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工业化中的组织变迁

作者简介

本书主要探讨了人际关系的亲密程度与相对地位对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的影响，并进一步总结了这一影响产生的机制——相互作用机制与治理结构机制。在家庭协作中，由于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协作过程嵌入于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当中，在一个信息高度密集的乡村社区中，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既降低了交易成本，又可以产生互惠的效果，从而决定了人们对协作对象的选择。同样，在雇工经营中，将雇佣关系建立在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同时在社会地位上又具有一定差异的家庭与家庭之间，可以大大降低组织中的管理成本。前者的影响取决于具有不同社会关系的家庭之间的相互作用，后者则取决于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社会关系与雇佣组织当中的治理关系的同构性。

由于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组织运行中的成本，所以社会关系结构不同的家庭在不同组织中的经营决策，以及对不同组织形式的选择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在家庭经营当中，一个家庭的人口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家庭所具有的要素优势，人口结构不同的家庭在经营过程中做出的选择就不同。在家庭协作中，与一个家庭相关的其他家庭的经营情况不但影响了该家庭对塑料行业的进入选择，而且还会影响它在对外交往中的接单能力。在雇工经营中，由于雇佣具有不同社会关系的人员需要付出的管理成本不同，不同规模的企业对管理人员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与一个家庭相关的其他家庭的劳动力状况、可以承担起管理工作的人才的状况成为影响该家庭是否选择雇佣劳动，以及雇工规模扩大的重要因素。一体化经营的发育过程本身是对家庭协作的替代，一个家庭的社会关系的亲密程度、社会关系的规模以及社会关系内部的等级结构都制约了该家庭一体化经营的进程。

本书通过对河北省白洋淀某村塑料加工发展进行个案研究，从经济社会学“嵌入性”的视角出发，详细描述了乡村工业化中，生产经营组织从家庭经营、家庭协作到雇工经营和一体化经营的转变过程，深入探讨了乡村工业化过程中企业组织成本核算的独特逻辑及其社会条件，形成了社会条件-成本计量-组织选择与变迁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不同的组织方式下，经济行动所嵌入的社会关系结构对组织成本产生影响的相互作用机制与治理结构机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问题提出第二节 文献综述第三节 理论框架第四节 调查过程与资料收集第二章 淀村塑料加工行业基本情况第一节 白洋淀基本情况第二节 淀村基本情况第三节 淀村塑料行业发展概况第三章 家庭经营第一节 家庭经营的基本情况第二节 家庭经营对住房的利用第四节 家庭经营对劳动力的使用第五节 家庭经营的成本核算第六节 家庭经营中决策的社会条件——家庭结构附录：合伙经营的经济核算第四章 家庭协作第一节 家庭协作的基本情况第二节 家庭协作的组织过程第三节 家庭协作的组织结构第四节 家庭协作的成本核算——交易成本问题第五节 家庭协作中决策的社会条件——社会关系结构第五章 雇工经营第一节 雇工经营的基本情况第二节 雇工经营的产生第三节 雇佣组织的发育过程第四节 雇工经营与家庭经营的区别第五节 雇佣组织的成本核算——管理成本问题第六节 影响雇佣组织发育的社会约束条件第七节 重点企业介绍——中海公司第六章 一体化经营第一节 一体化经营的基本情况第二节 一体化经营的发育过程第三节 一体化经营产生的原因第四节 一体化经营的动力第五节 社会关系结构对一体化进程的影响第七章 结论附录1 乡村产业个案分析：白洋淀塑料袋加工业的故事附录2 集体行动中的结构分化与组织化过程——以白洋淀某村修路与基层选举为例附录3 遭遇修路事件的村庄选举——双重选择的集体行动参考文献后记

内容概要

刘玉照，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研究员。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博士学位。先后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法国、德国、美国等地进行交流和访问。 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和城乡社会学。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工业化与乡镇企业发展、基层选举、流动人口和城市新移民、大陆台商等。先后独立主持外来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Emigrating to the motherland（国际合作）等10余项科研项目，合作出版《社会转型与结构变迁》等5部著作，在《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内刊》、《社会》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言　　　　　　　　　　　　　　　　　　　　　　　　　　　　　　　　　　　　　　　　　　　　　　　　　　　　　　　　　　　　　　　工业开始在一个村庄中发展，起初它的扩展是不引人注目的。然而，随着人们对它的熟悉，随着它的扩张与繁荣，从事工业所得超过了经营农业。后来，工业成了地方上唯一的主要经营事业。最后，农业村庄消失了，出现了一个工业村庄。　　——爱弥尔·塞克斯　　第一节 问题提出　　一、研究现象　　生活在白洋淀的人们，除部分经营少量土地外，世代主要靠打鱼、编织为生。进入20世纪70年代，两件事情改变了广大村民的命运：一件事情是国家为了整治白洋淀地区的洪涝灾害，在上游修建了几个大型的水库，导致常年入淀水量减少，水位下降，淀内水产品产量随之下降。另一件事情是国家“以粮为纲”的政策。1970年提出“向淀底要粮”的口号，先后围淀24处，总面积22万亩，占用淀容量02亿立方米（《安新县志》，2000：175）。村民的生活开始以农业为主。进入80年代后，白洋淀水域逐渐缩小，渔业资源进一步减少，部分苇田绝收，至1984年彻底干涸，人们的生活转向主要依赖农业。1988年8月，白洋淀重新蓄水，大批农田被淹，给水区人民生活带来很大困难，失去了耕地的水区百姓再一次面临职业上的选择。　　淀村的塑料加工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从1985年开始，淀村已经有人开始跑塑料袋生意了，他们从邻县容城的高村批发成品袋，用自行车驮着外出跑零售。后来改为直接批发成轴的塑料薄膜，人工烫制成塑料袋之后，再外出盘乡销售。1988年之后，由于白洋淀蓄水，人们的生活一下子失去了着落，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跑塑料袋的生意当中，并在1990年前后形成第一轮高潮。1988年冬天，村民钱文洋与钱家锦合伙创办了淀村第一家吹膜厂。1991年之后，人们的经营方式开始逐步由跑零售变为跑订单，吹膜机、制袋机、印花机等生产加工机器开始陆续在淀村出现。1995年之后，塑料加工行业进入新一轮发展高潮，生产机器大批引入，取代了人工生产，塑料加工成为该村的主导产业，形成了一批规模比较大的生产经营企业。　　在塑料行业的发展过程中，生产经营的组织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最初，生产经营活动分散在各个家庭当中，采取家庭经营的方式并依靠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协作来完成的。有的家庭专门跑销售，有的家庭专门从事生产；在跑销售的家庭当中，有的采取拉订单的方式，有的采取外出摆柜台的方式；在从事生产的家庭当中，有的专门吹膜，有的专门印花，有的专门制袋。在这个阶段，尽管每个家庭的生产规模都很小，但是依靠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协作关系，也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生产加工体系。后来，随着生产的进一步扩大，逐渐出现了集中化的趋势，生产经营的组织形式开始沿着“雇工经营”和“一体化经营”（指把不同环节的生产经营活动纳入同一个组织当中）两个路径发生演变，雇佣组织逐步取代了家庭经营，一体化经营逐步取代了家庭之间的协作关系。经过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家庭在生产经营中的作用越来越弱，企业组织逐步发育起来。　　从家庭经营到企业组织的演变，是一个被许多学者讲过无数次的故事，从其变迁轨迹来讲，似乎是再平常不过了。然而，这一变迁的内在机制到底是怎样的呢？当这一变迁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发生时，其变迁的机制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这样的机制又具有什么普遍性的理论意义呢？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远不是早已常识化的知识，本研究就是在一个乡村社会的背景下，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二、相关理论　　关于组织问题的研究，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是交易成本经济学。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不同的组织形式是经营者理性选择的结果，目的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它的基本思想是：追求降低交易成本的效率行为导致了不同的组织形式。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市场假设当中，交易成本并不存在，组织也被假设为简单的生产函数。科斯1937年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通过对“企业何以存在”问题的拷问，提出了交易成本问题（Coase，1937）。威廉姆森1975年在《市场与等级制》这部著作当中从人的行为与市场两个方面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提出了交易成本存在的四个条件：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小数现象，在此基础上，不同的交易特征（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次数）决定了合同的治理结构，即组织的形式（Williamson，1975）。　　交易成本理论为组织的选择乃至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然而，它提供的这个工具仅仅是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对于交易成本的具体内容，它只是根据人们交易活动涉及的方面将其分为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成本等。至于人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将哪些因素计人成本，而不会将哪些因素计入成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重视对哪些成本的核算，而不重视哪些成本的核算，交易成本理论通常并不考虑。按照经济学的传统，这些问题都是个人的选择问题，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然而，我们的研究并不想在此驻步。本书试图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如何对交易成本进行核算？这种核算又如何影响了组织决策和组织变迁？　　事实上，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对生产成本的核算。在经济学的传统当中，生产成本的核算也纯粹是个人问题，但是本书关心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如何核算生产成本？这样的核算，会对组织形式的选择与变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顺便指出的是，交易成本理论之所以将生产成本置于组织形式的选择之外，是假定在不同的组织形式当中，生产成本是相同的。而这一假设建立在生产要素可无限分割而不影响产出效率的假设之上。这样的假设与现实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如果取消这样的假设，承认不同的组织形式会影响要素投入的效率，那么，把生产成本引入对组织形式的选择当中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当我们考虑成本核算（包括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的社会条件时，经济社会学的视角便被引入了。新经济社会学最基本的思想是“嵌人性”问题，强调经济行动对社会关系的嵌人性。经济社会学的网络学派，把社会网络看作是与市场和等级制相对应的一种独立的组织形式，详细研究了这种组织形式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这个学派在与经济学进行对话的时候，重点强调网络结构的独立性及其影响，但是对于这种影响发挥作用的过程与机制关注不够。如果把组织决策的问题简单地总结为图11所示模型，那么基本上可以说明这两个理论各自强调的重点所在。　　在这个简单的模型里面，交易成本经济学讨论了经营者行为与组织结构的关系；网络学派在将网络作为影响经营者行为的社会约束条件进行分析的同时，把网络本身看作一种结构形式，网络结构对嵌入于其中的组织结构的影响被忽略了。　　刘世定《嵌入性与关系合同》的研究，把社会学的视野引入了经济学的模型分析当中。该文在嵌人性视角的引导下，进入关系合同的理论领域，把外在于经济合同的社会关系引入了对合同治理结构的分析，提出了“结构型摩擦”问题（刘世定，1999）。本研究也遵循了这一思路，将生活时空与社会关系两个社会约束条件引入经营者对组织形式的选择中，分析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进行经济核算的社会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乡村工业化过程中企业组织发育的基本路径。　　三、解释的问题　　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在一个乡村社区背景之下，当生产经营活动高度嵌入于人们的社会生活空间和社会关系网络中时，它在运行方式上会表现出什么样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当生产经营所需要的主要要素投入都是来自于经营者的家庭生活的时候，经营者如何对这些要素进行核算，这种经营组织的核算逻辑与一般的企业组织相比有什么不同？在不同的核算方式下面，人们降低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影响经营者进行生产经营决策的社会约束条件与一般的企业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当经营者面对不同的市场条件，选择新的组织方式的时候，他受到的约束条件也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新的经营组织的发育过程呈现出怎样不同的路径？　　因此，本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不同的组织方式所特有的核算方式与运行逻辑进行详细的比较分析，考察在不同的组织方式下影响人们行为决策的社会条件；第二，对组织变迁的过程进行深入考察，研究在乡村社区这样的外部环境中，组织的发育过程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特征？第三，具有不同社会条件的家庭在对新的组织方式的选择上会有怎样的不同？第四，不同的社会条件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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