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九章
出版社: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6
ISBN:9787108023582
作者:汪荣祖
页数:258页
作者简介
《史学九章》收录有关史学文章九篇，名为"史学九章"，意在从九个不同的角度来观测史学的内涵与本质。书中叙论了中外古今多位史家及其著作：十八世纪英国史家爱德华·吉朋及其盛名历久不衰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从其精彩的宏观叙事手法，可见叙事乃史学的根本。近代史学之父兰克掌握原手资料，严格文献考订，首开档案研究之风；然英、美以及中国史学界对兰克多有误解，以为他要把史学建成一种科学，几乎完全忽略了兰克仍一本塔西陀和吉朋以来的叙事传统。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英国史家汤恩比的名著《历史研究》实与当代史学界主流派的风格背道而驰；汤恩比从事的其实是历史哲学，他自以为可以把历史规律化的尝试，虽盛极一时而终衰。作者从二十世纪后半叶法国安娜学派（即一般所说的年鉴学派）中坚人物布岱尔的著作与史学思想中，洞见此一流派对当代史学研究的贡献与局限，以及随时代而变的趋向。认为章太炎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中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以信史为追求的目标，以进步发展为史观，为国史从传统过渡到现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透过对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评估，指出钱穆虽为现代史家，风格却甚传统。除了这些中外史家外，作者尚讨论到如何将中央史与地方史重新整合，以及中国传统史学是否具备西方所谓的史学意识等问题。最后提出钱钟书对历史的看法，加以发挥，约为五则，这位文学家的邻壁之光，颇堪史家借照。作者透过这些主题的探究，强调历史学固然具有文学性，但文可言虚，史必征实，历史学追求真相的本质，绝不可轻易丢弃。
书籍目录
导言
第一章 吉本及其不朽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导论
吉本其人
衰亡史这本书
在史学上的成就
要籍解题
第二章 回顾近代史学之父兰克的史学
导论
兰克史学真相
兰克所谓的“科学之历史”
兰克的史学被约化为方法论
结论
要籍解题
第三章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导论
《历史研究》鸟瞰
中华文明在《历史研究》中的论述
汤因比与西方近代文明
《历史研究》引起的讥评
结论
第四章 布罗代尔与法国安娜学派
导论
法国新史学之兴起
布罗代尔的两位前驱
布罗代尔的生平
《地中海世界》的景观
物质生活史大观
布罗代尔的流风与余韵
要籍解题
第五章 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解与误解
导论
对褒贬的认识与误解
对史官制度的认识与误解
对中国传统史书的认识与误解
结论
第六章 论中央史与地方史的重新整合
导论
中国中央史观的由来
中央史观衍生的史学问题
地方史研究与国史之再整合
结论
第七章 章太炎与现代史学
导论
章太炎史学思想与现代史学的三个连接点
章氏现代史学之实践
结论
第八章 钱穆论清学史述评
导论
清学史渊源
清中叶之考据学
晚清学术史
结论
第九章 槐聚说史阐论五篇
导论
第一篇：史学之体用
第二篇：论历史阐释之循环
第三篇：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
第四篇：文史之分合
第五篇：章实斋六经皆史说再议
余论：重申历史学的本质索引
编辑推荐
《史学九章》收录的九篇文章，涉及多位中外著名史家，如18世纪英国史家吉本及其《罗马帝国衰亡史》、近代史学之父兰克、汤因比及其《历史研究》、法国年鉴学派中坚人物布罗代尔、中国新史学的先驱人物章太炎以及钱穆、钱钟书等人的史学思想及著作。内容深入浅出、提纲挈领，前有导论，后有要籍解题，很适合青年学子了解中外史学之核心精神，同时也为有兴趣深入研究的读者提供了必要的指引。
内容概要
汪荣祖，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家。安徽旌德人，1940年生于上海。获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历任美国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澳洲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复旦大学以及台湾师大、政大、台大等校客鹰教授，2003年2月起就任台湾嘉义中正大学讲座教授。有《康章合论》、《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成同光时代》、《章太炎研究》、《史学九章》、《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等专书十余种。
章节摘录
书摘罗马由盛而衰，因由俭入侈，吉本认为自由甚俭，而独裁甚侈，独裁难除，而自由易失。罗马原为共和国，宪章肃然，卒毁于独裁者的野心，所谓“三头马车”(Triumvir)已祛自由的屏障，恺撒外甥屋大维(Detavia)遂乘时人习于安乐，以爱国情操掩饰其政治野心，以奥古斯都创帝制霸权。惟帝制虽扼杀自由，却趋安定，此后二百二十年，除短期尼禄(Nero)王乱政外，仍可称兵不血刃。然军人干政之后，乱阶渐造，羽林军(Praetorian Guards)大似后周之殿前班，黄袍不断加身，及康莫达斯(Commodus)继统，荒淫残暴而贪婪，任用佞臣，以奉承为务，纵容外官内官，鱼肉子民，虽终于暴毙，然当政十三年，受害者数百万，罪不胜书，死不足以蔽其辜。罗马之羽林军，乃帝国之干城，一旦失控，暴虐无道，不啻军事独裁，吉本所谓“十万雄师，独夫统之，可制千万百姓”(an hundred thousand well-disciplined soldiers will command，with despotic：sway，ten millions of subjects)，兵强而骄，精兵遂流于合法之凶器，政争的工具，纷扰不已，及兵数大增，而意大利青年耽于逸乐，鄙弃武事，边疆蛮族遂充塞军旅，衰亡之兆已著。适波斯帝国崛起，东疆受到威胁，而北方日尔曼人，其地丛林苦寒，窥伺久矣，蛮族终于入侵。 罗马帝国几遭士兵、暴君与蛮族所毁，幸克劳狄乌斯(Claudius)等四君，拨乱反正，略现中兴之象。戴克里先(Diocletian)虽重整边防，但蛮族已经内移，收为佣兵，仍招隐患，不得已而分帝国为二，与马克西米安(Maximian)东西分治。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颇具德望，击败马君，撤销禁军，骄兵悍将，至此始竭。君帝复制订法律，确定刑罚。君帝地位既固，卧榻之旁，便不容他人鼾睡，拜占庭之役，分治三十七年的帝国又归一统。然连年兵联祸结，国力实已每况愈下，而基督教又兴，宗教狂热掩盖了理性与道德。 吉本写完五百年的罗马由兴而衰，高潮迭起，气势不凡，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一定跟随写作者与读者的意志或兴趣转移，如果继续写，觉得有点无以为继，若谓“帝国五百年的衰亡史已写过，另八百余年的历史，直到土耳其取君城，犹待我执笔。我是否应依旧像前几卷那样写法，读者是否会继续感兴趣”。结果，他还是决定将片段而又较为枯燥乏味的641至1453年一段写得很简略。于此也可知，吉本对篇章的经营比史事的详尽更为重视。 就范畴而言，吉本所写实不限于罗马帝国，还涉及波斯帝国，提到成吉思汗的蒙古，亦略为述及中国，重点当然仍是罗马及其衰亡；在方法上，吉本则常以史料为我用，胜于史料的考定。他在叙述波斯贵族的那章中，引用了不少古今资料，认为人性是一样的，所以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人与公元后3世纪的波斯人，没有两样。吉本于此断不同时代之章，假古道今，不免有违历史的特殊性格，而“时间错乱”(anarchronism)乃史家的大忌。公元3世纪中叶史料尤少，吉本自谓：“那个时代甚混乱，可靠的记录又少，给想要维持清晰流畅叙事的这支史笔，倍增困扰”(The confusion of the times，and the scarcity of authentic memorials，oppose equM difficulties to this historian，who attempts to preserve a clear and unbroken thread of narration)。然而这一段历史，却是自罗马帝国转到拜占庭时代的关键时刻，吉本处理史料短缺的方法乃是：“环顾断片残简，都很简短，往往语焉不详，有时矛盾抵触，作史者惟有取之，比而观之，而后猜测：猜测固不能视为事实，然有时只好以人性知识，以及强烈而难以驾驭的热情，来补史料之不足”(Surrounded with imperfect fragments，always concise，often obscure，and sometimes contradictory，he is reduced to collect，to compare，and to conjecture：and though he ought never to place his conjectures in the rank of facts，yet the knowledge of human nature，and of the sure opermion of its fierce and unrestrained passions，might，on some occasions，supply the wa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s)。由此吉本从人性与热情，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和事件。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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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安徽旌德人，生于上海，负笈美利坚，获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著有《康章合论》、《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史学九章》等，与李敖合著《蒋介石评传》。在访谈中，汪先生以史学家的眼光对西方汉学得失作了公允的判断和评价。 盛 韵 您曾提到两岸三地都有迷信海外汉学的情况，其表现何在？ 汪荣祖：我所见到的是，两岸三地往往不加甄别与选择就翻译海外外文出版有关汉学的书籍，这可能是“外来和尚会念经”的心理在作祟，更可能是书商的生意经。但如果没有市场，书商也不至于会去做赔钱生意。好像是外国人写的东西都是好的，有点像“五四”时代不知高下优劣地引进外文作品一样。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多年前台北的中国时报出版社要出史景迁的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一书的中文版，要我推荐。我回话说，这本书是写给美国大学生作教科书用的，我在美国教中国近代史时也用过，但中文读者没有必要看这种书。然而我不推荐，一大堆名学者出面推荐，大做广告。这家出版社几乎翻译了史景迁所有的书，非常畅销。几年前史景迁访问台北，媒体大事报道。当时的“总统”是陈水扁，也来凑热闹，亲自接见，视如国师。这种一窝蜂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迷信。我注意到不少大陆学者也膜拜史景迁，还出专书来赞美他。史景迁有其长处，他的最大长处是英文叙事能力极强，但他的中文实在不行，远不如上一代欧洲的汉学家，因而他不是一位值得我们崇拜的汉学家。 我还注意到近年大陆出现钱穆热，也有一点盲目崇拜。我觉得钱穆早年的著作如《先秦诸子系年》写得很有功力，虽然也有些错误，如把孙武与孙膑视为一人。但晚年的作品并不好，那本皇皇巨著《诸子新学案》尤其糟。他生前面对蒋介石时，也缺乏读书人的风骨。记得改革开放后，我初返大陆访问，在北京三里河拜访了钱锺书先生。海外友人寄给他一些钱穆的书，他说钱穆的作品如果能代表海外学者的成果，实在令他大失所望。他特别提到那本《师友杂忆》，里面提到他的几处，几乎全是错的，他开玩笑问我，史家求真当如是乎？ 您觉得这种迷信的深层原因在哪里，又如何破除迷信？ 汪荣祖：最深层的原因是二十世纪乃是西方霸权时代，包括文化霸权在内。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现代”风潮有助于破除西方的文化霸权。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文化提升不起来，自信心仍难以恢复，有意或无心地迷信外国就不容易避免，诸如中文书写不时受到外语文法的污染，随便应用外国学理等等。我觉得破除学术迷信的一个具体做法，是认真提倡书评的写作，通过书评检验学术的高低优劣，就不会盲从。在西方学术界，书评早已是“大国”，但在汉语世界里仍不很发达。六年前我回台湾长住，最想做的事就是提倡书评，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的书评要我负责，我欣然接受。但很快发现大家都不太愿意写书评，因为有点吃力不讨好，捧场固然不乐意，认真写又怕得罪人。台湾学术界的圈子又比较小，你如批评了别人的书，见面时就不好意思。习惯于批评，需要时间，只能期盼慢慢适应。我真的很高兴看到《上海书评》办得火红，使我想起在美国时常看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我寄给《上海书评》评论几位美国汉学家近著的书评，也许对破除迷信有些帮助吧（一笑）！ 您认为西方汉学的得失在哪里？ 汪荣祖：西洋人研究中国学问称之为“汉学”（sinology），如径称汉学，易与中国传统的汉、宋之学相混，所以有人建议用“华学”，以资区别，我觉得如用“西方汉学”的提法很好。记得从前傅斯年、陈援庵等学者曾呼吁要把汉学中心搬回中国来。为什么要把洋人研究中国的中心搬到中国？他们显然误会西方汉学就是汉学，觉得中国的学问已经礼失于野，所以希望回归到中国。其实，西洋学者研究中学，就像中国学者研究西学，原是很平常的事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汉学研究比中文世界的西学研究有计划、有步骤、有毅力、有成果。我觉得原因是西洋人较有自信。毕竟近现代文化与文明先发生在西方世界，自然科学之外，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基础与成果的累积，也远胜于其他地区。西方学者有此底子之后，来研究汉学或其他外国学问，无论在学理上或方法上，往往游刃有余，只是所处理的材料不同而已。 不过，由于文化之间的隔阂，不免会戴一种文化的有色眼镜来看另一种文化，出现差错或偏颇。中西文化的最大差异是语言文字，西方是拼音，而中文是象形，洋人称之为characters（记号），对他们来说特别难学。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访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时，有位英国汉学家曾说过，中文是落后的古文字，不能适应现代，现代中国将受文字之累，甚至亡国。类似的偏颇之谈，至计算机中文系统通行后，不再听闻。老一辈的欧洲汉学家就是从困难的古文入手，如瑞典的高本汉与法国的伯希和等都卓然有成。二战后中国研究很快地学院化与专业化，在大学里讲授中国学问，又将中国学问分入文学、语言、文字、历史、哲学、艺术等专科，有的学校又将之归入东亚研究的大范围内。美国凭其战后傲人的财富，在西方世界中的中国研究遥遥领先。从专业的角度看，西方旧汉学家就有一点像开杂货店的老板。从旧汉学的角度看，所谓中国问题的专家，专治一端，难称渊博的学者。专家在“不出版就灭亡”（publish or perish）的压力下，为了少吃读文言文之苦，刻意在方法与学理上取胜，以求快速发表研究成果，常常会出现“急就章”，学术价值不可能维持很久。一般情况，立志研究中国的美国学生要到大学，甚至到研究院才有学习中文的机会，未免太晚。 总的来说，二战后西方的中国研究（西方汉学），以美国最盛，主要因为资金充裕，吸纳不少来自外国的汉学家，包括一些第一流的中国学者，开创出一片天。今日美国大概有一二十所大学有规模大小不一、备有中文图书的中国研究中心，兼顾教学与研究。他们做学问很重视学术的规格，连论文的脚注，在形式上都不马虎。我觉得他们的长处，还是值得我们借鉴。 举个具体例子，您如何评价费正清的“冲击─响应”模式与柯文的“中国中心观”？ 汪荣祖：费正清以研究中国通商口岸起家，二战后在哈佛大学创办东亚研究中心，后改称“费正清研究中心”，以纪念他的功劳。他在哈佛开拓了中国研究，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学者，有人称他为“学术企业家”，应当之无愧。不过，他在治学上不如在行政上的能力强，几乎没有人称他作“汉学家”，多半称他是“中国通”，他也以此自许。至于说有多“通”，恐怕也有限，记得刘子建教授生前告诉我，他早年到哈佛去作研究，费正清问他做什么题目，他说要做范仲淹，未料费正清回答说：“范仲淹是谁？” 费正清的“冲击─响应”模式，并非他所创，而是来自二十世纪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A. Toynbee）的“挑战与回应”之说。汤氏已将此说用到中国历史上来，由于他的中国历史知识不足，所以他的“论”带不动“史”，我在《史学九章》（三联，2006）一书中有所批评。费正清以“西方冲击”与“中国响应”来解释近代中国的发展，似乎言之成理，但若细究之，西方冲击并不是一种简单或单一的冲击，先要认清何种冲击就不容易，中国回应也不是简单地响应某种冲击，也未必完全响应西方的冲击。费正清学生辈的史华慈（B. Schwartz）专治思想史，就觉得“冲击─响应”模式过于松弛，意义不大。柯文不过延伸史说，发为所谓“中国中心观”，并写成一本书，又翻译成中文，颇赢得中国读者的认同。但我觉得他不过是想别立新说，未免矫枉过正，仍然是一偏之谈，聊供参考可也。 在破除迷信的同时，应如何避免走向另一极端——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 汪荣祖：我觉得当今两岸三地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更多的仍是盲目追随西方。追随西方是应该的，因我们仍有太多可向他们学习的地方，但不能盲目。所谓盲目，就是瞎随时尚走，好像时装，流行什么，就穿什么。我想这样的说法应该是理性而非自大。在传统中国，以中国为天下，学者们往往盲目自大，信以为神州以外，别无学问。但至近代，屡遭挫败，信心丧失殆尽，以致从排外到惧外到媚外。当今中国虽国力渐强，经济即将坐二望一，但学术上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也可说明“软实力”比“硬实力”要难，尚不至于有自大的民族主义。我们应注意到，我们批评洋人的汉学，多少还重视他们，而他们几乎完全不理会我们的“西学”。如果他们的西学专家能读懂汉文，看到我们治西学的内容，也许会发现更多谬误或误解之处。我们若能深解先贤所谓生有涯，学无涯，以及俗话说，山外有山，人上有人，就不会在学问上有盲目自大的民族主义。 其实“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词译作“国族主义”比较正确。国族主义因有“国家”（nation-state）而后产生。很多国家都是多民族的，如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美国也有黑白红黄等不同种族，不同民族聚成一国，必须要有共识与认同，国族主义就成为立国之所必要，也就是自卫性的意识形态。如果刻意强调或渲染，有可能成为具有侵略性的国族主义，二十世纪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以及日本的军国主义是最好的例子，其结果是害人害己，给别的国家造成无可补偿的损失，自己也不免败亡。学术上的盲目自大不会害别人，只会害自己，难免“闭门造车”、“井底之蛙”、“夜郎自大”之讥而不能有所长进。 您提到过西人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误解，那么您认为中国史学的方向在哪里，传统方式治史是否仍有可能？ 汪荣祖：我个人觉得两岸三地的史学尚无稳健的方向，因基本上仍然跟着西方主流史学走。现代西方史学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历史与文化有其特殊性，并不像自然科学具有高度的普及性，其内涵与结论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史学既然是文化的产物，而中西文化有异，出身中国文化的历史工作者，所追求者应是如何从现代西方史学中吸取资源与启示，理性评估其理论，并自中国历史经验与史学传统中获致自创而具有特色的理论、有效而精练的方法，以备世界史坛的参考。由于传统之断层，西学之隔阂，从现代西方史学中吸取资源与启示的成果未尽理想。中国原有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与西方传统史学相比，在质量上并不逊色。西方现代史学从其传统史学而来，然而传统中国史学在现代化之时，将现代西方史学等同现代史学，而将中国传统史学视为古董而忽视，认为与现代史学没有太大关系，看不到足以效法的方法与值得称道的理论。中国现代史学因而与传统之间有了断层，只好跟着西方的风向转。 然而所谓不跟西方走，并不是回到传统方式治史。我并不是主张放弃西方史学或复兴中国传统史学，而是主张致力于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化，希望能够产生具有特色、方法精练、内容丰盛的中国史学；而西方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史学，正可成为中国史学现代化工程的重要资源与启示。有人提出“创造性转化传统”的说法，实在知易而行难。最大的困难是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与现代中国有很大的落差；欲重新衔接，困难重重。史学与时代有密切关系，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强烈的冲击下走向现代，而现代化的实质内容不免就是西化。“五四”之后，中国的现代史学基本上走西化的路，无论在方法上或理论上，莫不取法西方。而尚未见到上接中国史学传统，以西方史学为借镜，以开发中国新史学的魄力。这种尝试不仅需要魄力，而且还要学力；学力则需要培养，关系到整个历史教育问题。胡适之曾说，想要怎样收获，必先怎样栽。想要深探中国传统史学，需先具备中国传统文史之学的根底。此于“五四”之后的中国已不是容易的事，但至少应该尽力而为。 当今有不少学者将中国现代史学分为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这种分法甚是不妥，因任何史学流派无不要重视史料，史料根本不能独立成派，史观亦复如此，天下哪有完全没有观点的史学。不过，“五四”以来的中国史学界的确有两股主要的潮流，一股强调史料的重要性，另一股则是用唯物史观治史。这两股潮流都是西潮，前者走兰克所重视的实证路线，但对兰克的史学精神则一知半解；后者则用西方的一种历史哲学来解释整个中国历史，不免削足适履。在风尚上，西方人搞外交史，我们也搞外交史；西方人搞思想史，我们也搞思想史；西方人搞社会经济史，我们也搞社会经济史；西方人搞后现代，我们也搞后现代，就像我们的时装跟着西方流行的款式变换一样。跟着西方史学的风向走，我们的史学只能是西方“品牌”的次等货，而无法有自己的傲人“品牌”。 您还说过“西人的误解部分由于对中国史学传统未能深入了解，部分也是由于现代中国史家并未称职”，那么中国史家应如何称职地治史？ 汪荣祖：我们先应知道，百年来中国有不少史学带头人，由于不称职，留下很不好的影响。如二十世纪之初的梁启超首先提出“新史学”，痛斥中国传统史学为“帝王家谱”，对于旧史学的破坏远多于对新史学的开创。傅斯年袭欧人之唾余，欲将史学地质学化、生物学化，遂倡史学即史料学之说，误尽史学界的苍生，至今在台湾仍尊为楷模，无人对他作严肃的批评，而在大陆上于改革开放后，对傅氏亦称道远多于批评。唯物史观也不免流于教条与框框，以致未能出现可与西方马克思史家媲美的伟大作品（如E. 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我认为要称职地治史，一要尊重史学权威，但不能盲从权威；二要培养文史基本功，包括阅读中西经典名著的语文能力在内；三要掌握所有相关的史料（由于计算机查询之便，几乎人人可以旁征博引）以及理性解读文本的能力；四要选择有意义的研究题目，行文流畅达意；五要真正体会什么是严谨，从叙事到论证到作注，莫不一丝不苟。既然被问到如何称职治史，略提数端，以资共勉。 您觉得中国经济渐强是否会引起学术权势转移？比如近年政府出资在全球兴建孔子学院、组织外国学者翻译四书五经甚至直接资助外国研究机构…… 汪荣祖：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文化输出像商品输出一样要有卖点与市场；然又不像商品，廉价的文化输出完全是徒劳的。美国于二战后凭其经济实力打造好莱坞文化、迪士尼乐园文化、麦当劳汉堡文化，营销世界，并非由美国政府刻意输出，而是因其有吸引力，因“需求”而后有“市场”。美国在学术思想上也得天独厚，虽是西方文化的后进，但凭其财力大量投资在教育与学术研究上，又因其物质条件，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学者，诺贝尔奖得主冠绝全球（其中很多不是在美国出生），其学术思想之输出，也就水到渠成，自然就能掌握学术话语权。以往中国贫弱，谈不上文化输出，却有许多宝贵的文化资源被盗走，如敦煌宝藏，分藏在英、法、俄、美等国的博物馆内，陈寅恪称之为“伤心史”，国宝之外流，直到近年似乎仍然在发生。这种“输出”当然是极其悲哀与可耻的。最近中国经济崛起，政府意识到文化输出以及学术话语权的重要性，理应以前所未有的财力，积极把文化搞上去，就像把经济搞上去一样。有了吸引人的“文化产品”，自然有外国人来取经，将之输出。如果只是输出“古董”，不可能会取得学术话语权。 在世界各地成立孔子学院，如无吸引人的实质内容，无非如在各地盖孔庙，香火不可能会盛。花大力气翻译四书五经，我看也无必要；西方已有不错的译本，即使我们把中国旧有的经典作品都翻成外文，意义也不很大，因为那是旧中国的精神文明，不可能完全依赖老祖宗的遗产来期盼学术上的权势转移以及掌握当今的学术话语权。资助欧洲研究机构研究中国文化，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欧美、日本等国家已经有不少研究中国文化的机构，他们的偏见所在多见，即使做出了不起的成果，也是别人的资产，也无助于我们想要的学术转移。何莫把钱用在国内的教学、研究与文化建设上，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宏伟气魄，作长期规划，以冀在学术思想上能像经济发展一样，翻上几番，这样才能形成学术权势的转移。■2010-4-18 《东方早报》 -
本书封底介绍：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有“人文学之母”的雅号，无论在西方或中国，都有两三千年之久，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遭遇到很多方面的挑战，尤其最后现代主义的严重冲击，认为史书与小说没有分别，否定历史求真的可能性。台湾史学教授汪荣祖，通过述论中外古今多位史家及其著作，融入了其置身于后现代史学思潮冲击下的深入思考，探究历史的本质与内涵，梳理史学的发展脉络及趋向，并提出非常鲜明的主张，强调“史学的根本是求真，必须重视过去的时间、空间、变化以及叙事的技巧”。 第一章 吉本及其不朽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吉本认为基督教（使人心堕落）和蛮族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两大原因。（10、12）汪认为这是肤浅的政治与道德考量，几乎完全忽略了罗马帝国衰亡的经济因素，对人群心理描述也无学理基础，社会与思想因素也未及深入探讨。（14）《罗马帝国衰亡史》魅力在于叙事史笔引人入胜，刻画人物栩栩如生，令人痴迷。（3） 罗马帝国衰亡史(上下)，（英）爱德华?吉本著，黄宜思、黄雨石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4月出版 第二章 回顾近代史学之父兰克的史学 重档案。（24）史学家不仅需要优美的文笔来写，而且需要哲学训练来思考。（27）兰克把史学提升到具有科学尊严的地位。（28）历史要写得象过去发生的事一样真实。（29）强调客观与史料。（30）历史语文考证学派，从档案资料重建历史，主鼓励考证风气，开拓近代史学的境界。（67） 第三章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汤因比自比大史家，要写大历史。（41）《历史研究》包揽了二十六个文明的兴衰史，但汤因比所建筑的历史哲学有缺憾，社会科学领域知识不足，特别是文化人类学。（42、43）对中国历史认识的严重不足。（44－49）挑战反应之说解释文明的兴衰：艰难的物质环境才能刺激创造力，而后创造文明；文明的成长尤赖少数优异分子创造力维持。（46、47）一战后，西方出现精神危机，《历史研究》正是对这精神危机挑战的反应。（49） 历史研究(上中下，1163页)，（英）阿诺德·汤因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 第四章 布罗代尔与法国安娜学派 法国新史学之兴应先归功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和哲学家贝尔。涂尔干以社会学阐发人类知识的社会性格，贝尔认为比较综合的解释才是史学。（67）《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分三大编，甲编细述地理环境，论述人文与自然景观之间的历史，是理论重心所在；乙编讨论相关的社会、经济、政治趋势，是制度结构变迁史；丙编叙述重要政治时间，以西班牙与土耳其两个帝国的和战为主题（71、72）物质生活史大观《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分述三个层次的经济生活，日常物质生活为底层，中层为有计划有体系的经济生活，最上层为资本主义的机制。（74）填补了日常生活世界在历史上的空白。（75）资本主义需要不平等，也必须制造不平等；资本主义若无廉价劳工便无法成长。（78）——当下大陆不也如是？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下)，（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加龙、曾培耿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12月出版 第五章 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解与误解 西方学者泛称中国传统史学为“儒家史学”，如他们视两千余年中国帝制为儒教中国。其实，儒家主导做人道理，提出人伦规范与社会秩序，与极权专制并不协调。其实，儒家帝制实赖法家维持，儒家最多只起了制约法家的作用。儒教不论其高贵的价值与人道的效果，一直是传统中国高度极权政权的工具，而非主宰。如果儒家制约不了帝制，又如何主宰史学？（89） 西方史家往往断言，中国传统史学乃儒家道德的工具,帝国政府更通过史官制度,掌控朝代史的撰写，为实际政治服务，并欲达到劝善瘅恶之目的，其结果使中国历史难以信实，无从创作，不能独立成学，没有产生西方素有的史学意识。（89） 西方史家认为中国旧史没有史学观念，并不是说中国人不重视史事的纪录与保存，他们至少都知道中国历史悠久，卷帙浩繁，强调“国亡史存”的传统，但对他们而言，并不能证明具有历史观念。他们所谓的历史观念，包括对历史真相的执著，历史演变轨迹的呈现，以及对历史的综合与解释。事实上，这些历史观念在西方旧史并不彰显，直至近代才发达；现代西方史家显然将中国传统史学归之於前近代。（90） 西方史家对所谓“儒家史学”的具体批评，不外认为主观的褒贬有违客观；御用史官替政治服务，失之真实；编钞史书无异剪贴簿，枯燥无趣。（91） 一、对褒贬的认识与误解：春秋笔法只是表达伦理意识，并无意歪曲或完全隐藏事实，春秋笔法可说是在保存历史真相的前提下，维护儒家伦理的折衷办法，或如杨联升所谓，史家鼓励道德而不失尊重实录之原则。（93） 二、对史官制度的认识与误解：中国自古就有史官制度，而西方却无此传统，故西方史家觉其异而感到特殊与反感。依他们之见，官修代表官方立场，史官为政府所雇用，必具官方的意识型态与偏见，甚且往往有违真实，无从具有个人独立的观点与立场。（94） 还有更严重的说法，澳大利亚的中国通赞讷(W. J. F. Jenner)，谓编写前朝之史，为当前以及未来提供朝代兴亡的标准与正确看法，这些历史并非根据前朝的原手档案文献写成，而是由原档案的二手，甚至三手辑录，摘要与总结编写。编写这些正史的史官，主要关注的是为皇朝与官僚体系服务，历史因而成为行政经验的累积，於是当道的官员以及未来的官员，莫不受政府精心编造历史的洗脑。另外，编写这些史书的文言文两千年来写作风格几无变化，史书不论那个时代看起来千篇一律，令人觉得历史好像是没有时间的，甚至觉得历史不是过去而是在眼前。中国的官方史学，无论是儒家还是共产党，都在乎正统政府的合法性，以及道德裁判为史学的核心，支配褒贬，历史因而扮演了其他文化中宗教经典的角色，而且是定下最后的裁判。此一史学传统使近代中国看不到新事物，并继续向中国人的心灵施暴，故称之谓历史的暴政。（95）——无论是儒家还是共产党，发表在台大历史学报第27期（2001年6月）有此语，此书删节。 官修掌握大量史料，动员政府的力量撰写历史；掌握大量的官方文献，并非仅为狭隘的政治利益服务，其理想仍然是要保存历史的真相。史官固然有可能在现实政治与意识型态的压力下曲笔，然而曲笔在中国史学传统里是一种可耻的败笔，视为秽史，所遵奉的是直笔，南史、董狐为了直笔不惜牺牲性命，一般史官未必能做到，但至少传为美谈，尊为典型。直笔虽可招祸，历代仍不断有秉笔直书之史官……西方史家以史官制度而贬低中国史书的真实性，完全忽略了中国史官为了秉笔直书，所表现出来不惜身家性命的烈士性格。（96） 史官虽在官府修史，然为了存真,所修不仅可以不让同僚看，甚至可以不让皇帝看。……私人所修，所谓野史，诸如杂史、杂记、小说之类，既亦出士人之手，无论观点或方法，未必异於史官，而私修虽偶有他书不载的可贵记录，然掌握史料有限，往往道听涂说，真伪杂揉，整个而言，野史绝不如正史之可信,更远不如正史之全面与完整。（97） 然而史不可尽信，并非史无可信。……因知有不可信与不足信者,故求信乃史家的天职.（98） 三、对中国传统史书的认识与误解：西方史学界普遍认为，儒家史学既旨在为道德服务，其目的在此而不在彼，故有史而无学。没有史学观念的中国史学，只能收集与编排史料，缺少辨别真伪的能力；只知编年，而殊乏综合与解释的技艺，以至於史学意识停留在相当低的层次。（99） 二十四史是史书，绝非原手史料。所谓不读二十四史的说法，乃不当它作原料读也。中国所具备的第一手史料，并不充沛。现代中国学者在西方的影响下，遂欲扩充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包括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100） 以中国传统史籍之浩繁，必有不少只是堆积史料或史实的作品，甚至辗转传钞，错误百出者，然而绝不是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式。刘知几所标示的才、学、识，才是中国史家遵奉的典范。（103） 第六章 论中央史与地方史的重新整合 在一统的中央史观下只见中国的一致性，二模糊了中国的多样性。……地方史包括某时某地的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生活，然须在整体的格局考察，注意中央与地方互动。而国史从地方史入手，基础才稳固。（109） 几千年来，中国绝大多数人是农民，但在中国浩瀚的正史里，却看不见中国的“乡村文明”，无法了解他们的起居、他们对生死的看法，也不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112） 公元前221年不仅是政治上的统一，也是民族文化上的大融合，已经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融为一体。（114） 第七章 章太炎与现代史学 章太炎一直被认为是国学大师，中国传统学问的殿军，其实章氏更是现代学问的先锋之一。（123）章太炎史学思想与现代史学的三个连接点：历史发展观点、现代信史观点、民族主义史学观点。章氏现代史学之实践：论清开国史《清建国别记》、论清学史，为梁启超钱穆清代学术史立下基本构架。 第八章 钱穆论清学史述评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梁启超同开一课，观点不同，另撰一书。二书比较。清学史渊源、清中叶之考据学、晚清学术史。 第九章 槐聚说史阐论五篇 （钱钟书《管锥编》《谈艺录》） 史学之体用：历史本质一真实的往事二往事之记录，钱钟书说史乃后者。载笔之体（史书）、载笔之真、载笔之用。论历史阐释之循环：个别史事与整个历史趋势循环；古今循环，避免以古惑今以今强古；史实与理论循环，史实修正理论，理论照亮史实。（196）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文史之分合：近亲远邻。章实斋六经皆史说再议。 余论：重申历史学的本质 近一二十年来，史学在后现代理论的挑战下，对历史求真失去了信心。求真原是历史的根本，若根本尽失，史学尚存几何？（239）历史可以说是时间留下的人为的痕迹。……若脱离时间，历史现象便无从理解。……时间意识无疑是历史本质的一大要素。（241）历史的空间性格之重要，并不逊与时间，以今日之空间看历史，难见历史真相。（242）历史在时空里不断发展，有沿袭有变迁。历史之变的轨迹到底如何，说法不一。古人深信循环之变，东方无论儒道佛都是一种循环观。……西方近代出现历史进化的观点。（244） -
读《史学九章》（下称《史》）札记，激起对吉本以及罗马史的兴趣；去年刚好出版一本兰克的书，据说是一系列的第一本兰克史学，挺兰克对史学的态度；汪先生在写这些文章时已经是很避开主观看法了，但是于《汤因比与历史研究》一章中还是多少存在一些，汤因比或许真的投入太多主观感情于史学中，不过汤因比的罗马史研究可一读；对于安娜学派（还是喜欢年鉴派），汪先生对于此学派与多数人所持看法相同，都是肯定的；汪先生对西方误读中国史学的搏击很是给力，面面俱到，而且给出十分有力的论据，很是仔细；汪先生在业界开始扩大影响，大概是由于对章公史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即著名的《康章和论》，而《史》中对章太炎的一章谈及章公的民族主义观之前汪先生论及了章公的历史发展观以及现代信史观的不可忽略性，个人觉得特别是信史观尤为重要，汪先生还谈及章公饶有趣味的实证类作品《清建国别记》；先生对钱穆持有不行同的观点，且钱穆的清学术探讨实则与任公的出入不大，却大费周章的再出一本，此举看来也不明智；想来汪先生与钱钟书的交情非同一般，见于书信之行文可知，如诺先生不说，还实不知钱老在史学也颇有建树，读罢这章，两人多有相同观点；末章可视为汪先生自己摊出自己的史学观；全书行文流畅，实为史学研究之佳作。
精彩短评 (总计6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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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用的书，重释疑，而轻立论，疑释的我感觉还不行，强调来强调去就是说中国不一样这几个字。批判解释这种疑的来由或许应当。 -
似乎比较一般，浅浅的聊了下。 -
不知为什么，很难被这本书里的文字煽动起来 -
汪先生力作 -
史学九章 -
其余基本属于最基本的介绍，惟其写钱钟书一章，肉麻的吹捧，简直让人恶心 -
因时间仓促，粗粗翻了一遍。文字略带古韵，半带文言之风。一半讲国外史学，一半讲国内的。国内的讲了章太炎、钱穆、钱锺书等人。汪荣祖，中国近代史学家，安徽人，1940年生。 -
文不文、白不白。 -
对史学的意义的一家之言，坚信史学的目的是求真。行文旁征博引，文字文言意味颇浓。 -
还不错，对西方东方史学的“名人”做了一个概述和讨论。 -
杰出的史学家，很好的作品，值得历史专业学生一读 -
囫囵吞枣看完了 -
汪荣祖是有分量的史学家，也是较早发觉陈寅恪的人。这本书言之有物，深入浅出，对于喜欢历史，又想接触一下历史学术学派的朋友，是很好的入门书，对汤因比的评价颇为中肯，对历史学的本质也有高论。不过读到后面，会发觉历史学的本质谈起来越来越像哲学了。 -
该书写的非常好，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了解历史方面的很多新的动态，作者的笔法也很好，值得阅读 -
对史学兴趣倍增，开胃菜~ -
2012.11 -
大师之作，经典收藏 -
普及读物，5/6两章观点甚老，有种时间错位感。且名为《史学九章》（口气甚大），全书四分一篇幅在讲钱锺书，不知所云（其实亦大概料知缘由）。布罗代尔和钱锺书章前颇得意地摆出与他们的往来书信，题为《布罗代尔复作者函并向中国史学界致意》、《钱锺书先生与作者论学书七十封之一》，其卖弄状可供一笑。 -
在一干所谓“史家”不仅在史学无所长，且连写作本分也丢的一干二净，以诘屈聱牙之枯燥新八股来体现其“学术深度”之际，汪先生举重若轻之清丽文笔，实不可多得 -
关于吉本、汤因比、布罗代尔与年鉴派的几章都是我感兴趣的内容。 -
真心一般 -
这本书就更让人失望，对年鉴学派的介绍很大路货，扯钱钟书的史学，简单就是个笑话，抱名人大腿的习惯得改啊，汪先生！据说当年钱钟书准备写辛弃疾传，听说邓广铭在搞，钱就放弃了。有自知之明才是大师啊，否则就成了“汪荣祖”哈哈 -
史学理论方面我的启蒙之书. -
汪先生说“在此悠长的史学史中，追求以逝往事的真相，一直是努力的方向” -
全书以《槐聚说史阐论五篇》让人读起来非常痛苦，不知道汪荣祖先生立论之处在哪里？表彰钱锺书颇具史识？但是其所发言论在史家看来并无独特之处。或者认为一文士能有这样的见识实属不易？寓褒于贬？全文看起来更像是本书的一个扩展版的序言，汪荣祖更像是躲在钱锺书的背后阐发己意，让人迷惑到底是钱锺书说还是汪荣祖说？至于借钱锺书之口批评陈寅恪，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以诗证史”只能说是不可学，而不能说不可行，毕竟陈寅恪不是在做诗歌鉴赏。又如批评钱穆治清学史，则言辞过于尖刻。反对西方史家对于中国史仅是道德裁判的误解，其后所举各例又让人觉得西方史家所言不虚。总之，作者个人旨趣太过明显。 -
对钱穆评价不高。 -
非常优秀的入门书籍和普及读本，开卷有益，绝对是有收获的 -
虽为普及之书，但开掘不浅。颇喜台湾学术文风，一反大陆纯粹白话，读来快且有兴致。 -
此书归为“三联讲坛丛书”颇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其前后论述主旨有较大割裂，结在一本书未免过于生硬。 -
#淘书偶记#头一回购买汪荣祖先生的作品，看起来不错。我还是喜欢3：4的书，不怎么喜欢这种方方的。 -
有指导意义，书不能乱读，不然就是浪费生命。（前六章） -
不错的服务，谢谢！合作愉快！ -
史学邂逅了社会学，与科学暧昧不明，而想要和后现代主义打一架 -
需要认真阅读好书 -
大二史学理论课开讲座曾经给汪荣祖签名，拿着签名本一直想读一直没读，现在终于看完了，也算没辜负扉页上的三个圆珠笔字吧。。。不过最后的槐聚说史还是没有细看 -
书挺好的 价格也还行吧 -
从无政府反对方法的立场看，这书要不得。 -
基础读物 -
很學術，值得一看 -
③还可以，汤因比那章有趣。可以为自己不读汤因比找理由。
不过文风半文不白，起初稍稍有点不习惯。 -
还没仔细看，感觉很抽象 -
若干年前读过。。 -
大失所望，反驳西方对中国史学和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观点也没中肯綮，对章太炎和钱穆的评价也不着边际，最后对钱钟书又揄扬过甚其辞，大失所望 -
学术性强，还是做参考资料合适。 -
前四章非常精彩，特别是兰克和布罗代尔的部分。 -
广开耳目。 -
汪荣祖先生的名作，仰慕已久，读来亦文采斐然，且颇有自己的见识，可谓别开生面，对吉本的称赞、对兰克史学的纠误以及对布罗代尔和章太炎的评价都让人眼前一亮，那些英语句子的翻译更是妙不可言，布罗代尔写给他的法文信件让我印象尤深 -
12年暑假讀完。非常精彩。 -
最后几章没看完。。。不过看了最想看的吉本那章就无悔了。。。只是大概的一个引导，还不错。 -
史学功底和文字功夫都深不可测，狂赞。痛批后现代史学，相当痛快啊。 -
汪老师的文笔太有趣，浓烈的个人色彩为枯燥的史学理论增添了不少可读性。 -
历史哲学读的不多，也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之下认识了这位学者。我敬仰这些受过海外优秀博士训练的学者，对于他们之间的互相臧否也颇为好奇。只是读完这本书总觉得还是少了一些哲学应由的深层的思辨内容。 -
师父说汪先生博学，其观点当注意。
之前早已知道汪先生，迟迟未能着手阅读之。
今日偶翻书中谈兰克之文字，方知我们恰恰误解了兰克，而依照他的逻辑走下去，兰克非但不是尼采的反面，二者当属同一阵营。
1、兰克主张客观史，是回归史实。但并不否认史识，这可以用陈寅恪先生“史实中出史识”说明。兰克并未说过“史学即史料学”，他在史料的运用上无人可及，但同时认为是精神和英雄人物在主宰世界。
2、反对黑格尔式的普遍固定模式，而主张个人。这与尼采所谓关注当下自身之存在有异曲同工之妙。
3、将兰克史学降格为方法论，是对兰克史学的极大误解。
从最后汪先生做写《历史学的本质》一文中，可以看出他恰恰是主张自修昔底德、兰克的求真与叙事之传统。 -
和杜维运先生的一样，入门书。 -
这本书太老了吧 -
不仅介绍了一些中西方史学史的东西，使我对这些原本一知半解的史家，学派有了更全更深了解，也纠正了一些成见！ -
实在是太枯燥了，看到一半，跳过一章，又读了半章，真的提不起兴趣，晦涩难懂倒还不至于，写的内容不是很有趣，写的方式让这些内容显的更无聊，实在读不下去了 -
对西方史学理论的阐述甚好，由此读中国史时会更清楚什么是中国的史书 -
史学理论的启蒙之书。汪先生举重若轻之清丽文笔，无论是《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文笔和叙事手法，还是兰克、布罗代尔年鉴学派还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我们在书一窥史学概貌，感触颇深，受益良多。 -
前几篇讲吉本、兰克、汤因比、布罗代尔的思想和学术，大都是通识介绍，没什么新意。后面几篇讲章学诚、章太炎、钱穆、钱钟书，有可观之处。一再指出实斋“六经皆史”说的实质不是以史学反对经学，而是认为六经是载道之器，不可离器而言道，离事而言理，绝不是撼动儒家经典的神圣性。此书就是一本闲书。 -
水平就那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