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与增长

作者简介

《稳定与增长:宏观经济学、自由化与发展》作者斯蒂格利茨等，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世界滋生了一股强大的自由化浪潮，各学术流派对此看法不一，彼此争论不休。90年代以来，东亚、拉美等众多发展中国家频频遭受金融危机，开放资本市场真的是罪魁祸首吗？IMF、WTO是救火队还是更大危机的制造者？发展中国家应如何确定宏观经济走向？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内容非常复杂的体系，中国宏观调控的方向肯定会随着经济发展过程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而随时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尤其当前面临人民币升值和开放资本市场的压力，更需要加深和统一认识。 

以斯蒂格利茨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汇集了今天这些争论的最重要的发展动向，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分析了稳定化问题的经济模型和政策维度，并讨论了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因地制宜问题。他们指出宏观经济稳定和资本市场自由化之间的联系是复杂的，不能以牺牲稳定来换取增长，否则将导致更大的贫困。《稳定与增长:宏观经济学、自由化与发展》不仅为这场争论带来了一种平衡，更为中国把握稳定和增长或者结构性改革与减贫的关系、遏制可能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通货膨胀指明了方向。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篇 概览 第一章 关键性的问题简介 第二章 目标 第二篇 宏观经济学 第三章 政策的三个视角 第四章 宏观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有不同吗？ 第五章 从三个视角看政策工具：财政与货币政策 第六章 开放经济的复杂性 第七章 汇率管理与宏观管理的微观工具 第八章 政策框架 第九章 正式的理论 第三篇 资本市场自由化 第十章 资本市场自由化：支持与反对的观点争论 第十一章 正式的思路：资本市场的失灵 第十二章 对资本市场的干预 第十三章 资本市场自由化：总结及遗留的争论 结论篇 第十四章 稳定、自由化与增长

编辑推荐

《稳定与增长:宏观经济学、自由化与发展》：宏观调控如何界定/政府干预功用几多本币升值是福是祸一场事关民生的争论/一个人人受益的命题看《稳定与增长:宏观经济学、自由化与发展》作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何指点迷津！

前言

作为CIDEG文库的主编，我们首先要说明编纂这套丛书的来龙去脉。CIDEG是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的英文简称，成立于2005年9月的CIDEG，得到了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提供的资金支持。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发起设立这样一个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是基于一种思考：由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很多问题，比如能源、环境、公共卫生等，不光局限在科学领域。

内容概要

作者：(美国)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Joseph E.Sitiglitz) (美国)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 (Jose Antonio Ocampo) (美国)雪瑞·施皮格尔 (Shari Spiegel) 译者：刘卫

章节摘录

外部平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担心贸易赤字，或更广泛地说，是它们的“外部平衡”。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固定汇率的时代，关注外部平衡的原因很清楚。一个进口多于出口的国家必须通过从国外借贷或出售国际储备来弥补这中间的差额。但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储备会逐渐用光，债权人就不再愿意给它提供贷款。”这国家就只能突然地减少进口，导致危机出现。而这些国家经常采取的措施是实行外汇管制使资金停止外流。但这种管制有时会成为一场噩梦，强化和促生黑市交易。在有些国家，外汇短缺意味着汽车无法得到配件，汽油定量供应，经济陷入混乱的边缘。在浮动汇率下，这些现象出现的顺序有所不同，但结果却很相似。如果一个国家借债过多，贷款人和其他投资者会对这个国家突然失去信心，并且希望将资金收回。当投资者的资金撤离这个国家时，汇率就会下降，使该国的人们更加难以偿还以美元计价的短期债务。股票市场也会随之下跌，这个国家便陷入危机。像通货膨胀一样，外部平衡是一种中间变量，就其本身来说，并不重要；但就其对那些需要更多关注的（如稳定和增长）问题的影响来说，它很重要。评估外部平衡与那些更根本性目标之间的联系通常并不容易（如同评估通货膨胀与这些根本性目标之间的联系一样）。不幸的是，对处在危机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外部平衡约束具有强制性：一旦借贷下降，或变得过分昂贵，这些国家便被迫做出调整，因为无法筹资弥补赤字。我们将在第七章更详细地讨论外部平衡问题。有时候，政府解决一个问题，却使另一个问题恶化。例如，一些国家通过制造外部失衡来避免通货膨胀。一种抑制通货膨胀的方法是允许本国货币升值，从而在进口价格按照本国货币计算下降的同时，减少总需求和国内价格的压力。但是，由此形成的贸易赤字给未来制造的问题要比通货膨胀带来的问题糟糕许多。土耳其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拉美则提供了更多这类例子。如我们上文讨论过的，土耳其有过高通货膨胀的历史。1999年12月，土耳其在通货膨胀率达到65％的情况下与IMF。达成一致，试图通过固定汇率机制大幅度降低通货膨胀率。起初，这一计划似乎生效了，通货膨胀率下跌到40％。但是，固定汇率导致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人。到2000年秋，不平衡情况开始出现，贸易赤字因过高的汇率而扩大。2001年2月，投资者从土耳其撤出了他们的资金，里拉贬值了大约40％，这个国家陷入了危机。在此后实行的浮动汇率的稳定化政策似乎更加成功。另一个例子是阿根廷。1996～1997年阿根廷经历了零通货膨胀率和强有力的复苏，GDP年均增长率超过6．7％。但是，经常账户赤字与GDP的百分比接近200％，即使在增长的时期，失业也很高。这次复苏之后便是四年的衰退（1999～2002），而这期间的GDP下降了18％。稳定与增长大部分近期的稳定化政策讨论一直关注价格稳定。在某些学术圈子里，稳定化的确意味着价格的稳定。但是，人们真正关心的是其实际收入的稳定和增长。增长为何重要，原因应当很明显：增长率即使有很小的变动，例如2．5％～3％，从长期看也会很重要，因为它的复加效应。2．5％的增长率每28年时间里会使收入翻倍；而3％的增长率每23年会使收入翻倍。在这一小节，我们将表明，稳定和增长问题是不可分割的。稳定政策只有在当前政策不会影响未来增长的情况下，才应当完全关注当前的产量和就业。但是一般来看，短期的稳定政策都有长期影响。对宏观经济稳定的传统争论不仅极少承认当前政策与未来增长之间的联系，即使在讨论这个话题时，也很少能达成任何一致。例如，保守派经济学家经常建议政府事实上不要企图保持经济的充分就业。他们敦促政府面对调整的痛苦，因为今天更大的经济下滑会带来未来较高的产出。这种政策建议好比是强丝弹簧：弹簧被压得越低，它弹回来的力量就越强。批评者反驳说，经济更像是软丝弹簧：如果压得太低，它就会被永久性地扭曲了，换句话说，它的回弹力就会遭到破坏。这只是一些比喻，但统计分析∞表明，后一种观点更接近事实。如果一个经济今天的产出下降10％，则最好的估计是，从现在开始的10年中，产出也会下降10％。这意味着，下滑具有长期的影响。即使经济学家们认为从亚洲危机中很好地复苏的韩国和马来西亚，其增长速度也比它们在危机前十几年里的增长速度低大约10％。在这样的框架下思考政策有深远的意义。如果今天的经济下降导致未来的产出减少，那么即便今天GDP下降1％，其代价也是巨大的。例如，如果一国经济在未来20年达到4％的年增长率，但其中有6％的贴现率，那么GDP的贴现值将大致相当于今天GDP的50倍。其中的损失不是今天GDP的1％，而是50倍。稳定与增长之间的联系有好几种（如何实现稳定和达到什么程度）。不稳定导致更高的风险溢价。厌恶风险的企业为了投资，会要求更高的回报率，这会阻碍增长。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关心的不仅是价格稳定，还有真实经济的总体稳定性。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单一地或者过度强调价格稳定会对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为达到价格稳定而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减少投资资金和提高投资资金的成本，进而制约增长。高利率导致更多的企业和银行破产，给政府的结构调整带来更大的成本。我们还看到，稳定以及如何达到稳定的问题与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的效率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政策制定者过分依赖更高的利率来稳定价格，企业就不愿使用债务融资，而是更多地采用自我融资。在发展中国家，非常稀缺的资本短期内的配置效率将会更低，从长期看，增长也会受到影响。依靠其他可供选择的措施稳定经济（例如，韩国和马来西亚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采用的政府支出方法，或智利和马来西亚在20世纪90年代采取的资本流动管制）对长期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低于完全依靠利率调节的办法。增长与稳定之间有两种可能的联系。国际金融机构为促进增长而鼓吹的结构性改革，如资本市场自由化，导致了更大的不稳定（我们在第十章将表明，其结果是资本市场自由化并未带来更高的增长，甚至也没有改善资源的配置）。将当前的稳定、社会平等和增长联系起来的一个关键变量，是对经济潜能的利用率。高度不稳定将形成一种“不友好”的国内宏观环境，这是解释低资本形成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不愿投资。由此，增长便会更低。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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