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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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荀子选译(名家导读版)》精选了该书中的精华部分进行了白话文翻译，以方便广大青少年读者阅读理解。荀子是战国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荀子》一书是我国古代最负盛名的儒学典籍之一，是荀子全部思想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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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劝学修身荣辱非十二子王制富国君道致士天论正论礼论(节选)乐论正名性恶(节选)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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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荀子选译(名家导读版)》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前言

荀子是战国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荀子》一书是我国古代最负盛名的儒学典籍之一，是荀子全部思想的结晶。一、荀子的生平荀子(约公元前325—前235)，名况；当时人尊号为卿，故称荀卿；又因荀、孙音近相通，又作孙卿、孙卿子；后人尊称为荀子。战国后期赵国(今河北南部及山西一带)人。齐宣王(公元前319—前301年在位)时，继承其父齐威王的遗业，继续扩置学官，招揽文学游说之士前来自由议论讲学。15岁的荀子便离开家乡来到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的稷下学宫(因学宫建在临淄城南门外的稷山脚下，故称稷下学官)游学。齐滑王十五年(公元前286年)，荀子离开齐国到楚国游历。齐襄王(公元前283一前265年在位)时，荀子再次来到齐国。这时，由于老一辈的学者或死或散，荀子在稷下“先生”中年纪最长，遂位居列大夫，并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祭酒(学术领袖兼学宫主事)。齐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65年)，荀子打破了“儒者不入秦”的惯例，离齐入秦。他从儒家立场出发，向秦国君臣提出用“节威反文”的和缓方式统一全国的建议，但没有被采纳。赵国是荀子的父母之国，荀子对其怀有很深的感情。约在赵孝成王四年(公元前262年)，荀子从秦国回到赵国。不久，荀子又一次从赵国来到齐国。荀子劝说相国田单富国强兵，但其主张没有被采纳。齐王建十年(公元前255年)荀子又离开齐国来到楚国。就在这一年，荀子被楚相春申君黄歇任为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令。不久，荀子又因遭受谗言而离楚至赵。荀子离楚后，黄歇又感到后悔，忙以书召之，荀子也以书、赋作答，表示拒绝。但因春申君坚请，荀子约于次年又由赵国回到楚国，复任兰陵令。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38年)，楚相春申君被李园所杀，荀子也被罢职，遂定居兰陵。晚年荀子深恶当时的黑暗政治，发愤著书数万言，卒时年约90岁。主要事迹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荀子善治《诗》《礼》《易》《春秋》，到处讲学，门徒众多，形成一大学派，李斯、韩非、浮丘伯等均是其著名弟子；同时荀子深于思考，勤于著述，他以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对同时代的各家学说均进行了批判总结，是战国时代最后的一位儒学大师。二、《荀子》的内容战国末期，正是中国奴隶制度走向彻底崩溃、封建制度不断巩固和发展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为了争夺土地、民众和霸权，而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弱肉强食的争战。“诸侯异政”的局面必然导致“百家异说”(《解蔽》)，特别是儒、墨、道、法、名、阴阳、纵横各家最为活跃。他们代表不同的政治阶层，放言争辩，无所顾忌，形成了空前未有的文化繁荣氛围。但是儒家的礼乐教化、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返璞归真、法家的严刑峻法，都不能单方面地成为使社会统一并获得长治久安的灵丹妙药。正是在这种时代的要求下，目光敏锐、博学多识的荀子总结了前代及当时各家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兼及其他各家的有益成分，创立了援法入儒、礼法并施、张弛有度、刚柔相济的思想体系，成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一)在天道观方面，荀子否认了有人格有意志能主宰宇宙一切的神秘的“天”的存在，主张“天”就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有其自身运动变化的规律，不因人间统治者的善恶和人们的意志而改变，即“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强调“不与天争职”(《天论》)，认为天道与人事没有必然的联系，决定社会治乱与人间祸福的是“人”而不是“天”。荀子着重指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天论》)认为人应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要迷信上天，不要依赖自然，而要认识、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这就是荀子的人定胜天的思想。(二)在认识论方面，荀子通过对名实关系的总结，全面考察了人运用主观思维借助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准确地反映客观实际的认识能力问题，从而指出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只有在主观符合客观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一方面强调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又意识到感性认识的局限性，强调“心”对“五官”的主导作用，肯定了理性思维对感性认识的指导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荀子还把“行之”当做认识的最高阶段，从而在认识的目的性方面，强调了实践是认识的终极趋向，这在中国古代认识论方面是一个突破。(三)在人性问题上，荀子一反孟子的性善论而主张性恶论。他反复论述说：“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性恶》)，荀子认为圣人之性与众人之性本来都是一样的，都是“恶”的，只是由于行业、习俗及后天人为努力的不同才造成了差异。普通人只要努力，也可以成为圣人，即“涂之人可以为禹”(《性恶》)。荀子强调进行后天人为的改造，重在社会的教化。尽管荀子“性恶论”也未能准确地提示出人的社会属性，但毕竟距真理更进了一步。(四)在社会观方面，荀子意识到社会性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人力不如牛，行不如马，但牛马却被人所用，原因就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王制》)。“群”，即是人类组织成的社会团体，即国家。荀子看到，人们一方面在物质利益的分配上产生利害冲突，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又需要互通有无；人在一定关系中组成区分明确而又互相协作的社会群体，就能在同自然作斗争中发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王制》)的能动作用。在社会历史观方面，荀子认为社会制度应根据时代变化而进行因革损益。荀子认为历史总是处在不断的更新发展中，过去由“先王”制定的社会制度，因为时代的久远，早已废弛失传了，代之而起的“后王”则建立了比过去更为健全美好的社会制度，因此要承认今日胜于古代，所以荀子更强调“法后王”，坚决反对“呼先王以欺愚者”(《儒效》)的做法。很显然，荀子是站在新兴的地主阶级的进步立场上，主张变革，主张前进的。(五)人欲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性恶是人类发展的杠杆。荀子正是从性恶出发，阐发了他的政治思想。在政治领域，荀子鲜明地提出了“隆礼”“重法”的主张。关于礼的本质，荀子认为礼是一种区别等级、划分名分和职分的标准，所以礼对于治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荀子在强调“隆礼”的同时，还十分重视“重法”的作用。  在荀子看来，虽然礼是治的根本，但是仅仅有“礼”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实行严刑峻法，“法者，治之端也”(《君道》)。因为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只有礼与法结合，才能使国家大治。所以荀子论礼，总是与法相提并论。荀子既“隆礼”又“重法”，但礼与法在荀子的政治思想中并不是并列齐等的，礼是总纲、枢要和指导原则，“法”则从属于“礼”，按照“礼”的原则来制定具体的条例。荀子的这种以法治充实礼治、以礼治统摄法治的主张，表明他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吸收了法家的某些观念来分析社会政治问题的。(六)荀子在经济领域还有许多深刻见解。荀子主张“裕民以政”，用政治手段来使社会安定，促使经济发展；主张强本抑末，积极调整生产结构；主张“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用来调动劳动积极性；主张“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用来调整消费结构，以保证经济的良性发展；以为“如是，则国富矣”(《富国》)。荀子的这些经济原则在今天还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章节摘录

译文凡是人都有一致相同的地方：饿了就想吃东西，冷了就想取暖，累了就想休息，喜欢利益而厌恶祸害，这是人生来就有的本性，是不需依靠什么就自然这样的，是禹和桀都相同的。眼睛能够辨别事物的黑白美丑，耳朵能够辨别声音的清亮混浊，口舌能够辨别酸咸甜苦，鼻子能够辨别芳香腥臭，身体皮肤能够辨别冷热痛痒，这也是人生下来就有的本能，是不必依靠什么就自然这样的，是禹和桀都相同的。凭借这些本性和本能，人们可以成为尧和禹那样的贤君，也可以成为桀和跖那样的坏人，可以成为工匠，也可以成为农民和商人，这都取决于各人对自己的本性和本能的处置以及习俗的积累影响罢了。成为尧、禹那样的人，就常常得到安全和光荣，成为桀、跖那样的人，就常常遭受危险和耻辱；成为尧、禹那样的人就常常觉得愉悦和安逸，成为工匠、农民、商人，就常常感到麻烦和劳累。然而人们却往往极力成为桀、跖、工匠、农民和商人，做这种危险劳累的事，却很少成为尧、禹，去做那种光荣安逸的事，为什么呢？回答是：由于浅陋无知。尧、禹这样的人，并不是生下来就具备了做圣贤的条件的，而是从改变他固有的本性开始，经过了长期的身心修养才成功的，而修养身心的行为，是等到原有的本性都除去了之后才逐渐完备起来的。人生下来时，本就是小人，如果没有良师教导、没有礼法约束，眼里就只能看到财利了。人生下来时，本就是小人，又因为遇上了混乱的社会，接触了混乱的习俗，这样，就在小人的本性上又加上了渺小卑鄙的习性，从混乱的社会和习俗里又染上了混乱的品行。君子如果不能得到权势来统率他们，那就没有办法打开他们的心志来使他们接受礼义的熏陶。现在这些人的嘴巴和肠胃只知道吃喝，哪里会懂得什么礼法道义？哪里会懂得什么推辞谦让？哪里会懂得什么廉洁耻辱、局部的道理和整体的道理？而只知道大口地嚼食东西、狼吞虎咽地吃饱肚子罢了。人没有良师教导、没有礼法约束，那么他们的心灵也就正像他们的嘴巴肠胃一样，只知道吃喝了。现在，假如人生下来后就从来没有看见过牛羊猪狗等肉食和大米谷子等细粮，只见过豆叶一类的蔬菜和糟糠一类的粗粮，那么他们就会认为最令人满足的食物就是这些东西了；但如果一会儿突然很显眼地有个拿着牛羊猪狗等肉食和大米谷子等细粮的人来到跟前，他就会惊奇地瞪着眼睛看着这些肉食和细粮说：“这是什么怪东西呀？”他闻闻它，鼻子里香喷喷的；尝尝它，嘴巴里甜丝丝的；吃了它，身体感到很舒服；那么就没有谁不丢下这蔬菜粗食而去求取那肉食细粮了。现在是用那古代帝王的法则和仁义的纲纪，来帮助人们群体居住，帮助人们得到养育，帮助人们得到保护，帮助人们得到安全和稳定呢？还是用那桀、跖的办法？这两种方法的差别是很悬殊的，它们难道只是那肉食细粮和蔬菜粗粮之间的差别吗？然而人们却极力施行桀、跖的办法而很少去推行古代帝王的法则，为什么呢？回答是：因为浅陋无知。浅陋无知，是天下人的通病，是人们的大灾大难。所以说：讲究仁义的人喜欢把礼法告诉给别人，做榜样给他们看。把礼法告诉给别人，做榜样给他们看，使他们遵循，使他们习惯，使他们服膺，使他们感动，那么那些闭塞的人很快就会开窍，见识浅陋的人很快就会心胸开阔，愚笨的人很快就会聪明了。这些事情如果不能成为现实，那么商汤、周武这样的圣贤身居君位又有什么好处？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身居君位又有什么害处？商汤、周武在，那么天下人就随之而安定；夏桀、商纣在，那么天下人就跟着混乱。如此看来，难道不是人们的性情本来就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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