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广锠敦煌遗书散论

作者简介

本书收录了作者关于敦煌学研究的学术论文20余篇，介绍了敦煌学的发展演变及特点、日本对敦煌佛教文献之研究现况等。其中，尤其详细介绍了敦煌遗书的流散、回归、保护、时限和形态等情况以及其在佛教研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等，对敦煌宗教文献等内容和价值分别进行了介绍，同时也阐述了敦煌遗书中的佛教文献及价值。另外，作者在书中还提出了关于“敦煌遗书库”的构想。

书籍目录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编纂缘起

学术自述

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

敦煌藏经洞封闭年代之我见——兼论“敦煌遗书”与“藏经洞遗书”之界定

从“敦煌学”的词源谈起——兼为王冀青先生补白

敦煌经帙

关于敦煌遗书的流散、回归、保护与编目

漫谈敦煌遗书

斯坦因敦煌特藏所附数码著录考

初创期的敦煌学——以收藏题跋为中心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前言

谈粘叶装——中国书籍装帧史札记之一

敦煌遗书与佛教研究——新材料与新问题

略谈敦煌遗书的二次加工及句读

关于《禅藏》与敦煌禅籍的若干问题

关于敦煌遗书《佛说佛名经》

关于《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的若干资料

敦煌本《坛经》录校三题

中国敦煌遗书与日本奈良平安写经

日本对敦煌佛教文献之研究(1909～1954)

关于“敦煌遗书库”的构想

附录：论著目录(1981～2010)

作者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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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广锠敦煌遗书散论》：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内容概要

方广锠，原籍江苏邗江，1948年7月7日生于上海。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南亚系，获哲学硕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同院世界宗教系(在职)，获哲学博士学位。1982年起任助理研究员，1988年起任副研究员，1997年起任研究员。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1955．09-1962．07  在上海接受小学及初一教育。 
    1962．09-1968．12  随家支边迁居新疆，在新疆沙湾县第一中学继续接受初中、高中教育及参加文化大革命。 
    1969．01-1972．07  在新疆沙湾县乌拉乌苏乡插队劳动。 
    1972．07-1978．09  在新疆塔城地区师范学校学习并工作。 
    1978．09-1981．07  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南亚系，在北京大学学习。 
    1981．07-1985．07  毕业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工作。 
    1985．07-1989．03  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撤销，分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东南亚研究所工作。1988年起该所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1989．03-1993．05  调动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工作。 
    1993．05-1995．09  返回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工作。 
    1995．09-2004．05  因中国社科院内部学科调整，转到中国社会 
    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 
    2004．06-  调动到上海师范大学工作。 
    曾任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哲学宗教室副主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副主任、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历史哲学宗教室副主任、历史文献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宗教所佛教室副主任、主任，中国社科院哲学学科片学术委员、宗教所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 
    现主要社会兼职：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佛教、佛教文献学、敦煌学研究。

章节摘录

插图：真补经而回避这2号道真补经目录，在文章中有意无意地夸大了道真补经的规模及涉及的时段。此外，“道真储经处”与“三界寺图书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主张两者同一，需要拿出证据，荣新江却没有提供证据。又，道真补经乃其早年的活动，长兴五年（934）已经完成。藏经涮封闭于成平五年（1002）之后，间隔了约70年。即使以道真逝世的公元987年起算，距离藏经洞封闭也有约20年。敦煌遗书中有一大批产生于道真补经之后的并非三界寺的东西，特别是集中出现一批1002年报恩寺补修藏经的资料，荣新江对此完全回避。荣新江赞同避黑汗王朝之难，其实，打开地图便知，这是站不住脚的。诸多资料证明，当时敦煌诸寺存有多部精美藏经，按照“图书馆说”，则唯有三界寺为避黑汗王朝之难而藏匿破烂，且顺便藏匿了其他寺院的破烂，而其他十馀寺院却均无动于衷，岂非咄咄怪事？总之，“图书馆说”企图弥补“避难说”的漏洞，却捉襟见肘，无法自圆其说。此后，又有研究者先后提出“末法说”、“供养说”。“末法说”可谓“避难说”的又一变种，它不但依然无法解释传统“避难说”的内在矛盾，且增加了新的矛盾——中国末法思潮的产生年代与藏经洞封闭时代完全无法吻合。故“末法说”也不能成立。“供养说”则是“废弃说”的延伸，力求解答神圣之物何以被废弃。但如果了解佛教处理破旧经书、法物的传统，了解佛教的供养仪轨，便可知“供养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确凿的依据。真理往往是简单的，我们不必将它复杂化。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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