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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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1946年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争论，是两种对立的国家政体的争论，是争取一个怎么样的抗战结果的争论，因而也是国共两党政治对立全部历史关系的最高表现形态。本书对这一场长达两年的政争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集中论述了国共两党是如何由政争走向战争的。

书籍目录

导论  联合政府的口号与国共关系的最终分野第一章  国共力量的消长与国共合作基础的演变——联合政府口号的推出  一  一号作战与中国政治  二  联合政府口号的推出  三  联合政府旗帜下的第三势力  四  中共的两个部署第二章  国共关于改组政府的谈判与破裂  一  史迪威出局与赫尔利人局  二  赫尔利斡旋下的国共谈判第一回合  三  国共政略的重新调整  四  赫尔利斡旋下的国共谈判第二回合第三章  国共第二套政治部署的展开  一  两个大会  二  第三方面的斡旋  三  中共关于“解代会”的筹备第四章  中苏谈判：外交与政治  一  国民党对苏联与中国政治的认识  二  雅尔塔决议与中苏谈判的启动  三  中苏谈判第一阶段  四  中苏谈判第二阶段  五  中苏条约的批准第五章  重庆谈判——政治背景的转换与政治态势的转换  一  日本突然投降与中共最初的应变方针  二  蒋介石的两张牌  三  两周较量的结果  四  邀请与应邀：国共两党的决策经过  五  谈判的主题与双方的策略  六  主题的交锋与两党政治理念的展示  七  僵持下的妥协——不了之局  八  重庆谈判留给历史的痕迹第六章  国共战略方向的确立与展开  一  中共战略方向的调整  二  中共向北发展部署的展开    三  中共的东北战略部署    四  国民党的战略考虑与展开  第七章  苏军的双重性与东北问题    一  东北行营退出与再人长春    二  中共东北战略的再调整    三  国、苏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争论  第八章  政治协商会议——政治背景与政治态势的再转换  一  政协会议的国内背景    二  政协会议的国际背景    三  政协会议的组成、议题与性质    四  政协会议前奏曲    五  政协会议五项议题的争论与结论    六  政协余论  第九章  中国政局的多向发展    一  中共对政协会议之后的时局判断    二  国共关于整军方案的谈判    三  国民党对政协协议的不满及其焦点    四  中、苏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的继续争执    五  国、共在东北问题上的继续争执    六  反苏反共游行的爆发  第十章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与两个僵局的形成    一  二中全会开幕与主题辩论    二  国共就两个焦点问题的磋商    三  二中全会期间的蒋介石    四  二中全会与国民党内部力量的变化    五  二中全会的政治后果——两个死结  第十一章  政争之归宿：四平决战    一  三角格局的结束与东北问题的演变——国共四平对峙的形成    二  中共进占长春的考虑与决策——政治要求之下的军事方针    三  四平决战与重庆谈判    四  战局的转折与谈判的转折    五  关于四平之役的评价  第十二章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最后的谈判    一  停战条件与停战令    二  各方面对时局的看法    三  中共的部署与反击    四  最后的谈判    五  不宣而战  结束语  民国政治的逻辑与民国政治的历史局限

内容概要

邓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专攻中国现代史，著述颇多。

媒体关注与评论

　　导论　　联合政府的口号与国共关系的最终分野　　1944～1946年间，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全过程来看，这是两党关系最后的政治转型时期。国共关系的政治转型本身并不是一起开创历史记录的事件，不过，这一回的形式、性质与以往截然不同，这一回两党关系的政治转型，直接表现为国家秩序的政治转型。因此，两党关系的转型过程，其政治主题集中体现为两种国家政体的对立：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　　由两党关系的转型而引出国家秩序的转型，由此，国共政治关系发展到其全部历史关系的最高阶段。这次政治转型的失败，决定了国共两党由政争走向战争的最后的政治分野。　　迄今，没有人明确提出上述概念，没有人发现1944～1946年间是国共关系的一个完整的政治转型时期，没有人发现其间完备的政治形态、统一的历史主题和连贯的发展线索，因为，没有人认识到这段历史的特殊之处，从而将这段历史内在的政治主题联系并贯通起来。　　过去，关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基本形成一个定式：首先，以1945年8月中日战争终止为分界，依此将历史分为战时与战后两个阶段；然后，按照不同的历史阶段，相当严格地分别论述不　　同的历史主题。根据这个定式，抗战阶段的主题是中日民族问题，战后阶段的主题是国共政治问题。根据这个定式，1944～1946年间是不能捏合为一个整体的。因此，将两个历史阶段的衔接部位贯通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提出，本书的这一命题和结构多少有些不合过去研究的章法。　　如此看来，本书的命题能否成立，有必要对传统的思维定式略作清理。　　]944～1946年间是抗战末期和战后初期两个历史阶段的衔接部位。一般说，两个历史阶段的交替，就是两个历史主题的交替，以往的研究正是按照这一思维习惯而展开的。然而，发生于1945年8月的历史阶段的交替，其不同于一般的特殊之处表现为，历史阶段的交替并不以历史主题的交替为基础，因此并不表现为历史主题的交替。这一历史阶段的交替是以中日战争的终止为基础，问题在于：中日问题并非抗战末期中国政治的主题。　　因此，怎样认识贯穿于1944～1946年间历史过程的政治主题，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关键。具体讲，关键在于把握两点：第一、怎样认识抗战末期中日问题和国共问题的主次关系。第二、抗战末期和战后初期这两个历史阶段，是以怎样的政治主题衔接并贯通起来的。　　中日战争以国、共、日三个参战方为主体，构成两国三方的战争形式，这种战争形式的构成，决定战争的性质不可能是单一的。还在抗战乏初，毛泽东于1937年8月提出：在联合抗日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贯通起来。”民族革命指中日问题，社会革命指国共问题，贯通指联系，指两种范畴、两种性质的革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就是说，整个抗战时期，中共始终是将两个革命联系起来一并展开的。当然，两者之间有一个主次关系，问题在于：主次关系是以战争的进程而调整的。　　中日战争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但迟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民族革命才调整为中国政治的主题而居于主导地位。这就是说，民族革命是否居于主导地位并不是五条件的，视战争进程而调整。一个因战争进程而调整的问题，同样，也可以因战争进程而再调整。　　1944年，德国战败已成定局，日本的覆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的抗战进程步人末期。那么，抗战末期中国政治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由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来赢得抗战胜利的果实。这个问题的提出，其实就是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主次关系的再调整，社会革命转换为中国政治的主题。　　两种革命主次关系的再调整，首先表现为国共合作基础的再调整。抗战之初，以抗日为基础，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战末期，随着争取怎样一个抗战结果这一问题的提出，调整国共合作的基础亦随之提上议程。毛泽东对赫尔利说：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把民主作为合作的基础，这就把调整两党合作基础的问题提了出来。民主指联合政府，毛泽东说：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自国共合作以来，就是改良方针……现在的口号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这个口号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毛称：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　　……

章节摘录

　　正当汤恩伯在河南溃败之际，6月6日，欧洲盟军发动了诺曼底战役，开辟了期待已久的欧洲第二战场。对此，重庆统帅部的反应喜忧参半。徐永昌记载：“关于欧洲第二战场之开辟，敬之极为兴奋，逢人便道，喜不可支。”而徐则认为：“此事无论前途，未便乐观……我当面敌人正可借英美努力对欧之时，向我发动决定性之打击。”　　何应钦所以“喜不可支”，是指望盟军此举能够牵制日军的进攻，如同当年的珍珠港事件那样，将国民党从危机中解救出来。　　然而，国民党自身却难以摆脱困境。洛阳失陷后，重庆统帅部对于日军下一步的进攻方向，在判断上仍然处于混乱状态。军令部判断日军将继续向西，进攻西安。6月12日，蒋介石批准了军令部所拟“预防敌人进入潼关”的作战指导。6月18日，在蒋召集的会议上，军令部次长刘斐判断：“敌必冲至衡阳，可能人桂林。”事后看，这个判断相当准确。但徐永昌认为：“敌兵力不足，只要我能力拼，尚不至，企图人桂。”直至当年7月，汤恩伯仍判断日军的进攻方向是西安。侍从室主管情报的唐纵后来在总结河南战役失败原因时，第一条便是：“对于敌情判断错误，始终没有预料到敌人打平汉路”。判断的失误，使国民党难以摆脱军事被动。　　另一方面，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对于日军的一号作战没有明显的牵制作用，过不了多久，何应钦便不再“喜不可支”了。　　日军的进攻构成了国共谈判的第一个背景。不久，第二个背景也展现出来，此即美国对国共关系的干预。中共于年初做出恢复国共谈判的决定时，便预料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美国将出面干预国共关系，这个预测相当准确。6月18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由苏联飞抵新疆迪化，此次访华的目的之一，正是过问国共关系。　　王世杰代表蒋前往迪化迎接。19日，王陪同华莱士参观新疆女子学院。王记载：“该学院图书室中有王临川全集。华氏素极钦佩王安石，予因告以王荆公之精神，可于其奏折中‘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三语见之。”接下来华莱士来了一个现买现卖，“华氏旋向学生演说，即征引此数语，并谓蒋先生持此三语将必克服中国未来之一切困难。”20日，华莱士飞抵重庆。　　6月22日、23日，蒋与华莱士连续会谈两天。蒋对战局失利的解释是：开罗会议的军事决定未能照原议实行，以及美方不肯将运抵昆明的军械交中方使用，等等。关于中共问题，“蒋先生力述中国共产党宣传之虚伪(广播述其拥护抗战、拥护统一、拥护蒋委员长等口号均绝对不可信)，蒋先生并谓中共确以苏联为背景。”王世杰参加了会谈，他看到，对于蒋关于中共的解释，“华莱士氏初不甚信，经详谈后，似亦相当的相信。”最后，“蒋先生力述美国如期望中国政府‘政治解决’的主张成功，最好在对中共问题表示冷静，或更劝中共服从中央命令，不可一味督促中国政府速求解决。”蒋的意思就是不希望美国插手中共问题，以防止中共问题国际化。　　6月23日会谈时，华莱氏表示：“中共问题既有苏联为背景，中国似宜从早与苏联直接恳谈。”蒋表示当尽力为之。华莱士还谈到德黑兰会议时，斯大林曾对罗斯福提出，苏联在远东无不冻港，希望大连成为自由港；蒋答，这个问题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时已提出，蒋当时已应允。　　华莱士访华前后，中共加强了对美宣传，重点强调国民党的独裁制与美国民主制的对立。6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欢迎华莱士先生》，称赞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表示四大自由在中共区域已“见诸实施”。抨击国民党“箝制舆论，统制思想”，要求“立即废止独裁、实行民主”，希望华莱士“帮助中国人民促进这些迫切需要的改革”。　　尔后，《解决日报》于美国国庆日发表社论，称美国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称国民党拒绝实行民主制度，“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　　这显然是力图借助美式民主体制以破坏国民党的训政体制，并分化国、美关系，力争美国在华重新选择合作“同伴”。　　华莱士究竟相信国、共何方之说，姑且不论。总之，华莱士此行开创了美国最高当局直接过问国共关系的先例，中共问题的国际化正在浮出水面。　　王世杰、张治中这段时期均为蒋介石政治决策的主要参与者，但在撤换史迪威问题上，蒋却未与王、张磋商。10月3日晚，蒋与王、张谈话时，“文伯询问蒋先生何故于发电要求撤换　　史迪威尔参谋长之前，不与文武僚佐细商。蒋先生说，系因预知我等不会同意此项办法。”有意回避王、张。最后，王世杰表示：“罗斯福复电来时，务让大家参加意见。”王、张意思是，在罗斯福就史迪威问题复电蒋时，能够参加意见，以便对此事有所节制。　　10月6日，赫尔利向蒋转交了罗斯福的复电，同意解除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职务，但同时要求史迪威继续留任缅北战场远征军的职务，表示：“余觉吾等设使将史迪威自缅甸战事方面了！撤换，其结果之严重，将远甚于阁下所意料者也。”　　对于罗斯福做出的这种一半让步，10月9日，王世杰向蒋力言：“不宜再拒绝罗斯福之提议。但蒋先生仍倾向于再拒绝。”当晚，王又“往晤宋子文，彼亦主张再拒绝，谓蒋先生如对此事让步，则将成为‘傀儡’。”王世杰9日的一番游说使蒋、宋担心夜长梦多，于是反常地采取行动，当10日晨王再见到宋时，王记载：“宋子文告我，谓昨晚与我谈后，彼再向蒋先生请示，蒋先生意甚坚决，命其立即发电，昨晚夜半已去电拒绝罗斯福提议矣。予闻之忧闷不已。”该电的确发于9日半夜，要求罗斯福“即请阁下调回史将军，而另派胜此重任之将领来华以替代之”。　　10月9日半夜彻底拒绝史迪威之后，10日，蒋发表双十演说，强调“自爱自重，自立自强”。蒋说：“我们抗战七年余，前四年半的单独抗战，固然是艰辛，而最近三年来与联合国共同作战的期间，我们的负担也是十分沉重。”“我们与联合国共同作战，诚然是休戚相依……但要知道反侵略战争中所需要而欢迎的乃是要本身能自立自强和独立分担作战任务的国家。”蒋是在告诉罗斯福，没有美国他也能单独抗战。此后罗斯福迅速撤换了吏迪威，改派魏德迈接任，此一事件至此结束。　　在彻底拒绝史迪威、军权危机解决之后，于是蒋再回过头来继续国共谈判，解决政治问题。经过史迪威事件一番波折，国共谈判出现新的动向。　　10月11日，王世杰与赫尔利磋商中共问题，王说：“目前中共态度益趋极端，逐渐增加其要求，故予等尚不拟即赴延安。”王世杰、张治中不赴延安，国共谈判继续处于僵局的情况下，为打破这一僵局，蒋介石只得同意赫尔利介入国共谈判。　　10月13日，王世杰“晚间在蒋先生官邸商议宜否由赫利将军出面调解政府与中共间之纠纷。蒋先生倾向于请其出任调解。”为此，王世杰提出三点意见：“(一)赫氏暂不赴延安(予与文伯亦暂不去延安)；(二)赫氏可约在渝之林祖涵、董必武一谈……(三)如中共愿意美国调解，彼将于请求中国允许之后，提出解决方案。”②蒋同意这三点意见。“彼”指赫尔利，即赫尔利的方案须经国民党同意，其调停活动须在国民党的掌握下进行，以防中共以美国为“奥援”。　　对中共的缓和工作继续展开。10月16日，邵力子出面宴请国共双方代表林伯渠、董必武、王世杰、张治中，以及胡政之等几位参政员参加。“文伯在餐后力斥延安邀请予等赴延安之无诚意，谓其一面邀请，一面在延安报纸攻击予等之手段‘无赖’”。尽管宴会上张治中怒气难消，但国民党此举仍然是缓和情绪的一种表示。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召开七大。　　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做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毛在其他讲话中对中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阐述，毛说：“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国家，表明中共意在夺取全国政权。　　毛又说：“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或‘结束’了，这是当前时局的一大变化。”要求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国、共、民盟、无党派代表人士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　　毛还表示：“我们的大会应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中国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全国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起一个巨大的推进作用。”　　5月5日至5月21日，国民党召开六全大会。蒋介石在六大开幕词中说：“我在去年国民参政会时，以及今年元旦对全国的广播，两次说明我们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决心，三月一日我　　对宪政实施协进会致词，更具体表示要在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八十诞辰召集国民大会，以实现宪政。……我今天特向大会陈述，希望大会代表诸君对我这一个主张正式予以接受。”　　国民党六大正式决定于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大，为配合宪政的实施，5月18日，六大通过了一个“促进宪政实现之各种必要措施案”，要求三个月内取消军队中的党部；各级学校不设　　党部；三青团改属政府领导；等等。　　在六大期间，蒋反复强调的是中共问题。5月7日，蒋在大会发言道：“我坦白地告诉大家，本党在国内一般社会及国外一般舆论中，地位和信誉是逐渐低落，最近这一年间，更是受尽嘲谑诋毁”。“不久以前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他们所谓‘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大会的报告与宣言，真是狂妄荒谬，对本党肆意丑诋，污蔑万分尸蒋要求各位代表痛切反省，否则，“那我们真是要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　　5月14日，蒋在总理纪念周上讲话：“共产党盛唱联合政府，与准备召集民族解放委员会，如果召集民族解放委员会，是自速其灭亡，但所唱联合政府，乃亡我国民政府之毒计。”包　　瑞德在延安即对毛泽东说过，成立解联将使蒋获得攻击中共的口实，看来蒋的确不怕解放区联合会，而怕联合政府。　　5月17日，六大通过了《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表示对中共问题仍坚持以政治方式解决，同时谴责中共一贯坚持武装割据，“最近更变本加厉，提出联合政府口号，并阴　　谋制造其所谓‘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凡我同志均应提高警觉”。　　1945年5月18日，蒋在国民党六全大会做政治报告时说：“现在欧战已经结束，太平洋的战争，最多不过延长一年”。6月25日，何应钦在答记者问时说，距抗战结束“大约一年”。　　上述估计与中共基本相同。这表明，国民党对于日本的突然投降也是缺乏准备的。　　当中共于1944年下半年开始实施南下战略，大力经营中南　　与东南两个战略方向之际，对于中共的这个战略意图，国民党的判断大致准确。　　军令部长徐永昌在一则日记中写道，中共最近调集大军进入豫、鄂、湘，企图在这一带“成一走廊”，目的有四点：“(一)盟军登陆使其认识中共力量，使中央军无法与盟军会师；(二)阻止打击中央军北进，以便割据华北；(三)中央军如通过走廊势必冲突，则内战之责加之中央；(四)造成盟军对中央之不良印象。”这是对王震部意图的判断。蒋介石对粟裕部做如下判断：中共“其有力匪部，且由江北向江南、浙西大量侵入，此其不仅为扰乱我军与盟军接应之计划，而另一目的，乃牵制我黄河以南各军不能向华北前进。”　　对于中共向南的战略意图，蒋准备采取向北的对策。蒋认为：“此时我军必须准备有力部队向华北挺进，以直接打破共匪向南之各种企图也”。　　与美军登陆相配合，是中共的意图之一。新四军军长陈毅5月1日在中共七大发言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华中、华南海岸线很长而且辽阔。十之六控制在我新四军手中，盟国如选择在这些地点登陆，新四军是早有配合作战的准备的。”　　对于中共的这一意图，蒋只能直接与美方交涉。1945年7月31日，在一次研究美军登陆问题的中美联席会议上，魏德迈说：美军登陆部队“最好尽量设法避免与反对中央政府之军队合　　作或联系。”蒋介石说：“不好承认中央以外的部队，该登陆部队应等待中央军队到达接防后，其任务始为终了。美国政府不应承认其他队伍只可承认中央队伍。”魏德迈问：美军登陆后，中央部队不能尽快接防怎么办?蒋说：“此点必须坚持，我们既有预约，必须实践……只要美国态度坚决，共产党不敢有何举动，故我们必须坚持。”然而，当国共围绕这个问题的角逐正在展开之际，抗战突然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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