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阁改革论集

作者简介

《李剑阁改革论集》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进一步了解获奖者的杰出贡献，借鉴学习中国经济学家们研究问题的理念和方法，促进中国经济理论的繁荣和政策制定水平的提高，为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做一点贡献所编写，该书选取了李剑阁最有代表性的文章组成，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剑阁，江苏省南通市人。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理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现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

书籍目录

作者自序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两辨（1991年）中国期货的理论、政策和制度（1994，年2月20日）必须继续推进流通市场化和市场制度化（1995年）经济学家的作用、责任和命运（1998年）对资本市场的几点认识（200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廉政建设（2000年3月30日）超越劳动价值论（2001年11月15日）关于农民就业、农村金融和医疗卫生事业问题的几点意见（2001年12月18日）金融创新、金融稳定与金融监管（2003年4月）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中的政府监管问题（2003年11月17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2005年2月）跳出窠臼看股市（2005年2月）市场监管是否需要理念（2005年5月）激励机制、道德风险与市场基础（2005年5月）悠悠百年沧桑，巍巍一代宗师（2005年9月10日）我们到底想学什么（2005年11月4日）关于收入分配的一封信（2005年12月23日）医疗费用为何居高不下（2006年2月）医疗资源如何合理筹集和分配（2006年2月）嬗变的产业政策（2006年5月）工资、就业与效率的权衡（2006年5月）养老金“空账”新解（2006年5月）NDC：一个值得考虑的养老金改革模式（2006年6月）谨慎处理三个关系（2006年12月）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增长方式转变（2007年1月4日）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2007年2月15日）解决公平靠改革（2007年12月24日）治理新观念：中国节水型社会的战略和目标（2008年3月）

前言

　　这套丛书，是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继续推进这场历史性的社会变革而编辑出版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广泛参与的伟大事业。经济学家是非常活跃和有贡献的群体。这套丛书各卷的作者，都是这场伟大变革的亲历者和直接参与者，是长期为改革开放建言献策的经济学家。他们之中有改革开放之初已年过古稀的老一辈经济学家，最年轻的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有的主持或者参与过关于改革和发展重要课题的研究，有的参与过党和国家关于推进改革开放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这些经济学家的贡献是人们所公认的。　　这套丛书各卷所选的文章，大多是过去30年间对中国经济改革和政策制定发生过直接影响的调研报告、政策建议、理论著作。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各卷文章，都是由作者自己编定的；已经去世的薛暮桥和马洪，是由他们的后人编定的。

内容概要

　　李剑阁，江苏省南通市人。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理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　　现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加入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之前，曾经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政策体改法规司副司长、研究室副主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司长，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常务副主席，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教授。1991、1997、2001年三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2002年后担任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评奖委员会委员。

章节摘录

　　一、集权与分权　　我国原来的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济决策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手中，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都缺乏必要的经济活动的自主权。这种体制的好处是可以集中使用财力物力，使国民经济中特定的重点部门得到迅速的发展；但不利于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妨碍整个经济合理地平衡地发展。近几年来，我们在改革中采取了一些分权措施，例如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灶吃饭”，在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实行了利润留成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等等，纠正了过去的过分集中的偏向，这对于调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一些具体办法有缺陷，实际工作没有跟上，在某些方面出现了资金过于分散的现象。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有所减少，急需进行的重点建设缺乏资金；另一方面，地方、企业的自有资金增加较多，这些资金被用于地方和企业自己认为急需的建设。这样，全国范围的建设需要就难以保证。为了集中必要的资金进行重点建设，党的十二大强调要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在继续实行现行的财政体制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的分配比例和企业利润留成的比例，并鼓励地方、部门、企业把资金用到国家急需的建设项目上去。　　应该指出，这几年我们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上采取的一些分权措施，并不是方向上出了问题，而只是在步子上即分权措施的数量界限上，超过了我国经济目前所能承受的限度。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观点是需要商榷的。一种观点是，只强调分权的方向对头，不承认财权下放的步子大了一些，认为现在中央仍然集中过多，地方、企业还是要多留一点，多办一些事情。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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