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所藏古铜鼓考·铜鼓续考

作者简介

《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所藏古铜鼓考》和《铜鼓续考》二书，是我馆先贤闻宥先生早年研究铜鼓的重要成果，反映了当时铜鼓研究的水平，在铜鼓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南方民族考古亦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此二书分别出版于1953年5月和9月，此后再未重新出版，在世面上已很难见到，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现在，我馆领导提出“整理馆故，弘扬我馆优良学术传统”的主张。为推动铜鼓研究和我国民族考古的发展，我馆特地将闻宥先生的这两本重要著作重新整理出版，以便学术界参考。现将编选作如下说明：

    1. 这两本书原来是分开出版的，现将其合并为一本，并另取书名为《铜鼓考》和《铜鼓续考》。

    2. 原书为手写体影印本，竖排，繁体字，今一并改为铅字本，横排，简体宇。

    3. 《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所藏古铜鼓考》原书未分章节，今根据文意适当予以分节，并为每一节标出标题名；《铜鼓续考》原书虽已分节，但未取标题名，今亦为每一节标出标题名。

    4. 原书插图均未编号，皆是随文插入。为符合现代学术著作的惯例，今将各图予以适当归并，逐一为其编号。

    5. 原书引用中文文献的题名和外文文献的中文题名均未加书名号，亦未作特殊的标记，今一并为其加上书名号。

    6. 原书涉及外国学者的姓名时，一般都采取中文译名加外文原名的方式，如“黑格尔P.Heger”。今一并改为中文译名（外文原名）的方式，如“黑格尔（F.Heger）”。外文文献题名 亦如之。

    7. 原书标点符号一般保持原貌，仅个别地方作了一定的改动。

    8. 其余一仍其旧。

书籍目录

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所藏古铜鼓考  一、铜鼓的型式与花纹    （一）铜鼓的型式    （二）鼓面的花纹    （三）鼓身的花纹  二、关于铜鼓的一般问题    （一）铜鼓的来源问题    （二）铜鼓的作者和中心问题    （三）铜鼓作者的族属问题  后记铜鼓续考  一、新得铜鼓的花纹    （一）鼓面的花纹    （二）鼓身的花纹  二、对于若干问题的订正  三、新得铜鼓的来历问题编选后记

编辑推荐

铜鼓是我国南方古代少数民族地区创造的青铜艺术瑰宝，它发源于云南，流行于我国西南和岭南，并传播到整个东南亚，形成独特的铜鼓文化。铜鼓是集雕刻、绘画、装饰、音乐、舞蹈于一身的综合艺术品。如今，我国共有馆藏古代铜鼓２４００多面，是世界上保存古代铜鼓最多的国家。

内容概要

闻宥，字在宥、野鹤。松江县泗泾人。民国2年(191．3年)小学毕业后，因家庭困难到上海申报馆工作，同时，先后在中学、私立震旦大学进修。后转入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工作，并兼任私立持志等大学教员。在此期间，曾加入南社为社员，为前期创造社社员。擅长诗词、书法，部分作品曾出版。民国18年（1929年)起，历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科副教授、教授兼预科教员，青岛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教授，北平私立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兼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师，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成都国立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 昆明国立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主任兼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名誉讲师，成都私立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博物馆馆长，兼国立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再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兼西南民族学院教授c 1955年起调任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直到逝世。解放前，已成为法国远东博古学院通讯院士，联邦德国德意志东方

章节摘录

书摘                       (一)铜鼓的型式    现在先述全鼓的型式。下面是这十具实测图。(见图一至图一O。图中的数字皆依公尺计算，又缩尺的比例本为二分之一，但为了节省篇幅计，每鼓仅画一部分，其对称部分皆略去。)    就这些图看来，十鼓之中，显分两类。分类的主要标准在乎鼓身。第一类是鼓身可以分为三截的。第一截我们称为鼓颈，最突出。第二截称为鼓腹，照例内缩，即西事珥所谓“渐缩如腰形”者。第三截称为鼓足，照例又扩大起来。凡是鼓身作这种形式的，两旁的耳虽则在颈腹之间，但总是在鼓颈最突出部分之下，所以占鼓腹的地位较多。第二类是鼓身可以分为两截的。以全身而论，虽然略有缩突，但远不如第一类之甚。同时耳的下面，即鼓身的最中间部分，例有一道突出的线，作为上下两截的分界。凡是鼓身作这种形式的，两旁的耳例比第一类要高得多，耳的起点例在上半截最突出的部分①。    依照这标准来看，甲、丙两鼓显然属于第一类。乙鼓乍看起来，似乎二、三两截不甚分明，实则鼓足的大部分业已残缺，现在所看到的只是它的最上部分，所以两截不甚清楚。丁鼓虽则耳已提高，但依其他条件来看，也可以属于此类。戊、己、辛、壬②、癸诸鼓显然属于第二类。庚鼓的分界线虽则微弱不明，壬鼓虽则根本无耳，但依其他条件来看，当然也属于此类①。     以飞鸟晕而论，其宽度甲、丙两鼓皆二点二公分，乙鼓二点一公分，可说无甚出入，但画法三者都不同。其异点为：(1)甲、乙两鼓皆画八鸟，而丙鼓则只四鸟。(2)甲鼓两鸟之后，间以一花纹。乙鼓则两鸟之后，间以两花纹。丙鼓则每一鸟之后，皆有一花纹。所以甲、丙只有四纹，而乙鼓则有八纹。(3)甲、乙两鼓皆为阴纹，丙鼓则为阳纹。(4)甲鼓鸟与鸟间的距离约为一公分，鸟与花纹间的距离约为一点八至二公分。乙鼓鸟与鸟间约为二公分，鸟与花纹间约为一点五公分，花纹与花纹间约为二公分。丙鼓则鸟与花纹间自五点五公分至十公分不等。可知布置上以甲鼓为最密，丙鼓为最疏。    再以鸟本身论，甲、丙两鼓所画都比较的写实。证以中间花纹的相似，可以说明两者之间有较远的脉络。乙鼓的鸟虽则已似鱼形，但还没有因袭化如黑格尔书第三十七图版中所见之甚。所以三者相距不远。至于鸟颈的外向，也是三者一致之点。    就已往纪录比较，也有几点可以一述：(1)以前所知，有飞鸟晕的鼓，例如《西清古鉴卷三十七的第一鼓、《匋斋吉金录》卷七的所谓“汉建武铜鼓”，以及维也纳一鼓、茂里一鼓、越南民主共和国所发现的诸鼓，鸟和鸟间的距离皆极密，尤以后数者为甚。状如下图(图一一)①。前三者皆前后密接，所以为数较多。例如茂里一鼓全晕共有十六鸟，恰为甲、乙的二倍，丙鼓的四倍。(2)上述诸鼓鸟形皆外向，甲、乙、丙三鼓则皆内向。我们现在还不能断言这两式是否有先后的顺序。(3)上述诸鼓鸟和鸟间都没有其他纹样。Ngoc—lu一鼓虽则鸟身下还有一个衔鱼的鹭鸶②，但并不在鸟和鸟的中间。我们的三鼓则鸟和鸟间皆有纹样，已如上述。这两种不同的表现法，究竟是先后的关系?还是地域的不同?这一点目下尚不能十分确定③。(4)和这三鼓最相似，尤其是和丙鼓相似的有《西清古鉴》的第四鼓和第十鼓。第四鼓亦为四鸟四纹，惟鸟形不相似；第十鼓的鸟形和花纹皆相似，惟为数皆较多。   从这几点来看，铜鼓和锌于的不必同源，已是很明显的了。再从史实方面看，锌于之名，有人虽以为定于汉代，其实先秦典籍中早已有之。传世实物有人虽以为多属汉器，其实大多数是汉以前的制作，宋人的推定是可靠的。所以錞于式乐器的存在，至少可以上溯至周代。而铜鼓呢?虽则文献难征，但从马援得铜鼓的故事以及《世本》所谓巫咸作铜鼓的传说看来，一定也有极悠久的历史。这两个在古书中早已分明的系统，我们生于千载之下，当然不能轻易地合并起来。    最后再从更多的实物方面看。第一，近年出土的明器中有如下一器(图一二，1)①。这说明了原始或早期錞于的面影②。不但钮和面都和后来的稍有出入，而且身部更长，也是整体，也是无耳。这又正说明了原始或早期的锌于和铜鼓之间，不可能有联系。第二，在上述来维一文的插图中，又有一具越南东山出土的铜器，状如下图(图一二，2)。来氏不通汉学，所以说这一器与其目为饪器，毋宁目为乐器。大约他的意思是认它为烹饪器和乐器之间的过渡形式。在我们看来，它的形式正介乎铜鼓和錞于之间。乍看起来，似乎正证实了由锌于演化为铜鼓或由铜鼓演化为饽于的想法。其实不然。我们只要想到(1)东山文化不过是东汉后期的产物①，(2)和这一器同在一地出土的，还有不少铜鼓，我们的问题便思过半了。再往上推，在东山文化以前，马援早已把铜鼓铸为马式了；周人早已以金锌和鼓了。所以这一器的来源，应该认为是使用铜鼓的民族，吸取了饽于的形式而加以变化的结果。总之这一个变型的产生，也正反面地说明了在它以前，铜鼓与锌于之间没有联系。    总括上述，我们在目前所有材料之下，应该确认两者为各自独立的东西。锌于是汉族的，铜鼓是西南兄弟民族的。两者各有不同的渊源和优美的传统。至于东山出土的一具，则并非两者间的过渡形式而是两种文化接触以后的混合形式①所以它们间的关系应如下：    作者最初写成《古铜鼓考》的时候是在一九五二年的九月。那时馆中所藏仅有文中所述的十鼓。但等到付印的时候，已经继续获得了52—3702．53—1．53—2等三具。所以在第十四页上说“共有十三具”，而文中其余的部分则苦于没有时间补订。截至现在为止，则已增加至十六具了。不但新得的六具多少有些新材料可记，便是已经叙述的十具，也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所以在临去的前夕，分出一些时间，来写这篇续考。—、新得铜鼓的花纹    关于新得的六具的全形，我们也已经加以实测如下(见图一三至图一八。图中的数字仍是公分，缩尺的比例也仍是二分之一，一切与前文相同。)。    就型式来说，这六具显然都属于我们的第二类，不必多论。至于纹样方面，则仍分鼓面鼓身两项来说明。    (一)鼓面的花纹    1．中央的光芒一律为十二道，仍是第二类中最习见的形式。    2．子鼓的光芒上突最甚，最突处约有半公分高。卯鼓的光芒虽亦较突出，但远不如子鼓之甚。旧纪录中有所谓“中央隆起”(《欎林州志》)、“中击处微突”(《高州府志》)等者，大约便是此类。又以全鼓面论，其凹凸上亦自有一种布置。此得以卯鼓为例。其中间光芒部分突起最甚。其次为“三”、“九”两晕之钉形。再次为“四”、“五”、“十”三晕，皆略略上突。    2．第二类鼓身的花纹，通常多分两组，即分界线以上为一组，以下又为一组。也间有分为三组的，即分界线以上又分二组是也。馆藏十二具第二类鼓之中，仅卯鼓和前述的辛鼓属于此类。此外武侯祠丙鼓，巴梦薛所摹河内D6214．20鼓亦如此。《西清古鉴》所著录诸鼓中，亦有类此者。    最有趣味者即卯鼓和河内鼓两者不但分组相同，其全部纹样的配列亦相同。又不但鼓身的全部陪列相同，即鼓面全部的陪列亦完全一致。下列两图即依巴氏的书重摹(见图二一，1．2)。试以此两者和后附的卯鼓两拓片相较，几如合符之复析。由此可知铜鼓的制作，不但在型式上有相承的标准，便是在纹样配合上亦有优良的传统。更推言之，则四川所得的和越南东京所出的花纹上的完全一致，更是一件意味深长之事。    二、对于若干问题的订正    关于以前的十具，其首先应该订正的，便是对于乙鼓的讨论。    在第一页上作者曾说：“(乙鼓)鼓足的大部分业已残缺，现在所看到的只是它的最上部分。”鼓足有残缺是对的，但所缺的未必是它的大部分。这是从比较上可以明白的。比较的资料得以两具为例。第一是蒲沙尔(S·W·Bushall)  《中国美术》(ChineseArt)第一卷第六十六图所示的一具。状如下图(见图二一，3)。除了鼓面大于鼓身，正表示了所谓第二式的特征，和我们的乙鼓不同而外，其余都很相似。连鼓身的纹样亦相近①。但它的鼓足甚短，尚不及鼓腹之半。第二是河内博古学院所藏Konmm出土的19514号鼓。这一具面部的纹样，如羽人、飞鸟诸晕，都极似我们的甲、乙两鼓(惟中间光芒仅十道)，可以说是同一阶段之物。鼓身虽已残缺，就现存的部分来看，其纹样也甚似我们的乙鼓。但同时二、三两截并没有显著的缩突，正和所谓第二式相合。由此两者可以推知我们的乙鼓，虽则鼓颈扩大，和标准的第一式相同；而鼓腹和鼓足两截的分界本不十分显著，同时鼓足部分也决不如甲鼓的外突和修长。所以我们不能说：“鼓足的大部分业已残缺。”    其次，在第四页上作者曾提到鼓身纹样的分格，但没有详说。这个问题可以分三点讨论。第一是格的数目。依据旧说，第一式诸鼓大概都分八格，而我们的乙、丙、丁三鼓都只有六格。第二是格的形式，这又可分两小类。第一类是每格的上下左右皆有纹样作为边缘的，例如维也纳藏鼓及越南Ng?c—伍出土鼓等，状如下图(见图二一，4)②。第二类是上端紧接鼓颈，仅下端和左右有纹样的，例如茂里所藏鼓。我们的三鼓之中，丁鼓上下皆有单线二道，可以说是属于前一类。而乙、丙两鼓，则显然皆属于后一类。丙鼓的格与格之间没有直行纹样，但以排列的钉形作为分格的界线，更是一种罕见的变式。第三是格的大小。国外诸鼓每格的尺寸，目下无法知道。但就图片看来，上述后一类的格框显然较前一类的为大。以我们的三鼓言，乙鼓每格高十一公分，丙鼓高六公分强，皆占全鼓腹高度之半略强。而丁鼓仅三公分，不及鼓腹三分之一。至于宽度则每格不等。乙鼓自二九点三公分至二一公分，丙鼓自二七点五公分至一七公分弱，丁鼓自二三公分强至一五公分。总之三鼓的格，都是纵短而横长；同时格的大小，大体上又都和全形的大小相一致。    就这三点综合起来看，我们的三鼓正说明了后期分格形式的发展①。    两者而外，作者在第十一页以下又曾讨论了一些饽于和铜鼓的关系问题。有一点当时没有提到，现在顺带附说一下，便是在古文献中，錞于是有它的特殊用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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