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中的国家组织结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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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
出版日期:2008-6
ISBN:9787509507285
作者:郭艳茹
页数:197页
作者简介
《经济史中的国家组织结构变迁:以明清王朝为例》是关于研究“经济史中的国家组织结构变迁——以明清王朝为例”的专著，书中对明清王朝治乱循环中的国家组织结构变迁的分析，以交易费用为主线，按照由外及内、由框架至细节的思路，从三个层次展开。《经济史中的国家组织结构变迁:以明清王朝为例》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选题意义 第三节 研究方法 第四节 基本概念和逻辑结构第二章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国家组织结构变迁：文献综述 第一节 国家的性质与起源 第二节 国家的范围与规模 第三节 国家如何界定产权 第四节 产权制度的变迁：政治上的科斯定律是否有效 本章结语：制度、权力与经济增长：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第三章 明清国家组织的变迁：王朝循环的交易费用假说 第一节 关于王朝循环的观点比较 第二节 作为企业的国家：统一王朝的成本—收益比较 第三节 寻求交易费用的降低：以制度性的手段弥补统治资源的不足 第四节 国家组织的调整：成本—收益约束下的稳定与变迁 本章结语：统一中的国家与社会冲突第四章 交易费用影响下的制度变迁：明清王朝产权结构的演变 第一节 轻徭薄赋、管制与财政集权：交易费用约束下的初始产权界定 第二节 轻徭薄赋、财政集权与腐败的三位一体：监督成本上升后的产权结构调整 第三节 黄宗羲怪圈与城乡二元化：税收分成制下的产权结构变迁 第四节 财政分权、腐败与产权剥夺：明清制度结构的最终崩溃 本章结语：在共容利益下使用权力第五章 管制为什么不利于经济增长：李约瑟之谜的产权经济学解释 第一节 关于李约瑟之谜的不同解释 第二节 作为一种方法论的产权经济学 第三节 管制、产权稀释与浪费调整：对明清管制型制度绩效的产权经济学透视 第四节 浪费、人力资本调整与社会演化：来自18世纪扬州盐商的经验及启示 本章结语：李约瑟之谜的产权经济学解释第六章 在制度与增长的互动中前行（代结论） 专论1 新经济史学方法论的演进：兼论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史学与经济学范式的冲突与交流专论2 明代海外贸易管制中的寻租、暴力冲突与国家权力流失：一个产权经济学的视角专论3 资源禀赋、交易成本与企业形式：从明清江南纺织市场到当前温浙中小企业集群专论4 社会权力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参考文献后记
内容概要
郭艳茹，1970年生，山东省沾化人。经济学博士，副教授。1992年于山东经济学院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山东财政学院国际经贸学院任教。1999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2003年考入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学习，2006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新制度经济学。主攻中国经济史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习惯于从历史制度变迁的角度来审视当代问题，注重对本土化问题的知性的研究，强调研究中的“直觉、悟性和洞察力”，在《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学术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并为《经济学家茶座》撰稿。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王朝循环现象：王朝的建立者通过推翻前朝统治者或者战胜其他竞争者，建立起疆域辽阔的统一政权，国家稳定，军事力量强大，但经过几代之后，开始导向长期的衰败，最后全面崩溃，被外来入侵者或内部反叛者推翻，然后由新王朝的缔造者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在改朝换代的不断反复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却得到了延续。秦汉时期的赋税、行政、军事制度确立了中国中央集权统治的基本模式，后世王朝在此基础上不断试错、调整，至明清王朝，即国外史学者称作“晚期中华帝国”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这套制度体系以高度的社会管制、等级制的官僚体制、高度财政、政治集权为基本特征，并具有类似的演变规律。表现为：（1）统一王朝建立初期，均实行了高度管制、轻徭薄赋和财政集权的制度，并依靠等级制的官僚体制来完成征税、军事和行政事务，国家疆域辽阔，统治稳定，军事力量强大，经济的封闭型特征明显，抑制商业发展、限制人口流动、实行土地及手工业经营的国有化等。（2）王朝中期之后，国家财政、军事、行政能力衰退，国家管制社会和官僚体制啪能力下降，官员腐败，对农业的征敛加重，但同时经济的开放性特征加强，商业得到一定程度发展。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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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并非一门固步自封的学问，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历史学界也并非只懂得白首瀚经。理论的导入常常能够引起新的问题，拓展新的视野。但这一点需要一个基点，即，承认理论是用以分析事实的工具，而非事实是用以解释理论的。郭艳茹《经济史中的国家组织结构变迁：以明清王朝为例》存在着用其自己的话说“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倾向，氏著试图运用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对明清两代进行分析得出一种所谓经济学角度的对“王朝循环”的解释。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国家视作某种意义上的“企业”，从而将制度因素引入经济发展函数，对于历史学是有启发的。但是郭氏在将这一思路引入对明清历史的考察时，显然罔顾某些基本事实：1、她认为明初存在着大规模的土地“国有化”，并据此试图讨论明初和建国初历史内在逻辑的某些可比性（p7），而历史学界的研究早已表明，明初表明为“官田”的田土，并不能简单地等于“国有土地”的概念，并且，明初官田大量存在的事实需追溯至宋代贾似道时代，而非形成于明初洪武时期，这与建国初的情况完全不同。如果这一点还可以说是郭氏经济学出身较乏历史学训练而造成的知识性错误的话，那么——2、她认为在“王朝循环”当中王朝初期总是建立了低税收、社会管制以及财政集权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p15），那么这显然忽略了明初重赋这一明清社会经济史中的重大课题。这一问题事实上在她讨论明初“官田”时所引用过的顾炎武的《日知录》中就已经有专论，且氏著所列参考文献也引用了梁方仲先生与范金民先生的著作，二位学者都有关于明初江南重赋问题的专论，当亦不难找到。所以只能认为氏著并非不了解这一问题，而是选择性地“遗忘”了这一重要史实。这种选择性“遗忘”，与氏著的专论1倒是“相映成趣”。在专论1中，氏著引用了于尔根•科卡、吴承明等学者的言论批评了经济学研究中的“帝国主义”姿态，将历史变为经济学的附庸，以理论臆断历史。并且断言新经济史学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影响将是深远的（pp130~135）。这段论述对以经济理论“硬套”史实的批评多有可观之处，不过氏著在其后的专论2、专论3中却似乎经常选择性地“遗忘”了那些不合于自己经济模型的史实。专论2讨论明代海外贸易管制同国家权力流失之间的关系，论据全无一手资料，这一点对于经济学出身的作者已不必强求，仅就经济模型的构建来说也多有可商榷处。作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监督执行贸易控制的成本上升”（p146），作者基于此推导，从此开始国家权力开始流失，于是得到结论：“贸易管制中的寻租和暴力冲突，不但降低了国家的行政、税收效率，而且侵蚀了国家的统治范围，使国家的灭亡在边际上逐渐展开。”（p152）然而对于所谓“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监督执行贸易控制的成本上升”这一关键性的推导前提却没有做任何证明与解释，而按照氏著这样的结论，明末的起义就应当最早出现在实施海禁的沿海而非内地，至于作者又一次选择性“遗忘”了实际上明代在隆庆之后已经放开了海禁，相比之下已经算是小错误了。专论3用明清江南纺织业与当下的“温浙中小企业集群”进行比较，氏著指出了江南缺乏煤、铁资源对产业发展的限制有其可成立之处，不过多少忽略了其制作中言必提及的李伯重先生所指出的江南应用木炭作为燃料同样可以提供足够能源。至于认为“保甲制”正式建立于王安石变法，明洪武间开始在江南实施，后推广到全国。更令人啼笑皆非、不知所云。而其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新制度经济学最为强调的国家作为“企业”的“自利性”以及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没有充分应用于分析之中，简言之，明清国家与20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国家之间税收结构的重大差异（以田赋为主和以工商税为主）没有被纳入分析框架，因此而才会得出二者之间具有内在共性的结论。氏著中所存在的一系列分析偏差，其实根源已寓于自己所做的批评之中：一曰“经济学帝国主义”、二曰理论“硬套”事实。经济学尝试用数理模型的方式解释历史过程，确乎有可能揭示历史过程的某些侧面，值得借鉴。但倘若自认为所分析的“侧影”便等于“全像”，不免陷于“经济学帝国主义”，其他学科当然要展开“后殖民话语”，起而攻之。当然，作为人文的历史学分析亦当有这种自觉。这类著作可能在很多史家看来根本不值一驳，何必大费笔墨？但在我看来，不论如何，以经济学模型解释史实作为一种方法论的确在学术光谱上填补了一环，治史者便当认真对待，鉴其英华，厘其谬误。特别是此类研究有时相比人文的史学研究更易对公共政策的决策面产生影响，治史者也有责任对其正本清源。佛家“盲人摸象”典故世所熟知，极而言之，持不同方法论进入历史森林的学者真如同盲人，各执一端，而“全象”难得，不过倘因此便以象腿为“全象”，则不仅失于“中”，且离“象”愈远了。
精彩短评 (总计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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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地方还是很有启发的，貌似本书的弱项在于对史实的运用和分析上，但是感觉以及比很多别的经济学出身的写的经济史要好了。以自己的强项比别人的弱项来寻找优越感不是能进步的态度。 -
还是那句话 经济学我不懂 但是历史错成这样不能接受 -
理论性过强的同时，对于明清研究太少，不到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