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史》章节试读

《伊朗史》的笔记-第7页 - 行政区与城市

扎格罗斯山脉和厄尔布什山脉可通行的山口很少，而且一般都在高海拔地区。因此他们成了人类迁徙活动的可怕障碍。沙漠地区大多荒无人烟，而且他们在近代之前实际上是不可通行的。粗心的旅行者行走在盐漠上时随时都有可能被冲走，或落入深渊。
全国只有一条可以通航的河流 ，航程只有100英里。在机械化运输之前的年代，利用传统方式从伊朗北部到波斯湾旅行，几乎要花两个月的时间。技术、经济、政治和地理因素阻碍了运输系统的发展。即使是通过了近代大范围的改良之后，许多地区依然寸步难行。
这种情况下，伊朗自古就很难维持一贯的有效统治和文化认同。该地区的地方势力向来强大，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与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接壤的西部地区。另一个显著的区域则位于国境的东北部，毗邻中亚，极易受到来自北部的影响。
阿塞拜疆地区的土地在这个国家里算得上丰饶。独特的文化和语言给这一地区增添了不一样的民族认同感。里海沿岸的风俗与内陆高原迥异，和煦的海风与植被将这片因山脉而与其他地区分割开来的区域变得多彩多姿。东北的呼罗珊紧靠着游牧民族进入伊朗高原的要道。自从波斯帝国时期开始，这里就是一片繁荣的农业区域和守卫帝国东北边境的重镇。西南的法尔斯省是古代波斯人的发祥地，虽然它的重要性在几个世纪前就开始逐步降低，但如今这里依然充满了最能代表伊朗文明的地标和传统文化的强大中心。东南的诸省经济落后，民族分裂意识较强。
政治中心的转移往往能带动城市的繁荣与发展。从远古的波斯波利斯到中世纪和近代的设拉子与伊斯法罕，再到目前的首都德黑兰，该城18世纪时还只是一个农庄，今天，这里的人口已经突破了八百万。一个特例是呼罗珊省的宗教圣地马什哈德，该地以什叶派的种种圣迹闻名于绿教世界。

《伊朗史》的笔记-第40页

“实际上，有关居鲁士美德和公正的每一个故事，通常都有一个正好相反的，没那么动听的故事。要把居鲁士描绘成伊朗典型”坏“国王的形象，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位不惜与自己的外祖父作战的机会主义冒险家；一位以暴力篡夺王国，占领他国领土，屠杀已经战败的敌国的男人，却被后宫两个女人所摆布，把自己的王国丢给不配得到王国的儿子。而且他的统治是如此松散，以至于在他死后不久，整个帝国就突然爆发了革命。”

《伊朗史》的笔记-第141页

“有一种观点认为，礼萨沙是英国人扶持上台的，他实际上是英国人的工具，而不是一位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者。这种观点在现代伊朗政治神话之中是如此地根深蒂固，就好像它是真的一样，但是，这是绝对不符合事实的。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英国人，还有当时在伊朗的少数英国官员在政变之中只起了非常微小的作用，而在拥立礼萨沙为国王的过程之中则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毫不犹豫地勇敢面对英国人和他们与谢赫.哈扎尔的阴谋，制止他们与巴赫蒂亚里部落来往。他在位时期英国在伊朗的势力明显地削弱了。”

《伊朗史》的笔记-第83页

“蒙古远征在本质上是应当否定的，但它也为创造性提供了可能。他们消灭了像哈里发制度之类的旧制度的支柱，他们摧毁了波斯-伊斯兰文明中新的大城市，但把这种文明遗产的碎片散播到了城市周围的瓦砾之中；他们使伊朗文化的天平从东部偏向了西部；他们为统治制度的本质，还有统治者制定法律的特权提供了新的思想；他们为宗教异端和创新打开了大门；他们改变了伊朗种族的成分和人口的分布；他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伊朗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提高了部落居民和部落政治的重要性。”

《伊朗史》的笔记-第27页 - 伊朗人的到来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印欧语系的居民已经分化为不同的族群开始向四面迁徙。一部分进入休，一部分进入巴尔干、中亚、南亚和西南亚地区。
印度—伊朗人自称为雅利安人，拥有诸多的文化共同点。这些特点清楚的反应在了他们后代所使用的语言之中。不仅如此，他们在驯养牛马、使用青铜、信奉宗教以及各类仪式上都有某些特别的联系。

《伊朗史》的笔记-第144页

“有许多轶闻说他如何粗暴地对待那些他认定的麻烦制造者。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1928年他在库姆大清真寺大发雷霆，对一名抗议王后不戴面纱参观圣所的教士拳打脚踢，还用上了马鞭抽打的故事。但是，这件事情纯粹是由于犯了龙颜而引起的个别情况，很难说是在攻击整个教士集团。在这个故事之中，有一个细节常常被人忽视，但是它却反映了礼萨沙时期国家与宗教之间基本的暧昧关系：黑里（当时圣城库姆的阿亚图拉）干预了此事，以确保不出现关于礼萨沙亵渎圣所的言论出现。”

《伊朗史》的笔记-第31页 - 琐罗亚斯德与阿维斯陀宗教

琐罗亚斯德属于一个不同于高原西部波斯人文化的阿维斯陀族群，两者虽然颇有联系和共同点，但却又各有千秋。以往关于琐罗亚斯德训导过大流士的说法缺少依据，站不住脚。
古代伊朗人最初信奉诸神叫，他们崇拜自然界的一些明显的符号，例如各类天体和名山大川。一些天体的地位被特别尊崇，琐罗亚斯德聚成也是这种古老宗教的一名祭司，但是他强烈的反对这种形式的宗教信仰，并奠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宗教体系的基础。新的宗教腔调只崇拜一位最高的、超越一切的、但依然拟人化的神；赞颂生命和宇宙间一切美丽的事物。
他用各种不同的名字来呼唤着为神灵，如阿胡拉、马兹达、或两者结合在一起。即“智慧之神“。他是光明的代表，大帝的创造者。一位伟大的造物主、正义的伙伴。
但是，还有另一位”原神“，被称为ANGRA MAINYU，又被称为ahriman。他是阿胡拉不共戴天的仇敌，是黑暗和邪恶的化身。
因此，各种被造之物，尤其是人类，都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两者的斗争伴随了这种宗教的方方面面。琐罗亚斯德也思考了赎罪和救世主的观念。他保证说，信奉马兹达者必将获得救世主的帮助，并获得永恒的恩典。而善在与恶的斗争中必将取得最后的、必然的胜利。

《伊朗史》的笔记-第111页 - 巴布教

1843年春天，作为一系列宗教幻觉的结果，一位赛义德宣称自己是巴布（通向第十二位伊玛目的大门和代表）他的身边聚集了18位门徒，1844年7月，他们出发去向什叶派世界宣传巴布的思想和学说。
巴布教作为一种高度神秘主义的弥赛亚式千禧年信仰受到了某些什叶派教义的推动。他们宣城真正的宗教知识是通过梦中直接来自默罕默德和历代伊玛目。这些知识必须由心领神会和比喻的方式方可领悟。
这些领悟凌驾于学习纸上，这些信徒强调道德楷模的作用。
巴布教的激进之处在于其已经产生了一套完全反对古兰经的新兴宗教体系，他们庆祝巴布的生日，女信徒不戴面纱，攻击教士集团，并宣称现行的绿教法律必须废除。
巴布教徒非常热衷参与当时的局势。并对反对他们的人制造暗杀和袭击活动。这些活动愈演愈烈，引起了王朝上层人物的关注与担忧，因为按照巴布的理论，他们目前的地位和权力统统站不住脚。1848年，巴布被召唤到大不里士接受教义委员会的辩论。由于自身绿教知识的局限（这是很正常娥）他被控煽风点火，并被关押，这激发了他的追随者们的怒火。随后的几个月中，巴布教的叛乱此起彼伏，过了数月方才平息，共有三千多人被杀。巴布也被枪决。
这一运动造成了巴布教徒的分裂，其中一派人形成了新的信仰，这就是后来的巴哈依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