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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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从制度创新入手介绍“中国奇迹”中的重要内容——制度变迁，即从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基于多元产权制度的市场经济体制。然而，回到80年代，世界上有几个经济学家会料到中国改革能够有这些成就？谁又料到，中国共产党在保持执政稳定的前提下，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经济体制的自我“革命”？诸多学者把中国改革的成功归功于“渐进主义”的改革战略；但是前苏东各国的改革也采用了渐进主义，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为什么渐进改革之路，在别处失败，而独在中国成功了？这也许是政治经济学的世纪之谜，等待着你来破解。

书籍目录

1 导言　1.1 背景　1.2 关键要素　1.3 模型　1.4 应用　1.5 本书章节安排2 分权　2.1 计划时期的分权　2.2 改革初期的分权　2.3 作为改革制度基础的分权　2.4 结束语3 泛利性政府　3.1 泛利性组织　3.2 泛利性政府　3.3 改革时期的中国政府　3.4 中国政府成为泛利性政府的原因　3.5 泛利性政府与经济增长：东亚模式　　3.6 泛利性政府与经济改革　3.7 结束语4 作为意识形态突变的制度变迁　4.1 目的性和制度选择　4.2 意识形态和制度　4.3 实践的务实主义和制度变迁　4.4 通向市场的泥泞之路　4.5 结束语5 中国经济改革：一个理论模型　5.1 模型的文字描述　5.2 正式模型　5.3 模型与现有文献之间的联系　5.4 结束语6 制度互补和渐进改革　6.1 策略互补及其拓展　6.2 制度的多重均衡及其效率　6.3 制度互补和中国渐进式改革　6.4 结束语7 农村改革：帕累托改进和制度变迁　7.1 农村改革的历史根源　7.2 基层创新和中央意识形态演变的互相作用　7.3 农村改革和农村的其他变革 　7.4 后改革时代：一条开放的道路　7.5 结束语8 企业改革　8.1 企业改革的简要回顾　8.2 改制和企业绩效　8.3 改制和就业　8.4 国有资产　8.5 结束语9 价格改革　9.1 价格“双轨制”的历史回顾　9.2 价格“双轨制”的效率　9.3 价格“双轨制”的成就　9.4 价格“双轨制”的成因和成功因素　9.5 结束语10 对外开放及其影响　10.1 经济特区　10.2 出口导向战略　10.3 人世及其影响　10.4 出口和国内技术升级　10.5 开放和地区差距　10.6 结束语11 金融改革　11.1 计划经济的遗产　11.2 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改革与发展　11.3 没有解决的问题　11.4 金融管制下的经济增长　11.5 汇率制度改革：渐进主义的例证　11.6 结束语12 结语　12.1 我们在哪里，要到哪里去　12.2 一个范式的转变　12.3 给其他国家的经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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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容概要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副院长，《经济学季进》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制度转型和社会公正。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要著作有《制度与效率——与诺期对话》、《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等。

章节摘录

3.2.1 政治基础一个政府关心其政治基础问题，是因为它的存在没有得到它所属社会的法律程序或习俗的认可。军事力量可以让一个组织获得权力，但却无法给它政治基础；民众可能在表面上变得顺服，但在心里抵制军事统治。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执政党从民主程序中获得政治基础，这些程序是全体公民同意并用来选举官员的；也就是说，政府的政治基础问题预先已经解决了。政党可以仍然是泛利的，但不是因为对政治基础的关心，而是从更多的选民那里获得选票。正因为此，在一个选民的内在能力较低或信息很容易被操纵的社会里，政党给社会提供表现的动机可能下降。相反，在一个政治和社会制度没有给统治者提供一个预设的程序去获得政治基础的社会里，对政治基础的关心反倒可能促使统治者给社会提供表现。中国每个朝代的开国皇帝便是一个例子。若从皇帝所代表的人数来看，他自然不具有相对于社会的泛利性。一位新皇帝总是经由暴力推翻前一朝代的末代皇帝，进而登基的，然而，传统的儒家思想往往认为这是篡权夺位，是不道德的。也就是说，一个新朝代的政治基础在初期常常是被质疑的。为了获取政治基础，开国皇帝以及或许随后的几位皇帝，都会努力为社会提供一些切实的利益，以获取精英阶层和普通百姓的认可。如此一来，这些皇帝拥有了相对于社会的泛利性，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何最初几位皇帝在位的时候总是一个朝代的鼎盛时期。当政治基础问题解决之后，皇帝的思想就会变得日益狭隘，耽溺于铺张和酒色之中，王朝逐渐衰落，最终在一场大动荡之中被另一个新朝代所取代。上述故事当然不意味着一个集权政府会因为寻找政治基础而自动变成泛利性的——毕竟，世界上存在许多失败的威权国家。要使一个集权政府成为一个泛利性政府，一个社会还必须具备其他条件。这里想强调的是，不同的政治基础来源可能导致政府的不同表现。一个民主政府的政治基础是基于程序产生的，我们称之为“基于程序的政治基础”；一个集权政府不是经由一个预设的程序产生的，因此必须从表现——它能给民众带来的实际收益——获得政治基础，我们称这样的政治基础为“基于表现的政治基础”。在发展中国家中，一个观察是，很多实行民主的国家没有实现经济增长，而一些威权国家却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这是摆在社会科学家面前的一个需要解释的难题。3.2.2政治和经济联盟让我们以张宇燕和高程（2005）就近代中国的衰落和英国的同时崛起所提供的一个有趣解释为例开始我们的讨论。对于英国的崛起，广为人知的观点是由诺思及其合作者提出的（North and Thomas，1973；North andWeingast，1989），他们认为，英国之所以成为工业化的先驱，是因为英国，尤其是在“光荣革命”之后建立了一套为个人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张宇燕和高程的见解不同。他们的分析前提是，一个国家能否发展，有赖于占经济主导地位的阶层是否也拥有足够强的政治势力，或者是否和占政治主导地位的阶层缔结联盟。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则政府实施的政策更有可能有利于占经济主导地位的阶层，而该阶层又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所以经济更有可能得到发展。这个理论有力地解释了古代中国和“光荣革命”后英国之间的反差。首先，17世纪的英国革命是在国王和新兴商人阶层之间展开的，1688年的“光荣革命”限制了国王的权力，同时增强了商人阶层控制下的议会和普通法法庭的权力，因而宣告了商人阶层的最终胜利。从此，商业迅速发展，由其衍生的配套制度均对商人阶层有利，包括价格革命、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商业银行的兴起，等等。在中国，虽然官商勾结形成了一个垄断集团，但吊诡的是，这个集团不是稳定的，而且，商人在其中也没有取得主导地位。张宇燕和高程认为，这和中国缺乏贵族阶层有关。在英国，商人有可能被授爵，且爵位可世袭，但相应的头衔在中国仅限于皇族。商人取得政治权力最保险的途径，便是让他们的儿子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从而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由于取得进士——朝廷任命官职所需要的最低头衔——的机会很渺茫，许多富裕家庭的年轻人在科举中浪费了他们的生命。所谓“富不过三代”，不仅适用于纨绔子弟败坏家产的例子，也适用于读书子弟失败于科举的例子：一些人孤注一掷地想要通过科举取得一官半职，却因此荒废了经营家族生意的能力。张宇燕和高程指出，这对古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负面影响。既然获得官职如此艰难，最终取得官职的人总是想通过压榨其他商人和农民来弥补之前的损失，腐败因此便成了官场的游戏规则。科举制度的优点在于促使古代中国成为世界上阶级流动性最高的社会，但其缺点在于造就了一批“流寇”——由于他们的地位不能世袭，因此要在自己在位时大肆掠夺，而并不在乎国家的发展远景。英国的贵族阶级在本质上也是腐败的，但他们更接近“坐寇”——他们的地位可以世袭，因此更可能关心国家的未来，希望能从老百姓那里获取源源不断的税赋。于是，相较于中国的皇族和官僚，英国的皇室和贵族具有更多关乎社会的泛利性，这可以部分解释近代史上两个社会发展路径的分岔。以上故事听上去合情合理，但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反例。在近现代的世界历史上，我们更多的是发现政治和商业精英的联盟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停滞的例子。在当代发展中国家，这种联盟更倾向于分利而不是国家的长远发展。张宇燕和高程的故事中缺失的东西是如何能够排除精英联盟——不论它们代表多么先进的生产力——利用其垄断地位轻松谋取垄断利益而不是靠增加投资来获得正常利益的可能性。这里的关键可能不是政治精英是否和生产性阶层——在很多时候这本身就是一个界线模糊的阶层——结成联盟，而是执政者能否采取相对于社会的中性态度。我在下面的意义上使用“中性”这个词，即执政者不偏向社会中的任何阶层或集团。对于这样的一个执政者而言，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最优选择是采纳有利于全社会的经济政策，因而他更可能具有泛利性。3.2.3信念第三个促成小型泛利性组织的因素是成员对社会所抱有的信念。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只是一小群人，他们既没有政治基础问题，也不代表某个阶级。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宪法中写入恰当的条款，只是因为他们对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和繁荣的美国的信念。在每一个社会中，总有那么一群人，他们视国家的命运高于一切，甚至愿意为之牺牲生命。倘若让这些人治理国家，他们会比其他人展现更多泛利性。另外，有些文化更强调社会，而非个人；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中的组织更有可能具有泛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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