来源），并对东亚及周邻地区产生了广泛的辐射影响――这些地区的家猪驯养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中国相关技术传播的影响，或是直接从中国引入家猪品种；而且同样以家猪作为主要肉食来源。因此，猪的驯化、饲养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与传播过程中意义重大。一直以来，有关家猪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的研究被作为世界范围内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的前沿课题，在中国，这种重要性更加明显，除了家猪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家畜之外，还在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在家畜驯养方面选择了与西亚等地明显不同的发展道路。所以，深入开展中国猪类驯化、饲养研究，不但有助于了解中国古代家猪饲养的早期发展历史，进而为全面复原古代先民的经济生活提供关键支撑；同时也有助于了解中国家畜起源的机制，并对探索世界范围内家畜驯养的不同发展模式有着积极意义。此外，家猪饲养作为广义农业的一部分，与谷物栽培有着密切的联系，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家猪起源和早期发展，对整体推进中国乃至国际农业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也有着重要意义。另外，中国考古发现的古代遗存中出土了极其丰富的与各种仪式性活动（如祭祀、随葬等）相关的猪骨材料，还发现了大量的猪形制品和猪形图案；出土文献和传世典籍中也有大量关于猪牲的记载，这表明猪在中国古代先民的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时，还在当时先民的精神领域以及社会政治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很明显，对这些材料的系统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社会的系统运作，深化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与社会发展进程的认识。同时，中国猪类品种在世界上最为丰富，其遗传资源多样性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加强对中国古代家猪的DNA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现生家猪地方品种的形成及其种群的起源进化历史，对保护中国农业动物遗传资源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有关中国古代家猪的研究已积累了不少成果，涉及的学科或分支学科有考古学、动物考古学、分子生物学、古生物学、畜牧学、遗传学、历史学、民族学等。目前亟待对这些资料进行全面的收集和整理，建立相关的数据库。同时，要强调的是，上述有关研究整体上都相当零散，极不系统，多局限于对少数或个别遗址的出土资料的研究，缺乏在较大时空范围内的综合研究；相关问题的探讨还有待深入，坚实的个案研究太少；研究方法（如对猪骨遗存的野生还是家养的判断）大多过于单一或陈旧，缺乏对方法本身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反思；运用其他学科的材料或研究成果时缺乏分析或对最新成果缺乏关注。另外，由于不同学科出发点不同，或侧重于文献，或侧重于现生材料，或侧重于考古材料，不同学科之间的相关研究成果亟待整合。总之，已积累的大量原始资料亟待全面梳理、庞杂的已有研究成果也迫切需要系统总结；另外，早期研究由于方法和材料的限制，许多问题都留有很大的再探讨的空间或进一步检验的必要；现在，学科理论的发展和新材料的不断涌现，也为我们全面检视已有认识、开展新的探索提供了便利。当然，从考古学与动物考古学的视角来看，相关研究的基础还是依赖考古出土的猪骨实物标本及其测量统计数据的积累。事实上，中国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猪骨材料极其丰富，目前正式公布、经科学鉴定明确出土有猪骨的遗址已不下200处（见参考文献有关考古遗址动物考古鉴定报告），其中猪骨材料相对丰富或比较重要的遗址约175处，这些遗址从自北至南、从东至西广泛分布，基本遍布全国（图1-0-1）。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收存了大量的猪骨实物标本［共60多个遗址，比较重要的有：新石器时代的内蒙古兴隆洼、兴隆沟，甘肃胡李家，山西西王村、东关、陶寺，河北南庄头，河南贾湖、西水坡、山台寺，山东教场铺，安徽尉迟寺，湖北楠木园、雕龙碑，浙江跨湖桥，江苏三星村，广西甑皮岩等遗址；先秦时期的内蒙古大甸子，陕西沣西，河南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花园庄、黑河路、新郑中行（郑国祭祀遗址），山西高红，山东前掌大，安徽何郢等遗址］，并积累了一大批原始测量数据。这些都为本研究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关键的资料保障。总之，全面开展中国古代家猪的研究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本人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现有的相关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并就家猪判断标准、家猪起源、家猪饲养的早期发展以及古代特殊埋藏的猪骨遗存（与一般的生活垃圾不同，多为仪式性使用的猪牲）4个方面重点展开讨论。由于各地区汉代以来经科学鉴定的动物考古学资料相当匮缺，所以本书将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要限定于新石器时代和先秦时期（这里的先秦时期特指夏商周时期）。一、已有研究述评结合本书的研究内容，这里仅就有关家猪的判断标准、中国家猪起源、家猪饲养的早期发展、猪的仪式性使用和猪形艺术品5个方面略作回顾和总结。（一）关于家猪的判断标准对考古遗址出土的猪骨进行野生还是家养的判断是展开家猪驯化、饲养研究的基础，这涉及家猪的判断标准问题。在家畜的判断标准方面，国外学者理论探索较多，已有不少方法论上的系统总结①。目前国外比较常用的判断标准有外来品种的出现、形态与尺寸、动物群构成比例、性别与年龄结构、文化现象、病理证据、相关人工制品（驯养工具与艺术品）等，这些标准当然也适应于对家猪的判断，也有不少论文具体论述了家猪判断标准的运用②。有学者对有关家猪的判断标准进行了系统反思，强调已有认识还都有待更多材料的检验③。在中国，对猪骨遗存的相关判断起步相当早④，但国内学者运用的判断标准多局限于对骨骼的形态观察和年龄结构分析，或强调注意艺术形象⑤。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在家猪的判断标准上基本上没有什么突破，也鲜有在方法论上的总结和思考。近十年来，才出现运用性别比进行相关判断的个案研究⑥，而运用动物群构成比例进行相关判断则在近几年才出现⑦。不过，一个较好的趋势是，近几年来国内已开始较全面地引进国外的家畜判断标准。袁靖先生对家猪的判断标准进行了初步总结⑧；另外，一些新兴的标准，如食性分析、古DNA研究、线性牙釉质发育不全（LEH）观察、牙齿几何形态测量等方法也开始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并展开了相关实践⑨。很明显，家猪判断标准是国内动物考古学界比较薄弱的环节。一是在理论探索方面建树不大，对已有实践缺乏方法论上的总结；二是对国外大多数标准都是直接引用，对其局限性、适用范围较少关注，缺乏应有的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反思；三是多孤立地使用单一标准，缺乏对系列判断标准的整体把握。总之，结合中国考古实践的实际，对已有的判断标准进行深入、系统的总结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二）关于中国家猪起源家猪起源是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但在中国，最早的相关研究是由古生物学者和遗传学者进行的，他们在研究化石猪类的系统演化和现生猪类的系统分类时，对中国家猪的起源也有所涉及。他们大多认为中国家猪的华北类型和华南类型分别源自不同的野猪亚种（或种）（这暗含了多中心起源的观点），而且大多认为中国家猪是本土独立驯化的①；但也有个别不同意见。例如，佐伊纳（Zeuner）认为中国华南家猪与分布在印度的野猪（Suscristatus）的亚种有关②，这种观点实际上认为中国华南家猪起源于境外，不过这仅与她的分类系统有关。后来奥尔森（Olsen）对此作过总述：“中国更新世猪类古生物学方面的报告、爱泼斯坦（Epstein）关于中国猪类遗传学方面的分析以及考古学方面的证据这三个方面的材料都证实，在中国猪类的发展史上确实存在着一个不间断的世系。几乎每一个仰韶、龙山时期的遗址以及许多更新世时代的遗址中都发现有猪的遗骸，这些猪所具有的特征彼此非常相似，以至于在分类学上不可能区分它们。这些证据表明，中国是家猪的起源中心地区之一”③。当然，现在看来，中国更新世猪类化石、全新世考古遗址猪骨及现生猪类在形态上的相似还不足以证明它们之间存在亲缘关系。20世纪30年代，可能由于当时中国考古材料匮乏，有个别的西方学者还认为中国家猪最初可能是从西方（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传入的④。1976年，钟遐先生就河姆渡遗址的考古材料批判了这种观点，并强调中国家猪起源于多中心⑤。随后李有恒先生也从考古学的角度指出：“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猪的驯化可能不仅限于一地（一个中心），这个论断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多中心发展不期然可相对应。当然驯化的过程可能有早有晚，并且在各地区之间的影响和交流应该是存在的。”他还强调“中国家猪的起源与驯养的问题，应该从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猪骨的研究中寻求答案。……中国更新世的猪类化石与中国猪类的驯化并无直接的关系，它们只能算是中国家畜猪在地史上的远祖”①。这些见解极有深度与前瞻性。畜牧史专家张仲葛先生也较早地提出了中国家猪的驯化起源于多个中心的观点②，在《中国猪品种志》里他又作了进一步阐述：“中国家猪的驯化不是一个中心，而是由中国南北各地的居民驯化当地的野猪形成的。华南野猪是中国南部地区各猪种的祖先，华北野猪是华北、山东、河南、甘肃南部和四川大部分地区家猪的祖先；东北白胸野猪是中国北部家猪的祖先；台湾野猪是台湾小耳猪的祖先，矮野猪是云南、广西地区矮种家猪的祖先。”③随后高式武、谢成侠先生等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④。他们参考了考古学的相关发现，但主要依照的是各地现生野猪、家猪在体形、毛色和繁殖力等方面的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来，分子生物学研究在中国兴起，这为探讨中国家猪的起源与驯化开辟了新的途径。目前分子生物学对中国家猪地方品种间的遗传关系（群体遗传变异和亲缘关系）及其系统分类、现代野猪的系统地理分布以及野猪与家猪地方品种的亲缘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都积累不少研究成果。其中，细胞学标记、生化标记和DNA分子标记多方面的研究证实中国家猪与欧洲家猪有着不同的世系，而且绝大部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家猪是多中心起源的⑤。也有部分研究者从线粒体DNA方面的研究得出了单一起源论的观点⑥。目前在这一领域以拉尔逊（Larson）等公布的研究成果最为权威：对世界范围内的大量采样研究表明，不同地区的家猪与本地区的野猪在基因上更加相似，具有较强烈的地域特征，他们据此认为欧亚大陆至少存在7个独立的驯化中心，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就是其中之一⑦。随后，国内学者对东亚的现生野猪和家猪进行采样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东亚地区的家猪主要起源于湄公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东北亚、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对此并无贡献①；按此，就中国境内而言，长江中下游地区似为最早的独立驯化地。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国家猪本土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证据，同时此类研究的采样模式也对反思中国相关研究的结论分歧很有启迪。而对古代猪骨的DNA研究的初步成果显示，中原地区现代家猪与龙山时期至夏商时期的古代猪在遗传上具有明显的延续性，这些古代猪的遗传多样性还指示该地区是中国家猪驯化中心之一②。吉林万发拨子遗址个案研究显示，当地可能也独立开展了猪的驯化与饲养③。另外，中国分子生物学方面的学者还利用“分子钟理论”对中国家猪起源的时间进行了估算，从线粒体DNA、微卫星标记、Y染色体三种不同DNA分子标记角度进行的研究表明，中国家猪起源年代均可早至距今16000～8000年④。这种基于分子钟估算得出的年代与中国目前动物考古学界已有的结论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动物考古学研究方面，中国家猪起源的时间随着新材料的出现被逐渐更新。最初河姆渡遗址材料的发现证实中国家猪起源时间可早至距今7000年左右⑤；由于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被鉴定出有家猪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家猪，年代可早至距今9000年⑦；随后，华北地区继磁山遗址外，贾湖遗址也被鉴定出有家猪⑧，后者的年代可早至距今8000年以前。当然，大多数学者对甑皮岩和贾湖遗址的研究成果持谨慎态度，目前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家猪出自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年代距今8000年左右⑨。不过最近通过对贾湖猪骨遗存进行系列标准的重新检测表明：贾湖遗址确实存在家猪，而且可早至遗址第一期，年代不晚于距今8500年，这是中国目前家猪出现可追溯的最早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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