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光十色说历史》章节试读

《五光十色说历史》的笔记-第39页 - 太监的酱缸动不得

开买卖和卖剩菜也就罢了，牵扯不多。可做酱这件事，兹事体大。之所以大，是因为做酱的酱缸，都放在南书房的廊下。南书房曾是康熙皇帝的书房，在此跟亲信的翰林大臣吟诗作赋，议论时政。雍正上台，政务中心转移到了军机处，逐渐地，南书房就成了空房子。光绪后期，连名目也给取消了。房间被太监们废物利用，变成了酱房。晚清时节，中国的北京来了洋人使节，按国际惯例，使节们是要定期见皇帝的。洋人使节见皇帝，总不能从紫禁城外进来直接带到皇帝身边去，得有个暂时歇脚的地方，一个个传召。这个地方，就选了南书房。不幸的是，做酱是要发酵的，而且发酵要发到一定程度酱才做好。所以酱缸，是有味道的，那味道比旧式的中国厕所强点，但有限。冬天还好，夏天坐在南书房里，就像是坐在了茅厕门口，妙味无穷。洋人被熏得不行，就向总理衙门以及后来的外务部抗议。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涉外官员不断地跟军机大臣商议，是不是挪动一下酱缸，换个地方，可就是没有结果，因为没人敢得罪太监。……所以，洋人抗议归抗议，酱缸散味归散味，跟洋人打交道的官员，尽管拖、搪塞、踢皮球。一直到清朝灭亡，太监的酱缸都安然无恙。

《五光十色说历史》的笔记-历史终于不再是政治的婢女 （文/胡艳丽） - 历史终于不再是政治的婢女 （文/胡艳丽）

历史不过是一堆拉拉杂杂的人和事在无数的偶然和必然里，被历史学者找到了可以用“因为所以”套上的公式，按政治要求推导成公理定律，然后盖上风霜苍茫的大印，装订成一册一册的线装书。站在历史风口浪尖的人物是分子，平民百姓是分母，某个特定时点的机缘巧合就是加减乘除的符号，最后等于的结果就是后世、今天。
历史可以被正说、戏说、歪说，但如张鸣教授般把历史说得五光十色、有滋有味的还真是屈指可数。《五光十色说历史》，是张教授的一部杂文文集，放下了学者庄严肃穆的身姿，在市井里弄中嬉笑怒骂，把历史摊开了、揉碎了，将搀杂着人性悲哀的政治与历史凉拌成一道道劲辣的小菜，冲击人们的味蕾与视觉，让人们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历史一幕幕的吊诡重现。
宏大的历史叙事从来都是史官的责任，意义和责任往往只是一声高调。在城头变幻大王旗、诸侯割据的历史震荡时期，生命的持续有时更像是一个伪证。明天都是那么不确定的事儿，今天的饭碗便成了压倒一切的第一要务，此时历史的走向在饥饿与惶恐中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以辛亥革命为例，崇高的政治理想也仅仅是停留在革命领袖层面，而延伸到地方、延伸到吃穿不济的穷苦百姓头上，政治命题需要直接向经济命题、生存命题让度。作者在书中以“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有关辛亥革命的几个隐性问题”、“革命的经济学”三篇文章，将一段风起云涌的历史进行了直白拆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开始的时候竟然是那么漫不经心，革命是被众多意外提早点燃的火。历史可以有无数的想象和假设空间，按作者的解读，历史完全可能因某个人在关键时刻的一次生理机能调节，比如如厕，而走进一段岔路口。
作者笔下的历史与我们是贴近的，比如“雅贿”、“政治秀”、“黄赌毒”、“讲政治”、“分肥定律”、“官场过度症”等官场毒瘤，都可以在不远的历史中找到现成的例子。官场是一个庞大的政治权力运作机构，人在其间穿梭流动，干涉机器的运转，削平机械棱角，拆卸满弓满弦的零件，时而修复时而破坏，当机器在人为的作用下失去了动力、发生短路，不断擦碰出火花，便开始运转失灵。经过一翻震荡，机器被大卸八块，旧机器宣布搁置，新机器蒙着漂亮面纱，换一个名称再以相似的原理开始新一轮宿命轮回。从唐宋到明清，这样的循环总是周而复始。
历史不会虚度，到了清乾隆年间，官场哲学更少了一份隐讳和顾忌，官员们说起官话、打起官腔来充分发挥了遗传基因的优势，甚至溜须拍马的功夫也无需师父带徒弟，一进官场的人不出几年便无师自通。官员们明规则未必学明白、讲透彻，潜规则倒是摸得门清儿，再生动的一张脸一旦踏上仕途路用不了几年便面目全非，丑陋可憎。纵是博学大儒、精神贵族在烈火炙烤下也纷纷向帝制倒戈，主动献祭自己的灵魂和思想。再不正常的事看多了自然就变得顺理成章，甚至成了条件反射，谁也别想跳出三界外，清王朝里遍地奴才，而绝少气度风骨直追唐宋的贤臣。
在“奴才的创造性”一文中，作者批驳了自己曾经的观点“没见过奴才有创造性的”。作者指出在奴才盛行的清朝，奴才们在听话和顺从方面，颇有创造性，硬是将过去顺着皇帝说话的“三旨相公”推上了一个新境界。老师教导学生为官，不教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专教如何三拜九叩，增加磕头的边际效应，直至将磕头功夫练成了可以强身健体的体操，这确是一项足以傲视世界的创造。下属集体变奴才，可谓是官场和谐的一项法宝，为官者“只消大家向上一级一级地下跪，向下一级一级地吆五喝六，天下太平。”养兵千日，需待用兵时怎么办？历史早已给出了说明，奴才被驯化，不再具备任何思想力和行动力，在关键时刻，他们除了基于自己利益的一点小九九，出几个“馊主意”外再无他能。如慈禧般被奴才带到沟里的主子并不在少数，这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关系。
张鸣教授的文章写得激昂快意，绝不遮遮掩掩，“苍白的政治化历史，需要五光十色的智慧加以改变，多角度回放转型期历史，探求当下问题之根源”。在历史、政治、哲学领域张教授游刃有余，他在学术之外辗转急呼，向现代社会的病灶发起文人微弱的挑战，希望能够振醒一些人的耳膜。尽管在现实中，张教授也曾左右碰壁，甚至“张鸣事件”的余温仍未完全消退，但这些只是令张鸣教授在史学和政治里更清醒、更明白，用自己今天的境遇看懂历史，用历史的镜鉴看懂今天，他用文字打破历史的成见，语文终于不再是政治的婢女，思想完全可以五光十色。

《五光十色说历史》的笔记-第81页

抗战时期中共农村政策效果最好，无非是借鉴了乡村建设的经验，轻运动，重建设。

《五光十色说历史》的笔记-第128页

君主传承，还是有制度可循的，若是不遵礼数制度，无论君主，立宪或者共和，都是要闹腾的，这是个人意志盖过了制度设定，和皇上的生育能力没有多大关系！

《五光十色说历史》的笔记-第90页 -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

所谓历史，就是人活动的轨迹。人的路，经常有岔路口，历史也是。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眼里，但凡一件大事发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找出为何必然的理由，然后铺陈出来，洋洋洒洒。但是实际上，历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之所以这样拐弯，而不是那样拐弯，往往取决于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细微的因素。雨果说过，导致拿破仑最终惨败，一蹶不振的滑铁卢战役，败因无非是拿破仑援兵的向导不好，以至失路误期，否则，败北的就可能是威灵顿公爵。
……
中国的辛亥革命，跟后来的革命相比，是一场烈度不大的革命，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也最具变化可能性的一场革命。它的整个发生、发展过程，充满了变数，面临多个岔路口，无论哪个岔路哪怕一丁点变数加了进来，历史行进的路径就会因此而拐弯。后来的历史，也许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五光十色说历史》的笔记-第204页 - 金门：铸剑为秤盘的地方

大大有名的金门，是一个小岛，最长的地方不过十几公里，窄的地方，不足三公里。这样一个弹丸之地，仅1958年的“八二三”炮战，一日就落下了近50万发炮弹。留下的炮弹皮之多，给金门除闻名遐迩的金门高粱酒之外，又多了一道出产：金门菜刀。金门菜刀的标志，就是一个正在打成菜刀的炮弹皮，让人想起古人铸剑为犁的美谈。

《五光十色说历史》的笔记-第168页

此处人文荒芜，匪气确实重一些，拍起胸脯山响，总有流氓假仗义的味道。

《五光十色说历史》的笔记-第42页

从这个意义上讲，最野蛮的人，其实不在田野，而在萧墙之内。

《五光十色说历史》的笔记-第161页 - 让我们学会讲理

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我们的文化环境甚至我们的生活环境，养成不讲理的习惯，是太正常不过了。我们的教育，至今还仍然有宣扬仇恨的痕迹，阶级斗争虽然早就不是纲了，但斗争却仍然存在；历史并没有澄清，积怨莫名其妙地横行。至于影视作品，凡是涉及战争，少有反思，很多作品中，战争就像针对敌对者的游戏。尽管但凡有事，政府就特别希望民众保持理性，不情绪化，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恰是高高在上的人不讲理，到一些政府部门办事，或强制拆迁中的种种蛮横，一律没道理可讲。……生活中，只要有权力，就没有权利，没有理可讲。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学会讲理。因为，即使不讲理的人，都希望别人能够善待自己。自己不讲理的人，处于弱势之际，都希望别人能够讲理。每个人在遭遇冲突，遭遇权力的时候，都希望对方能够理性地对待自己。实际上，没有人能够总是居于优势地位，总是可以让别人忍气吞声。即便如此，把人欺负急了，没准就会遭致暴力的反抗，跟你拼个你死我活，玉石俱焚。非理性的肆虐，最终对每个人，包括欺负人的人，都没有好处。事实上，我相信，网上大批说话蛮不讲理的人，其实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处于弱势，往往遭致不讲理的欺凌，也特别渴望民主，但是，他们不明白，要想改变现状，首先从自己做起。

《五光十色说历史》的笔记-第55页 - 过去的粪业垄断经济

北京城的这种状况，到了八国联军打进来之后，让分区占领北京的洋人很是受不了。下决心管管北京人排泄的那点事，于是开始强迫中国人修建公厕，组建社区组织，指定人手，定期掏粪，然后统一卖给农民。于是，北京城有了粪商和粪工两种行当。粪工受雇于粪商，就像店主和店员。到民国期间，粪业已经相当发达，粪商们分别占若干个胡同，各有各的地盘，世袭垄断，父承子业，绝不许别人染指。除非后世子孙混不下去了，把地盘给卖了。粪商如此，粪工也是世袭事业，轻易不能替换。接受粪商和粪工服务的居民，每年三节：春节、端午、中秋得给犒赏，犒赏分成两份，一份给粪商，一份给粪工。粪工工资微薄，全靠居民赏赐，才得以养家糊口。但是粪商却很肥，不仅可以得到居民的犒赏，等于是今日的卫生费，而且可以把掏来的粪便积攒起来卖给农民，两头拿钱。
按说，居民是粪商和粪工的衣食父母，双方是一种服务交换关系，理应服务得好一点。但是，由于粪业都是垄断事业，地盘都是固定的，住在哪个胡同，就得享用哪个粪商和粪工的服务，居民也就形同被绑架，无论怎样，你都得受着，否则，人家就不伺候了，几天厕所满了，粪水四溢，熏也熏死你。那些南方来的官员、学生和商人，不习惯大事小事都进公厕，在蹲坑上挨熏，仍然跟在南方一样，用马桶方便。但是，马桶用着舒服，倒马桶成了问题，人家粪工说传统没有这项业务，得单收费，如果你不肯，把马桶倒进厕所，人家连厕所都不掏了。所以只能乖乖就范，每桶奉上一角大洋。这在当年，可是一笔不小的钱。而且这钱还逐渐看涨，两角、三角地涨上去。逼得所有人都得上公厕，时间一长，北京人蹲坑，就成了一种习惯，每天早晚，都有一批人蹲在那里聊天。公厕，就跟茶馆似的。
从北洋到国民党，历届政府都想改革这种垄断的粪业，但是，每次只要放出风来，粪商和粪工就会拥到市政府，带着掏粪的家伙和大粪，示威抗议，有哪个政府官员能受得了这个，于是，只好不了了之，任他们垄断如故。直到某些富人区有了下水道，安装了抽水马桶，这个对于北京富人也头痛的问题，才算了结，但是一般居民，依然得忍受这样的粪业。

《五光十色说历史》的笔记-第114页 - 蒙上面比梦下面容易

清代鉴于明代的宦官太霸道，把个皇帝当摆设了，所以宫里的事务，不用太监，设内务府来管，太监只用来伺候人。原本有省钱的意思在里面，可是，这样一来，居然造就了一个历史上最肥的衙门，冤枉钱，一点不少花。……

……
有清一朝，凡是在内务府当差，官无论大小，都肥得不得了。有这么多进贡的进项，原本是伺候皇帝的内务府对皇帝也照样下得了手，皇帝要点什么，都贵得离谱。
……
嘉庆的儿子道光，也很会过日子，但比他老子稍好一点，至少不再提倡穿补丁衣服了。一次，不知什么机缘，吃到了外面街上的一碗片儿汤，感觉味道好极了，于是让御膳房也照样做。内务府不敢怠慢，筹划良久，跟皇上回报说，若要片儿汤，得成立专门的膳房，聘专门的厨子，设专官管理，整个预算须几万两银子，常年经费，也得数千两。皇帝说，那个什么地方的街上，有家馆子做这个做得特别好吃，每碗不过四十文，让人去买一碗不就得了。不久，内务府回禀，那家馆子已经倒闭关门（不关也得关，否则断了内务府的财路）。最后没办法，肉痛银子的道光只好不吃了。

《五光十色说历史》的笔记-第168页 - 消失的边陲古城

在清朝，整个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最繁华的地方，就数宁安。当时，管这个地方叫宁古塔，设宁古塔将军，统管整个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在柳条边没有开放之前，整个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实在是地广人稀，稀到令人惊讶的地步。后来哥萨克入侵，就是因为整个地方看不见人影，才一点点渗透过来的，如果当年的黑龙江有当今十分之一的人口，这种渗透根本都不可能。管理上百平方公里区域的宁古塔将军，什么事都没有，一个任务是每年上供一些黑龙江特有的稀罕物，比如大马哈鱼、大鳇鱼和飞龙什么的。据说，还有一种产自宁安境内的稻米，比小站稻还要好吃。当年黑龙江物产丰富，缴纳贡品不成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保质保鲜地运到京城。除去这个任务之外，剩下的就是看管流放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