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型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年5月
ISBN:9787213034435
作者:[英] 卡尔·波兰尼
页数:274页
作者简介
“存在着两种相互敌对的关于市场体系的分析：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所提出来的和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提出来的，这两本书都是在同一个时间、即二战结束时提出来的。作者中比较的原因首先在于，两本书要解释的是同一个现象：1930年代欧洲所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和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 ‘集体主义’。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两本书不仅使用同样的模式解释资本主义的运转，而且更有趣的是，使用了奠基于非意料后果假设的同样的社会-理论立场。”
“非意料后果本身并不构成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社会理论的分水岭，哈耶克的观点站不住脚；波兰尼和哈耶克的观点是坚定这个立场的特别好的例子。非意料后果的理念是只在最一般层面上有效的一般假设，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种解释机制。如果没有对其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的特殊理解，这种一般假设并不足够支撑整个社会理论，不管是个人主义的还是‘集体主义的’。不过，具体到波兰尼和哈耶克的社会理论，应该强调的是，他们社会理论的相互区别并不在于他们怎样处理非意料后果，而在于他们对‘市场社会’的相应总体看法：尽管在波兰尼看来，正是源自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市场心理（market mentality）’导致了自由的毁灭和社会的解体；而在哈耶克看来恰恰正是这种结构实际上保证了个人自由。哈耶克的这个立场源自他关于人类领域受制于稀缺及其后果——选择——的信念，用波兰尼的话来说，这样一个信念需要一个‘经济主义的’的框架。另一方面，波兰尼可以被认为——这次用哈耶克的话来说——是处在‘经济恐惧症(economophobia)’的影响之下，他拒绝承认稀缺和选择对人类状况的重要性。于是，正是对人类状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两个作者之间的敌对。”
“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首先是对资本主义——或者他所谓的‘市场经济’——本身的一个批判。全书的总体论点是‘十九世纪文明’的解体并不是由于类似侵略或者革命这样的外因造成的，而是 ‘社会为了避免被自我调节的市场的行为所毁灭而采取的措施’造成的结果 。根据波兰尼，以功利主义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形成的药方为基础而建立一个经济体系从总体上说是不可能成功的，这种理解以‘看不见的手’范式和自由放任原则为其基本理论要素；这样一种奠基于个体的获取动机（gain motive）和对饥饿的恐惧之上的‘自我调节的’经济体系‘从其本性来说就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性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市场体系基础的制度结构具有自我毁坏的性质并且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不稳定。”
书籍目录
前言(约瑟夫·斯蒂格里茨)
导言(弗雷德·布洛克)
2001年版附注
作者致谢
第一篇 国际组织
第一章 百年和平
第二章 保守的20年代，革命的30年代
第二篇 市场经济的兴衰
第一卷撒旦的磨坊
第三章 “居住VS．利用”
第四章 社会与经济制度
第五章 市场模式的演进
第六章 自发调节的市场与虚拟商品：
劳动力、土地与货币
第七章 斯品汉姆兰，1795
第八章 前奏与后果
第九章 贫困与乌托邦
第十章 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的发现
第二卷 自我保护的社会
第十一章 人、自然与生产组织
第十二章 自由主义信条的诞生
第十三章 自由主义信条的诞生(续)：
阶级利益与社会变迁
第十四章 市场与人
第十五章 市场与自然
第十六章 市场与生产组织
第十七章 自我调节的削弱
第十八章 破坏性张力
第三篇 进行中的转变
第十九章 大众政府与市场经济
第二十章 社会变迁中的历史
第二十一章 复杂社会里的自由
资料来源注释
1．作为政策、历史法则、原则和体系的势力均衡
2．百年和平
3．金线的突然断裂
4．钟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摆动
5．金融与和平
6．对“诸社会与经济诸体系”的选择性注释
7．对“市场模式演进”的选择性注释
8．关于斯品汉姆兰的文献
9．济贫法与对劳动的组织
10．斯品汉姆兰与维也纳
11．为什么不采用惠特布雷德议案?
12．迪斯雷利的“两国度”与有色种族的问题
索引
译后序
编辑推荐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两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出版了。一本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它成为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里的自由市场革命的推动性力量。另一本是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它值得人们好好阅读，它是这个世纪最重要、最具创造性的著作，就扩展和加深对市场社会的批评而言，这个时代没有其他书比《大转型》做得更多了。 “存在着两种相互敌对的关于市场体系的分析：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所提出来的和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提出来的，这两本书都是在同一个时间、即二战结束时提出来的。作者中比较的原因首先在于，两本书要解释的是同一个现象：1930年代欧洲所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和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 ‘集体主义’。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两《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不仅使用同样的模式解释资本主义的运转，而且更有趣的是，使用了奠基于非意料后果假设的同样的社会-理论立场。”
内容概要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1886-1964）是20世纪公认的最彻底、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当法西斯主义兴起时，他离开了出生的匈牙利，成为英国公民。在其学术生涯中，曾先后在牛津大学的本宁顿学院和伦敦大学教书。著有《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大转型》和《达荷美和奴隶贸易》(与A．罗特施泰因合作)等作品。
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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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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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前言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 oseph E. Stiglitz]能够为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这本经典著作撰写前言，是一件荣幸的事。这本书描述了欧洲文明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变，以及伴随这个过程而发生的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和经济政策上的转换。由于欧洲文明的这个转变可以类比于今日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转型，所以，波兰尼常让人们感觉到，他是在直接针对当下问题发言。他的观点，以及他的关切一一一与1999 年和2000 年在西雅图和布拉格大街上那些反对国际金融组织的动乱者和示威者们提出来的问题是一致的。在R. M. 麦基弗(R. M.Ma cIver) 为这本书的1944 年首版所写的导言中那个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还仅仅只是存在于纸上一一他以一种与波兰尼相似的预见能力写道"这本书在当下的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为未来国际组织的缔造者们揭示了历史教训。"如果这些人当时认真地读了这本书，并认真对待了它所揭示的教训，那么他们所鼓吹的政策就会比实际提出的不知要好上多少倍!试图用不多的几行、字来概括这样一本复杂而微妙的著作是非常困难的，甚至很可能是错误的。尽管从语言和经济学方面看，一本半个世纪以前写就的著作在今天可能会不大好理解，但波兰尼所提出的问题和视野并没有丧失它的卓越性。他的中心主题包括: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它们的缺陷一一不仅仅就它们的内在运转而言，也包括它们的后果(如，对穷人造成的影响)←一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政府干预成为必需;以及，所产生的这些后果是否严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变迁的速度。波兰尼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广泛流行的渗透经济(trickle-down economics) 的教义一一即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都会从增长中受益一一得不到历史事实的支持。他还廓清了各种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之间的相互关联: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成为新工业利益的牌女的，而这些利益又是如何对这种意识形态加以选择利用的当他们的利益有要求时，他们照样会要求政府干预。波兰尼是在现代经济学家界定自发调节市场的局限性之前写作《大转型》的。在今天，任何有声望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去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市场本身就是有效率的，而不必去考虑它在公平上产生的后果。无论何时，只要出现信息不完备或者市场失灵一二也就是说，本质上总是如此。那么干预就存在，而且从原则上讲，这种干预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大体上，我们已经达到一个更加平衡的立场，已经能够既认识到市场的力量，也认识到它的局限，认识到政府在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必要性，尽管大家对这种角色的边界还在争论。例如，人们对金融市场需要政府管制这一点，已经达成普遍共识，但还没有就如何才能最好地做到这一点获得一致意见。自现代以来，有非常多的证据支持以下历史经验:增长可能会导致贫困的增加。但我们同样知道，增长可以为社会的绝大部分带来巨大的好处，正如在一些更开化的( enlighted) 发达工业国家中所发生的那样。波兰尼强调了自由劳动力市场、自由贸易和自发调节的货币机制这三个信条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由此，他的著作成为今天占支配地位的系统研究方法(它是由20 世纪之初一般均衡论经济学家们所预示的)的先驱。现今仍然有少数经济学家在坚持金本位的信条，他们认为现代经济的问题正是由于偏离了金本位体系而造成的，但这使得自发调节市场的鼓吹者的地位更易于受到挑战。浮动的汇率是那个时候的常规，人们可以认为这将支持那些信奉自发调节的人所持的立场。毕竟，凭什么外币汇兑市场应该由不同于支配其他市场的规则来统治呢?不过也恰恰是在这里，自发调节市场的软肋暴露了出来(至少对那些从来不注意这个信条的社会后果的人而言是如此) !因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类市场(与许多其他资产市场一样)表现出过度的变动性ix (volatility) ，也就是说，表现出超出构成要素的变化所能解释的变动性。同样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价格一一以及更广泛而言的技资者的预期一一表现出来的过度变动性可能会对经济造成严重灾难。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让当代人又记起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 的教训:自发调节的市场并不总是像它的鼓吹者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起作用。甚至美国财政部(the U. S. Treasury)(不管是在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治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MF) 这些自由市场体系信仰的堡垒，都不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汇率，尽管它们从来没有给出一个内在一致的、有说服力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这个市场应该与其他市场区别对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相矛盾在表明信仰自由市场体系的同时，却作为一个公共组织而经常干预汇率市场，为外来债权人解套(bail out) 提供基金，与此同时却索要高利率而使国内企业破产一一已经在19 世纪的意识形态争论中被预示了。事实上，劳动力和货物的自由市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鼓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人已寥寥元几了，并且一方面，发达工业国家在教导不那么发达的国家避开保护主义和政府补贴的邪恶，而另一方面，它们却并不怎么乐意向代表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尽管它们强硬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自己的市场。不过，今天，战线的位置与波兰尼写作时的情况己大有不同。如我在早些时候所观察到的，如今只有顽固分子还肯在一个极端为自发调节的经济辩护，或者在另一个极端一-为政府运转的经济说话。每个人都意识到了市场的力量，也尊从于它的局限性。但在这之上，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之间还是有着重要的区别。其中有些区别是容易摒弃的:装扮成经济科学和良善政策的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最近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推进(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发动) ，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另外，人们很少会不同意，在许多国家规制既没有加强它们的金融体系，也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很明显这些规制应该被剥离掉。但"自由市场分子"走得更远，并给听从他们建议的国家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正如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所证明的那样。而且即使是在这些最近的事件发生之前，已有充分证据表明，这样的自由化可能给一个国家带来巨大的风险，而且这些风险将会不成比例地落在穷人身上，而支持这样的自由化会促进增长的证据一一往好里说一-却是明显不足的。不过与上述例子不同，还有一些问题的结论远非清晰可见。自由国际贸易使一个国家得以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增加平均收入，尽管它会使一些个人失去工作。但在失业率非常高的发展中国家，由贸易自由化而毁掉的工作机会可能明显要比它所创造的多，特别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贸易自由化与高利率捆绑起来时，情况尤其如此，因为这使得创建工作岗位和新企业成为不可能。没有人可以宣称，将工人从低生产率的工作中转移出来进入失业状态，会减少贫困或者增加国民收入。自发调节市场的信徒完全相信某种形式的赛伊定律，即劳动力的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对于一个由低工资而发家的资本家而言，高失业率甚至可能是一种有利条件，因为它会对工人的工资要求产生压制力量。但对经济学家而言，失业工人表明的是一种运转不良的经济，我们已经在太多的国家看到了这种或那种运转不良的极大证据。白发调节经济的某些鼓吹者把这些运转不良归罪于政府本身;但不管这种归罪是否合理，真正重要的是自发调节经济的神话在今天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但是波兰尼强调了自发调节经济的一种特殊缺陷，这种缺陷直到最近才再次成为讨论对象。它包括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体系一一或者经济变革是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此外，随着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越来越被认识到，词汇已发生了改变。例如，我们现在谈论社会资本。我们认识到，在拉美许多地方，过长的失业期、持续的严重不平等，以及无处不在的贫困和污秽，己经对那里的社会整合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并成为那里层出不穷、愈演愈烈的暴力现象的助推剂。我们认识到，俄罗斯改革的方式和速度侵蚀了社会关系，破坏了社会资本，导致了俄罗斯黑手党(the Russian Mafia) 的出现乃至它的统治地位。我们认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消了对印尼的食品补助金，正如工资的直线下降和失业率的急剧上升一样导致了可预见的(并且确实被预见到的)政治和社会骚乱。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历史，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本该表现得特别明显。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不仅经济政策造成了古老(尽管有些比较脆弱)的社会关系的崩溃:社会关系的这种崩溃本身也会产生非常不利的经济效应。技资者不会情愿把他们的钱投入到那些社会中存在高度紧张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内的很多人也会把他们的钱抽离出来，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绝大多数社会都在自己的历史中演化出一些照顾穷人和社会底层的人(the disadvantaged) 的办法。工业时代的来临使得个人越来越难以担负照看自己的全部责任。诚然，一个农民可能会失去他的收成，并且一个以生存为目的的农民可能会因为要为一个阴雨天气(或更准确地说要为一个干旱季节)储备钱财而备感艰辛。但他从来不会缺乏有报酬的工作(gainful employment) 。而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个人会遭到他们不可控的力量的打击。如果失业率很高像大萧条中所发生的那样，或者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今天的情况一样那么个人所能做的就极其有限。他们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自由市场分子关于让工资保持弹性很重要(也就是说，接受在毫无补偿的情况下被解雇，或者爽快地答应降低工资)的说教，但他们自己却对推进这样的改革无能为力，即使这些改革确实具有促进充分就业的美好效果。明显不能成立的是，通过让自己满足于更低的工资，个人就能够立即获得就业。效率工资理论、内部人外部人理论以及一系列其他理论，已经提出了许多强有力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劳动力市场并不像自发调节市场鼓吹者所认为的那样运作。但无论这些解释是怎样的，在这里真正重要的事实是，失业不是一种幻觉，现代社会需要有应对它的方式，而自发调节的市场并没有这样做，至少是没有以能被社会接受的方式这样做(对这一点甚至也是有解释的，但讨论这些解释会让我离题更远)。快速的转型破坏了旧有的应对机制和旧有的安全网，但在新的应对机制发展出来之前，它已经产生了这方面新的需要。很不幸，来自19 世纪的这个教训已经太过经常地被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don consensus) 它是自由主义正统观念的现代版的鼓吹者们遗忘了。这些社会应对机制的失败反过来已经导致了对早先被称为社会资本的那种东西的侵蚀。最近的25 年中发生了两起这方面的重大事件。前面我已提到作为东亚危机一部分的印尼灾难。这场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以及新自由主义教义的其他鼓吹者抵制本该成为解决方案重要组成部分的措施:不偿还债务。这些债务中的绝大多数是私人部门向私人借贷者的贷款;当借贷者无法偿还借款时，本来是有处理这一情况的标准办法的:破产。破产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部分。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说不，因为破产将造成对契约神圣性的侵犯。然而这种对更为重要的契约社会契约的侵犯，他们却全然没有一丁点儿的顾虑。他们更喜欢为政府提供基金，使外国债权人得以解套，而这些人其实在出借时并未守持应有的谨慎态度。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让那些旁观者付出沉重代价的政策，尽管这些工人和小企业在危机的最初来临中并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更富戏剧性的是俄国的失败。这个曾经成为一场实验共产主义的牺牲品的国家，又成为一次新实验的对象。这个新实验就是，在政府还没有来得及让必要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就位的时候，就开始把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理念付诸实施。正如大约70 年前布尔什维克强制推行了一次快速社会转型一样，现在新自由主义者在强制推行另一场将带来毁灭性后果的快速社会转型。这个国家的人民曾得到承诺，一旦市场的力量释放出来，经济就会欣欣向荣:那种资源配置被扭曲的、因社会所有制而导致激励不足的、低效率的中央计划体系，将被分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所取代。然而繁荣昌盛井没有发生。经济大约萎缩了一半，贫困比例(以每日四美元为标准)从2% 上升到接近50% 。在私有化使少数寡头变成亿万富翁的同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时，政府甚至没有钱给穷人支付年金一一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资本市场的自由化被认为是向世界表明这里是一个吸引人的投资场所，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只能进不能出的无底洞。所以毫不奇怪，资本成群结队地逃了出来。由于私有化进程缺少合法性，所以私有财产权的背后并没有社会共识的支撑。把钱留在俄罗斯的那些人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一旦一个新政府上台，他们很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即使撇开政治上的问题不谈，我们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个理性投资者会将他的钱放在繁荣的美国股票市场，而不是投在一个处于不折不扣萧条中的国家。现在，尽管有点太晚，但这些错误政策的后果正在被意识到;而想要把逃逸了的资本重新吸引回来几乎已经不可能了，除非保证无论财富是如何获得的，都能够保有下去，可是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一一一实际上是必然导致寡头结构本身的继续维持。经济科学与经济历史已经开始认识到波兰尼论点的有效性。但经济政策一一尤其是华盛顿共识的信条所反映出来的经济政策，它们教导发展中世界和那些转轨经济体应该如何完成它们的大转型看起来还没意识到这一点。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波兰尼揭穿了自由市场的神话: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自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今天已经工业化了的那些国家的政府在它们当初的转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不仅通过关税保护了工业，而且也努力促进新技术。在美国，第一条电报线于1842 年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而农业生产力的突破性提高一一这为工业化提供了基础有赖于政府的研究、传授和其他扩展性服务。在西欧，对资本的限制性规定直到前不久才取消。甚至在今天，保护主义和政府干预都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美国政府威胁对欧洲实行贸易制裁，除非后者向加勒比地区的美国公司所拥有的香蕉开放市场。尽管有时这些干预是正当有理的，因为它能被当做针对其他政府进行的干预的必要应对措施，但确实存在无数不知羞耻的保护主义和补贴的例子，比如农业方面的那些例子。在当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我见到了一个又一个例子，从墨西哥土豆和鳝梨到日本电影，到乌克兰的女式大衣，再到俄罗斯的铀。香港长期作为自由市场的堡垒而被宣扬，但当香港发现来自纽约的投机者正试图通过同时对股票和货币市场进行投机来摧毁它的经济时，它对两者进行了大量的干预。美国政府大声抗议，说这是对自由市场原则的废弃。然而香港的干预成功了一一它稳定住了那两个市场，避开了对它的通货的未来威胁，而且从交易中大赚其钱。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鼓吹者们强调，问题的根掘正在于政府的干预;转型的关键在于"让价格就位"以及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化把政府从经济中赶出去。在这种观点看来，发展不外乎就是资本的积累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样一些技术性的东西。这种意识形态误解了转型本身的性质一一-它是社会的转型，而不仅仅是经济的转型，并且即使是这种转型的经济方面也比他们的简单药方所蕴含的要深刻得多。他们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对历史的误读，正如波兰尼有力地指出的那样。如果波兰尼是在今天进行写作，就会有额外的证据支持他的结论。例如，在东亚——整个世界中发展最成功的一部分一一政府扮演了真正的中心角色，并且或明或暗地承认保持社会团结的价值，以及不仅致力于保护而且还努力提高社会和人力资本。在这个地区的各个地方，不仅有迅速的经济增长，而且贫困也大量减少。如果说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失败为市场体系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那么东亚的成功则为政府在其中扮演活跃角色的经济对自发调节的市场的优越性提供了同样强有力的证明。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市场意识形态的持有者才在东亚危机期间几乎表现出某种愉悦，因为他们觉得这场危机暴露出积极政府模式的致命弱点。尽管他们的说教一方面确实提到了对加强金融监管的需要，但他们更多是抓住这个机会促成更大的市场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是消除那些社会契约的代名词，而正是这些契约提供了增强社会和政治稳定——而这种稳定是东亚奇迹的必要条件——所必需的经济安全。当然，事实上东亚危机正是自发调节的市场失败的最戏剧性的例证:正是短期资本流的释放，在全世界晃荡着想寻找最高回报的大量美元一一一它们只受情绪化的快速理性和非理性变化的支配一-成为这场危机的根源。让我通过回到波兰尼的两个中心主题来结束这篇前言。第一个主题关注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复杂的纠葛关系。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仅仅是可以替代自由市场的经济体系，它们代表了对自由政治传统的重大偏离。但正如波兰尼所言，"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样，根植于一个无法再运转的市场社会"。新自由主义信条的鼎盛时期大致在1990一1997 年，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有人也许会说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终结标志着市场经济以及自发调节市场信念的胜利。但我相信，这个解释是错误的。毕竟，在发达国家内部，这个阶段的特征在于所有地方都发生了对这些信条里根撒切尔自由市场信条的拒斥以及对"新民主党(New Democrat)"或者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新工党(New Labor)"政策的支持。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冷战期间先进工业化国家只不过是无法承担采取这些政策的风险，即如此伤害穷国的风险。这些国家原本是有选择余地的，它们同时受到西方和东方的劝诱，而西方对策的失败实例面临使它们站到另一个阵营中去的危险。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些国家就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含有巨大风险的主义于是毫无顾忌地强加在它们身上。但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不仅不谨慎，同时也是无知的:因为对于一个不能给多数人或者数量可观的少数人一一带来好处的市场经济，人们可以用无数种声名狼藉的方式来加以拒绝。一个所谓的自发调节市场经济可能会演化为黑手党资本主义以及一个黑于党政治体系一一很不幸，在这个世界的一些地方，这种担心是真实而迫切的。波兰尼把市场看做一个更为广阔的经济的一部分，并且把这个广阔的经济看做一个还要广阔的社会的一部分。他不是把市场经济看做目的本身，而是把它看做通向更为基本的目的的手段。私有化、自由化甚至宏观稳定都太多地被当做改革的目标本身来对待。记分卡被用来记录不同国家私有化的速度有多快一一却从来不去想私有化本身是很容易的:要做的一切就是把财产分给自己的朋友，并期望对方回报以租金。但总是没有记分卡用来记录被推向贫困的个体的数量，或者相对于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而言那些被毁掉的就业机会的数量，或者暴力的增加，或者不安全感的增加以及元力感的增加。波兰尼谈论的则是一些更为基本的价值。在这些基本价值与自发调节市场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断裂(disjunction) .在今天和在披兰尼写作时同样清晰可见。我们告诉发展中国家民主的重要性，但当涉及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那些影响他们生计的问题，即经济时，他们被告知:经济学的铁律让你无从选择;并且由于你(通过你的民主政治进程)很可能把事情搞糟，你必须放弃做那些关键性经济决策比如宏观经济政策的权力，把它交给一个独立的、几乎总是由金融界代表所支配的中央银行;为了保证你的行为与这个金融界的利益相一致，你被告知要全力避免出现通货膨胀一一至于就业和经济增长，不必去管它;为了保证你确实如此行事，你被告知要全心信靠中央银行的措施，诸如以固定比率扩大货币供给;当一种措施未能奏效时，就搬出另一种，比如通胀目标管理(inflation targeting) 。简而言之，当我们的左手似乎是在通过民主向前殖民地中的个人赋权的同时，我们的右手又把它收了回来。波兰尼非常恰当地以对复杂社会中的自由的讨论来结束他的这本著作。富兰克林. D. 罗斯福(Franklin Deleano Roosevelt) 说，在大萧条中"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除了害怕本身"。他不仅谈论了那些古典自由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以及信仰自由)的重要性，也讨论了免于恐惧和饥饿的权利的重要性。规制可能会剥夺某些人的自由，但这样做可以促进另一些人的自由。将资本任意在一国移进移出是某些人所实践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的实践是以其他人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外部性)。不幸的是，自发调节经济的神话，无论是在自由放任的旧伪装下，还是在华盛顿共识的新伪装下，都并不代表着对这些自由的平衡协调，因为穷人比其他人面临着更强烈的不安全感，并且在有些地方，比如俄罗斯，处在贫困境地的人数急剧上升而生活水准已然下降。对这些人而言，自由更少了，连免于饥饿和恐惧的权利都没有了。如果波兰尼在今天进行写作，我相信他会认为全球社会在当下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它能不能重新调整这些不平衡在一切都太迟之前。 -
今天突然想起这本书，把从前为人类学课写的读书笔记po上来，幼稚得很，但帮助大家了解一下主要内容一、我们才是异类我们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习惯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逻辑，习惯了为了交换而生产，习惯了成为现代经济学所灌输的“理性经济人”，习惯了永无休止的欲望，习惯了在亚当•斯密所描述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去最大化自身利益，也习惯了丰裕的现代社会中的不满足感。由此，我们生活在无尽的追逐中，把金钱从手段变成目的，殊不知我们无法栖居在这座原本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上；我们精于计算，并自认为“理性”，却忽略了终极目标从来就不能够用理性计算。仿佛19世纪以来逐渐主宰我们灵魂的“市场经济”逻辑从一开始就是自然的、理所当然的，甚至最为优越的。而卡尔•波兰尼却用一本《大转型》讲到了另外的一种情景，我们过去的图景——“在我们的时代之前，没有任何哪怕只是在原则上由市场控制的经济曾经存在过……尽管市场这种制度从新石器时代之后就相当常见，但它从来没有扮演过超出经济生活的附带现象的角色”（卡尔•波兰尼，2007，P37）。忽视19世纪之前的社会图景，会使我们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进而导致在看待人类文化进程上的方法论错误，“每一种事物都可以被当成具有趋向于是那种最终被建立起来的东西——即市场体系——得以建立的性质，则其他暂时潜伏下来的趋势则被忽略了”。这样错误的方法论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屡见不鲜，“糊口经济”因为没有积累起参与交换的物资而遭到贬低，黄宗智就认为中国明清时期的农业增长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尽管这种发展很大程度满足了急剧增长的人口自身的生存需求。为了纠正这种错误的方法论，波兰尼主张“将经济史与社会人类学联系起来”（卡尔•波兰尼，2007，P39）。通过引入社会人类学来理解经济史，波兰尼指出“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他的行为动机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物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社会地位、社会权利、社会资产。只有物质财富服从于这些目的时才值得珍视”。的确物质财富从来都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而只是被我们利用来达到我们更高目的的工具。这种倾向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同文明类型和不同历史阶段：特罗布里恩岛的库拉物品除了大小和精细程度，更被看重的是它的历史，它曾经的拥有者的故事和荣耀；中国南朝时期出身军人的帝王家族不满足于掌握的政治经济大权，而倾慕士族的文化积累；19世纪以来，人们所追逐的依然是社会地位和声望，只是社会地位将更大权重赋予了经济实力，积累巨大财富的资本家，如比尔•盖茨与巴菲特也将巨大的财富投向慈善事业，以换取巨大的社会声望和心灵的满足。在此，借用另一位人类学家萨林斯的话来作为佐证——经济上的理性“只是文化的一种表述，它表现为围绕物质使用的意义体系”（马歇尔•萨林斯，2009，P7）。”有历史学家指出，我们总是喜欢用现代理性人的思维去理解历史，而事实上，历史的最大动力来源于人的本能，古人的思维方式远比我们直接，因此将历史理性化读出的不是古人而是自己。我认为，完全用本能来理解人类文明也将陷入另外一种歧途。关于为什么在绝大多数人类历史之中个人的经济利益都让位于共同体的社会利益，波兰尼既没有将其归咎于现代含以上的经济理性也没有将其归因于所谓的人类本能，而是从社会功能的含义上进行解释：从生存角度而言，在部族社会中，集体利益比个人利益重要，共同体能够保护其成员免于饥饿，因此社会连接的维系命运攸关。而且集体利益能够很好地内化为个人利益：首先，社会规范对个体有一种强制性的压力，如果个体不遵守关于荣誉或慷慨的既定行为规范，就是自绝于共同体；其次，长期来看社会义务符合个体礼尚往来的利益。这两点对个体产生压力，消除经济自利。从社会声望角度而言，“对慷慨无私的奖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除了忘我奉献，其他行为都明显不划算……人类激情，好的或者坏的，仅仅被引向非经济的目标。仪式活动有助于激发最大限度的竞争，共同劳动的习俗则会使劳动数量和质量都达到最高目标”（卡尔•波兰尼，2007，P40）。现代经济学总是倾向于认为在一些生产方式下，缺少对劳动者的监督，从而导致生产无效率；但如果人们的行为动机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物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社会地位，劳动也就不需要所谓的直接监督，社会声望是对劳动者更为有力的监督，社会规则促进了人自然而然的主动行为，激励其努力生产。当我们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视作想当然的时候，波兰尼认为在市场经济之外有三个原则可以保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互惠、再分配、家计，并对这几个原则做出了功能主义的解释。互惠主要在社会性别组织——家庭和亲属关系——上发挥作用。西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供养母系家庭，很少获得物质利益，而获得对其良善行为的社会承认，懒惰则会使其荣誉受损。为了女人和孩子的利益而劳作，也会使他符合社会美德的行为在经济上得到报偿，这使有助于维护生产和家计。再分配则在由同一个首领支配下的人发挥作用。主要体现为相当部分物产被氏族首领储藏以用于公共活动。从经济上说，再分配是现存劳动分工体系、对外贸易和公共税收、防卫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项原则需要对应的制度模式——对称和辐辏——来助其实施。波兰尼进一步指出，这种经济原则不仅仅局限于初民状态或狭小的共同体中：西美拉尼西亚德库拉圈是一种精致复杂的贸易形式，如果用最先进的市场组织和最精确的会计核算也很难应付这样一个任务，商人会面临各种垄断者和限制最终无法获取标准利润而撒手不干。大规模的再分配则出现在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罗马文明中，主导再分配的人或群体通常会试图通过对物品的在分配来增加自己的政治权力，获得荣誉，也将受赠者置于一种义务之下，让他们成为债务人，最终成为扈从；再分配也广泛存在于有货币的经济中，且反过来将经济制度本身融入社会关系中。第三种原则——家计原则是指为自己的需要而生产，家计对应的制度模式是自给自足。这三种原则主宰了人类社会相当长的时间，直到西欧封建社会终结之时的所有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是三者中的某种原则或者互惠，或者三者的某种组合，这些原则在特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对称、辐辏、自给自足——帮助下得到制度化，习俗、法规、巫术、宗教共同引导个体遵守一般的行为准则，规训个人动机，这使得逐利动机不突出（卡尔•波兰尼，2007，P41—48）。那么，当我们将初民和古人视作他者进行研究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事实上我们才是那个“他者”呢？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是如此地与众不同。正如经济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所言，“我们唯有像研究他者一样，凭借人类学的敏锐观察，才能了解我们本身的经济，其实我们也是无数的他者之一”，将人类学的观察引入经济史的研究在消除我们偏见和方法论错误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用一种谦卑的态度来审视人类社会的文明，我们不能够自负于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如果将市场经济视作社会进步的方向，则会陷入另外一种致命的自负，这大概就是波兰尼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类追求的从来就不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按照与其主张看不见的手将最经济理性的个体筛选出来，不如回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机制，创造的是一种和谐，和谐不意味着更高级，而只意味着更适应，例如生物学家古尔德所指出的寄生虫通过简化以达到适应，而主宰人类大多数时期的三种原则无疑也使人类文明很好地适应了生存环境，不应被刻意贬低。谦卑的态度，是达尔文的思想，也是波兰你的思想。二、时代的转向与幸福的坚守在从传统社会到市场社会的转向过程中，与传统观点强调市场高歌猛进不同，波兰尼始终强调市场扩张与社会自我保护的“双向运动”，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从未停止，试图包围着自己不受市场经济的过分冲击，而在双向运动的过程中，人类走过了19世纪的百年和平，走向了20世纪的灾难和痛苦。近代世界存在着一个从传统社会向市场社会的转向，波兰尼认为交换原则与传统社会的三种原则相比，尤其突出的特点：交换不能与其它三个原则对等，市场模式与其它三种社会组织相比有其特殊之处，其他三种社会组织仅仅是特征，没有创生出为某一种功能而设计的制度，市场模式创生出的制度就是市场。这是由市场控制的经济体系会对整个社会组织产生致命后果的原因所在，社会运转从属于市场，社会关系嵌入经济体系。市场的最初扩展并不是自发的，相互孤立的市场转变成整一个的市场经济，把诸多规制的市场转变成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不是市场扩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为了应对有机器这种同样人为的现象所引发的情势”（卡尔•波兰尼，2007，P50）的人为后果。而在交易这种人类行为存在于人类社会中之时，它就一直被一系列的防护措施（习俗、法律、宗教、巫术，以至于市场自己的衍生物——城市）加以隔离，以保护社会中的主要经济组织免受市场活动的干扰。而为了应对市场竞争必然造成的垄断而造成对共同体的致命威胁，国家只能对经济生活进行全方面的管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则注定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如果形成一个仅仅只受市场控制、调节和指导的经济体制，物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都被委托给了这个自发调节的机制，那么在国家政策上，“对市场形成构成阻碍的任何事物都必须被禁止，也不能允许收入通过市场销售之外的任何其它渠道获得”（卡尔•波兰尼，2007，P60）。市场经济就必须囊括工业生产所需的所有要素，将它们都变成自由流动的商品；但问题在于土地、劳动力、货币按此定义不是商品，他们的商品形象是虚构的，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自然环境、购买力、用途的唯一主宰，社会就会毁灭。机器时代以来市场扩张成为一种强烈趋势之后，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也随之兴起，其中斯品汉姆兰法案就是对机器时代来临之初的社会保护的强烈反应。农业革命催生工业革命，圈地和农业合并伴随农业技术巨大进步，产生强有力的扰动效应，家庭收入和农业背景消失，劳动者的社会安全被削弱；早期贸易造成就业波动，城市中就业波动巨大，失业工人回到农村，而职业分工又使他丧失了劳动能力，沦为赤贫；人口压力下革命蠢蠢欲动。为了抑制革命，维护社会稳定，斯品汉姆兰法案出台，它是指工资之外的津贴与面包挂钩，保证穷人的最低收入。它有效防止了有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但却造成了极大恶果——工资超过法定工资的情况很少见，雇主可以用任何工资水平来获取劳动力，工人不再有动机努力劳动，生产率下降，反过来为雇主拒绝提高工资提供了理由。父爱主义的斯品汉姆兰法案被迫废止，济贫法改革使一些确实需要帮助的穷人自生自灭了，而仅仅以货币收入为标准，人民的生活标准提高了。接下来，市场经济继续扩展，劳动者在压力下形成工人阶级，无家可归，背井离乡，甚至死亡；同时社会的自我保护（工厂法、社会立法、工人阶级运动）。有评论认为对斯品汉姆兰法案的分析体现了波兰尼反对现代福利国家的一面，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有失偏颇。在波兰你看来，斯品汉姆兰法案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其父爱主义的指导原则，而在于防范市场冲击时方法上的错误，它对赤贫者与由劳动能力的失业者不加区分，造成习艺所融入济贫所，济贫所本身则渐渐趋于消亡。而斯品汉姆兰法案的废除，则造成了更为深远的破坏性后果：现代工人阶级诞生，他们对公共救济仇恨，对国家行为不信任，对尊严的独立与坚持，成为与机器文明固有危险针锋相对的社会保护者。传统整合的基督教社会让位给拒绝向穷人的生存条件担负责任的社会，同情消失。市场机制自我确证，人类劳动必须被变成商品，定居人群转变为迁移的、飘荡的、缺少自尊和纪律的人，人们盲目冲向市场经济。反讽的是，“尽管自由放任经济是有计划的政府行为的产物，但随后对自由放任的限制却是自发开始的。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而计划却不是”（卡尔•波兰尼，2007，P121）自由主义的信条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通往自由市场之路，有赖于持续的、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干预主义的巨大增长，政府干预是为了将简单的自由有机组织起来。自由市场的引入没有消除对控制、规制、干预的需要，反而扩大了他们的范围。波兰尼驳斥了国家干预的阴谋论，国家干预并非由某些阶级出于自身利益而破坏自发调节市场的结果，而是因为自发调节的市场不仅破坏了涉及到不同阶层利益的社会利益，而且也破坏了市场秩序本身，即使激进的自由主义也逃脱不了那些使自由放任在复杂工业社会中无法付诸实践的法则，反工会法、反托拉斯法，自由主义者必须求助国家干预。在19世纪的百年和平的末期，1879——1929，西方社会形成一个个内部紧密连接的单元，强有力的扰乱性力量潜伏在其中。这种危险的原因在于，市场运行有毁灭社会的危险，社会自发产生出保护主义，保护主义又使市场经济调节受损，社会被迫调节自身与市场需要相适应。市场经济的直接破坏性在于大量失业出现，失业的张力进而导致外部紧张：银行要求创造就业，被稳定汇兑的紧迫所限制；失业压力将由政府和工业交替承担（用通缩来克服压力，压力就主要落在经济领域；用公共工程或迫使工会降低工资等方法来克服压力，压力就主要落在政治领域）；影响汇兑（预算赤字造成通货贬值；银行信贷扩张造成国内价格上升，打击出口；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汇率下降）；外部紧张（弱国地位恶化，权力被否认；强国寻求帝国主义扩张）。由此，市场压力影响其它领域，平衡不能达成的时候，失衡向外部扩张。各领域的相对自治造成了张力的累积，导致紧张，并爆发出来。在这种背景下波兰尼解释了20世纪初保护主义、垄断性生产机构、帝国主义、阶级冲突、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原因：大萧条之中，各国纷纷建立起保护主义，将自己屏蔽于失业和动荡的威胁之外。在国外，列强之间争夺向没有政治保护的地区延伸市场特权的斗争。保护主义促使竞争的市场发展成为垄断的市场，个体被联合的非竞争性的群体、组织、人、资本替代，经济调整变得缓慢而困难，市场自发调节被阻滞。人类陷入来自市场领域的紧张压力的控制，延伸到政治领域，包围整个社会，在市场经济衰落的最后阶段，阶级力量之间的冲突登场。在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交互作用下，社会崩溃，对于这个过程的描述，波兰尼展现给我们一个清晰的逻辑：私有企业制度下工人工作没有稳定的保障，面临失业的威胁，工会为了维护大多数人民的最低生存而进行罢工，这又进一步打击稳定工资，阻碍自发调节市场，削弱了消费者购买力。而国际通货的稳定则受到保护主义的冲击，国联致力于恢复国际通货，但干预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国联为了恢复金本位，要求进行政府干预，这样却牺牲了自由市场和自由政体——自由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使收入和就业的稳定从属于通货的稳定，结果自由市场没有建立起来，自由政体已经被牺牲，经济自由主义支持了独裁式的干涉主义，民主力量削弱，不能避免法西斯统治。阶级冲突之下异常激烈：雇主对社会提供产品负有责任，应该被大家支持，维持工业的正常运转。被雇佣者代表社会的大部分，他们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与共同体的利益一致，在普选制下，在政治领域占优势。雇主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冲突会造成工业机构与国家机构的冲突，造成社会危机。1920s，劳工将自己隔离在议会中，资本家将工业筑成一座堡垒并借机作威作福，最后经济和政治都瘫痪了，恐惧之下，可能提供简单解决方案的人被推上领导地位，法西斯主义在反革命与民族主义的催化下伴随着市场危机而登场。从20世纪的危机走出来之后，作为人类的我们又应当如何审视我们要坚守的幸福和我们想要的自由？波兰尼指出：“若要使工业注意不致毁灭人类种族的话，就必须让他臣服于人类本性”（卡尔•波兰尼，2007，P211）。我们将如何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呢？波兰尼并不是一味地怀旧主义，而是认为“返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他也认为“仅仅致力于消除侵略和征服这些邪恶力量也是没有用的，这种徒劳实际上是在保证这些力量的继续存在，即使军事上已将其彻底挫败”（卡尔•波兰尼，2007，P212）。传统体系的崩溃未能使人类走上绝路，上帝总是为我们打开另一扇窗，波兰尼看到“伟大而永久的制度的萌芽”，看到“经济制度不再为整个社会制定法则，社会相对于经济体系的首要性得到了保证……（市场）已不再包含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卡尔•波兰尼，2007，P212—213），波兰尼并没有否定市场的作用，而只是否认了市场自发调节的作用，他认为“市场继续以各种方式存在，以保证消费者的自由、指示需求的变动、影响生产者的收入，并作为会计核算的工具”（卡尔•波兰尼，2007，P213—214），在波兰尼眼中，人类向要坚守的幸福大概就是维护社会的整权性吧，社会不再成为经济的附庸。同时19世纪文明中的有价值的遗产也应该得到我们的继承，“公民权利、私人企业和工资制度熔铸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大大有利于道德自由和精神独立”（卡尔•波兰尼，2007，P216）。波兰尼反对经济自由主义是因为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实质上破坏了人类的自由，在经济自由主义之下，“谁都不用对诸如发生事业和饥馑时自由所收到的粗暴限制承担责任”，社会的整体性被市场撕裂，个人被原子化，“以自由的名义否认了所有这些罪恶的实际存在”（卡尔•波兰尼，2007，P218）。而“维护个人自由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哪怕是以生产效率、消费经济和管理理性作为代价”（卡尔•波兰尼，2007，P217），波兰尼给予了自由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保护自由的则是法律与制度、权力与强制，在看似不自由的约束中，人类才能得到自由。在我们这个时代，波兰尼的《大转型》已经诞生了60多年，已经没有人完全信奉绝对的经济自由主义了，经济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平衡着我们这个世界，而经济自由主义却依然在某种程度上阴魂不散，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似乎也沿着西方曾经走过的道路，由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社会像一个市场占主导的社会转变。西方世界经历过的悲剧依然在这里上演，个体原子化，农村被市场经济掏空，政治冷漠且不自由，也似乎很少有人想要捍卫自己的自由，幸福指数下降，是时候认真理解波兰尼了，毕竟我们要的是内心的幸福，而不仅仅是所谓的金钱与发展。三、人类学的想象力准确而言《大转型》更像是一本经济史和政治学著作，而非一本人类学著作，但《大转型》一书中却体现了人类学观察世界的一些视角，借用米尔斯所提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我在这里将这种人类学的视角称为“人类学的想象力”，那是一种回望过去展望未来，联系多种要素，关照人类现实的视角。首先，《大转型》一书注重对传统的研究，人类学“追求一种反思，它企求获得一种特别的历史深度和一种相对的文化立场，来理解人类生活的不同可能性，企求在这种理解当中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王铭铭，2002，P65）。波兰尼正是如此，他反对现代中心论，肯定了19世纪之前的文明特征对于人类生活的关照，并以此来关照现实，提倡在经历了19世纪市场经济文明破灭之后找回人类的精神家园；并且，他同样也肯定了19世纪文明中的合理成分，要结合我们经历的所有历史来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一个自由重生的时代。其次，波兰尼将社会视作一个整体的交织网，这样就超越了政治学和经济学只考察人类社会一个侧面的缺陷。在《大转型》中，政治、经济、文明、思想从来都是交织在一起的，19世纪的经济进步为经济学及其所体现出来的偏见奠定了基础；而在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自我保护这一双向运动中，社会中的各种要素则互相推进，直到将社会推向毁灭，使人们失去自由。最后，波兰尼将人类学的研究作为经济史研究的补充，极大地帮助了我们理解人类文明的轨迹。的确，正如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所言：“（人类学）可以给那些困扰当代社会科学的宏大理念——合法性、现代化、整合、冲突、个人魅力、结构……意义，提供那种合理的现实性，使我们不仅能够对他们进行现实性和具体性的思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能够用它们进行创造性和想象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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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转型》提要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1886-1964）出身于一个匈牙利犹太中产阶级家庭，生于维也纳，十几岁时随家迁回布达佩斯，1906年入布达佩斯大学学习法律。1908年波兰尼被选举为新成立的布达佩斯大学学生思想政治团体“伽利略学圈”的首任主席，此后他一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914年，参与组建了了“国家公民激进党”。一战爆发后，他参军上前线，1917年带伤回到布达佩斯。1919年，他离开匈牙利前往维也纳，开始他长期的流亡生活。在维也纳期间，他参与编辑中欧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杂志《奥地利国民经济》。1933年希特勒上台，波兰尼又被迫流亡去了英国，成为工人教育协会的讲师。1941-1943年间，他得到一笔研究资金，在美国福蒙特州伯灵顿学院完成了《大转型》，这本书1944年首先在美国出版。二战结束之后，波兰尼到美国，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经济史的副教授。退休后，波兰尼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与妻子一起颐养天年，1964年逝世。波兰尼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院学者，他的著述并不很多，除了本书，还有论文《法西斯的本质》（1935），与学生一起编的文集《早期帝国中的贸易与市场》（1957），身后出版的著作《达荷美的贸易》（1966）和论文集《原始、古代和现代的经济：卡尔·波兰尼文选》（1968）和由学生整理出版的笔记《人类的生计》（1977）。波兰尼生前是美国经济人类学中实在论学派的创始人，在整个社会科学界都有广泛的影响。到了20世纪末，随着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弊病逐渐凸显，人们开始重新重视波兰尼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性思考。本书作为他的代表作，也于2001年在美国得到再版，本文也将根据大陆中译本，集中梳理这本著作。一波兰尼在全书一开篇就说：“19世纪的文明已经瓦解。”（《大转型》，第3页，以下只标明页码，部分引文有文字改动）而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解释这个文明的瓦解。为了做到这一点，波兰尼首先要阐明这个文明本身的特点和构成要素。波兰尼认为，19世纪文明是由四个制度要素构成的，第一要素是势力均衡体系。这种不同政治实体间通过“抑强扶弱”、自发地找平衡的体系在西方历史上不只存在过一次，但历史上的势力均衡体系只有依靠不断地在政治实体之间爆发局部战争才能自我维持，而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势力均衡体系有一个崭新的特点，就是它在整整一百年的时间里维持了欧洲的大体和平。波兰尼认为，以“国际金融”为代表的国际经济组织与这种势力均衡体系的结合，造就了西方一百年的和平。“国际金融”在全球范围内经营金融业务，一方面追求一种“和平利益”，使和平成为国际政治体系追求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又在组织和资源上都有能力协调各国之间的关系，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使势力均衡体系有能力去保持和平。通过这样一个分析和叙述，波兰尼想说的是，在19世纪，表面上属于政治和军事范畴的势力均衡体系，它发挥作用，要依赖于潜藏在它之下的国际经济体系，而“一旦势力均衡体系所依赖的世界经济崩溃，它就不能确保和平。”（4）四个制度中的另一个即国际金本位制。前文中，波兰尼已经试图向人们表明，“自19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解体，是1914年政治紧张和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18）但当时的人们认识不到这一点。一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安排，虽然想要维持和平，但真正有可能维持和平的势力均衡体系已经被由战胜国组成的集团对战败国的压迫所取代了，而且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超主权的国际结构。由于在政治上没有形成有效的国际体系，人们不得不去片面追求“作为第二道防线”（18）的经济上的国际体系，其代表就是国际金本位制。这种制度成为一战之后各种政治力量的信条，但由于“大战及战后条约”已经将国际经济体系“彻底毁灭了”（19），所以，重建和维持国际金本位制的过程，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加经济张力的过程。国际金本位制的重建和维持积聚了巨大的张力，因此它的崩溃也释放出巨大的力量，促使西方世界在1930年代发生从制度到理念的根本性变化，其代表是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美国的新经济政策（23）。波兰尼强调，虽然这种变化是金本位制的崩溃引发的，但是它有更为深刻的根本原因。因为一方面，“势力均衡体系是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并且，部分地通过金本位制来运转”，另一方面，“金本位制仅仅是想把国内市场体系扩大到国际领域的一种尝试”，（3）所以，最终，“引发灾变的根本源头在于经济自由主义建立自我调节市场体系的乌托邦式努力”（25）。波兰尼自己也意识到，把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文明解释成由几个制度性的“基础要素”构成，这看起来是“粗俗的唯物主义”，但是他强调，这种解释方式用在别的对象上虽然未必合适，但用在19世纪文明上却再恰当不过了，因为虽然所有社会都受其经济因素的限制，不过，只有19世纪文明是建立在不同的或者独特意义上的经济之上的，即它选择将自己建立在某个动机之上，而这个动机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被当作是正当有效的，更从未被提高到这样的高度，即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们行为和活动的正当性标准：这个动机就是获利。（25）这种以获利为支配性动机的社会就是市场经济社会。由此，波兰尼转入了他这本书真正的理论主题，即对市场经济的前史、它的独特性和它在历史中的展开的讨论。二市场经济是随着工业革命而出现的，工业革命一方面造成了“生产工具的近乎神奇的改善”，另一方面却造成了“普通民众灾难性的流离失所”（29），这种悖论性质是不是跟市场经济的性质有某种内在联系？人们习惯于把工业革命仅仅看作技术革命，但波兰尼认为它有深刻的社会意涵。为了帮助理解这一点，波兰尼引入英国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期的圈地运动，进行类比分析。单从技术上或者经济上看，圈地运动是进步性的，它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促进了英国生产结构的转化，甚至在与特定经济制度结合下，能够提高大部分居民的收入。从这个角度看，英国当时的君主政府和贵族对圈地运动的阻挠和延缓似乎是逆潮流而动。但是，波兰尼指出，19世纪经济史家的这种指责是一种时代错置，是不假反思地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历史。一方面，圈地运动导致的产业结构调整能够增加就业和收入，这是以市场经济体系存在为前提的，而那个时候这个前提并不存在；另一方面，虽然圈地运动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但这个转变以不同速度完成，却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正是英国的君主政府通过延缓这个转变，使得社会获得了调整自己以适应它的时间，避免了大范围的灾难性后果的出现。波兰尼对圈地运动的历史分析，其实是想说，历史上大的经济转变应该分开两个层面看：一个是像技术革新或者海外市场开拓这样的给定的经济机会，在这个层面上，经济转变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共同体在面临这种经济机会时，构建怎样的经济制度、采用怎样的转变路线，来适应和利用这种给定的经济机会，却是有很大的选择空间，不同的选择取得的效果也会大不一样。工业革命就是人类历史上两三次这样的经济机会之一。它之所以在英国造成了巨大而广泛的社会灾难，就是因为当时施行宪政的阶级政府（34）过分相信自发调节的教条，没有主动地调节共同体适应工业革命。在自发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原先的商业社会中），工业革命形成的机器大生产会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经济运转的基本机制，因为精密机器的成本是昂贵的，所以要等到大量商品被生产出来才能得到补偿。只有商品的出路是有可靠保障的，而且生产不必因为机器生产必需的基本要素的缺乏而中断，机器生产才能在不受损失的情况下持续运转。这对商人来说意味着所有相关的要素都一定是待售的，也就是说，对于任何准备为它们付钱的人来说，它们必须保证付钱人所需要的任何数量。（36）在商业社会的情况下，达到上述要求的唯一方式是产生一个既包括产品市场、也包括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个体系引起的变化的深刻性在于，为了维持生产的连续性，它把作为原材料的自然和作为劳动力的人都变成了商品，使社会从属于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转。更进一步看，由于在这个体系中，一切收入的取得都看似“来自某种东西的出售”，所以，社会成员行为动机会发生根本变化，从生存的动机变为获利的动机（36）。那么，在市场经济体系出现之前，人类社会是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来生产和分配物质产品的呢？人们参与这些经济活动的动机又是什么样的呢？根据当时最新的经济史和社会人类学研究，波兰尼认为，与亚当·斯密这样的经济学家设想的相反，人类并不是有倾向于交换的天性，最初劳动分工的发展也并不依赖于市场的存在。如果说人类有普遍本性的话，那就是“不变的社会本性”：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富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会权利，他的社会资产。只有当物质财务能够服务于这些目的时，他才会珍视它……在每一种情况中，经济体系都是依靠非经济动机得以运转的。（39-40）这段话讲的就是著名的“嵌入（embedded）”概念。在波兰尼这里，嵌入包含相互关联的两层意思：一方面，人们从事活动，哪怕是今天看起来是满足经济需要的活动，也不是出于明确的经济动机，而是出于责任、荣誉之类的社会动机；另一方面，社会结构中也不存在专门用来满足经济功能的制度，亲属制度、政治制度或者宗教制度等等也附带担负者经济功能。现代人想要理解这一点比较困难。我们很难体验到的是，早期社会甚至很多传统社会中，人们是生活在仪式里的：并不是人们去被动地表演仪式，而是仪式塑造人本身，仪式能够把人的激情与社会的目标完美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经济制度的这些功能本身，完全被强烈而生动的仪式体验所吸收，这种仪式体验为整个社会体系框架内完成的每一个行为提供了异常丰富的非经济动机。”（41-2）波兰尼从人们的行为原则与社会的制度安排两方面分析人类历史上与经济功能相关的方面。他认为，从分析上看，存在过互惠、再分配和家计三种有经济功能的行为原则；与此对应的分别是对称、辐辏和自给自足三种制度模式。互惠这个概念有点容易引起歧义，似乎表示两方行动者交替回报对方的好处，但实际上，互惠并不是发生在双方之间，而是一种单方的施与行为，只不过这种施与行为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前后接替，所以每个行动者的给予都会得到报偿，尽管报偿不是来自他给予的对象。正如“库拉贸易”活动所显示的，通过社会结构中的对称性制度模式，互惠行为能够不局限于简单的亲族组织，而在很大的时空尺度中交流大量的、种类繁多的物品。再分配似乎是历史上更常见的经济行为原则，从原始的狩猎部族，到广袤的大帝国，只要存在政治权威，存在辐辏型的制度模式，再分配原则就会发挥基础性或支配性的作用。自给自足的家计原则，适用于封闭的群体。这种经济组织方式现在看起来似乎是比较自然的（所谓“自然经济”），实际上，它在时间上是晚出的，到农业社会出现之后才有，而且它的实际运作方式，不过是互惠和再分配的组合，所以波兰尼后来在别的著述中取消了这一分类。但它对农业社会中的经济形态确实有直接的解释力，而且波兰尼特别推崇的亚里士多德对家计与牟利两种经济动机的区分，也是以家计原则为基础的，所以，家计原则仍然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在西方的现代时期以前，市场并不重要，以至于“在回顾过去各种经济制度的历史时，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将这种机制忽略掉的”（48），但由于它在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所以波兰尼不得不对它的历史进行详尽考察。19世纪经济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当代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市场是从古代由小变大、由简单到复杂，逐渐演化发展过来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形成，是历史上市场演化和扩张的自发、自然的结果。波兰尼结合最新的经济史研究指出，历史上自然存在的市场并不是竞争性的，远距离贸易形成的市场是为生产的地域分工服务的，而地方性的小市场则局限于交易当地货物，这两种市场的运转原则不是竞争，而是互补性的交换。在这种非竞争性的市场里，供给和需求都力求稳定，并不通过价格来调节，相反，价格往往是通过习俗固定了的。而且，即使是这样的市场，也是被习俗牢固地限制在城镇中的，而且远程贸易市场与地方市场被严格地相互区分，它们根本就不可能自然地发展和扩张。真正依靠价格来调节供需的竞争性市场，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所谓国内市场，这种市场恰恰是在政府强力干预下才形成的。地理大发现引发的商业革命催促欧洲的民族国家化，“迫使农业大国中的落后人民组织起来从事商业和贸易。”（57）重商主义为了增强国家的竞争力量，致力于打破地方壁垒，统一国内市场。但是，这样形成国内市场并不是一个放任的经济领域，相反，中央政府只不过是在全国的范围上复制了城镇政府对经济领域的控制。即使在这个时候，围绕着市场形成的经济体系也不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真正的基础仍然是“为生存而新老的农民自给自足的家计”。波兰尼坚持认为，尽管重商主义政策大大扩展了市场的规模，增大了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但这些市场跟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形成的市场经济有质的不同，前者并不自然演变成后者。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完全由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调节货物的供给和分配，市场模型的正常状态是：“所有的收入都源自市场上的出售，而收入也将完全能够购买生产出来的所有货物。”（60）利息形成资金提供者的收入，地租是土地提供者的收入，工资是劳动力提供者的收入，而货物的价值则是企业家提供的服务的收入：这个体系的运转要求没有人能够从市场之外获得收入，因为如果有这样的收入，它形成的购买力会得不到满足，市场体系形成的封闭循环就被打破了。在这样一个市场体系中，价格机制是核心机制，为了保证它的有效运转，必须把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些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当成商品，“唯其如此，它们才成为与价格相互影响的供求机制的操控对象。”（62）。而在重商主义时期，虽然市场大大发展，但劳动力和土地仍然处在封建性制度的保护之中；新形成的中央权威与旧的地方性权威同样地反对将劳动力和土地商业化。此时，大规模的商品生产是由商人来组织的，他们通过发包的方式依靠农民家庭手工业进行生产。尽管此时这部分的生产活动已经脱离了传统状态，变成了“赤裸裸的获利动机”（64）下的行为，但是，工业生产不过是“商人通过买卖形式组织起来的商业活动的附属品”（65），这种生产活动可以随时中断，既不会给商人造成严重损失，也不会给从事这种生产的农民手工业者的生活造成根本威胁。复杂精密、专业化的机器和工厂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状况。这个时候的生产投资不得不变成包含巨大风险的长期投资。像原材料、土地和劳动力这样一些生产要素，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时断时续地供给了，生产必须要有连续性，生产要素的供给必须组织起来，而“在一个商业社会中，它们的供给只能由一种方式加以组织：即让它们变得可以通过购买而获得”。（65）就是这样，机器大生产要求产生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要求土地和劳动力变成商品。然而，劳动力是人的一种属性，劳动力变成商品，意味着原先处在种种社会纽带和社会保护中的人变成四处漂流的“自由”劳动者，这种根本转变是如何可能的呢？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手术需要两个条件才能进行，一个是最广大的社会动员，包括劳动阶层自己也要相信建立劳动力市场比不建立要好，另一个是理论上的准备，因为“劳动力市场的创造是在社会肌体上进行的活体解剖”，而“只有科学提供的保证才能坚定进行这种解剖所需要的决心”（109）。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实施帮助形成了上述两个条件。早先英国的劳动法律体系具有父爱主义特征，它推行强迫劳动原则，有劳动能力者一定要劳动，可以由教区提供工作岗位，没有劳动能力的穷人则由教区提供救济。为了防止穷人为寻找好的救济条件而盲目流动，英国又颁布了《安居法》，规定人们原则上不许流动到教区之外。这种“教区奴役制”严重限制了蓬勃发展中的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要，1795年，《安居法》被部分地废止了。但此时，在几个方面的历史原因共同作用下，乡村地主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牵头制定和实施了斯品汉姆兰法，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对劳动者提供工资补助：只要你参加劳动，无论雇主提供怎么样低的工资，教区都会补足它跟标准工资的差额。这样的济贫方法改变了原先的强迫劳动原则，在波兰尼看来，虽然完成了它的历史作用，却造成了多方面的严重后果：首先，它鼓励懒惰、怠工，大大降低了劳动的效率；其次，它抹平了依靠自己的劳动吃饭的有尊严的穷人和“好吃懒做”、依靠救济过活的“赤贫者（the pauper）”之间的差别，造成了劳动者阶层普遍的道德退化；最重要的是，机器大工业将劳动者从自身原有的社会纽带中攫取出来，这些劳动者只有形成新的纽带——形成一个新阶级——才能重新过上属人的生活，但斯品汉姆兰法令“这一暧昧的博爱主义行动阻止了劳动者将自己构造成一个新阶级，并由此剥夺了他们避开在经济磨盘里那被注定的命运的唯一手段”（86）。斯品汉姆兰法令实施的后果，向公众，也向劳动阶层，从反面证明了建立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它也启示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这样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从正面论证市场经济是“自然的无情法则的产物”（109）。法令实施期间，出现了悖谬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经济总量在迅速增长，另一方面穷人的数量却与日俱增。慈善家试图缓解这个现象，观察家努力解释这个现象。慈善家的努力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观察家的解释最后汇成一个主流，那就是经济社会中的贫富问题本质上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自然问题：只有饥饿才能驱使穷人劳动，他们永远只能在生存线上挣扎，唯其如此，劳动才会持续，财富才会积累，这是上帝设定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平衡，任何慈善家试图打破这种平衡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波兰尼指出，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彻底地按照市场经济的理论来思考，经济法则的基础不应该是自然，而是“最好基于价格”（106），在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中，劳动者由于贡献了劳动力这个生产要素，他的收入会随着总产出的增长而增长。之所以在斯品汉姆兰期间劳动者生活境遇没有改善，是因为这个法令破坏了市场经济在收入分配上的有效运作。但是，如果撇开纯粹经济理论而从思想史意义上看，古典经济学家误把自然和自然法则作为经济理论的基础，实际上是用虽然错误、但更加彻底有效的方式，帮助完成了本该完成的思想革命——因为未来真正的市场经济，确实要求把经济领域当成仿佛是自然的、自我调节的领域，要求经济与政治彻底分离。简而言之，斯品汉姆兰法令启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新济贫法的制定、为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市场社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三1934年新济贫法的颁布，标志着市场经济的确立，西方社会也由此开始经历长达百年的“双向运动”：一方面是市场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上的各种力量起而保护社会免于市场侵害的“反向运动”。市场经济要求把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虚拟化”为商品，让它们跟随支配它们的资本“根据不同部门的利润自动平衡的要求从一个生产部门向另一个生产部门流动”（113）；反向运动则反对这三个方面的商品虚拟化，这些反对措施表现为对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干预主义”。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支柱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它看来，市场经济在实际运作中之所以遇到重重困难，就是因为一些思想保守、目光短浅、自私自利的势力阻碍了它的彻底化。波兰尼认为，如果能够证明针对市场经济的反向运动并不是“集体主义阴谋”引导的，而是完全自发产生的，就能攻破经济自由主义的诡论，因为这将证明，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危害性，从而，它的彻底化不会消除困境，只会带来更大的灾难。为此，波兰尼一方面结合历史事实指出，“自由放任绝不是自然产生的；若仅凭事物自然发展，自由市场永远不会形成”（119）；另一方面，他指出，干预行动在领域上的广泛、在采取速度上的迅捷、在意识形态背景上的多元性等等特征，足以表明它们完全是自发产生的。更显经济自由主义论调荒谬性的是，他们自己也难逃某些干预措施：为了维护自由市场体系本身，有必要干预市场行动者的契约自由，防止劳工联合和商业垄断。经济自由主义的干预破坏市场经济论还有一个隐蔽的假设，就是社会上某些阶级或群体有能力完全出于自己在经济上的私利采取行动来影响整个社会，破坏市场经济的反向运动就是这样的行动。尽管马克思主义跟经济自由主义在阶级立场上对立，但它的阶级分析也跟后者分享同样的假设。波兰尼认为，这个假设是彻底错误的。第一，从社会中的长期运动角度看，“阶级的命运更多地是被社会的需要决定的，而不是反过来，社会的命运被阶级所决定”（130）。一个阶级的成功“是由它能为之服务的利益的广泛性和多样性，而不是它自身的利益所决定的”（133）。所以，问题不在于有阶级站出来推动针对市场的反向运动，而在于保护主义为何能得到社会上其他阶级的支持。第二，“认为阶级利益的本质是经济性的”，这也是错误的教条，因为“一个阶级的利益最直接地是指身份和等级、地位和安全”（131），它们首先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即使是像关税壁垒这样意味着利润和工资的干预措施，它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防止失业，“避免丧失地位的痛苦”。惟经济主义视角还造成了另外一些基本误解。经济自由主义者通过历史研究发现，工业革命期间，工人的经济生活状况有了显著提高，人口也有了迅速增加。既然工业革命不是造成了苦难而是改善了生活，那么当时对它的谴责就是出于一种“集体主义阴谋”。对此，波兰尼指出，“一场社会灾难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经济现象，是不能通过收入数据和人口统计来衡量的。”（134）他引用很多例证，强调粗暴的文化接触往往会彻底破坏弱势一方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剥夺原有的社会保护组织，形成“文化真空”，造成弱势一方成员“自尊和道德标准”的丧失，这不仅造成苦难，甚至会威胁他们的肉体生存。工业革命中的市场扩张，就相当于弱势的传统有机社会文化与强势的市场经济文化的接触，它造成的苦难的性质也要这般理解。所以，针对市场经济扩张的反向运动并不是某些阶级的个别利益使然，而是整个社会受到威胁的结果。不过，由于三种虚拟商品化各有其针对性，所以还是可以对社会反向运动进行分析性探讨。为了形成劳动力市场，为了迫使拥有传统谋生手段的人愿意出来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市场经济的推动者必须破坏人们原有的社会纽带，破坏他们的生存方式。所以，从一开始，就有保护社会大众的需要。工人阶级自我保护的力量体现在欧文运动和宪章运动中。波兰尼盛赞了欧文运动：宪章运动是沿着资产阶级把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框架而展开的，将自己的要求局限在政治领域，而欧文主义的“标志性特点在于它坚持社会的方法：它拒绝接受将社会划为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的分割”，因为”“对分离出来的经济领域的接受，就意味着承认以获利和利润原则为社会的组织力量”（146）。欧文真正想做到的是，在机器大生产的新情况下“发现一种生存方式”，重建人类的有机生活，不至于“牺牲个体的自由或是社会团结，也不至于牺牲人的尊严以及他对同伴的同情心”（144）。欧文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开启了工人自我保护的工会运动。欧洲大陆的工人阶级跟英国工人比有明显不同，他们并没有经历斯品汉姆兰式的道德退化和新济贫法、工业革命的磨难，而是直接从半农奴上升为产业工人，他们跟资产阶级并肩作战，反对封建势力，也为国家统一做出了贡献，在这些斗争中，他们提高了政治觉悟，积累了政治斗争的经验。虽然从政治上看，英国工人的工会运动和大陆工人的政治斗争有本质的差别，但从经济上看，它们都是针对市场经济而采取的自我保护。传统上，土地是人们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根基，但市场经济却要求把土地商品化。商品化的方式有几个阶段，早期的农业资本主义要求摆脱对土地使用和占有权利的种种传统约束，进行个人主义化的使用；接下来的乡村工业资本主义则需要土地来设置厂房和安置劳动力；而19世纪的工业城镇则要求土地无止境地提供食物和原材料。很自然，在以土地为焦点的保护运动中，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主力。本来，在19世纪下半页，地主阶级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和政治影响力都应该很小了，但由于他们根据自身利益提出的保护土地的主张迎合了全社会的普遍利益，所以“获得与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的影响力”（158）。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的严密体系非常脆弱，对秩序的要求极高，而农民阶级是军队的主要来源，是“唯一能够站出来‘捍卫法律与秩序’的阶层”，在必要的时候能够镇压工人阶级的反叛，所以农民阶级在政局不稳的时候也获得了政治上的重要性。生产性企业是是市场经济的象征，但悖谬的是，就算它也需要针对市场机制的某种保护。在市场体制下，企业的利润依赖于商品价格，但商品价格又跟货币的价格密切相关，而在彻底的市场经济中，货币本身也是商品，它的价格也随着供求状况波动。为了维持国际性自由贸易体制，以黄金作为货币是不可避免的，但黄金不可能像贸易量那样迅速增长，所以，贸易和生产的增长往往会伴随着严酷的通货紧缩。为了应付这种矛盾，人们在国内交易中使用代币，而在国际贸易中使用商品货币黄金，负责两者之间的保证和转换的就是一国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手段分散不平衡的国际贸易给国内货币市场造成的冲击，这样做虽然维护了经济体的稳定和国际市场经济的运转，但由于对货币的操控取代了信贷供给的自发调节，从而“将金本位制的自动调节功能降低到徒有其表的水平”（167）。各领域的保护主义一旦出现，就会自我加强，并相互联合。保护劳动力的社会立法会跟保护土地的谷物关税、还有制造业方面的保护性关税形成连锁反应。要素和商品领域的国际市场受到阻碍之后，货币体系的流动压力加大，资金流动加速。最后，受损的市场自我调节机制无法使经济自行恢复，此时，不管是在国内领域还是国际领域，政治（军事）干预就成了必须的了。帝国主义当然首先表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但它的根源确实经济性的。当经济萧条产生失业压力的时候，银行本来可以通过信贷扩张来创造就业，但中央银行保证通货安全的职责反而会要求信贷紧缩；政府也可以通过财政支出建设公共工程来创造就业，但预算平衡的要求阻止它这样做。在金本位制下，如果无视这些职责和要求，预算赤字会导致货币贬值；银行信贷的扩张会导致造成通货膨胀，从而也造成货币贬值。这种巨大的压力迫使资本主义强国争夺海外市场、殖民地、势力范围，造成帝国主义竞争，因为他们需要殖民地来转嫁市场波动造成的巨大风险，需要这些地方来倾销产品，来保证原料供给。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本来是需要市场中的行动者像原子那样相互作用、相互竞争，但为了抗拒市场造成的风险，这些行动者已经凝成了块，经济调整变得越来越困难，积累的张力越来越大。只有通过政治手段才可能重获平衡，但市场社会要求政治经济必须相分离，这导致政治手段无法得到正确使用。四19世纪晚期的政治民主化使社会得以通过政治手段增加社会服务、提高工资，但这往往会威胁到预算平衡和通货稳定：“法国大革命和它发行的指券表明，人民有可能会毁灭通货”（192）。而在金本位制下，各国在通货问题上是没有自己调整空间的。在1920年代，各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不惜一切代价拼命干预经济，恢复金本位，企图重建全球市场经济，但结果是“自由市场并没有被恢复，尽管自由政体已经被牺牲了”，他们“独裁式的干涉主义，造成了民主力量的致命削弱”（198）。另一方面，由于局势动荡危急，社会主义政治力量的改革行动也得不到信任，因为在这种局势下他们有可能抛弃财产权制度，从而彻底颠覆资本主义秩序。就这样，市场社会中政治与经济的制度性分离使劳资双方的经济利益扭成了无法解开的死结：劳工方面将自己隔离在自己占优势的议会中，而资本家则将工业建成一座堡垒，并借此在这个国家里作威作福。公众团体以对商业肆无忌惮的干涉来作为回应，而置既有形式的工业需要于不顾……恐惧攫取了人民的心，那些可能提供逃离危险的简单方案的人将被推上领导地位，而不管这种方案的最终代价是什么。（199）这方案就是法西斯主义。为了获取政治影响力，它虽然有时依附于反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但跟这些政治性运动没有本质关系，因为“它的目标超出了政治的和经济的框架，它是社会的”（204）。它根源于已经无法运转的市场社会，所以，当市场经济短暂地蓬勃发展的时候，它就隐而不显，而当市场经济出现普遍危机时，它就迅速成为“一种世界性力量”。德国由于战败而处在世界政治经济的边缘，所以最能洞察这个这个体系的弱点并最先起来利用它；英国由于处在这个体系的中心，所以最后发现它的不足，最晚察觉德国的野心，并且也是最难调整自己以适应世界性大变局。后来的历史证明美国将是人类的拯救者，这恰恰是因为美国最早脱离了金本位，使新经济政策这样的社会保护主义没有像在别的地方那样“导致死结的出现”（194）。俄国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要放到这个世界背景下考察：1920年代它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只是在世界市场出现紊乱、欧洲传统政治体制失败之后，它才进行农业集体化，试图“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波兰尼认为，上述德、美、俄三国的实践就是他所说的“大转型”的代表，大转型就是摆脱或者超越市场经济或者市场社会的过程。“19世纪的先天缺陷不在于它是工业性的，而在于它是一个市场社会。”（212，着重为作者所加）那么，人类应该怎样在扬弃市场社会的同时保留工业文明呢？从经济上说，抛弃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抛弃市场本身，关键在于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定价机制移出市场之外，让它们的价格仅仅作为成本因素，为其他产品定价，这样就能保证市场的运转不会再干扰社会的基本结构；而“对于无限多样的产品而言，竞争性市场仍将继续发挥其功能”，“保证消费者的自由、指示需求的变动、影响生产者的收入，并作为会计核算工具”（213-214）。从政治上看，摆脱了市场经济和金本位制的国家能获得真正的主权。在原先的国际市场经济体系里，有保证的国家信用要求透明的和有约束力的政府预算，这迫使各国整齐划一地采取代议制宪政政府，严重限制了各国的自由发展。而在新条件下，“各国之间都能够进行保持内政自由的前提下的有效合作”（215）。《大转型》的历史叙述和理论分析大致就是如此，但是，波兰尼的主题是什么？这本书内容异常丰富，论题错综复杂，历来各位研究者都基于自身的学科视角和理论关切来理解它，本书新版导言的作者则直截了当地承认“试图概括它的努力是徒劳的”（导言，14），真的如此吗？其实，细读文本，还是能抓住那些虽不突出、但明确不诬的线索来确定本书的主题。在全书各部分，穿插着有紧密相关性、甚至有很大重复性的讨论（35-6，64-65，机器与自发调节的市场的关系；58，212，强调市场经济与此前的重商市场的差别；110-111，欧文，社会的发现，基督教 ；145-147，对欧文反对经济社会分离的讨论，特别是147对汉娜·摩尔的基督教思想的批判；198，社会主义与基督教；）而到了全书最后（215-220），这些线索再次出现，并被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把这些线索概括起来，就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大生产把人类带入了工业文明，这不仅是生产技术上的飞跃，更是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改变——人类从此要生活在复杂社会中，他的自由要以某种强制为前提。不幸的是，人们在迎接这个巨大转变时没有做好准备，在一个商业社会的基础上引入了机器大生产，这不可避免地把人类社会变成了市场社会，这种社会以个体的自利动机为基础，靠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虚拟商品化运转。波兰尼证明，从历史上看，这种动机和这种制度都是反常的，从而，市场社会本身是反常的，它内在的缺陷也导致了自身的毁灭。在扬弃了市场社会之后，人类应该寻求保留个人自由和产品市场（这不同于法西斯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的、经济嵌入社会的工业文明——社会主义。
精彩短评 (总计5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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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推此书，但波兰尼思想真的有点太fragile了，感觉读完后也没完全把握清楚。 -
奈何自己功力不够，胯下无马 -
原来我居然读过…… -
好像有些发热，看书的时候头痛的不行，书也比较难读，基本没看懂。。。 -
不容易懂，为什么关于本书的结论，国外学者的观点与国内学者截然相反呢？ -
“脱嵌”的特点；金本位缺陷；自由市场的缺陷（模式社会公益），政府介入的必要性。*“对市场社会的真正批判并不是因为它是建立在经济……之上的，而是因为它的经济史以自利为基础的”(p.258) -
要不是因为这门课…… -
少一颗星是扣的译者的，在美帝和小伙伴说起此书，小伙伴说，英语版的好滴一点。我说，呵呵。 -
读经济史还是有点吃力，即使是政治经济史，看得比一般的书要慢很多。但正是由于这方面知识的匮乏，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挺大，有上过基于马克思体系的政治经济学，观念似乎就此变不过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的已经完全地覆盖了这一块儿的认知，本书中，阐述了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互相嵌入是如何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而改变的。市场本身就并不是自由放任的，自由和自由放任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而究竟自由是什么？波兰尼在本书的最末尾给出了答案。接受然后顺应社会现实（规制既扩展了自由也限制了自由），并且仍然在社会中为实现自由而奋斗。
人之所以依旧生猛地存活着靠的从来都不是希望，而是一种信念，一种即使没有希望我也相信这种奋斗和坚持会带来希望的信念。就像遭受放逐的犹太人经历长达千年的苦难依旧不放弃复国的那种坚韧。 -
波兰尼的历史天空 -
大一下，此不懂之谓也……已列入重读列表 -
伟大的我把这本鬼书刷完了 啊伟大的我！ -
哈耶克的老师波兰尼的著作 -
好难读 大概是我的功力太浅 -
大学老师推荐的书本，很值得一读。关于斯品汉姆兰法令以及金本位的看法。知识量很大，对得起副标题。 -
看了好几次都没有看完，这次只看了一半，看不下去了，主要是自己的经济学素养太差了。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是同时代的经典，两本书表达的观点近乎相对，发现现在中间偏左、国关现实主义者都很推崇这本书。 -
读斯蒂格利茨的序和Black的导论时，心情极度愉悦，到读正文的时候，读来读去总是觉得乱，以为是自己语言能力下降得厉害，只好换了中文版来读，发现中文版同样艰涩。我不得不说，虽然这本书在新左派里有极高声誉，但是作者的写作方式，实在是想让我拿刀砍人。虽然如此，还是在几天里，硬着头皮看完了。看正文的过程，整个人都不好了。 -
真的很难读懂，上网读了很多其他学者的总结和解析，才总算明白大概说了什么。虽然作者写书的编排上，略显生疏，但他的argument的价值却让人惊叹。好书好书！ -
翻译的够烂，并且觉得自己的阅读能力也下降的厉害，读完竟然完全无法理解作者的论述逻辑，理不出阅读大纲啊！嗯，评论里有一个阅读笔记很不错，看了一遍比自己看书效果还好。自主调节的市场经济是完美的因此也是梦幻而不现实的，干预必不可少，但干预的后果呢？法西斯主义和马主义倾向都不是好的结局。 -
经典。 -
值得一读，波兰尼其实是个广泛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 -
经济嵌入社会 -
在哈耶克发表那本自由派著作的同一年，波兰尼出版了《大转型》，这部号称左派经典的著作不仅戳到了新自由主义的痛处——“市场失灵”问题。而且为了建立反向赞同，他小心翼翼地从经济史入手，提出了嵌入理论，并认为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同时，对为何脱嵌无法成功做了道德和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两个层面的论证，指出市场自由主义最深刻的缺陷在于将人类目标从属于非人的市场机制的逻辑。当新自由主义踌躇满志建立霸权却在拉美的实践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遭遇失败之日，亦是人们惊呼卡尔·波兰尼何其伟大之时。 -
地位重要。但自身概念有些混乱。译笔也不是太好。 -
以此正名。 -
“工业革命仅仅是一场类似宗教狂热那样激进而又极端的革命的开始而已，可是与狂热的宗教不同，新的信念完全是唯物主义的，它坚信只要有无穷无尽的物质用品，人类所有问题就都能够得以解决。”导师推荐系列。作为经济史的读物一点也不枯燥。 -
目前只读了一遍，艰涩难懂，但是对自由市场最好的批判。自发市场是乌托邦，最终将摧毁人类社会。社会比经济更重要。 -
振聋发聩 -
对于自我调节的市场导致的危害的分析，以及从社会整体利益去考虑问题～但对于嵌入、虚拟商品化以及未来的设想都是描述性的东西，并为作实质说明。道德标准可以不是唯一的标准 -
masterpiece!! -
当时看的很震撼 -
人类学的大用莫过于此 -
后半部分没太看懂，史实把握多后再刷 -
想法丰满，现实骨干。论证与逻辑是软肋。 -
男神老师的要求书目，在新自由主义被推崇又被质疑的时代，波兰尼半个多世纪前的论点再度被拾起，看多了哈耶克，转过来看波兰尼从人类文化社会的角度分析市场机制着实有趣。经济学家擅长用讲故事的方式去使人们认同所谓经济本能的说法，即追逐利益为人的秉性所致，而波兰尼则考察市场的历史起源，论述市场其实是人为建立，首先被创造的是市场规则，进而人们按其行事。人类有诸多生产生活的组织模式和形态，经济是嵌入社会生活的类属产物，如果“脱嵌”即是本末倒置，19世纪文明的崩溃正源于此。 -
之前对波兰尼兄弟不了解，经常把两者混为一谈，他们关注的领域不同，一为哲学认识论，另为社会经济史、思想史。这本书把极端的自由主义作为对手，指出社会等要素在经济展开中的作用。从方法论上讲，犹如萨特的文学功用论与巴特的零度写作，或如马礼荣的肉、身体与期望，抑或梅洛庞蒂的肉与思，又如拉康的实在界、象征界与想象界，在种种对位、对偶中探究存在，最后他们得出的大致都是“复杂性"的主体概念。显而易见，既然无法取消其中的任何一个，那么要么无时间性地共存、互为因果，要么通过黑格尔式的辩证法走到末日或轮回循环，无论哪种话语腔调，大概都能引起一种忧愁或忧郁感！ -
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理论在当前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
波兰尼的知识量太丰富了，在历史的脉络里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展现出来，我们现在时代政治经济的许多概念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伴生出来的。前面的还行，后面的有一些关于通货汇兑的部分读的真的是昏天黑地……虽然这书有点历史了，但是还是很有意义的。 -
本科就想读的书。一部很好的经济史著作。阐发了自由市场与捍卫社会的双重运动，which塑造了19世纪的文明景观。全书最重要的意义或许在于提示我们并不存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任何市场都需要面对与其所嵌入社会的互动之中。可以作为经济社会学的入门、奠基性著作。喜欢这种历史性的研究。不过限于对西方历史的模糊认识，很多地方不是很懂。 -
又是一本读了两三遍的书。。虽然看史实实在云里雾里，但是在我看来，跟哈耶克比起来，他真是太讨人喜欢了。除了最后一章，怎么就太阳式结尾了？ -
就是这本书入坑啊，都忘了谁安利的了。 -
……四星半，学术书。思维线很清楚，但是材料复杂繁多，可读性并不是特别好。视角奇特。不过虽说把自由主义当靶子打，自由主义这个靶子也并不是树的太直，充其量能批判彻底的自由放任，如果考虑当代自由主义的新发展，则批判力度会有相应减弱，尤其是苏联解体资本主义活蹦乱跳的现实已经给所有这种立场的理论以重创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所以说价值主要在视角上。最后一章完全是在喷哈耶克，不过我认为对于自由的观点还是哈耶克更有说服力。哈耶克的奴役理论限于计划经济，也因此就事论事。波兰尼的实证材料仅限于自由放任，却试图引申到所有形态的自由主义制度及其变种上，可以说这种过度的学术野心是整本书漏洞最大的一个地方。 -
波兰尼最后一章写得真是酷到飞起…Freedom~[爱你] -
补签 -
真正大师的作品，总是深入浅出 -
12年知道此书，13年读完。给被西经洗脑的我打开了一扇门，见到了一个新世界 -
论点：市场经济应被嵌入社会中，而非相反。几条线索：1.社会运行原则的经济人类学考察 2.欧洲经济社会史（市场经济的建立与转变）3.经济学思想史（几个经济学概念原理与哲学思想）4.对社会从属于市场造成的危害的批判。很棒，重新思考主导着历史与当下的社会力量 -
不可思议的书~难以置信的翻译 -
迄今为止对自由主义最为彻底的批判，现实意义下是反思当今全球化与大转型。但波兰尼的批判逻辑也是实用主义。 -
有点过时，，， -
English version , double m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