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全十二册）》书评

读范晔《后汉书》

初，王莽征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并以为军吏；选练武卫，招募猛士，旌旗辎重，千里不绝。时有长人巨无霸，长一丈，大十围，以为垒尉；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六月己卯，光武遂与营部俱进，自将步骑千余，前去大军四五里而陈。寻、邑亦遣兵数千合战。光武奔之，斩首数十级。诸部喜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冬十月辛巳，废皇后郭氏为中山太后，立贵人阴氏为皇后。进右翊公辅为中山王，食常山郡。其余九国公，皆即旧封进爵为王。甲申，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乃悉为舂陵宗室起祠堂。有五凤凰见于颍川之郏县。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宫前殿，年六十二。遗诏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城郭，无遣吏及因邮奏。”初，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弃武从文，与民休息，此开国明君也）秋八月壬子，帝崩于东宫前殿。年四十八。遗诏无起寝庙，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帝初作寿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广一丈二尺，长二丈五尺，无得起坟。万年之后，扫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过百日，唯四时设奠，置吏卒数人供给洒扫，勿开修道。敢有所兴作者，以擅议宗庙法从事。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故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焉。论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内外无倖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故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钟离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为言，夫岂弘人之度未优乎？赞曰：显宗丕承，业业兢兢。危心恭德，政察奸胜。备章朝物，省薄坟陵。永怀废典，下身遵道。登台观云，临雍拜老。懋惟帝绩，增光文考。夏六月，车骑将军窦宪出鸡鹿塞，度辽将军邓鸿出稒阳塞，南单于出满夷谷，与北匈奴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追至私渠比鞮海。窦宪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北单于遣弟右温禺鞮王奉奏贡献。秦汉时外戚坐大，更迭不休，败坏朝政。光武帝能娶到想要的美女老婆，实力不俗。明帝仁孝，追念先帝，先后，其情凄凄。羌胡俗耻病死，每病临困，辄以刀自刭。吴汉天下良将，身陷士卒，多陷死地。常以突骑齐鼓而进，其锋无人可当。因不听光武诏命，几为公孙述所破，其尚能陷于死地而后生，非常人也。窦宪以羌胡之力，翦灭匈奴。班固为其作文。马援一传，引人入胜。马援善相马，多大略，奇才也。隗嚣与援共卧起，问以东方流言及京师得失。援说嚣曰：“前到朝廷，上引见数十，每接宴语，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敌也。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嚣曰：“卿谓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又不喜饮酒。”嚣意不怿，曰：“如卿言，反复胜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长子恂入质。援因将家属随恂归洛阳。居数月而无它职任。援以三辅地旷土沃，而所将宾客猥多，乃上书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许之。高帝无可无不可，马援善识人也。张湛字子孝，扶风平陵人也。矜严好礼，动止有则，居处幽室，必自修整，虽遇妻子，若严君焉。及在乡党，详言正色，三辅以为仪表。人或谓湛伪诈，湛闻而笑曰：“我诚诈也。人皆诈恶，我独诈善，不亦可乎？”隗嚣素闻林志节，深相敬待，以为持书平。后因疾告去，辞还禄食。嚣复欲令强起，遂称笃。嚣意虽相望，且欲优容之，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诸侯所不能友，盖伯夷、叔齐耻食周粟。今且从师友之位，须道开通，使顺所志。”林虽拘于嚣，而终不屈节。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嚣乃听林持丧东归。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杨贤于陇坻遮杀之。贤见林身推鹿车，载致弟丧，乃叹曰：“当今之世，谁能行义？我虽小人，何忍杀义士！”因亡去。温字子柔，初为京兆丞，叹曰：“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遂弃官去。遭岁大饥，散家粮以振穷饿，所活万余人。献帝西迁都，为侍中，同舆辇至长安，封江南亭侯，代杨彪为司空，免，顷之，复为司徒，录尚书事。时，李傕与郭汜相攻，傕遂虏掠禁省，动帝幸北坞，外内隔绝。傕素疑温不与己同，乃内温于坞中，又欲移乘舆于黄白城。温与傕书曰：“公前托为董公报仇，然实屠陷王城，杀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见而户说也。今与郭汜争睚眦之隙，以成千钧之仇，人在涂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祸乱。朝廷仍下明诏，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泽日损。而复欲移转乘舆，更幸非所，此诚老夫所不达也。于《易》，一为过，再为涉，三而弗改，灭其顶，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军还屯，上安万乘，下全人民，岂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杀温。李傕从弟应，温故掾也，谏之数日，乃获免。温从车驾都许。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为掾，操怒，奏温辟臣子弟，选举不实，免官。是岁卒，年七十二。温真直士也。桓谭，奇士也。初，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元和中，肃宗行东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谭冢，乡里以为荣。东汉多天象灾异之说。七事：臣伏惟汉兴以来三百三十九岁。于《诗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诗汜历枢》曰：“卯酉为革政，午亥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兴衰得失，厥善则昌，厥恶则亡。于《易雄雌秘历》，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众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经》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唯独贤圣之君，遭困遇险，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潜龙养德，幽隐屈厄，即位之元，紫宫惊动，历运之会，时气已应。然犹恐妖祥未尽，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为戌仲已竟，来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适三百载。宜因斯际，大蠲法令，官名称号，舆服器械，事有所更，变大为小，去奢就俭，机衡之政，除烦为简。改元更始，招求幽隐，举方正，征有道，博采异谋，开不讳之路。不韦时年十八，征诣公车，会谦见杀，不韦载丧归乡里，瘗而不葬，仰天叹曰：“伍子胥独何人也！”乃藏母于武都山中，遂变名姓，尽以家财募剑客，邀暠于诸陵间，不克。会暠迁大司农，时右校刍廥在寺北垣下，不韦与亲从兄弟潜入廥中，夜则凿地，昼则逃伏。如此经月，遂得傍达暠之寝室，出其床下。值暠在厕，因杀其妾并及小儿，留书而去。暠大惊惧，乃布棘于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虽家人莫知其处。每出，辄剑戟随身，壮士自卫，不韦知暠有备，乃日夜飞驰，径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断取阜头，以祭父坟，又标之于市曰“李君迁父头”。暠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归乡里，私掩塞冢椁。捕求不韦，历岁不能得，愤恚感伤，发病欧血死。汉时多任侠之士，世俗亦不以为非。贵人问其故，兴曰：“贵人不读书心邪？‘亢龙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廉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妇眄睨公主，愚心实不安也。富贵有极，人当知足，夸奢益为观听所讥。”贵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为宗亲求位。赞曰：在河西佐汉，统亦定算。褒亲幽愤，升高累叹。商恨善柔。冀遂贪乱。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时尚书仆射。玄少为乡啬夫，得休归，尝诣学官，不乐为吏，父数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兄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及党事起，乃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遂隐修经业，杜门不出。时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瑰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灵帝末，党禁解，大将军何进闻而避之。州郡以进权威，不敢违意，遂迫胁玄，不得已而诣之。进为设几杖，礼待甚优。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一宿逃去。时年六十，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后将军袁隗表为侍中，以父丧不行。国相孔融深敬于玄，履履造门。告高密县为玄特立一乡，曰：“昔齐置‘土乡’，越有‘君子军’，皆异贤之意也。郑君好学，实怀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吴公、谒者仆射邓公，皆汉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园公、夏黄公，潜光隐耀，世嘉其高，皆悉称公。然则公者仁德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郑君乡宜曰‘郑公乡’。昔东海于公仅有一节，犹或戒乡人侈其门闾，矧乃郑公之德，而无牡之路！可广开门衢，令容高车，号为‘通德门’。”董卓迁都长安，公卿举玄为赵相，道断不至。会黄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谦接以师友之礼。建安元年，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玄后尝疾笃，自虑，以书戒子益恩曰：吾家旧贫，不为父母群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遇阉尹擅势，坐党禁锢，十有四年，而蒙赦令，举贤良方正有道，辟大将军三司府。公车再召，比牒并名，早为宰相。惟彼数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无任于此，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而黄巾为害，萍浮南北，复归邦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误，案之礼典，便合传家。今我告尔以老，归尔以事，将闲居以安性，贾思以终业。自非拜国君之命，问族亲之忧，展敬坟墓，观省野物，胡尝扶杖出门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尔焭々一夫，曾无同生相依。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已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虽无绂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自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垄未成，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图乎！家今差多于昔，勤力务时，无恤饥寒。菲饥食，薄衣服，节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识，亦已焉哉！时，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时汝南应劭亦归于绍，因自赞曰：“故太山太守应中远，北面称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劭有惭色。绍乃举玄茂才，表为左中郎将，皆不就。公车征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还家。五年春，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既寤，以谶合之，知命当终，有顷寝疾。时袁绍与曹操相拒于官度，令其子谭遣使逼玄随军，不得已，载病到元城县，疾笃不进，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遗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縗绖赴会千余人。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玄质于辞训，通人颇讥其繁。至于经传洽孰，称为纯儒，齐、鲁间宗之。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著名于世。又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鉴拔，皆如其言。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举为孝廉；及融为黄巾所围，益恩赴难损身。有遗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论曰：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经训，而长于玄，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及传授生徒，并专以郑氏家法云。赞曰：富平之绪，承家载世。伯仁先归，厘我国祭。玄定义乖，褒修礼缺。孔书遂明，汉章中辍。郑玄不世出之大儒，其记亦多灵异。陈元争立左氏传。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于是具条奏之曰：臣谨擿出《左氏》三十七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于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赞曰：五更待问，应若鸣钟。庭列辎驾，堂修礼容。穆穆帝则，拥经以从。丁鸿翼翼，让而不饰。高论白虎，深言日食。建武初，平狄将军庞萌反于彭城，攻败郡守孙萌。平时复为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创，困顿不知所为，号泣请曰：“愿以身代府君。”贼乃敛兵止，曰：“此义士也，勿杀。”遂解去。萌伤甚气绝，有顷苏，渴求饮，平倾其创血以饮之。后数日萌竟死，平乃裹创，扶送萌丧，至其本县。赤眉皆烹人而食，其情甚惨。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其略论曰：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梼杌》，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惟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主人喟然而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子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恶睹大汉之云为乎？夫大汉之开原也，奋布衣以登皇极，繇数期而创万世，盖六籍所不能谈，前圣靡得而言焉。当此之时，功有横而当天，讨有逆而顺人，故娄敬度势而献其说，萧公权宜以拓其制。时岂泰而安之哉？计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顾燿后嗣之末造，不亦闇乎？今将语子以建武之理，永平之事，监乎太清，以变子之或志。高祖以布衣身，仗剑而有天下，岂非天命乎？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白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事。论曰：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廖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故夫天不崇大则覆帱不广，地不深厚则载物不博，人不敦厖则道数不远。昔在仲尼不失旧于原壤，楚严不忍章于绝缨。由此观之，圣贤之德敦矣。老氏之经曰：“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夫时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过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论曰：朱穆见比周伤义，偏党毁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绝交》之论。蔡邕以为穆贞而孤，又作《正交》而广其致焉。盖孔子称“上交不谄，下交不黩”，又曰“晏平仲善与人交”，子夏之门人亦问交于子张。故《易》明“断金”之义，《诗》载“宴朋”之谣。若夫文会辅仁，直谅多闻之友，时济其益，纻衣倾盖，弹冠结绶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至乃田、窦、卫、霍之游客，廉颇、翟公之门宾，进由势合，退因衰异。又专诸、荆卿之感激，侯生、豫子之投身，情为恩使，命缘义轻。皆以利害移心，怀德成节，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语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绝同志之求；党侠生敝，而忘得朋之义。蔡氏贞孤之言，其为然也！古之善交者详矣。汉兴称王阳、贡禹、陈遵、张竦，中世有廉范、庆鸿、陈重、雷义云。夫《轻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决，宜从上下，犹天之四时，有生有杀。若开相容恕，著为定法者，则是故设奸萌，生长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义，子不报仇，非子也。而法令不为之减者，以相杀之路不可开故也。今托义者得减，妄杀者有差，使执宪之吏得设巧诈，非所以导“在丑不争”之义。又《轻侮》之比，浸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转相顾望，弥复增甚，难以垂之万载。臣闻师言：“救文莫如质。”故高帝去烦苛之法，为三章之约。建初诏书，有改于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永元六年，宠代郭躬为廷尉。性仁矜。及为理官，数议疑狱，常亲自为奏，每附经典，务从宽恕，帝辄从之，济活者甚众。其深文刻敝，于此少衰。宠又钩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者除之。曰：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春秋保乾图》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其说各异。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应经合义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并为三千，悉删除其余令，与礼相应，以易万人视听，以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汉时多异书之说，如《春秋保乾图》等。李邑始到于窴，而值龟兹攻疏勒，恐惧不敢前，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超闻之，叹曰：“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恐见疑于当时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责邑曰：“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令邑诣超受节度。诏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与从事。”超即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徐幹谓超曰：“邑前亲毁君，欲败西域，今何不缘诏书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人言可畏也。初，超被征，以戊己校尉任尚为都护。与超交代。尚谓超曰：“君侯在外国三十余年，而小人猥承君后，任重虑浅，宜有以诲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数当大位，岂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愿进愚言。寒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超去后，尚私谓所亲曰：“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数年，而西域反乱，以罪被征，如超所戒。治西域，当剿抚并行也。又删定律令为《汉仪》，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国之大事，莫尚载籍。载籍也者，决嫌疑，明是非，赏刑之宜，允获厥中，俾后之人永为监焉。故胶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遣，开辟以来，莫或兹酷。今大驾东迈，巡省许都，拔出险难，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荣祚丰衍，窃不自揆，贪少云补，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复重，为之节文。又集驳议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其见《汉书》二十五，《汉纪》四，皆删叙润色，以全本体。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瑰玮之士，文章焕炳，德义可观。其二十七，臣所创造。岂繄自谓必合道衷，心焉愤邑，聊以藉手。昔郑人以乾鼠为璞，鬻之于周，宋愚夫亦宝燕石，缇纟 十重。夫睹之者掩口卢胡而笑，斯文之族，无乃类旃。《左氏》实云虽有姬姜丝麻，不弃憔悴菅蒯，盖所以代匮也。是用敢露顽才，厕于明哲之末。虽未足纲纪国体，宣洽时雍，庶几观察，增阐圣听。惟因万机之余暇，游意省览焉。献帝善之。二年，诏拜劭为袁绍军谋校尉。时始迁都于许，旧章堙没，书记罕存。劭慨然叹息，乃缀集所闻，著《汉官礼仪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为司隶时，并下诸官府郡国，各上前人像赞，劭乃连缀其名，录为《状人纪》。又论当时行事，著《中汉辑序》。撰《风俗通》，以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汉书》，皆传于时。后卒于邺。初，曹操微时，人莫知者。尝往候玄，玄见而异焉。谓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后经过玄墓，辄凄怆致祭。自为其文曰：“故太尉桥公，懿德高轨，泛爱博容。国念明训，士思令谟。幽灵潜翳，哉缅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质，见纳君子。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厚叹贾复。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徂没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怨。’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哉？怀旧惟顾，念之凄怆。奉命东征，屯次乡里，北望贵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訞言。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乃上疏曰：臣闻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经天验道，本尽于此。或观星辰逆顺，寒燠所由，或察龟策之占，巫觋之言，其所因者，非一术也。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尚书》尧使鮌理洪水，九载绩用不成，鮌则殛死，禹乃嗣兴。而《春秋谶》云“共工理水”。凡谶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诗谶》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图中讫于成帝。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往者侍中贾逵摘谶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谶者皆不能说。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且《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历纪推言水灾，而伪称洞视玉版。或者至于弃家业，入山林。后皆无效，而复采前世成事，以为证验。至于永建复统，则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且律历、封候、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而竞称不占之书。譬犹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宴，辄令邕鼓琴赞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佷用，邕恨其言少从，谓从弟谷曰：“董公性刚而遂非，终难济也，吾欲东奔兖州，若道远难达，且遁逃山东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状异恒人，每行观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难乎？”邕乃止。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磾驰往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狱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时年六十一。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兖州、陈留间皆画像而颂焉。其撰集汉事，未见录以继后史。适作《灵纪》及十意，又补诸列传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乱，湮没多不存。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董卓虽横暴，但能擢用名士，非庸人也。若非身遭横死，篡汉必成。曹操以此忌惮，终身未就帝位。东汉末年，与羌人的作战直接影响了整个政局，包括军力的分布。建宁元年春，颎将兵万余人，赍十五日粮，从彭阳直指高平，与先零诸种战于逢义山。虏兵盛，颎众恐。颎乃令军中张镞利刃，长矛三重，挟以强弩，列轻骑为左右翼。激怒兵将曰：“今去家数千里，进则事成，走必尽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众皆应声腾赴，颎驰骑于傍，突而击之，虏众大溃，斩首八千余级，获牛马羊二十八万头。用理泄，曹节等矫诏诛武等。蕃时年七十余，闻难作，将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并拔刃突入承明门，攘臂呼曰：“大将军忠以卫国，黄门反逆，何云窦氏不道邪？”王甫时出，与蕃相迕，适闻其言，而让蕃曰：“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窦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门三侯？又多取掖庭宫人，作乐饮宴，旬月之间，赀财亿计。大臣若此，是为道邪？公为栋梁，枉桡阿党，复焉求贼！”遂令收蕃。蕃拔剑叱甫，甫兵不敢近，乃益人围之数十重，遂执蕃送黄门北寺狱。黄门从官驺蹋踧蕃曰：“死老魅！复能损我曹员数，夺我曹禀假？”即日害之。徙其家属于比景，宗族、门生、故吏皆斥免禁锢。蕃友人陈留朱震，时为铚令，闻而弃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于甘陵界中。事觉系狱，合门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后黄巾贼起，大赦党人，乃追还逸，官至鲁相。大丈夫生不逢时，悲夫。杀人以成仁是也。党人不敌宦官，是书生意气，不知究其政事根本也。汉士高行，何其谆谆也。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劭能识人，操亦得志，有趣。董卓字仲颍，陇西临洮人也。性粗猛有谋。少尝游羌中，尽与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诸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为杀耕牛，与共宴乐，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遗之，由是以健侠知名。为州兵马掾，常徼守塞下。卓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六年，征卓为少府，不肯就，上书言：“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曰：‘牢直不毕，禀赐断绝，妻子饥冻。’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朝廷不能制，颇以为虑。及灵帝寝疾，玺书拜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卓复上书言曰：“臣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天恩误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乞将之北州、效力边垂。”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其冬，公孙瓒大破黄巾，还屯槃河，威震河北，冀州诸城无不望风响应。绍乃自击之。瓒兵三万，列为方阵，分突骑万匹，翼军左右，其锋甚锐。绍先令麹义领精兵八百，强弩千张，以为前登。瓒轻其兵少，纵骑腾之，义兵伏楯下，一时同发，瓒军大败，斩其所置冀州刺史严纲，获甲首千余级。麹义追至界桥，瓒敛兵还战，义复破之，遂到瓒营，拔其牙门，余众皆走。绍在后十数里，闻瓒已破，发鞍息马，唯卫帐下强弩数十张，大戟士百许人。瓒散兵二千余骑卒至，围绍数重，射矢雨下。田丰扶绍，使却入空垣。绍脱兜鍪抵地，曰：“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反逃垣墙间邪？”促使诸弩竞发，多伤瓒骑。众不知是绍，颇稍引却。会麹义来迎，骑乃散退。三年，瓒又遣兵至龙凑挑战，绍复击破之。瓒遂还幽州，不敢复出。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参其选，皆银珰左貂，给事殿省。及高后称制，乃以张卿为大谒者，出入卧内，受宣诏命。文帝时，有赵谈、北宫伯子，颇见亲幸。至于孝武，亦爱李延年。帝数宴后庭，或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为黄门令，勤心纳忠，有所补益。其后弘恭、石显以佞险自进，卒有萧、周之祸，损秽帝德焉。宦者作乱，与女主外戚当政不可分。腾用事省闼三十余年，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谿典等。时蜀郡太守因计吏赂遗于腾，益州刺史种暠于斜谷关搜得其书，上奏太守，并以劾腾，请下廷尉案罪。帝曰：“书自外来，非腾之过。”遂寝暠奏。腾不为纤介，常称暠为能吏，时人嗟美之。腾卒，养子嵩嗣。种暠后为司徒，告宾客曰：“今身为公，乃曹常侍力焉。”嵩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随，乃与少子疾避乱琅邪，为徐州刺史陶谦所杀。论曰：自古丧大业绝宗禋者，其所渐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祸，嬴氏以奢虐致灾，西京自外戚失祚，东都缘阉尹倾国。成败之来，先史商之久矣。至于衅起宦夫，其略犹或可言。何者？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辉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推情未鉴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故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或敏才给对，饰巧乱实；或借誉贞良，先时荐誉。非直苟恣凶德，止于暴横而已。然莫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盖亦有其理焉。诈利既滋，朋徒日广，直臣抗议，必漏先言之间，至戚发愤，方启专夺之隙，斯忠贤所以智屈，社稷故其为墟。《易》曰：“履霜坚冰至。”云所从来久矣。今迹其所以，亦岂一朝一夕哉！仲尼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也。若夫阴阳推步之学，往往见于坟记矣。然神经怪牒、玉策金绳，关扃于明灵之府、封縢于瑶坛之上者，靡得而窥也。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乃望云省气，推处祥妖，时亦有以效于事也。而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或开末而抑其端，或曲辞以章其义，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方术列传，读之有味。汉阴老父者，不知何许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过云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观者，有老父独耕不辍。尚书郎南阳张温异之，使问曰：“人皆来观，老父独不辍，何也？”老父笑而不对。温下道百步，自与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温大惭。问其姓名，不告而去。古时尚可隐居，今世何以藏身，心不同也。初，北夷索离国王出行，其待儿于后{任女}身，王还，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大如鸡子，来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后遂生男。王令置于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于马兰，马亦如之。王以为神，乃听母收养，名曰东明。东明长而善射，王忌其猛，复欲杀之。东明奔走，南至掩氵虒水，以弓击水，鱼鳖皆聚浮水上，东明乘之得度，因至夫余而王之焉。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土宜五谷。出名马、赤玉、貂豽，大珠如酸枣。以员栅为城，有宫室、仓库、牢狱。其人粗大强勇而谨厚，不为寇钞。以弓矢刀矛为兵。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属诸加，食饮用俎豆，会同拜爵洗爵，揖让升降。以腊月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时断刑狱，解囚徒。有军事亦祭天，杀牛，以蹄占其吉凶。行人无昼夜，好歌吟，音声不绝。其俗用刑严急，被诛者皆没其家人为奴婢。盗一责十二。男女淫，皆杀之，尤治恶妒妇，既杀，复尸于山上。兄死妻嫂。死则有椁无棺。杀人殉葬，多者以百数。其王葬用玉匣，汉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焉。皆为习俗也。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着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班兰，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以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汉兴，南郡太守靳强请一依秦时故事。蛮夷列传中神话内涵丰富，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蛮珍。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陈。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遂世世服从。高祖昭王均非常人也。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任女}，十月，产子男十人。反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力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聚以为妻，后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着尾。九隆死，世世相继。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类似于史诗故事，其初必有口传史诗。赞曰：象因物生，数本杪曶。律均前起，准调后发。该核衡璇，检会日月。三十志，实为汉制之精华。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其外坛上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为壝，重营皆紫，以像紫宫；有四通道以为门。日月在中营内南道，日在东，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别位，不在群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醊，合四百六十四醊。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合三百六十五醊。中营四门，门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营四门，门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营内乡。中营四门，门封神四，外营四门，门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营即壝也。封，封土筑也。背中营神，五星也，及中官宿五官神及五岳之属也。背外营神，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先农、风伯、雨师、四海、四渎、名山、大川之属也。

骈散兼备的文笔，开阔恢宏的气度

和史记、汉书比起来，由于范晔处在一个骈文逐步兴盛的时代，而史汉的优良传统也并未中断，所以，《后汉书》的语言是融骈散于一炉的。梁起超建议读史从《后汉书》开始，本书语言上的特色是一个重要原因。正如马援所说，光武帝刘秀赶不上汉高祖刘邦，正因为他事事都守规矩，不像刘邦那样无可无不可。所以他建立的王朝，没能享受前汉那么长久伟大的辉煌。前汉在武帝穷兵黩武的消耗国力之后，出了一个汉昭帝、一个汉宣帝，为中兴之君，使汉朝重新走上繁荣的金光大道。相比之下，后汉没有中兴之主，光武帝、明帝、章帝三朝过后，就陷入了无休止的外戚宦官专权、内部权力斗争之中，直到灭亡都没有再出一个像样的皇帝。我想，这与开国之君刘秀的性格也是有关的。他没有培养起一批强有力的大臣，却处处抑制开国将帅们的权利，搞出了一个文弱的王朝，结果是有开明之君主则已，一旦没有开明之君主，则朝廷不足以震攝内外，且无霍光之流，则不可以得到汉宣帝那样的君王。外戚宦官之所以有机会专权，就是因为权外朝无权，宰相备位而已，大臣不能发挥匡扶作用。后汉之亡，与赵宋有个共同之点，就是失之文弱，武气不足。

宽容笔记：严光和光武·隐居的自由

严光，字子陵，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和好友。刘秀是太学生出身，在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中也算是独一无二的高学历，云台二十八将之首邓禹就是他的同学。光武即位，严光隐居不见，光武令人画影图形寻访，终于在齐国发现一个男子披着羊裘在水边垂钓，派遣使者三次往返，严光才前往京城。刘秀亲自到住所探视，严光躺着不起来，刘秀进了卧室，摸着严光的肚子说：“子陵，不能帮助我治理国家吗？”严光假睡不理睬，过了好一会儿，睁开眼睛熟视光武，说：“从前唐尧盛德，还有巢父洗耳。士各有志，何至逼迫呢？”光武叹息而去。严光不出山，刘秀不逼迫，可以说是“各有志”而不相侵的典范。后来严光耕于富春山，至今富春江畔仍有严子陵钓台。刘秀是能容人的，孝廉丁邯嫌尚书郎官位不好，不愿意做，经过一番抗争，刘秀居然也同意了。真正的隐士，大约分可为两类，一者不乐仕途，无意进取，许由、巢父、严光、林和靖等，也有怀才不遇，失意而隐的，如陶渊明，二者心怀天下之忧，不得已而隐，或时运不至，隐以待时，如姜太公、诸葛亮、谢安，或胜朝遗民，不耻入仕，如顾炎武、黄宗羲。两类类隐士都受中国传统之重视，而许由、巢父一派因为完全没有政治的、经济的、个人的野心，无欲则刚，所以倍受推崇。鲁襄公二十四年，鲁大夫穆叔和晋国卿范宣子讨论时提出“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就是常说的立德、立功、立言三大事。毛泽东说“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讲堂录》）所谓传教之人，为万世百姓立言，办事之人，为当代百姓立功，而立言、立功，并需立德。巢、由这一派既没有立言，也有立功，只有立德，因此往往有人借此讽喻百无一用。南宋杨万里《读严子陵传》：“客星何补汉中兴， 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 人间何处有严陵。”客星是用了严光的典故。严光和光武同眠，严光把脚放在光武肚子上，第二天太史奏“客星冒犯御座”，光武笑着说：“我和老朋友严子陵一起躺着而已。”元贡师泰《钓台》：“百战关河血未干，汉家宗社要重安。当年尽着羊裘去，谁向云台画里看。”最厉害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专门写了一篇《严光论》来做系统的批判，理由有二：一、上不知报君恩。“赤眉、王郎、刘盆子等人尚未平定，天下混淆之时，严光又能上哪儿去垂钓？拖家带口流落草莽之间，求温饱、顾平安还来不及，怎能悠哉游哉的垂钓？”光武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也是你严光的大救星，拒不出仕，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说这话朱元璋是很有切肤之痛的，他在《大诰》里面反复强调“朕”使你们免于强盗劫匪、仇暴相侵，是你们的再生父母，你们竟然不肯出仕，该死。这些案例已见前文，不赘。毛泽东说：“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这是后来人的评价，可当是之时，哪个帝王不是自认永远正确？更何况怀揣这种拯天下万民于水火的道德制高点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二、下不知恤民情。“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人才紧缺”之际，君主忧心天下百姓，礼贤下士，如果天下荒芜，民受其害，严光不得辞其咎，真是这样，他还能这样优游乐钓吗？所以“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于严光、周党之徒！”前面讲的是自绝于党，这里讲的是自绝于人民。孟子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句话是不错的，然而孟子没有说，当你可以“达”的时候，有没有“穷”的权利？严光面对昔日同学邀请的时候，有没有独善其身的权利？按照朱元璋的朴素农民逻辑，不能“济人利物”，那就是“沽名钓誉”；按照顾炎武、黄宗羲一派隐士的逻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严光是没有这个权力的。

我不喜欢历史

是因为看了《秀丽江山》才开始看这个的刘秀啊 阴丽华啊 邓禹啊 冯异啊 哎呀 花痴了不过皇后纪里面阴丽华的诏书真是太感人了 加上小说的背景！“吾自微贱之时，娶于阴氏……‘将恐将惧，惟予与汝；将安将乐，汝转弃予’……”还有《东山》里面的内容 还有说郭圣通“而有吕、霍之风”啊 什么的 过瘾啊

换个角度发掘

这次读后汉书，希望发见东汉政治中一个有趣现象：大臣以病免，称病乞骸骨的话语行动，以政治出处为上下文观察其历史由来和文化意味。先秦礼制于皇帝不豫这个时刻在汉代甚至是后世帝制中如何推演变迁的，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卫公和淮阴侯

昨天晚上因为一些琐事再次感到彻底的和失落，也许不是琐事，是关系到一生所系之事，谁知道呢，总是束缚于切身相关的凡尘俗事中不能超脱。实际上总是这样的，也不能过分苛责自己，我就不信卫公和淮阴侯当年就安之若素坦然高枕，也许他们也像我一样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实际上，他们真的就爆发过。 李靖年轻时就喜欢高谈阔论，有点像赵括哈，当时的人估计也这么看待他，所以虽然他成为杨素的高级聊天伙伴，但是杨素从来就没有打算过要举荐他。但凡这些人，智商都不低，李靖的目的是通过最能发掘他进入仕途的杨素等人赏识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那时候延续魏晋南北朝的清谈风气和举荐制度、还没有后来完善的科举制度）。“既然你们不能帮助我，那我也没闲工夫跟你们瞎聊，浪费了我那么多的口舌和时间，还不如干点实际的我去翘你们的侍女”，于是就有了中国最早的通俗小说（唐传奇）中的“红拂夜奔药师”的千古故事。当然了，这些都是瞎编，取悦读者可以，却经不起推敲，以李靖那性格，绝非司马相如那种儿女情长浪漫之士。 实际上，他不但不浪漫，而且很无赖。这就说到了他第一次爆发。 李靖混到三十几岁快四十的时候，才勉强混到一个县丞的小吏，基本上属于现在公务员队伍里的科级书记员的角色，三十几岁，可不像现在人活的时间长八九十岁还不死、接受教育时间也长上大学读研出来就二十七八了，那时侯的三十几岁可能要相当于现在的四十好几了。所以说李靖这个郁闷啊，从小自视清高，自认才华横溢，不能这一辈子就这样浑浑噩噩中了却呀（实际上这种郁闷在中国历史上是通常现象），而且眼看着天下大乱可能连这五斗米都吃不上了。受不了了，要发彪。而发彪要有个对象，人家宁王发彪不是还冲着华太师吗，李靖冲谁啊？正好，智商比较高的李靖敏锐地觉察戍边的唐公李渊有异动，就是军事调动有异常、不合常理。于是——李靖放下县丞也不做了，千里迢迢跑去扬州向南巡的皇帝告发李渊，其实就是想为自己博得政治资本求官位高升，想想也是，检举一个重臣谋反在那个家天下的年代还真是一个讨皇帝欢心的好办法。在人类历史上，告密总是成为人们惯用的一个如蛆附骨的恶心事儿，而且居然屡试不爽。不过我总觉得这事李靖干得那么龌龊，也许是因为我个人对他印象比较好，而对自己比较欣赏的人比较苛求的原因。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中的人格应该是坦荡磊落的。换个角度看，所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告发叛将也未尝是一件不道德的事，说不定还可以看作是高尚的。当然了，我个人认为李靖的出发点是利己的，就像他年轻时候说的“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大丈夫怎么怎么取富贵，而不是说社稷、苍生之类的（实际上中国的民本思想从明末的顾炎武王夫之才出现）。说他政治投机这一点从他半路就被李渊抓住并投靠了李渊这件事上一览无余了。 不过需要说明的有两点：其一，告密也要选择对象，否则即使达到了打击被告密者的目的，自身也背负上不忠的政治包袱，袁世凯告发了谭嗣同得到了慈僖的赏识、而告发“帐殿夜警”的十三阿哥却被康熙终生冷落，我相信杨广对待李靖也不会好到哪去，更何况抛开杨坚的错杀李洪怀疑李渊不说、李渊是皇亲国戚又是戍边重臣，皇帝眼里李渊忠心尚可、边将私自招兵买马也不能确定就是谋反；其二，对于李靖这种基于求个人富贵而客观上为民族创立功绩（帮助唐王朝统一全国、抗击北方边患突厥和西方边患吐蕃入侵中原）的现象我们应该怎样评价？说李靖但求个人富贵，从玄武门之变和太子事件的个人态度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那么这是对是错，是否是时代背景下的人格缺陷？我认为，在封建社会中，李靖的“心无天下”、“摇摆的政治立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丝毫无损他在人民心目中英雄地位的。 李靖被李渊抓住之后，被押解刑场准备砍头，李靖的本色在这是显露，他大声喊“我不想死啊我不想死”，哦其实不是的其实他喊的是“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看看，之前还要告发人家呢，现在称人家是“义”还恭维人家“为天下除暴乱”，还真是“识时务者”。结果呢，把李渊和李世民打动了，从此“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下。 说到刑场这样喊的，就想到了韩信。想想韩信和李靖在很多事上还真是有相似之处。 韩信的仕途之路也很坎坷，甚至比李靖坎坷一万倍，至少李靖出身郡守之家（差不多相当与现在的有点边远又不太边远的地级市的公安局长）虽然至仕不顺但至少衣食无忧，而韩信出身没落贵族，而且他家和同样号称“没落贵族”的项羽、张良不同的是，他家彻底没落了，不但没有地位而且连饭都吃不上，简直可以称之为“破落”。更要命的是啊，他这个人毛病好多，眼高手低，谋生的本领什么都不会又不屑去做辛苦的事情，只知道到处蹭饭吃，很著名的两件事大家都知道，到亭长家吃白食几个月，后来人家不给他吃了他还跟人家绝交，天呢什么人啊，还有就是浣沙的老大娘可怜他给他点饭吃还瞧不起他“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看见没，这人，简直就是“不学无术”最最典型的代表了，年轻小伙子手脚齐全正天晃荡来晃荡去多让人讨厌。所以家乡人都讨厌他。 然后，天下大乱了，项梁和项羽起兵，韩信报着投机的想法参了军，那时候，虽然秦朝暴政但是绝对不会暴到韩信这种烂人身上的，所以他参军并不是陈胜吴广那样基于反抗的出发点，而他家族的破落估计已经久了也不是秦始皇直接造成的，所以也不是张良项羽那样基于报仇的出发点，所以他的出发点只能是像陈平一样，纯粹的政治投机，谁给我富贵，我给他做事。 在项军中，默默无闻，倒是也屡次进言献策，但是没有引起项梁和项羽的重视，仅仅是给了他一个管杂务的芝麻小吏。韩信表现出功利的本色，又投靠了刘邦，我想那时侯他依然不是因为独到的眼光，而是因为投机的出发点使然，好比吴士弘、李开复大抵如此，微软NB啊我在微软开始混的不错后来慢慢不行了不如跳槽去小一点的Google，说不定还能做大呢。所以韩信在刘邦那里做的也不怎么样，老一套：进言献策以求提拔，依然没有引起刘邦重视，依然是做管杂务的芝麻小吏，他不忠于职守还犯错误，甚至有次还要被斩了，刑场上，韩信也像很多年以后李靖同样做过的，扯开脖子那个喊啊“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这下好，命又保住了。还引起了萧何的关注。不过职位没怎么变，从工作科员变成了副主任科员，工资涨了200。没前途啊，我绝招都使出来了你刘邦还是不重用我，我另谋出路吧，我跑。 再后来大家就知道了，萧何把他追回来，逼着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从此韩信也鸟起来了。还说过一段很NB的话“我奉事项王多年，官不过是个郎中，位不过执戟之士。我的话没人听，我的计谋没人用，所以才离楚归汉。汉王刘邦授我上将军印，让我率数万之众，脱衣给我穿，分饮食给我吃，而且对我言听计从，所以我才有今天的成就。汉王如此亲近、信任我，我背叛他不会有好结果的。我至死不叛汉，请替我辞谢项王的美意。” 再再后来，大家也知道了，韩信封楚王后，召见当年给他饭吃的漂母，赏赐她千金。轮到下乡南昌亭长时，只赏他一百钱，并说：“你是个小人，做好事有始无终。”又召见曾经侮辱自己，让他从胯裆下爬过去的少年，封他为中尉，并且告诉诸将说：“这是位壮士，当他侮辱我时，我难道不能杀了他吗?杀了他也不会扬名，所以就忍了下来，这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话说乱世出英雄，和平年代的今天，我总是试图超越尘俗琐事的牵拌和时代所限，站在更高更远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前途之路，却始终无法跳出缠在身上的那些束缚，而越发显得目光短浅。也只能是由古观今，随便抒发下心绪罢了。

读书笔记：黄门北寺狱•直接消灭肉体

诏狱，顾名思义，就是奉诏而狱，公卿官员犯罪，不能直接逮捕审判，需由皇帝下诏入狱，是为诏狱。至少在汉代已经有了专门的诏狱，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83年），有人告发周勃谋反，“逮诣廷尉诏狱”。廷尉掌刑辟，是最高司法长官。下廷尉诏狱，等于只发出逮捕令，仍需由廷尉审理治罪，有时还需要群臣会议商讨，称为“杂考”，这是正常的司法程序。在这个程序中，皇帝的意见当然很重要，然而仍有制约，比如皇帝诏书，需要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平署，否则无效。延熹九年（166年），李膺等人被诬告结交朋党，桓帝下诏逮捕党人，太尉陈蕃认为这些人名闻海内，忧国忧民、忠于公事，就算犯错也该宽宥十世，何况罪名并不彰显，岂可逮捕？拒绝平署。桓帝只得跳过正式的司法程序，由黄门北寺狱审理李膺等人，通缉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太学生陈寔、范滂等二百余人。秦汉时宫门漆为黄色，故称黄门，代指禁中，即皇帝所居。东汉时有黄门令，为宦者首领，掌管禁中诸宦官，隶属少府，少府执掌皇帝家事。中国古代虽号称“家天下”，视天下为“产业”，其实内廷、外朝还是分得很清的，比如大司农掌管政府财政，而少府掌管皇家的私房钱。黄门北寺狱隶属黄门令，大约本来是专门处置犯罪宦官的，正如掖庭狱专门处置宫女。等到宦官擅权，渐渐就由内廷而侵袭干预了外朝的司法权，不依正常的司法流程，缺乏监督，而完全按照皇帝或者弄权者的意图行事，生杀予夺，皆在一人，就没有宽容可言。后世明有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主理刑狱，有九卿会审，不由一人说得算，而锦衣卫狱、东厂全凭皇帝或者弄权者一人意思为准则，机构虽然不同，其本质不变。黄门北寺狱最早见于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中常侍单超等五人因诛梁冀功同日封侯，是为五侯，即“轻烟散入五侯家”之五侯。白马令李云上书批评对宦官封爵赏赐太滥，桓帝震怒，命逮送黄门北寺狱，派中常侍管霸和御史、廷尉共同拷问。陈蕃等大臣相继上书相救，管霸也想为李云开脱，就借口说他只是野泽愚儒，不值得加罪云云。可桓帝记恨李云骂他“不能明察”，拒绝宽宥，于是李云死于狱中。入狱的官员和士人以政治犯为主，往往声名较高，为了避免大臣相救援、舆论相呼应等情况出现，北寺狱往往直接将人拷打致死或杀死。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窦武陈蕃谋诛宦官事泄失败，陈蕃被捕，执送北寺狱，拳打脚踢，即日遇害。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因受诬告“钩党”图谋社稷，虞放、李膺、杜密等党人百余人死于北寺狱中。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侍中向栩因议论宦官而被诬沟通张角，收送北寺狱而死。中平二年（公元185年），谏议大夫刘陶上疏八事，说天下大乱，皆由宦官。宦官们就诬告刘陶私通张角，下北寺狱，拷问甚急，死于狱中。这种不经审判，直接消灭政敌肉体的做法，对士人们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士人们固然不惜杀身成仁，然而面对无尽的屠刀，勇于血荐轩辕的都被杀了，留下来虽未必都是趋利避害之徒，但对信仰产生怀疑是理所应当的事。范滂三十三岁遇害，临行教子：“我想让你作恶，可恶事不可做；我想让你行善，可我就是不作恶的下场。”路人闻之，莫不流涕。其中幽怨惆怅，彷徨困苦，后来嵇康教子似之。在血的教训下，大多数人则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他们小心谨慎，不再敢于品核公卿，裁量时政。东汉末年的高士司马徽就是其中一例，他从不谈论当时的人物。有人问起，不论高下，都说：“好。”他妻子说：“别人有疑惑，你应该辨明是非，一概说好，难道是别人咨询你的本意吗？” 司马徽说：“象你所说的，也很好。”渐渐又以玄远为标杆，是为两晋玄学之发端，又或感叹生命之艰辛短促，不如及时行乐，为任诞派之发端。不仅是信仰，士人们对汉室的政权合法性和延续性也产生了怀疑。最早醒悟的是徐稺，徐稺，字孺子，就是《滕王阁序》里“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徐孺。延熹七年（公元164年），他让茅容传话给郭泰：“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大树将要倾覆，不是一根绳子所能维持，为何不赶紧去找个安宁之所？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第二次党锢事件，郭泰听说后，感叹：“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贤人离去，国家将要灭亡，痛哭“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汉室的王业当归何人？次年春天就郁郁而终，年仅四十二岁。蔡邕为其写碑文：“我常为别人写碑文，都因溢美而惭愧，只有这次问心无愧。”后来周武帝除天下碑，唯有郭泰之碑，下诏特许保留。于是渐行渐远，到了建安以后，士大夫们只知有曹氏，而不知有汉。呜呼，党锢之祸，北寺之狱，可以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