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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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3
ISBN:9787501327713
作者:本社
页数:680页
作者简介
此书为繁体竖排文字！
饮冰室全部藏书刻本、抄本共3470种，41819册，此外尚有金石墨本及手稿、私人信札等。1931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落成之日，特辟梁氏纪念室，陈列其生平所用书桌、文具，四壁置金石书画以资纪念。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守和“欲永其传也，乃属其馆员编纂”藏书目录，于1933年编排出版，铅印线装，共四册。《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基本上反映了梁氏藏书和阅读的概貌以及他立足于斯的学术环境，对于梁启超和近代史研究，是一份有用的遗产。此次我们将其影印出版，希望给研究梁启超及治近代学术文化史、出版史、文献学者提供一些方便，同时对广大文史爱好者了解一代大师的阅读经历及治学趣味，此外，《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还可为梁启超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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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說明粱氏败冰室藏書寄存本館經過梁氏欧冰室藏書日錄序凡例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總㈠經部 易類 尚数 詩類 禮類 春秋類 考證類 總義類 四书类 四書類樂類 小學類史部 正史類 編年類 紀事本末類 别史類 雜史類 詔令奏議類 傳記類 史鈔類 載記類……子部集部丛书目录補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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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冰室全部藏书刻本、抄本共3470种，41819册，此外尚有金石墨本及手稿、私人信札等。1931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落成之日，特辟梁氏纪念室，陈列其生平所用书桌、文具，四壁置金石书画以资纪念。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守和“欲永其传也，乃属其馆员编纂”藏书目录，于1933年编排出版，铅印线装，共四册。《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基本上反映了梁氏藏书和阅读的概貌以及他立足于斯的学术环境，对于梁启超和近代史研究，是一份有用的遗产。此次我们将其影印出版，希望给研究梁启超及治近代学术文化史、出版史、文献学者提供一些方便，同时对广大文史爱好者了解一代大师的阅读经历及治学趣味，此外，《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还可为梁启超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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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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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縣人，是中國近代史上著述甚豐、影響極大的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從1896年主筆《時務報》開始嶄露頭角，活躍在歷史舞臺近四十年，以其多姿多彩的形象，久領風騷。他一生鍾情於政治，早年組織“公車上書”，參與戊戌變法；民國時期反對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出任司法總長、幣制局總裁、財政總長等職。他一生致力於“新民”，在傳播西學、以新知識新思想啓迪國民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是晚清民國時期“輿論界之驕子”，從創辦《中外紀聞》到《改造》停刊，一生創辦和主編了11家報刊。他是中國古代學術的終結者和現代學術的奠基者之一，對於“新史學”的貢獻，無人能相匹敵。他寫就的《清代學術概論》、《先秦政治思想史》等著作，開拓了學術思想史、社會史、文獻學、文化史、民族宗教史、史學理論等全新的領域。他還是“小說界革命”、“詩界革命”、“文界革命”的發起者。他那“筆峰常帶感情”的文章，更是不脛而走，一篇即出，全國爭誦，啓迪了連續幾代青年人。梁啓超一生“善變”，但不變的是他的學者本色，愛國情懷。他以文字報國近40年，故胡適評價說，“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惟梁氏可以當之無愧。” 一梁啓超一生筆耕不輟，以驚人的才華，淵博的學識，辛勤的努力，爲我們留下了1400余萬字的思想文化遺産。其生前身後曾出版過多種文集，收集最豐的爲中華書局1936年初版的《飲冰室合集》40冊，卻也並非全編。梁啓超文思敏捷，天賦極高，千言立就。但一千四百萬字的宏富著述，恐怕與天賦無關。據他的學生回憶，新月社有一次請梁啓超講述《桃花扇》傳奇，他“熱情如火，便以其流利的‘廣東官話’，滔滔不絕”將《桃花扇》作者的歷史、時代背景以及該書在戲曲文學上的價值，加以詳盡透闢的解釋與分析。最後並朗誦其中最動人的幾首填詞。此後某日，學生到梁啓超的書房，發現“其書齋案頭放有精本《桃花扇》一冊，凡警句妙詞均經先生親加朱紅圈點，且作有許多警惕的頂批與注解。”據《飲冰室藏書目錄》集部詞曲類著錄，梁啓超曾經手批《桃花扇》一書，從而印證此事不虛。梁啓超也曾對學生講，“我們讀一部名著，看見他徵引那麽繁博，分析那麽細密，動輒伸著舌頭說道：這個人不知有多大記憶力，記得許多東西，這是他的特別天才，我們學不了。其實那裏有這回事。好記性的人不見得便有智慧，有智慧的人比較的倒是記性不甚好，你所看見者是他發表出來的成果，不知他這成果原是從銖積寸累困知勉行得來”。這番話當是梁啓超讀書治學體會的夫子自道。“學也者，非可以向壁而造，捕風而談也。則必讀書，則必多讀書”；“苟能多讀，自能屬文”。正如梁啓超自己所說，他取得的多方面的成就，是終生不倦的勤奮博覽、長期持久的讀書積累的結晶。他的思想和學術的每一個進步，無不得之於書。早年以“書癡”而聞名的梁啓超，少年家貧無書可讀，只有《史記》、《綱鑒易知錄》兩書，故讀之極熟，《史記》一書至三十歲時還能背誦。獲贈《漢書》及《古文辭類纂》，大喜過望，“讀之卒業”。十一歲時“得張南皮《輶軒語》、《書目答問》，歸而讀之，始知天地間有所謂學問者。”1890年入京參加會試，歸途中在上海購得由道光年間徐繼畬編撰的記述外國歷史、地理的《瀛寰志略》，“始知有五大洲各國”。在萬木草堂學習期間，草堂“有書藏”，康有爲“自出其累代藏書置焉”。梁啓超始有機會飽讀中國歷史古籍及西洋文獻，得以直窺“學”之門徑，奠定一生事業學問的基礎。1895年梁啓超與康有爲發起公車上書，在北京組織強學會，強學會中“於譯出西書購置頗備”，梁啓超“得以餘日瀏覽之，爾後益斐然有述作之志”。風行一時的名篇《變法通議》、《西學書目表》即是閱讀西書的成果。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啓超流亡日本，“肆日本之文，讀日本之書”，“思想爲之一變”，著《新史學》及《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多以日人所著爲藍本”，在當時普遍缺乏西學知識的“知識饑荒”時代，自然産生出極大的影響力。梁啓超學問欲極強，讀書著述幾近癡迷，往往“徹夜不睡”，甚至“病中一離書卷，遽如胡孫失樹”。1928年在病中著述《辛稼軒年譜》，“一切不聞不見，唯籀讀著述之病，殊不能減”。一代大師的絕筆，正是這部未竟的《辛稼軒年譜》。爲著這項研究，他尋得新書喜欲狂，便攜書出院，堅持著述，以至沈屙不起。梁啓超有一座右銘：“戰士死于沙場，學者死于講座”，他以生命彰顯了學者本色。“腹中佇書一萬卷”的梁啓超，廣泛閱讀書籍，從而具備廣博的知識和極強的別擇能力，爲文時自然能夠旁徵博引，下筆千言。1902年辦《新民叢報》時，“每作輒數萬言，十數萬言，常手稿笑付門弟子輩曰：‘汝輩玩了兩日，吾乃成書一本，吾睡覺去矣’”；在南開大學講中國歷史研究法，“上下五千年，南北東西一萬里，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二十四史，兩通鑒，十通，五記事本末，《太平禦覽》、《圖書集成》，難以數計的詩集，文集，筆記，傳記，碑誌被他順手拈來”。1920年，歐遊歸來，除在清華、南開、東南大學等學校任課及在各地巡迴演講外，全力於著述，兩年半的時間，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等總計近百萬字。1924年清代學者戴震誕辰二百年紀念會前，一晝夜撰成《 戴東原先生傳》；《戴東原哲學》則是接連三十四點鍾不睡覺趕成的。書籍“是學問主要的資料”，這是學者梁啓超的經驗談。他得益於書籍者，一是讀書的興趣，二是讀書的得法。梁啓超信仰“趣味主義”，書籍是他“愉快的伴侶”。他認爲，“必須養成讀書習慣才能嘗著讀書趣味。人生一世的讀書習慣，出了學校門限，已經鐵鑄成了。所以在學校中不讀課外書以養成自己自動的讀書習慣，這個人簡直是自己剝奪自己終身的幸福”。“讀書莫要於筆記”，梁啓超的讀書方法，乃“極笨極陳舊”的方法，即抄錄或筆記。梁啓超的閱讀範圍極廣，特別提倡“每日所讀之書，最好分兩類，一類是精熟的，一類是涉覽的，因爲我們一面要養成讀書心細的習慣，一面要養成讀書眼快的習慣”。他曾自我檢討說，“吾學病愛博，是用淺且蕪；尤病在無恒，有獲旋失諸。”事實上，恰是廣泛而專注的閱讀，正確的讀書方法，數十年如一日的讀書習慣，成就了梁啓超“世界第一之博學家”的學術地位和不平凡的一生，造成了他“普遍的，無遠不屆的，無地不深入的，無人不受到的”的影響與勢力。梁啓超一生眼中無書、手中無筆之日絕少。他讀書、著書，更積極從事編輯翻譯，致力於圖書出版，傳播、普及文化。1897年，梁啓超主持輯成《西政叢書》32種，由慎記書莊出版，內容分爲史志、官制、學制、公法、農政、工政、商政、兵政等八門，爲當時討論西洋政事的切要之書。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他主持大同譯書局，印出《經世文新編》、《俄皇大彼得變政考》、《日本書目志》、《中西學門徑》等“邦人新著之書”以及《英人強賣鴉片記》、《大同合邦新義》、《義大利俠士傳》等譯著，爲國人瞭解世界、認識時局提供了資料。1902—1907年主辦《新民叢報》，1901—1915年主持廣智書局，組織翻譯出版了《世界近世史》等日本社會科學讀物以及《通俗時局鑒叢書》、《史學小叢書》等普及性叢書。1920年發起成立共學社，“以淺近簡明”爲標準選譯出版時代、教育、經濟、通俗、文學、科學、哲學、哲人筆記、史學、俄羅斯文學等十類叢書，總計100餘種。1923年，發起創辦文化學院于天津，計劃整理、翻譯古籍，編定國史、國文及人生哲學等教本。二梁啓超學貫中西，博洽多識，其借助于藏書豐富者最大。傳統藏書家恪守“鬻書借人爲不孝”的祖訓。而梁啓超一生致力於開民智，致力於學術文化的傳播，以圖書爲“天下之公器”，是近代圖書館事業的倡導者和實踐者。故在去世之前，口頭遺囑以數十年節衣縮食積聚之書，不私子孫而公諸社會，永久寄存於他曾經苦心經營創始的北平圖書館。梁啓超“年十三，始有志於學，欲購一潮州刻本之《漢書》而力不逮，乃展轉請托以假諸邑之薄有藏書者，始得一睹。成童以還，欲讀西學各書，以中國譯出者，不過區區二百餘種，而數年之力，卒不能盡購。洎乙未在京師強學會中，乃始獲遍讀焉。至於今日，而《續三通》、《皇朝三通》、《大清會典》等，至通行易得之書，猶未能自置十百之一。恃一瓻之誼，乞諸友朋而已”。及至晚年，梁啓超在天津飲冰室已積儲起規模宏大的藏書。有感於自己早年覓書之苦，“他不像唐朝李泌的父親‘誡子孫不許將藏書出門’，他對學生們卻特許自由閱覽，即珍本孤本亦聽借出。”1929年1月19日，梁啓超去世。梁氏後人遵其遺囑，於1930年2月將飲冰室藏書正式移交給北平圖書館，“以供衆覽”。飲冰室全部藏書刻本、抄本共3470種，41819冊，此外尚有金石墨本及手稿、私人信劄等。1931年6月，國立北平圖書館新館落成之日，特辟梁氏紀念室，陳列其生平所用書桌、文具，四壁置金石書畫以資紀念。時任北平圖書館館長的袁守和“欲永其傳也，乃屬其館員編纂”藏書目錄，於1933年編排出版。梁啓超于“戊戌去國之際，所藏書籍及著述舊稿悉散佚”，因此這個藏書目錄，當是梁氏戊戌以後所聚之書。從《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來看，梁啓超的藏書至少有以下四個特點：第一，“但期切於實用，不必求其精槧”。近代藏書，嗜宋元之風尤盛，尚古重精，對於普通版本或有關時局、科學的書籍，更不看重。梁啓超爲近代圖書館事業和圖書館學的倡導者，對那些不審書籍內容是否切於實用、“斤斤於鐫刻之精粗，傳本之多寡”的“骨董家”頗不屑。是故飲冰室藏書，不求善本，大部分是清及民國版本，間有少量的明刻本，且多爲清末民初出版的有關中國時局和科學書籍。可見其目的不在“爲私家增飾美譽”，而在於以書爲“善群之具”，與以珍本、秘抄、精校等爲收藏標準的藏書傳統迥然不同，體現了近代圖書館事業公共藏書的追求。第二，“普博周悉”，“細巨賅備”，兼取新舊中外，尤以日文書爲多。與經世致用的藏書原則相一致，飲冰室藏書廣集中西有用之書，“上自典冊高文，下逮百家諸子，旁及東瀛海外之書”，甚至《廣西常備軍步隊第一標規程》一類抄本小冊子。無不殫力搜集。梁啓超一生手不釋卷，無論是儒家經典，老墨異學，佛教經論，還是四史及唐宋八大家，明清著述，乃至東西名著，皆廣泛涉獵。僅就集部來說，《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所收即有88頁。“附錄二”著錄的日文書就有320餘種，500多冊。“集部別集類”還收有9部朝鮮人和4部日本人的文集。梁啓超流亡日本期間學習日文，閱讀日籍。“日本自維新三十年來，廣求智識于寰宇，其所譯所著有用之書，不下數千種。”梁啓超發表于《新民叢報》中産生巨大“魔力”的文章，皆可以說是受了東籍的感應力的産品。第三，具有利用藏書讀書治學的藏書文化特色。梁氏以學者始，以學者終，其學術成就的取得與其藏書的的廣博和查考、參閱的便利分不開。在天津飲冰室，負責管理書籍的是梁啓超的族侄梁廷燦，每當梁氏撰文寫稿，徵集資料的時候，梁廷燦便“有求必應”，“歷歷不爽”。在此以前，梁氏的大女兒梁思順曾因梁氏著述所需資料，多由她代爲搜集，特別如《歐洲戰役史論》，在十天之內即脫稿成書，其原因即在於此。梁啓超學術成就主要集中在佛學、先秦諸子、清代學術思想、史學四個領域，《飲冰室藏書目錄》以此四類書籍較爲集中，真切體現出他對於飲冰室庋藏的充分利用。梁啓超于史學興味尤濃，其用力最勤，著作亦最爲宏富。《飲冰室藏書目錄》以史部居多，約有90種。其中《史記》、《漢書》的不同版本即有20餘種，其他諸史的本子也不止一部；梁啓超一向推崇墨子，曾著《墨子學案》、《墨經校釋》、《子墨子學說》等。《飲冰室藏書目錄》于先秦諸子著錄最多的即《墨子》，共12部，其中僅《墨子間詁》就有5部。《飲冰室藏書目錄》子部共67頁，其中42頁爲釋家書目，約有500多部書。在日文書中，也有近百種佛學書籍，其中包括日本翻刻本《大藏經》2094冊，《和譯大藏經》116冊。梁啓超的佛學造詣頗深，從萬木草堂讀書時即與陳千秋“治周秦諸子及佛典”，後與夏曾佑、譚嗣同共治佛學，讀大乘經典。晚年撰寫《中國佛教史》，引證圖書極多，包括一些西方作者特別是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體現出他對於佛理及佛教歷史的熟悉程度，也體現出他閱讀範圍的廣泛。受日本學者影響最深的是《大乘起信論考證》。該文發表於《東方雜誌》，張元濟稱此書“可爲習是學之鑰矣”。《飲冰室藏書目錄》著錄《大乘起信論》5部，相關的註疏、別記類書11部，《大乘起信論》的日文版本也有3部。另外，梁啓超曾在《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中向清華學生大力推薦《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一書。據《飲冰室藏書目錄》著錄，梁氏曾批校此書，並題有“玄奘爲第一位留學生，爲大思想家，讀之可以增長志氣”的跋語。因爲研究佛教，梁啓超與學生輩的梁漱溟交往甚密。可能由於這個緣故，《飲冰室藏書目錄》著錄不多的“五四”以後的作者中即有梁漱溟與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四，舊藏、贈書頗多。收集前人舊藏，是歷代藏書家的傳統。飲冰室藏書中舊藏頗豐。如“史部別史類”的《路史》（宋羅泌撰），乃乾嘉時期考據名家惠棟的舊藏，每冊都有惠棟的名字小印，全部圈點，且有手批160條，校補文字13處。梁啓超十分推崇廣州菊坡精舍的山長陳灃，自稱是陳氏私淑弟子，曾向清華學校的學生推薦閱讀其《東塾讀書記》。《飲冰室藏書目錄》“子部雜家類”著錄的《夢溪筆談》即陳灃舊藏，梁啓超視該書“至足寶也”；“集部詞曲類”的《絕妙好詞箋》（宋周密編）則爲陳灃早年評點之本，故梁氏得之而“深足幸也。”飲冰室藏書中，還有不少贈書。在東南大學講學期間，梁啓超曾在南京支那內學院學習，聽歐陽竟無講唯識宗，頗有心得。歐陽竟無曾說，“唯識之學，以吾口授，而任公之筆足以達之”。飲冰室有些佛學藏書即爲歐陽所贈。如子部釋家類《瑜伽師地論菩薩地真實品》（歐陽漸彙輯）、《解深密經疏》（唐釋圓測撰）等等。梁啓超還在《解深密經疏》題有“除夕竟翁寄到此本，實饋歲之良品也”。強調實用與著錄的嚴謹是編制各類目錄的前提。《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著錄的中文和日本書籍，按照四庫分類法，分經、史、子、集四部，各部以類相從，叢刻書籍別爲叢書部，朝鮮、日本各家撰述殿其類之末，民國期間出版的書籍及日文書籍附錄編末；按照撰述者年代的次序，著錄各書卷數、撰述者時代、姓名、版本、冊數；在最後附有書名索引，便於檢索；凡是有梁啓超題記跋識的書，將其題記跋識錄于原書目之下，對於梁啓超批校的書，也加以注明。粗略統計，《飲冰室藏書目錄》在近80種書目下著錄有梁氏題記跋識。這些文字，是閱讀過程中的即時心得，是治學歷程中靈感的即時記錄，不僅保存了不少有用的資料，也反映出梁啓超的收藏意圖、特點及其讀書治學的傾向、對閱讀物件的熟諳，可作爲《飲冰室合集》的補充。從有些贈書的題記，或許還可以進一步瞭解梁啓超的師友關係和學術交往；有些題跋文字，頗具學術價值。如“史部金石類”的葉昌熾撰《語石》）一書的跋語，將清乾嘉以降的金石學分爲五派：“即王蘭泉、孫源如輩廣搜碑目，考存佚源流，此一派也；錢竹汀、阮雲台輩專事考釋，以補翼經史，此又一派也；翁覃谿、包慎伯輩，特詳書勢，此又一派也。近人有顓校存碑浮畫石痕，別拓本之古近者，亦一派；不講書勢，專論屬文義例者，亦一派也。此書專博不及諸家，而頗萃諸家之成。獨出己意，有近世科學之精神，可以名世矣。”這可以稱得上是對於乾嘉以來金石學發展的小結，從中可以窺視近代學術文化演變源流、榮枯興替之一斑。諸如此類，與其他史實互相發明，後學既可細細品味梁啓超購置圖書的苦心孤詣，亦可借此獲得啓迪以及普遍意義上的治學思路。此外，《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還可爲梁啓超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如《飲冰室藏書目錄》子部小說家類，只收19部，章回小說則只有清刻本的《水滸傳》、《儒林外史》兩種。梁啓超是“小說界革命”倡導者，對小說很重視。1902年在《新民叢報》開闢小說專欄，同時在橫濱創辦了我國有史以來第一個以刊登小說爲主的刊物——《新小說》月報。他還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闡述小說對人們有“薰”、“浸”、“刺”、“提”四種“不可思議之力”，爲“文學之最上乘”。並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他的小說理論糾正了輕視小說的社會心理，推動了晚清小說的繁榮。在1920年著成的《清代學術概論》中，梁啓超認爲，清代小說以“《紅樓夢》隻立千古”。但到1923年撰《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則說“苟非欲作文學專家，則無專讀小說之必要”。因此，有學者對梁啓超明明讀過《紅樓夢》等書、飲冰室藏書卻未收而深感疑惑（參見金性堯先生：《飲冰室藏書目錄》，《讀書》1996年第8期）。諸如此類，或可引起讀者深入探究的興致。總之，《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基本上反映了梁氏藏書和閱讀的概貌以及他立足於斯的學術化境，對於梁啓超和近代史研究，是一份有用的遺産。藏書目錄的作用在於“驗存佚、辨真僞、校異同”。而影印圖書“有裨於後學之考訂，與夫補亡收佚”。1933年北平圖書館版的《梁氏飲冰室藏書目錄》爲鉛印線裝，共四冊。此次我們將其影印出版，希望給研究梁啓超及治近代學術文化史、出版史、文獻學者提供一些方便，同時對廣大文史愛好者瞭解一代大師的閱讀經歷及治學趣味，也會有所幫助。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影印编辑室二○○五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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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冰室藏书中的现代佛学史料梁启超（1873-1929）去世后，梁氏后人根据他的遗嘱，将饮冰室藏书全部寄存于国立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永远供社会大众阅览使用。1933年，馆方选取其中的汉文和日文书籍，编辑出版了《饮冰室藏书目录》（简称《梁目》），铅印线装，一共四册。《梁目》稿本现在依然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印本近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改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目前有关梁启超的论文和专著可以用车载斗量来形容，但很少看到有研究者根据《梁目》系统使用梁氏藏书。我从去年开始断断续续地根据北图出版社影印本《梁目》提阅梁氏藏书中的佛教典籍，在学术史料上颇有一些新的斩获，现在就拣比较重要的一种介绍一下。 梁藏佛典以清末和民国刊本为主，重在学术研究的实用，而非古籍善本的收藏。其中最具学术价值的，当属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和支那内学院的刻本佛书。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即支那内学院（1918年筹备，1922年成立）的前身，梁启超曾于1922年末到1923年初在支那内学院听院长欧阳渐（号竟无，1871-1943）讲唯识学。这批佛典一部分封面的右上方粘有一张长方形小签条（红框，三栏，框高3.9厘米，宽2.3厘米），上有“支那内学院成绩品第X号”、“校勘门文句类”、“校勘门事迹类”、“编纂门会文类”、“编纂门拾遗类”、“学说门表章类”、“学说门阐发类”、“刻本[誊写本]X册” 等字样。这些签条从未被佛学史研究者注意过，《梁目》也没做特别的说明。 现将我提阅过的粘有这种签条的梁藏佛典按编号和门类条列于下。为排版方便，经论章疏名多参考使用《支那内学院出版图书目录》中的简称。如无特别说明，括号中的“X册”均指刻本。 校勘门文句类： 第一号：《瑜伽略纂》（十册） 第二号：《理门论述记》（一册） 第三号：《俱舍光记》（三〇册） 第五号：《释迦方志》（一册） 第六号：《马鸣龙树传》（一册） 第七号：《深密测疏》（十二册） 第八号：《瑜伽伦记》（三十册） 第九号：《金刚经》（一册） 第十号：《华手经》（五册） 第一一号：《生菩提心经》（一册） 第一二号：《缘起法门经》（一册） 第一三号：《说无垢称经》（二册） 第一四号：《六波罗蜜经》（三册） 第一五号：《杂心论》（六册） 第一六号：《魏译金刚经论》（一册） 第一七号：《明了论》（一册） 第一八号：《转识显识论》（一册） 第一九号：《隋译金刚经论》（一册） 第二〇号：《唐译金刚经论》（一册） 第二一号：《不坏假名论》（一册） 第二二号：《宝上名数论》（一册） 第二三号：《集大乘相论》（一册） 第二四号：《药师古迹记》（一册） 第二五号：《三宝感通录》（二册） 第二六号：《劝发菩提心集》（二册） 第二八号：《唯识别钞》（二册） 第二九号：《掌珍论并疏》（二册） 第三〇号：《弥勒问经论》（二册） 第三一号：《无上依经》（一册） 第三二号：《法华论等四种》（一册） 第三三号：《摄大乘论本》（一册） 第三四号：《止观习定论》（一册） 校勘门事迹类： 第三六号：《三藏法师传》（三册） 编纂门会文类： 第三七号：《唯识所变义演》（一册） 第三八号：《唯识七识义演》（三册） 第三九号：《宝积经论》（二册） 第四〇号：《地持善戒会译》（八册） 第四一号：《二十唯识会译》（一册） 编纂门拾遗类： 第四三号：《解节经真谛义》（一册） 学说门表章类： 第五八号：《瑜伽真实品》（一册） 第五九号：《真实品记》（三册） 第六〇号：《菩萨戒本记等三种》（一册） 学说门阐发类： 第六一号：《楞伽疏決》（誊写本，一册） 由于只是随机调阅，从编号上看还有很多遗漏，以后有机会再继续补充。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签条上的这些字到底在说什么呢？检支那内学院《内学》年刊第二辑（民国十四年十二月刊行）中“本院概况（民国十四年）”，在第七项“历年成绩之统计”中提到： 民国七年以来本院筹备期内即校刊古籍不辍，十一年正式成立后，讲学著述与校刻并进，成绩日多，本年五月整理统计，编制成绩目录，并辟成绩室陈列之，至本年十二月加入新成绩，另表统计，大数如次。（其门类体例另见目录叙文，不举。） ◎成绩统计表 甲校勘门（文句事迹二类） 五一种 七一一卷 乙编纂门（会文拾遗目录汇考图表丛刊六类） 二九种 四六一卷 丙翻译门（直译重翻二类） 五种 五卷 丁学说门（表章阐发贯通提纲料简考订六类） 二五种 四〇卷 戊讲习门（提讲研究梵藏传习三类） 三二种 三二卷 五门总计（十九类） 一四二种一二四九卷 原来这批佛典正是支那内学院在民国十四年时整理统计的那些成绩品。从现存门类、编号、种数和卷数来看，梁氏藏书中的成绩品与《内学》年刊所记民国十四年年底的统计数据不合，似是出于同年五月时的那次整理。可惜我们现在看不到当年支那内学院所编成绩目录和目录叙文，无法把这件事确定下来。支那内学院的这些成绩品，可能是拿来向北洋政府内务部汇报成绩用的（根据1922年8月内务部对欧阳渐设立支那内学院呈文的批示，“责成该院长等，嗣后于每年年终及每科毕业年时，特将该院成绩汇报来部，以凭稽考”；参看《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文化》，第752-753页），汇报完之后就都归了梁启超。 《深密测疏》、《瑜伽真实品》和《真实品记》这三种书，除上引成绩品外各有复本一部，复本封面均有梁启超墨笔题识，从中可以看出是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在经书初印成后第一时间寄给他的。封面带有梁启超墨笔题识的还有《成唯识论》、《佛地经论》、《圆觉经大疏》和《成唯识论述记讲义》，《梁目》对此均有录文（另参笔者《饮冰室旧藏佛典上的几条题识》，《南方都市报·南方阅读周刊》2011.4.3；《2011年书评补述》，《南方都市报·南方阅读周刊》2012.1.15）。其中的《成唯识论述记讲义》为北京法相研究会（三时学会前身）编，铅印本一册（含卷首、卷一和卷二）。对于带有圈点和批注的书，《梁目》一般会有注明，但由于当时只是初步整理，不一定每本都仔细翻过，所以遗漏自是难免的，比如吉藏的《三论玄义》（光绪二十五年金陵刻经处刻本）等等。总而言之，梁藏佛典基本上还是一个未经开发的学术史料的宝库，需要有心人根据《梁目》深入挖掘。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2/8/12/841838.shtml）
精彩短评 (总计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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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没啥用。 -
有点贵，但也值得。 -
应该是饮冰室，不是饮水室，录入有误。 -
书目按经史子集分，写明书名、时代、作者、版本和卷数。间有任公按语（很少）。后有附录、补遗、书名索引和勘误表。附录一的书目杂乱，不知体例；附录二乃日文书。勘误表可见编辑细致程度和知识水平，很棒〜ps.若将此书和黄丕烈、章钰等人的书目比，会被比下去吧。 -
影印本，半价得于魔都。任公非藏书家，收书重实用，读此编可略窥其治学轨迹。备课至半夜，难以为继，偷懒摸书及此。所录题跋八十余条为《饮冰室合集》未取，尤可贵也。有心人可悉数摘出，别成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