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的钟声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09
ISBN:9787563341894
作者:[法] 阿兰·科尔班
页数:333页
作者简介
本书是阿兰·科尔班分析、研究了19世纪约1万起与钟有关的事件后取得的成果。作者发现这些不寻常的事件背后存在着一个社会秩序和权力的体系。“钟”正是这一体系的一个结点，它支配乡村生活的节奏，确定其空间范围，决定集体和个人的身份，表现人们对土地的依恋。钟声构成一种语言，建立了一种交流系统，个体之间、生者和死者之间业已消失的联系有赖于“钟”得以传达和重建。钟还反映了集体的欢乐、火与血的威胁以及流行病带来的恐怖。各种集体的激情无不求助于钟声。同时，能否控制钟声的使用权成了乡村社会权力斗争支荡的焦点。本书具有法国年鉴学派的遗风，注重细节的真实，尤其注意对社会意识和民众心理的研究，村料翔实，以小见大，论述精当。其精微细致的研究方法会对学界多有启发。
书籍目录
探索非现实
一 保卫音响身份
1 感官文化不可能革命
2 “夺走钟的人”
二 乡土观念
1 集体的钟
2 人的听觉标志
3 厚重的真实
三 敲钟的权力
1 地方争斗的代价
2 控制音响信息
3 主要的“冲撞”
四 对照的历史
从推理出的感觉到发表的感觉
译后记
内容概要
阿兰・科尔班于1936年出生于法国奥恩省，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致力于感官史及感觉演变的研究。他的社会文化史著作试图解释这样一个原则：人类的风俗与精神面貌随着嗅觉、听觉、视觉、触觉、味觉等感观感觉的演变而演变。其主要著作有：
《疫气与黄水仙》（Le Miasme et la Jonquille）
《大地的钟声》（Les Cloches de la Terre）
《食人族村落》（Le village des Cannibales）
《空虚的地域》（Le territoire du Vide）
《婚礼上的姑娘》（Les filles de Noce）
译者介绍
王斌，男，1975年生，陕西省西安市人。1998年于西安外国语学院获法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02年于西安外国语学院获硕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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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后期，保皇党人下令将全国教堂的大钟全部收集上缴，融化后用来铸造大炮，消息传到佩鲁日，帕特里神甫带人把钟卸下，悄悄埋到墓园，上面种上一棵山毛榉用来遮蔽。没有钟的日子里，聪明的神甫派一个小孩“用力吹响牛角号”骑马跑遍全村，宣告祈祷的时间来到；时间久了怕被密探识破，他又让这个孩子 “手里晃着铜铃”替代牛角号。直到“热月政变”结束，政局稳定下来，帕特里才把大钟挖出重新挂上钟楼——这是大革命结束后法国乡村第一座被敲响的大钟！ -
……在蒸汽机、汽笛，内燃机、电话、广播、电视、背景音乐等营造出现代听觉空间之前，笼罩着欧洲日常音响环境的是钟声。除了炮声以外，钟声是惟一能打破乡间寂静的人造音响。钟声打破了宁静，也衬托着宁静。19世纪法国画家米勒那幅著名的油画《晚钟》里，农民的虔诚表情来自对钟声的聆听。钟声弥漫在那个时期的乡土法国，如同我国寺庙的暮鼓晨钟及伊斯兰世界拜经塔上引领拜经的呼喊，不受视觉空间的阻隔，编织着相应的文化共同体。在与非基督教文明的对峙中，钟声覆盖的教区在文化符号上属于教化之内，钟声传不到的地方则是荒蛮。在计时器缺乏的时代，钟声决定一天的作息，为历书上全年的节庆和宗教活动提示周期，赶走妖魔和恶劣天气、瘟疫，为每一次的出生、婚礼和葬礼敲响。在科尔班所觅得的丰富资料中，数量最多的是关于钟声的争端。它们总是事关对听觉控制权力的争夺：怎样敲，为何敲，在什么时候敲，谁来敲。这些争端发生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村落和村落之间、神父和村长之间。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政府曾企图通过摧毁钟声来摧毁地方保守势力。然而事实证明钟声比政府更得人心。对钟的保护激化了血腥的暴乱和旷日持久的冲突，反而强化了钟声对乡党的情感维系。1802年，拿破仑虽然恢复了宗教场合的钟声，但又强调这是出于政府的宗教宽容政策，剥夺了神职人员的敲钟权。在19世纪前半叶，村里人请巡游四方的工匠来铸钟是件大事。而在1860年后，越来越多的钟是在工厂铸造的。订货和铸造的标准化，意味着风险、悬念、神秘感和集体性仪式的消失。在19世纪后期，钟声的意义迅速走向贫瘠，其根本原因还是在钟声之外的社会因素。那时，时钟逐渐代替了钟声的报时功能。1880年7月14日，政府为整个国家“发明”了现代国家的重要节日——国庆；这一天，国家命令钟声为国家而不是为上帝敲响。逐渐世俗化的钟声，对于日益土崩瓦解的传统乡党来说也就更觉空洞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产阶级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私有化”意识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乡间。窗帘、玻璃窗、家庭书橱、照片簿、室内的煤气灯乃至电灯、留声机，营造了私人的感官空间，将公共感官生活抵挡在私宅之外。钟声，曾经是一代代人的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但他们的现代后人需要的却是私人的听觉空间不受钟声侵扰。也就是说，驱动耳朵的文化软件不是一成不变的先验性存在物，而是随社会历史的进程而改变。科尔班的研究标明，历史性与社会性不是游离于听觉本体之外的外壳，而是听觉变迁的内在原因，因为听觉本身就是不断被文化所建构的，包括声音意义的赋予、倾听的方式、声音的内容和听觉的主体。科尔班所讲的钟声的历史变迁，很自然让中国人联想到改革开放几十年鞭炮被禁和解禁的过程。这里面牵涉到政府当下的文化和施政考虑，也牵涉到历史文化的变迁。春节鞭炮大作的声响仪式，是对农耕社会冬闲极度寂静的自然听觉环境的听觉对抗，如同春节盛宴是对常年食物单调匮乏的味觉对抗、元宵花灯是对常年照明匮乏的视觉对抗。然而随着都市化的进程，一方面人们的日常感官状态变得越来越丰饶乃至饱和，另一方面个体生活空间又变得过于拥挤乃至破碎。于是，在人口稠密的都市空间放鞭炮就造成了扰民与怀旧相纠缠的矛盾。都市化必然改变文化的既有仪式，于是各种依附于鞭炮声的感官印记也变得与城市文化空间相冲突。尽管如此，鞭炮声在我国目前很多城市里不仅没有淡出，反而更加热闹，原因在于还有其它社会因素想要借用热闹的鞭炮声来获取文化表达，例如文革“破四旧”以来被意识形态所压制的民俗传统记忆在新时期的复活乃至“逆反”，和消费主义对民俗传统想象的“再发现”和再利用等。上述种种具体因素，造就了鞭炮管理和燃放的错综复杂局面。19世纪是资本主义文化空间在法国逐渐确立的转型期。此后，随着资本主义不断地再生产其社会关系，包括听觉在内的社会文化机制继续经历着转型。如果将思路投射到对我国的现代听觉变迁，则需要思考最近几个世纪漫长的转型。晚清传入的电报、电话、留声机，20世纪30年代电影歌曲和配乐体现的听觉现代性，西方音乐艺术形式的移植，以及建国后革命歌曲在厂矿农村的推广，“文革”时代遍布全国的大喇叭等等，都体现了社会空间对听觉空间的塑造。听觉史和社会史的具体关系是复杂的，很难用粗线条凭空勾勒出来。作为听觉现代性重要标志的留声机在1889年传入了巴西，然而值得玩味的是，留声机在那里最初录下来的是末代皇帝的声音 。这样一种新技术媒体在现代转型期为旧制度服务的局面，与我国的晚清十分相似。……此为王敦《流动在文化空间里的听觉：历史性和社会性》一文的节选。全文发表于《文艺研究》（2011年5月），14-22。（《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1年9月摘录，“前沿”类，21-22。全文13000字，摘编4000字。） -
《听觉的文化意义解读：过去和现在》，《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5期，41－44。王敦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科尔班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在“读图时代”的今天，研究者一说到文化感知，联想到的多半是“观看”、“凝视”、“镜像”、“图文拼贴”，而对听觉等其它感知“视而不见”。诚然，声音是不可能被看见的，但也绝非可有可无。传媒理论大师麦克卢汉早已注意到了听觉和视觉的不同，提出了与视觉空间感受不一样的“听觉空间”（acoustic space）概念——因为耳朵不像眼睛那样聚焦、透视和分割信息，所以听觉空间是有机、流动、发散、包容的。其实不管学者是否强调，人实际上总是在 “多媒体”地综合地运用诸感官。意识到这一点，则会发现鲍德里亚对后工业社会里所充斥的“拟像”的描述，绝不单指视觉之“像”，还应包括由现代媒体技术所“拟”出的听觉空间。在现代社会出现以前，那美轮美奂的的“大观园”也不仅是个 “观”的所在，里面也弥漫着刻骨铭心的听觉。而贾瑞所迷恋的“风月宝鉴”，也分明是一张能发出声音的魔镜。然而俗话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一“实”一“虚”之间，俨然可见人们对听觉的定位偏“虚”。那么，如何对 “虚无缥缈”听觉意义进行文化解读？法国当代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Alain Corbin，1936-）写了本《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王斌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英文版Alain Corbin, Village Bells: Sound and Meaning in the 19th-century French Countrysid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从听觉分析入手，做了个还原文化史的冷门尝试。在蒸汽机、汽笛，内燃机、电话、广播、电视、电脑、背景音乐等弄得室内外一片喧哗之前，笼罩着欧洲城乡日常音响环境的是钟声。钟声打破了宁静，也衬托着宁静。别的声音，包括雷声，在文化涵义上都“无法真正与占支配地位的钟楼的声音相对抗”。（P103）浑厚的钟声实际上是在大炮声以外唯一能打破乡间寂静的人造音响。在与非基督教文明的对峙中，钟声覆盖的教区属于教化之内，钟声传不到的地方则是“荒蛮”。在计时器缺乏的时代，钟声决定一天的作息，为历书上全年的节庆和宗教活动提示周期，赶走妖魔和恶劣天气、瘟疫，为每一次的出生、婚礼和葬礼敲响。随着19世纪社会的变迁，钟声的含义也在变。它标示征税、集市、征兵、上学、投票，或者大人物的到来。在科尔班所觅得的琐屑资料中，数量最多的是关于钟声的争端。它们总是事关对听觉控制权力的争夺：怎样敲，为何敲，在什么时候敲，谁来敲。这些争端发生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村落和村落之间，同一个村落内部神父和市长之间。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政府也曾企图通过摧毁钟声来摧毁地方保守势力。从1791年到1795年，被没收、砸碎、熔化的钟达5万吨之多。然而事实证明钟声比政府更得人心。对钟的保护激化了血腥的暴乱，和旷日持久的抵制；结果既没有减弱钟声对乡党的情感维系，也没能让钟声同一化。1802拿破仑虽然恢复了宗教场合的钟声，但又强调这是出于政府的宗教宽容政策，而不是由于神职人员天经地义就拥有敲钟权。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对钟声控制权的争夺体现了权力的复杂交替。钟声的意义只是在19世纪后1/3的时间里才迅速地走向贫瘠。钟声威力的消失不是由于权力争斗，也不是由于音响质量退化。相反，村落里的钟，在19世纪晚期更加悦耳；敲钟也不再是什么了不得的权力。钟声的衰落，根本原因，还是在钟声之“外”。正是由于社会的变化作用于日常生活里的文化感知，使得人们不再去关心钟声，甚至觉得钟声很讨厌。也就是说，“驱动”耳朵的文化“软件”不是一成不变的先验性存在，而是随社会历史的进程而改变。这就印证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所说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P79）可见，对包括听觉在内的诸感官的深入全面理解就必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这意味着要避免在解读感官文化时预设先验的“本体”命题，而要专心地进行社会历史语境的触摸，如同科尔班那样对法国社会历史的横断面做具体感官的细致思考。听觉本身就是不断被文化所建构和重构的，包括声音意义的赋予，倾听的方式，和决定了谁该去听什么的社会关系。不仅如此，听觉所接收的声音和听觉的主体，即人本身，均是持续地被文化和技术所建构和重构。只有把社会、文化、科技以及人在文化中的身体都看作是历史的产物，才能真正解读感官在具体历史语境下的特定文化意义。在19世纪前半叶，把巡游四方的工匠请来铸钟，对村里人来说是件大事。而在1860年后，越来越多的钟是在工厂铸造的。订货和铸造的标准化，意味着风险、悬念、神秘感和集体性仪式的消失，意味着钟不再像过去那样唤起和维系人们的情感。19世纪后半期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因，使得人们对钟声渐渐冷漠，甚至厌倦。时钟逐渐代替了钟声的报时功能。1880年7月14日，政府为整个国家“发明”了现代国家的重要节日——国庆；这一天，国家命令钟声为国庆敲响，而不是为了上帝。在为现代的世俗国家服务的同时，钟声对于日益土崩瓦解的传统乡党来说也就更觉空洞了。私人听觉空间对公共听觉空间的胜利，不光牵涉到现代听觉与以往听觉的断裂，还牵涉到视觉和听觉的断裂。现代听觉文化研究的奠基者之一，加拿大学者雷蒙德•默里•谢弗（Raymond Murray Schafer，1933-）谢弗回忆起他一次坐观览火车穿行于落基山脉。尽管透过车顶和四周的玻璃窗，外面的风光一览无遗，但在全封闭的车箱里放的背景音乐让谢弗意识到他根本没有“真正”来到落基山脉：这不过像是一部配乐的大屏幕旅游风光影片。这样的现代感知状态是经由几个世纪的社会文化变迁才成形的。如果为科尔班的听觉感官史撰写现当代“续集”，就不能忽略一百多年来利用电磁波进行的声音复制、传输，乃至于数字化的重大文化意义。19世纪末到如今的声音复制技术发明、演进，使得现代听觉经验与以往“断裂”。1876年，人类见证了第一次的电话交谈。两年后，爱迪生的电磁录音技术发明使得个体的声音可以超越有限的寿命而不朽。1899年，马科尼的无线电技术使人的声音得以跨越英吉利海峡进行传播。当电话、留声机和收音机在现代世界普及开来的时候，声音逐渐除去了其转瞬即逝的属性，让我们的耳朵可以跨越时空去感知。凭借电磁录音和传输技术，声音可以被再造、复制，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发音的源头脱节，并实现了商业和文化市场上的买卖、消费。有关声音、听觉和收听的技术及使用模式，变成了社会各行业和机构的标准组成部分。这些事实都质疑了那种所谓现代科学和理性都是从视觉文化思维中成长起来的看法，迫使我们再思考到底视觉与图像的话语特权意味着什么，对视觉文化所裹挟的现代性理解提出质疑。所以，若对现代的听觉文化进行研究，就能够在视觉文化之外，为理解现代性提供新的脉络。事实上，20世纪初期的文化研究先驱如本雅明就已从听觉技术和听觉感知角度，对现代文化的轨迹做了表述和预言。在本雅明的论述中，技术复制问题不是视觉文化里所独有的。人们往往忽略了其著名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里对于唱片、留声机的留意。阿多诺在分析现代文化工业时，对音乐及其社会关系亦十分关注。他在《音乐社会学》（1962）中指出音乐“生产力”包括机械复制的因素。在加拿大学者雷蒙德•默里•谢弗的笔下，声音的机械复制造成了“声音分裂”（schizophonia），即“在声音的源头和其电磁波声学复制之间的分裂”。模仿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关于艺术作品在机械复制时代会与其原有的“灵韵”（aura）分离的笔调，谢弗写道：“原初的声音是与发声的机制连在一起的。声音电磁波复制的声音变成了副本；它们可以在其它的时间和空间里被重新播放”。（Raymond Murray Schafer,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7, P273）这就造成了消费者可以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来消费其声音副本。现代人的听觉环境湮没在留声机、广播、录音机、随身听，及iPod所传递的声音副本的喧嚣中。“声音分裂”也在很大程度上重新界定了传播学意义上的社区空间。社区，传统上被联想为一个紧密联系的一群人，现在延伸到辽远的互相不认识也没有接触的人群，只是由于特定的听觉技术媒介才联系到一起。套用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是感官的延伸，可以说现代听觉媒介是耳朵的现代延伸，和现代视觉媒介一起造成了麦克卢汉所说的“重新部落（地球村）时代”。从媒体模式的角度，麦克卢汉把文明的演变划分为“部落时代”、“脱部落时代”和“重新部落（地球村）时代”；三个时代的传播方式依次偏向口语（倚重于听觉）传播、文字（倚重于视觉）传播和电子传播。他关于听觉空间与视觉空间的论述又糅合在了这三个时代中的两次转型：听觉空间向视觉空间的转换，以及听觉空间的回归。相对于文字时代单调的视觉主导空间来说，电子时代唤醒了耳朵的回归。麦克卢汉认为，电子时代的听觉主导空间并不只依靠耳朵这一种感官，视觉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而没有听觉的加入，单靠视觉很难实现由电磁波造就的虚拟“现场”交流。这时候，交流似乎又回到了“面对面”的起点，人们似乎又重新返回了听觉空间的时代。其代表形式是通过电磁波转换的视听讯号来实现的可视手机和网络流媒体。试想，如果把19世纪乡村的钟声还原到当今的时代，人们不会体察出其微妙且重要的文化意义。但不可否认，现代人仍然是要在现代媒体技术条件下，“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个“诗意”是个文化的历史的建构，包含着对谁“诗意”，在新媒介条件下对诸感知的扩展如何符号化的问题。在“栖居”方式里面，则包含了社会意识和其所折射的技术所直接造成的感官和思维模式变迁。这个“大地”，是“重新部落化”以后的文化时空。每个历史时代的芸芸众生，都要面对其栖居的大地上那万古常新的红尘万丈，想象和建构符合时代意识的“风月宝鉴”。而不论是回溯以往的听觉历史还是对当下现代听觉文化做意义解读，都需要像科尔班那样，把对“政治”和“事件”的分析落实到诸如“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的日常生活层面。[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西风东渐下的中国都市听觉文化：从晚清到现代”（09YJC751088） 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现代听觉文化在中国的兴起”（09R—05）的阶段性成果，并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精彩短评 (总计1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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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的秩序。 -
非常好的资料，就是怎么都看不完 -
充满魅力的法兰西。书的感官角度开拓视野。 -
好书当读 -
钟声的力量 -
难得的好书，搞历史的，搞宗教的，搞民俗的，都看看 -
有点儿…… -
首先基本把握住今天看来好像最不寻常的东西，就能重现失去的世界。 -
只有材料没有感官，这也可以叫感官史。 -
从一个很小的角度——钟声切入，反应了法国大革命之后传统和新秩序之间的斗争。感觉史到社会史，非常的有趣。 -
档案研究 法国人总是在许多社会的细节中获得思考。值得学习 -
F的音乐书。 -
科尔班唯一一本翻译成中文的！读得好爽~ -
书的内容不错，但是就是装订的太差了。看到最后全部散架，一页一页的，晕了。 -
无法复制的选题。音乐人类学必读书。 -
大二夏天，莽莽撞撞的，没怎么读懂的感觉。需要再返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