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经济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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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7
ISBN:9787308076586
作者:赖建诚
页数:344页
作者简介
梁启超的著述非常多，所涵盖的题材相当宽广，但有一个面向是至今尚未充分探索的，那就是他的经济论述。在梁启超的全集里，经济论述所占的比例不高，只是作为他议论众多时事的一环；但他对某些经济问题曾经下功夫深入研究过，他尤其关注币制改革和财政制度。梁启超的文笔犀利活泼，老少咸宜；他所论述的主题，大都具有时事性与政策建议的意涵，很能引起当时读者的关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项特性也是负面的：环境一变、时间一过，这些问题的意义就随风而逝（“能动人”但“不能留人”）。本书作者一个世纪之后重读梁启超的经济论述，得到三个观感：文笔方面情绪高张，内容方面动人听闻，手法方面自我矛盾。
书籍目录
1 综观概述 1.1 论述表析 1.2 研究文献 1.3 综述与摘要2 币制改革 2.1 虚金本位 2.2 推行国币 2.3 英雄试剑 2.4 结论 2.5 附论：格里森法则3 财税与预算 3.1 晚清状况 3.2 财政改革 3.3 预算论衡 3.4 实际状况 3.5 财政总长 3.6 局限与评价 3.7 附论：中国的财政学4 外债与内债 4.1 背景与结构 4.2 外债平议 4.3 公债政策 4.4 回顾省思5 工商实业 5.1 基本态度 5.2 美国的托拉斯6 社会主义与土地国有论 6.1 时空环境 6.2 社会主义经济路线 6.3 土地国有论 6.4 评比与结论 6.5 延伸讨论7 散论五则 7.1 衰败惊乱 7.2 外资利弊 7.3 生计博议 7.4 银行制度 7.5 论关税权8 管子的国家经济观 8.1 管子评传 8.2 基本立场 8.3 奖励生产 8.4 均节消费 8.5 调剂分配 8.6 财政政策 8.7 国际经济政策 8.8 综合评论 8.9 附论：《王荆公》9 古代币材 9.1 贝币 9.2 龟币 9.3 皮币 9.4 布帛币 9.5 禽畜币 9.6 器具币 9.7 珠玉 9.8 结语10 先秦田制 10.1 贡 10.2 助 10.3 彻 10.4 “初税亩”与“用田赋” 10.5 孟子的井地方案 10.6 综述与结语11 中西经济学说史。 11.1 墨子的经济见解 11.2 西洋经济思想史评介12 讨论与省思 12.1 知识来源 12.2 经济见解 12.3 与严复对比参考书目后记
内容概要
赖建诚（lai@mx.nthu.edu.tw，www.econ.nthu.edu.tw），1952年生，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博士（1982），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1992—1993）。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专攻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学术著作：《近代中国的合作经济运动：1912—1949》（1990）、Adam Smith across Nations: Translations and Reception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2000，Oxford UP，主编）、《亚当•斯密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2002）、Braudel’s Historiography Reconsidered（2004）、《梁启超的经济面向》（2006）、《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2008）。半学术性的文集：《重商主义的窘境》（1992）、《年鉴学派管窥》（译著，1996，2003）、《绿野仙踪与中国》（1998）、《西洋经济史的趣味》（2008）。译有雷蒙•阿隆《入戏的观众》（1987，1992，2000，2006）、西蒙•波伏娃《波伏娃的告别：与沙特的对话》（2002，2006）、《波伏娃的告别：再见，沙特！》（2002，2006）。
章节摘录
1 综观概述梁启超的著述非常多，所涵盖的题材也相当宽广；研究梁氏的相关著作，从20世纪10年代到现在一直没断过，但有一个面向是至今尚未充分探索的，那就是他的经济论述。原因很简单：文史学界的研究者，对这个面向有专业上的隔阂，而经济学家投入思想史研究的人很少，就算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对这个题材的研究也还不够深入。本章第1.1节析述梁（本书为了方便叙述，以下将“梁启超”简称为“梁”；其他人名作相同处理——编注）所发表过的经济论述，我用两个表格来呈现：表1.1是依这67篇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说明它们在《饮冰室合集》内的位置，以及各篇的主旨概要；表1.2把这些文章依题材分成7类主题，用以彰显梁对这7个题材的注重程度。第1.2节解说与梁启超研究相关的文献，以及目前学界对梁的经济论述，有哪些研究成果可以参阅。第1.3节说明本书的写作方法，并摘述各章的主要结构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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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是中国近代史上既重要又特殊的人物，他多彩多姿的活动，已有好几本专书研究过了。在学术方面，尤其在思潮与历史学方面，学者也作过相当的分析。这些众多的文献，在本书所附的参考书目中只提到其中的几项，还有许多单篇的论文不拟备载，但也都容易查阅。虽然研究梁的文献已多，他的经济论述也多少被解说过，但多半是收在通史著作内的一章，或属于单篇短文，一直还没有一本专书对这个面向作有系统的探讨（详见第1章第2节）。我在1987年左右就看到了这个空档，但手边一直都有未处理完的题材。时间拖得愈久，对这个题材的愧疚感就愈强，对它的期望也就持续地升高。十年之后，在1997年8月初，终于铁下心来开始翻阅过去累积的数据和文献，系统地阅读梁的经济论述，以及与梁相关的书刊。经过半年多的摸索，逐渐理出可以分析的主题，兴致高了起来。我先试写最不复杂的「经济学说史」（现在的第2章附论、第3章附论、第11章第2节），看来还算简洁，也提出一些论点来和梁辩驳。但写了此章之后，就开始感觉到：梁的思路敏捷，见闻广博，很能抓住要点，尤其擅长以简洁有力的方式，把基本讯息有效地传达给读者；这是他的手法也是他的目的，做得很成功。在将近一世纪之后重读，还是能感受到他的文笔力量，但与经济学理相关的部分，我并没有同样的感受。梁不是专业的经济学者，当然不能用这个角度来期盼他。他写这些文章的目的，是为现实问题而作，根本没想到后来会有经济学界的人，拿他的这些旧文章来当作一回事，甚至还为此作了有系统的析述。之后，又隔了一阵子，写出梁和《民报》之间对社会主义和土地国有论问题的争辩（本书第6章）。这是较思想性的题材，双方争辩得很激烈，但文字冗长反复。我把这个复杂的争辩简化，对比双方的立场与论点，然后加上我的评论，写得还算清晰条理，自己也还满意，也因而稍微恢复了继续写这本书的信心。再过一阵子，进入币制改革这个大题材（第2章）。我对清末民初中国应采银本位或虚金本位的问题，正好作过一些研究，对当时饱受争议的虚金本位制稍有心得。我对虚金制的理解，相当有助于剖析梁的动机与论点，也有助于看出他在认知上的不足与逻辑上的缺陷。这个题材可能是本书中我最能和他对话的部分，写得最有把握，也很能理解他担任币制局总裁和财政总长时的急切心情，更能欣赏他在任内的一些积极作为。这种畅快的感觉可惜不再出现。我每隔一阵子就再写一章，虽然还能感受到他的热意与沈痛，但总觉得他真正的激切与关怀，或甚至愿意和魔鬼对决的题材，还是上述3项：主张币制改革（采虚金本位）、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土地国有论。至于其它的题材，例如外债和公债问题或财政改革问题，我认为都没有让他激到青筋赤眼的程度。如果主角的心境确实如此，如果我还算是合格的诠释者，那么我就会说：第2和第6章是较精采的部分，因为它们有话要说，有强烈的动机要驳倒对手，激切之情跃然纸上。原初的构想是写到第7章再加上总结，把范围限在清末民初的时空背景内。但有人提醒我说，梁在《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内，也牵涉到一些古代经济的事情，不应该回避掉。虽然我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因为对先秦史所知有限，而且梁对古代经济的文字，在他的论述中比例不高，所以我对此事就有点驼鸟心态。拖到2000年10月，那时前7章的稿子已经修订两次，其中的第2章、第5章第2节、第11章第2节已在刊物上发表了。再思之后，我只好重新拟定如何撰写古代经济的部分，也就是第8、9、10章，以及第11章第1节。李怡严教授（清华大学物理系退休）对中国古代史相当熟习，承他相助解决了第9、10两章，我才忐忑地把古代经济这几章完成（2001年7月）。从1997年8月起算，历经堪称艰辛的4年（以及健康上的忧扰），才完成全书的初步形体，到了2002年1月才整理出完整的书稿，与联经出版公司签约。之后又有漫长的再修正、在联经排队等待、进入编辑校对，现在终于要面世了。我写这本书时的年龄，已比梁写作这些经济论述时的年纪还高；在时代上，我几乎晚了他1个世纪；我是专业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者，而梁却未受任何正式的经济学教育。在这3项差距下，我应该有条件把他的想法解说得清楚、析述得明白、评论得中肯，这3点我大概做得还算合格。可是我的内心满足感并不深，因为梁的经济论述有几项特色：(1)现实的问题性很强，是符合时代的急迫性问题。(2)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项特性是负面的：环境一变、时间一过，这些问题的意义就随风而逝。(3)几乎只要以目前的知识，加上一些文献的查阅对照，稍用精神写出条理清晰的解说与评论，大概就可以完成解说者、析述者、评论者这3项自我设定的任务。这不是心智密集度很高的工作。相对地，《亚当史密斯与严复》这个题材，不论在知性上、深度上、广度上、想象空间上，都比梁的经济面向困难许多，此中原因已在本书的最后1节析述了。从不同的学门切入来研究梁的不同面向，是学界历久不衰的兴趣，前贤的研究成果相当有助于我跑完自己的这一棒。这当然并不表示梁的经济论述已经探究完毕，因为每位探索者都可以在高度上和深度上不断地翻新，而我就在此交棒了。赖建诚 -
苏小和 财经作家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新书推广，我出去做了几次演讲，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名诗人竟然可以去喜欢经济学，一名财经作家和一名诗人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我每次都回答，诗歌和经济学都从个人出发，都在关心人类的福祉，一名财经作家和一名诗人之间最大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一个具体的人，都有具体的财产权、知情权和自由迁徙权。我还继续说，假如一名诗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些权利，我基本可以认定，他并不了解人性，不了解人的幽暗，也不了解一个具体的人，究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当然，这样的回答，依然模糊。好在独立阅读的生活，能为我们找到史料意义上的佐证。我想提到的第一本书，是赖建诚先生的著作《梁启超的经济面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赖先生说，在将近一世纪之后重读梁启超，还是能感受到梁任公的文笔力量，文人的情怀跃然纸上。需要指出的是，很多读书人知道梁启超的知识分子情怀，知道他力主改良，努力传播西方文化，曾经说出了太多的中国问题，但并不知道他曾经在民国3年，也就是1914年担任币制局总裁，民国7年，也就是1917年担任过财政总长，在如此具体的经济领域，梁任公一样显示了他的热意与沉痛，他的激切与关怀，赖建诚先生认为任公在这里甚至有“愿意和魔鬼对决”的姿态。许多年之后，我们回头看梁任公的财经主张，他主张币制改革(采虚金本位)、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土地国有论，简直像一个时代的先知，提前发出了正确的预告。遗憾的是，像他的改良观点一样，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几乎没有重视梁任公的声音，野蛮的暴力、愚蠢的公有制发展到极致。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国家之中所有个人的生活由此被摧残，被践踏。所有的政治家，所有的文化人，所有的艺术家，所有的工人，所有的农民，均以失败告终，没有一个人幸免。前年集中写人物志，写到了梁任公的儿子梁思成。发现即使是儿子，也不赞成父亲的经济主张。在关于北京市的改造问题上，他认为城市建设必须要有通盘的计划与设计。梁思成从自己的规划与建筑本行出发，朴素的认为土地公有制比土地私有制更好，相信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才有可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统一规划，统一建造，统一管理。” 而他的父亲梁启超却早在1906年就提出了支持土地私有制的观点：“今日一切经济行为，殆无不以所有权为基础，而活动于基上。人人以欲获得所有权或扩张所有权故，循经济法则以行，而不识不知之间，国民全体之富，固已增殖。” ( 梁启超：《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载刘军宁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372页。)某种意义上，忽略私人财产权，给梁思成几乎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他一辈子的北京古典美学灰飞烟灭，他作为一个建筑学家的方法论，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价值观，都被共产主义的宏大叙事彻底摧毁。1949年之后，梁思成的个人史几乎就是一部处处退缩的历史，他试图退缩到他一辈子念念不忘的中国建筑[3.59 0.00%]美学之中。可是历史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只允许他退到宏大的国家意识和强势的共产潮流中去。我记得他晚年的忏悔：“我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党是不懂建筑的，因而脱离了党，脱离了群众，走上错误的道路。党领导政治、专家领导技术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党对技术的领导是丝毫无容置疑的；”记得他临终前，对女儿梁再冰说：“我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一定能胜利”；我们更记得1952年的许多傍晚，他一个人徘徊在北京正在拆毁的城墙下，守着那些残砖断瓦哭泣。这就是梁思成，一个没有自由经济思维和权利意识的美学家，最后一名为古典北京哭丧的人，一个在家国意识和古典审美中左右奔突的迷路人，一个让我们热爱、让我们悲伤的中国知识分子。梁思成先生的命运由此成为一个现代读书人必须要参考的案例。为什么必须要重视人的私人权利，必须要守住人的私人场域？似乎一旦私人权利失守，不仅一个人具体的生活遭受打压，连他的艺术审美生活，也会被格式化。这里其实隐含着最基本的追问，即幽暗的人性追问。每个人的自私性，既是这个世界的缺陷之所在，也是这个世界运转的基本动力。也就是说，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审美生活，都必须而且只能从人的幽暗性出发。余杰先生的书《白昼将近》(晨钟书社，2008年4月)，集中了他这些年的信仰与中国问题的思考，通篇读来，明显感觉到余杰努力认识神，认识自己的思考历程。远在美国的远志明先生对余杰的思考倍加赞赏，并欣然作序。远先生的有一段话，于我心有戚戚：“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纯粹是一种个人关系，上帝若不在我里面，他就不在任何地方，上帝若在我里面，他就无所不在了，所以信仰是个人的私事。”一名领悟到神的美意的读书人，必定是从个人主义出发，最终回到个人主义，神对人的确定，事实上才是个人主义真正的源头。这里我要隆重提到张灏先生，他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1月)，就是这方面的大好著作。沿着文史的路径，追问人性，并推及历史的思辨和当下的困境，张灏先生的确是集大成者。张灏先生祖籍安徽滁县，这样的籍贯让人眼热，安徽为什么才子辈出，的确有某种神秘的因素。从胡适之、余英时、唐德刚，张灏，到我们的王晓渔，这样的风景让人流连。余杰曾经在张先生的寓所里和先生有过通宵常谈，后来余杰整理出来的访谈录，令我记忆深刻。在张灏先生看来，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而清教徒的互约论，正是基于人的缺陷，靠两重互约建立人的社会。首先是人与神之间的互约。一方面人保证服从神意，谨守道德；另一方面，基于人的承诺，神保证人世的福祉和繁荣，在这人神互约之下，人们彼此之间又订下了进一步的信约，言明政府的目的乃是阻止人的堕落，防止人的罪恶。在这一大前提下，政府的领袖如果恪遵神意，为民造福，则人民接受其领导，若他们不能克制自己的罪恶性，因而违反神意，背叛信约，则人民可以起而驱逐他，否则整个社会，必获神谴，而蒙受各种天灾人祸。总而言之，清教徒的幽暗意识随时提醒我们：道德沉沦的趋势，普遍地存在每个人的心中，不因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而有例外，就人的罪恶性而言，人人平等。说到基督徒，我必须要提到司徒雷登，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北京出版社再一次出版。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多人依然只是记得那篇蹩脚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几个人记得燕京大学？美丽的燕京大学早已被历史的灰尘遮蔽，早已成了读书人内心的忧伤，但爱却一直存在，一直抚慰一个个脸颊清瘦的中国读书人。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想追问，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与爱为敌，赶走了司徒雷登，中国就马上可以进入文明世界么？索性再提一名基督徒的名字，她就是武汉东湖边上的华姿。相信很多人读过她写的《德兰修女传》，我最近读得更多的，是她的另外一本信仰笔记《奉你的名》(上海三联书店)。一个优雅的女人丰富的内心风景，靠着虔诚的信仰追问，被华姿美丽的文笔呈现出来。个人究竟应该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忽然的喜悦，忽然的悲伤，与持久的虚空，让华姿辗转反侧。生命在武汉东湖边上一条安静地小路上展开，从她的书房，到一朵花之间，华姿听到了神的安慰。我恳切地认为，应该有人去读这本书，尤其是女性读者，尤其是迷恋爱情的女性读者，当男欢女爱缺少了神的眷顾，华姿说，这样的女人看上去像一名惊险的运动员，从一个危险的浪头跳到另一个危险的浪头，女人们总是以为下一个才是避难所，殊不知，只有神的爱，才到永远。回到经济学吧。最后我要提到的，是张维迎教授的《市场的逻辑》。随着我对圣经的进一步了解，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一名真正的自由市场理念的追随者，一定是看到了真理，看到了个人主义的出发点。只有市场才能捍卫人性，只有市场才能激活个人的创造性，只有市场才能叫人们得自由。在这样的意义上，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个市场经济的捍卫者，一定与神同在。宗教叫人死，信仰让人活。越过那些门派繁杂的宗教，直接面对神，你是神惟一的创造，你和神之间没有中介，你就是祭司，你的劳动就是祷告，每个热爱市场，热爱自由的人，都是蒙神眷顾的孩子。 凤凰网财经 -
我曾在之前的各种评论里反复提到一个观点，那就是经济思想史在中国的研究体系里始终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而在当代，在这个“三不管”地界能够做得有声有色，甚至可以说维护了这门学问的学术声誉的，绝对非赖建诚教授莫属。是的，近几年，赖教授出了几本相当有意思的小书，前面我已经评论过《严复与亚当斯密》，那是一个相当有趣的提问，这一本对梁启超的研究，又适足以和严复的研究相参看，可以得到很多有趣的图景，后文亦将申述。任公一代风流人物，百年来养活学者无数。他的经济思想，诚然不如他的史学与政治行动那样引人注目，但以他曾短暂担任财政总长，便不能不很早引起史学研究的注意。因此，这样的研究如何能出新意，其实和严复研究面临同样的问题。（赖氏对严复的研究还要更困难一些，毕竟梁氏的经济思想还不是梁启超研究的聚焦点，而国富论毫无疑问是严复研究的聚焦处。）赖氏的研究方法，和他在严复研究中的方法类同，即版本/文献梳理+经济学分析。这其实也是一般历史学者的做法，赖氏则是胜在有好的经济学背景，所以对于经济类史料的分析，其一是较比透彻，其二是不易为当时人之言论所迷惑，于分析时无所立足。但是在梁启超研究中，他在严复研究中所习用的那套方法，显然没有获得至少同等效力的成功。是著依据梁氏的留存文献，与政治行动，将梁氏的经济思想分为几类来讨论：币制改革、财税与预算、外债与内债、工商实业、社会主义与土地国有论、散论五则、管子的国家经济观、古代币材、先秦田制、中西经济学说史。赖氏对严复研究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其一，版本的比较展现了思想的漂流及其嬗变；其二，无论对于斯密文本或者严复文本，赖氏都是在做“经济学家间的对话”，而对于一般史家来说，斯密和严复只能是“待考据的史料”。这种方法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1、斯密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学文本；2、严复是一个复杂翻译文本。梁启超文献恐怕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在赖氏研究梁启超时，能够感觉到他仍然试图展开“经济学家间的对话”，他逐条分析了梁氏发表的各种经济政策言论，又配合当时的经济背景，如世界的金本位转换来分析这些言论的经济学意义。无奈梁氏本非经济学家，他那些文章，绝大部分是报章体或时政体，也就是说，贯穿这些文字的脉络，不是梁可能存在的经济学学理，而是梁对具体时局的认识。这样，梁氏散落各处的经济问题观念（很难称为经济思想），是难以用“经济学”的概念串起来的。对于这一点，赖氏有很清醒的认识。他在书的最后一章，对比了严复与梁启超（再次可见严复研究的成功对他有多么重要意义）。他最后说：简言之，从命题的趣味度、世界性的对话度、具体技术问题的挑战度来看，在分析梁的经济论述时，会感受到这是比较简易的题材，较无智识的兴味，或甚至是“咀嚼无复余味”。会这样评价任公的，其人物研究史上怕绝无仅有吧！生物学和医学研究里，都有阳性结果和阴性结果的说法。如果做一个不精确的归纳的话，可以说所谓阳性结果就是实验材料对给定因素（变量）发生到可观测的反应/变化，阴性结果则是没有。对于赖氏的研究方法来说，梁启超的个案恐怕就是一个阴性结果的研究。他试图与任公做“经济学家间的对话”，任公则没有回应。难得的是赖氏在结论中相当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这份态度是要学习的，如我辈到这种境地肯定要扯一些“复杂性”、“微妙”、“时代脉络”之类的鬼话了。最后，也还是要再多鬼扯一句，阴性结果，研究者多不喜欢，因为那是不能发paper的，不过，遇到大高手，也许阴性结果也有它的妙用。
精彩短评 (总计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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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92.6/5913 -
哈哈哈哈。好有趣。赖公有趣，评的也有趣。 -
居然校友... -
我曾在之前的各种评论里反复提到一个观点，那就是经济思想史在中国的研究体系里始终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而在当代，在这个“三不管”地界能够做得有声有色，甚至可以说维护了这门学问的学术声誉的，绝对非赖建诚教授莫属。
是的，近几年，赖教授出了几本相当有意思的小书，前面我已经评论过《严复与亚当斯密》，那是一个相当有趣的提问，这一本对梁启超的研究，又适足以和严复的研究相参看，可以得到很多有趣的图景，后文亦将申述。
任公一代风流人物，百年来养活学者无数。他的经济思想，诚然不如他的史学与政治行动那样引人注目，但以他曾短暂担任财政总长，便不能不很早引起史学研究的注意。因此，这样的研究如何能出新意，其实和严复研究面临同样的问题。（赖氏对严复的研究还要更困难一些，毕竟梁氏的经济思想还不是梁启超研究的聚焦点，而国富论毫无疑问是严复研究的聚焦处。）
赖氏的研究方法，和他在严复研究中的方法类同，即版本/文献梳理+经济学分析。这其实也是一般历史学者的做法，赖氏则是胜在有好的经济学背景，所以对于经济类史料的分析，其一是较比透彻，其二是不易为当时人之言论所迷惑，于分析时无所立足。但是在梁启超研究中，他在严复研究中所习用的那套方法，显然没有获得至少同等效力的成功。
是著依据梁氏的留存文献，与政治行动，将梁氏的经济思想分为几类来讨论：币制改革、财税与预算、外债与内债、工商实业、社会主义与土地国有论、散论五则、管子的国家经济观、古代币材、先秦田制、中西经济学说史。
赖氏对严复研究的成功之处主要在于，其一，版本的比较展现了思想的漂流及其嬗变；其二，无论对于斯密文本或者严复文本，赖氏都是在做“经济学家间的对话”，而对于一般史家来说，斯密和严复只能是“待考据的史料”。这种方法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1、斯密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学文本；2、严复是一个复杂翻译文本。
梁启超文献恐怕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在赖氏研究梁启超时，能够感觉到他仍然试图展开“经济学家间的对话”，他逐条分析了梁氏发表的各种经济政策言论，又配合当时的经济背景，如世界的金本位转换来分析这些言论的经济学意义。无奈梁氏本非经济学家，他那些文章，绝大部分是报章体或时政体，也就是说，贯穿这些文字的脉络，不是梁可能存在的经济学学理，而是梁对具体时局的认识。这样，梁氏散落各处的经济问题观念（很难称为经济思想），是难以用“经济学”的概念串起来的。
对于这一点，赖氏有很清醒的认识。他在书的最后一章，对比了严复与梁启超（再次可见严复研究的成功对他有多么重要意义）。他最后说：
简言之，从命题的趣味度、世界性的对话度、具体技术问题的挑战度来看，在分析梁的经济论述时，会感受到这是比较简易的题材，较无智识的兴味，或甚至是“咀嚼无复余味”。
会这样评价任公的，其人物研究史上怕绝无仅有吧！
生物学和医学研究里，都有阳性结果和阴性结果的说法。如果做一个不精确的归纳的话，可以说所谓阳性结果就是实验材料对给定因素（变量）发生到可观测的反应/变化，阴性结果则是没有。对于赖氏的研究方法来说，梁启超的个案恐怕就是一个阴性结果的研究。他试图与任公做“经济学家间的对话”，任公则没有回应。难得的是赖氏在结论中相当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这份态度是要学习的，如我辈到这种境地肯定要扯一些“复杂性”、“微妙”、“时代脉络”之类的鬼话了。
最后，也还是要再多鬼扯一句，阴性结果，研究者多不喜欢，因为那是不能发paper的，不过，遇到大高手，也许阴性结果也有它的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