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书信集
出版社: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11-11
ISBN:9787108035066
作者:吴学昭(整理/注释/翻译)
页数:444页
作者简介
本书是著名学者、教育家吴宓先生约从1916年开始至“文革”中的1971年写给师长、家人、朋友和学生的信集，其中不乏当时或后世的知名人物或学者。共收入信件217通，其中英文信30封、中文信187封。作者本着他清澈坦诚的性格，直抒胸臆，不文不饰，毫无顾虑地袒露心曲、畅述己见。书信的内容涉及生活、工作、志业、学术、时势及心情、感情、遭遇、交往等等。这些信件充分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境遇、经历和思考，以及他所坚持的把文化作为信仰的由来。与作者的日记、诗歌、文论一样，本书对研究吴宓的学术和人品，对了解那个时代的学界情况、学人思想等极具史料价值。
书籍目录
致周诒春(一通)致白璧德(英文十一通附译文)致明德社社友(英文四通附译文)致吴芳吉(四十八通)致庄士敦(英文一通附译文)致李思纯(二通)致吴定安、何树坤(一通)致刘永济、刘朴(一通)致胡适(一通)致王文显(英文一通附译文)致浦江清(十八通)致卞慧新(三通)致燕耦白(一通)致周煦良(一通)致钱基博(一通)致陈绚(四通)致靳文翰(一通)致陈逵(三通)致梅贻琦(英文一通附译文中文九通)致姚从吾(一通)致潘光旦(二通)致陈福田(英文一通附译文)致杨树勋、李俊清(一通)致李俊清(三通)致吴学淑、李赋宁等(六通)致毛凖(一通)致闻宥(二通)致程佳因(英文十通附译文)致梅农姊妹等(英文一通附译文)致王恩洋(一通)致王挥宇(一通)致周珏良(一通)致周光午(一通)致常厘卿(一通)致金月波(三十六通)致朱介凡(一通)致吴协曼(六通)致梁实秋(一通)致李赋宁(十四通)致周汝昌(一通)致柳诒徵(一通)致黄有敏(三通)致吴须曼(一通)致蓝仁哲(一通)致汤用彤(一通)致许伯建(一通)致吴学昭(一通)致西南师范学院党委等(一通)致郭斌龢(一通)致吴学淑、吴学文、陈心一(一通)致广州国立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一通)后记人名注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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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书信集》是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On receiving your book Democracy and Leadership,l immediately setto reading it,and then at once translated its lntroduction,with a sum-mary of the whole book,and had these published in the 32nd Numberof the Critical Rernew. That Number will appear in August,and I will sendyou a copy upon its publication. I trust that the 19th Number of theCritical Rev/ew,which contains your picture and Mr. Mercier's French ar-ticle in Chinese translation,had safely reached you in last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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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灵何忍弃前闻 ”——从《吴宓书信集》中所载“不在北京工作”理由谈起一 巍然一老挺西南，恍记席前浃笑谈。 谬许法门参不二，深知世事等朝三， 微言鲁叟天将丧，寒日虞渊意自甘。 蠹朽萤枯期化碧，人间未必少奇男。 吴宓先生曾于1946-1949年间担任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1947年起兼任《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主编一年，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武汉诗友金月波、黄有敏等人，于是，此后数十年间他们书信往来不断，诗词唱和，高山流水，一直持续到1978年吴宓逝世。上引的这首诗就是黄有敏1957年元月18日书赠吴宓的一首七律，为此，吴宓在当月29日晨给黄有敏写了一封回信，其中对赠诗评价道：“每联愈益劲上，讽诵欣佩无已”，并随信附回赠诗二首。此时的吴宓正任教于位于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它由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和原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在1950年合并成立，故而黄诗中有“巍然一老挺西南”句。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读到这些唱和诗句，还要归功于《吴宓书信集》（吴学昭整理、注释、翻译，三联书店，2011年11月）的出版。先前，同样是三联书店还出版过《吴宓日记》，但其晚年部分因政治运动查抄之故，残缺不全，所以《书信集》的意义和价值正如先生之哲嗣吴学昭在后记中所言：“父亲写给协曼叔和李赋宁先生的信中，详细具体地叙说他临解放及解放之初那段时间的境遇、思考和心情，弥补了日记缺年的不足。”（436页） 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大陆学界掀起的一股“陈寅恪热”，继而那几位与陈寅恪关系密切的民国学术大师们也逐渐随之进入公众视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吴宓和傅斯年。前者有吴学昭的《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后者有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两书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它们所起到的普及作用却不可小视。 众所周知，吴宓与陈寅恪早年留学哈佛之时即为同学，归国后又一同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书，可谓共历半世风雨，《书信集》中吴宓1971年以“牛鬼蛇神”之身份上书广州国立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探询老友陈寅恪夫妇的信札可证此厚谊。1953年，陈寅恪昔日门生汪篯带着郭沫若的亲笔信南下广州，劝老师北上担任中国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中古史所）的所长时，陈寅恪则在由自己口述、汪篯笔录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明确提出了两个条件：（1）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2）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如今，这段历史公案连同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浩然士气早已超出史学界而为一般学人所熟知。 同样，吴宓作为陈寅恪的终身至交，也始终没有违背好友“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的治学原则。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偏居西南一隅，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和众人视线，但还是在“文革”到来时饱受凌辱，凄冷而终。在他1962年写给晚辈李赋宁的信中，吴宓也坚定地列出了六条他“不长居北京，不在北京工作”的理由： 首都政治空气太浓，人事太繁。 宓最怕被命追随冯、朱、贺三公，成为“职业改造家”，须不断地发表文章，批判自己之过去，斥骂我平生最敬爱之师友。…… 友朋中，如钱学熙，如关懿娴，……近年督责宓改造最力。故宓久居京，反与友生睽违，即吾弟亦恐有困难。 北大教授，如弟与王佐良、杨周翰等诸公，不但马列主义学习好，且近年留学英美归来，其西洋语言文学之知识、学问，其生动精彩之文笔、著作，远非宓能及，…… 宓居北京，必常回忆到1925-1928年宓在清华之事功（努力）、1933-1937年宓在清华之生活，而自己甚痛苦。 家中人均进步，长年同居，反多心情上之阋碍与语言行动之不自由（服从党团之政令及思想，此则全国无异）。……（384页，着重号为吴宓所加） 这六条理由如今读来，无奈、反讽、落寞之意杂陈其中，甚为唏嘘。其中第五条不禁让人想起晚明士大夫（如张岱、文震亨、冒辟疆等）在亡国之后追忆前朝旧事浮华之光景，“每当梦回酒醒，历历追忆，不觉失声欲恸”（冒辟疆：《金陵游记序》，《渔洋山人集七种》）。中国古代王朝每逢改姓易号之际，不愿出仕之人至少还被允许隐居乡野，更有甚像冒辟疆那样在水绘园内极耳目视听之娱者（参见李孝悌：《冒辟疆与水绘园中的遗民世界》，《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然而，到了吴宓所处的时代，就连这种在中国历史上绵延已久的“消极自由”也不复存焉。在吴宓1969年写给南京大学教授郭斌龢的信里，他详细叙述了自己被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师生揪斗的场景（426-427页），手段之残忍与暴虐令人心惊胆寒，可谓一份鲜活珍贵的历史资料。 二 如本文开篇所述，《书信集》里收录了很多吴宓与武汉诗友的通信，其中与金月波三十六通，与黄有敏三通。可以想见，在那个政治高压的年代，作为一介书生，除了聊寄孤怀于古诗外，又能在何处抒遣悲绪呢？但只要稍具常识的人都会明白，彼时文化界一些重要人物的书信、日记毫无私密性可言，它们随时可能遭受到权力机关的搜缴、审查，即使像吴宓这样的诗词唱和自不例外。不过，吴宓显然对此已有警觉，他在我开头提到的那封写给黄有敏的信的末尾处写道：“以后通信不可多，寄诗可杂古贤诗多首中，易其一首，而嵌入之。如钞古书，备查考，庶几无由耳。”（405页）这种今天看来如侦探小说般的情节，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却是攸关身家性命的善意告诫。 诗者，志之所之也。近几十年华人学界对陈寅恪诗的关注和研究颇有可观，其中对于寒柳堂诗中的“暗码系统”，余英时先生早有专著《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详阐之，且海外迄今为止也已有三种版本，可惜大陆方面由于某种原因迟迟没有正式引进，坊间公开发行的只有冯衣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花城出版社，1986年）一书附录中收有余文五篇以供商榷之用。至于大陆学者方面，则有胡文辉先生上下两册的《陈寅恪诗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社，2008 年），此书涵盖不仅限于陈寅恪晚年诗歌，而且笺释了陈先生现存的所有诗作，可谓是对余先生工作的接延与赓续。当然，还有其他学者如谢泳先生等相关研究，亦可参阅。然而吴雨僧诗相较之下，显然就没有那么“热“了，商务印书馆也于2004年出版了增补版的《吴宓诗集》，因笔者手边无书，不敢妄加置喙，好在《书信集》中附有若干，现从中摘出一首，以示吴宓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心境： 临江万马议存文，闳识孤怀迥出群。 不死便当随改造，有灵何忍弃前闻。 自惭苟活名为累，谁信右交道义分。 遗稿已愁艰付托，苍茫天地最思君。 这首奉赠黄有敏的律诗同样是附在开头提到的那封信里，吴宓自云其义“殊浅俚”，确实没有如陈寅恪那样藏头影射。而且，吴宓还在颈联下加注：“学衡社友某君，早年志坚同道，近寓书以‘君中而时中’‘与时偕行’之义相规，宓婉答之。近年以故甚少与友通信，反少烦恼。”（404页）于此，又可见其自甘孤寂，不愿入时随众的铮铮风骨。 陈寅恪先生曾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有如下一段关于知识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著名判断：“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是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如今看来，不论吴宓还是陈寅恪毫无疑问都属于所谓“贤者拙者”，他们真确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顺势应变，服从改造，以适应新社会之道德标准与风习。 1961年夏，吴宓自渝赴粤看望老友陈寅恪，同时这也是他们毕生最后一次会面。如今可知在同年8月30日和31日的日记里，吴宓对陈寅恪“威武不能屈”之气节曾报以极高的赞赏（详见《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三联书店，2006年，159-161页）。二老之所以不愿趋新附势，就在于他们所秉持的其实就是中国文化本位之道，不忍看“华夏数千年之礼教风俗、衣冠文物，我生所寝馈之中西学术典籍思想文艺，以及吾父吾师吾戚吾友之声音笑貌、风度言谈，昨日尚在者，今日忽而尽亡。”（吴宓1955年4月30日日记语，《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三联书店，2006年，167页） 三 相比之下，笔者近日碰巧在《废名集·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中读到废名写于五十年代的“新民歌”诗稿，总题为《歌颂篇三百首》，其中最后收有题为《五九年“七一”作抒情诗二首》的两首诗，编者注为署名为冯文炳的手稿，兹录于下： 1 党的生时我无知， 七尺之躯已二十， 今日三十八年后， 一颗红心不怕稚。 2 丢掉包袱真不轻， 文学哲学极唯心， 最初不惯听改造， 十年改造知恩深。 从这些毫无诗性可言的押韵白话中，我们几乎不能想象这个“冯文炳”就是民国年间那个“清峻、通脱”（鲁迅语）的“废名”，就是那个受到周作人赏识推荐、与熊十力论佛掐架的“废名”，就是那个写出了中国现代新诗历史上诸多杰作的“废名”。当然，这里我并无求全责备的意思，也坚决反对任何轻率无知的道德绑架，毕竟解放后如“废名”这样的蜕变之例实在是太多了。只是，在“有灵何忍弃前闻”与“十年改造知恩深”之间，除了特殊年代个人抉择的无可厚非外，恐怕还有更多关乎人性幽暗和制度设计的历史课题留待后人检讨。 中国传统一向以儒家“中庸”思想作为立人标准，《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结尾处司马迁亦赞叔孙通“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屈，道固逶迤’，盖谓是乎？”我想，无论蘧伯玉还是叔孙通，都可算是儒家“中庸”之道的杰出代表，他们不似吴宓、陈寅恪那般笨拙地固执己道，而每每于新主建朝之际顺应时局调整自己的守持，所以能够“卷而怀之”或成就一代“汉家儒宗”。 但是，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善变“君子”与“乡愿”有何区别？儒家有关“明哲保身”和“杀身成仁”的教义不是存在矛盾吗？或许，近代以来“天朝崩溃”的历史事实早已告诉我们，在一个由“法家”管控的政治制度中，儒家的“中庸”不过是表面文章，它更多时候不过是用来掩盖“乡愿”，以及君主教化百姓的工具。所以谭嗣同才会在清朝即将覆亡之时发出那句振聋之语：“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仁学》） 让我们回到吴宓、陈寅恪所要面对的那个历史关隘，如此说来，是否所有在新朝“奉旨趋召”的知识人都可归为“乡愿”一类呢？我想，这样的思路更不可取，我们毕竟不能把那一辈知识人在受邀后“趋召”与否作为评价其人格道德的唯一标准。其实，就是在接受新政权邀请而北上的知识人中间，也未必全尽是些谄谀之徒。例如，现代新儒家开宗大师熊十力先生，过去台湾学者翟志成曾撰文指摘熊在1948-1950年在广州停留而终未赴港或去台乃是变节，其后，王元化、郭齐勇都写有文章替熊澄清辩诬，证明其是真正相信共产党之马列主义可与传统儒学相融，自觉担纲起中华五千年文化命脉延续之责，其思由佛入儒，解放前后一以贯之，并无献媚之意。所以熊才会在1951年给新中国高层的建言书《论六经》中说：“余以为马列主义毕竟宜中国化。毛公思想固深得马列主义精粹，而于中国固有之学术思想似亦不能谓其无关系。”（转引自刘小枫《共和与经纶：熊十力<论六经><正韩>辨证》，三联书店，2012年，19页） 然而，那时满怀憧憬的熊十力大概怎么也不会料到十五年后由“毛公”亲自发动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却几乎将儒家文化摧折殆尽。至于熊在风烛残年的悲剧收场，自然也会令闻者扼腕而叹。举这个例子，实想说明吴宓、陈寅恪二先生之独立气节固然可歌可表、垂范于世，但亦切忌陷入简化思维与意识形态之歧狭。我想，对现代中国知识人的历史评价真正还须知人论世、慎终追远，如王元化先生言：“这就需要躁释矜平，更不能狃于政治上的党派偏见妄生穿凿，厚诬前人。”（《思辨随笔》序）无论那一辈人生前是饱经忧患，还是富贵荣显，只要真正做到如《中庸》里所说“和而不流”、“中立不倚”，那么自会赢得后人的尊重与理解。 2012.8
精彩短评 (总计4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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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让我评论阿。 -
帮爸爸买的书，第一反应是到当当上搜索，果然找到了，当当的书品种果然很全~ -
货已收到，同学说好，可以的。 -
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没给五星，是因为英文书信中译部分错讹之处似乎不少。 -
书很好，派送也非常快；但很遗憾，书中有一页缺损1/4，该页还是吴宓的书信复印件。虽可退换，但还要去找快递公司退送，又花时间又花钱，太麻烦了，新书破损心里很不快。 -
这是大家风范的展现，也是大师思想的记录 -
编校虽有瑕疵，不掩此书之价值 -
三联书店版吴宓书信集 -
可惜失传的太多了！许多与吴宓相关的现代学术掌故都看不到了！ -
致梅贻琦的九通信函颇有趣 -
很是可惜 -
吴宓的书信集 -
听说有复印页破损，书到了特意查看一下，我这本没有，应该是个别装帧问题吧，庆幸只有吴宓的信而没有来信也就罢了，这个问题当前普遍存在，但是他跟陈寅恪那么多重要的通信居然一封都没有采用，不知何故？ -
笑话集啊，推荐给百无聊赖的同学打发时间！ -
吴宓书信集 -
连日畅读，至为快适。（四百多页的书居然用胶状版，不失为编辑巨大失败） -
值得购读的好书,要花时间。 -
吴先生的日记读来犹如亲临教诲，大家大风范。 -
值得细品，深思 -
“由宓之愚，自愿在甲方区域（指国民党统治的台湾）中为一教员或民人。于世界则切盼并深信最后美必胜而俄必败。又常念共党久据全中国，则中国文化全必灭绝。”吴宓先生49年日记被毁，书信集收录与弟弟吴协曼书信，弥足珍贵。其弟49年之际有回大陆打算，被吴宓劝止。所幸书信没有留在大陆，不然这段话足以招致杀身大祸。 -
尤其是乙丑年后，少了男女情长，多些残酷现实， 读来心酸胆颤 -
书信、年谱、日记，很丰富的史料。尚缺日记续编，10册太贵。 -
看到吴宓先生各个时期的生活以及思想状况，连带有很多其他学界人士在那个年代的情况。 -
述雨僧情事甚有趣，某些内容过于隐私，或不应刊出。致吴芳吉、浦江清诸信尤有价值。 -
三联出版的吴宓先生的书我是每册必购，这位陕西先贤是我服膺的大师之一。大师虽已远去，然身影长留人间。对比现今，只能说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
吴宓先生一生也算传奇了，即使不是顶尖，也是一流学者，为人很真诚。 -
读到第370页，吴宓1951年与李赋宁书时，感动泣下。 -
不错~~虽然我没有看，送人的，人家很满意~~ -
50年代大学院系调整 -
书到手的状况，如预期一样，无惊无喜罢了；亚马逊的包装做得很好，绝对没损坏书的本体。 -
好书，吴宓的全了 -
吴宓描述自己在批斗会上被红卫兵打断腿后，“至今不能行走。只能在室内，用两手及右足，抓木箱及桌椅，爬来爬去”。。。。。红色恐怖下的一只小爬虫。 -
心思细腻又极敏感之人的书信往往都很有爱。字里行间都是真性情。 -
封面盡然沒有過膜，容易弄髒 -
看看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大结局，吴宓的结局让我感慨不已，一代书生落得如此结局，是吴宓之悲哀还是社会的悲哀呢 -
不知道全也不全。吴宓胆小怕事，随和无棱，但又有些迂腐的傲骨，属于典型的风雨飘摇时代的知识分子，只能说，这样性格的生在现代的中国，真是大大的不幸。 -
本书是著名学者、教育家吴宓先生约从1916年开始至“文革”中的1971年写给师长、家人、朋友和学生的信集，的内容涉及生活、工作、志业、学术、时势及心情、感情、遭遇、交往等等。对研究吴宓的学术和人品，对了解那个时代的学界情况、学人思想等极具史料价值。 -
注做得不错 -
看后大致明白吴宓在国丧后为什么留渝 -
挺不错的资料，但是吴宓那么会写，真的只留下了这一册吗？ -
书比图片还好，说明做图片的差劲 -
有史料价值，由此可书信集探究吴先生的学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