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星的梦

作者简介

新中国的成立给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转机的生机和希望。不期一场场政治运动又使中国的国民经济陷入了几近灭顶的危机，直到改革开放才真正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加入WTO，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终将走向世界，赢得竞争机会和实业成就的标志。一代实业精英正以亘古不变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在励精图治地圆发展之梦，闯图强之路……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满天星斗，哪一颗属于我们  星星·梦幻·追求  节奏慢半拍，挨打一百年  1950·“开红盘”的故事  高梁地里树起大烟囱第二章 银河入口处，去遮雾障  飘浮而来的“超级冰山”  浩劫·“洋跃进”·诗人的“祈求”  “岁晏花凋树不凋”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第三章 春风初度，希望在前  变化，从餐桌上开始  偏僻小村爆出一个火花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  俊才，从裂口隙缝中脱颖而出第四章 几经起落，峰回路转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价格“闯关”和抢购风潮  “爝火燃回春浩浩”  真正意义上的分水岭第五章 艰难的“软着陆”  又一次“过热”，又一次波动  “三只出洞老虎”  源头上的“背水一战”  奏响时代主旋律第六章 户外一峰秀，阶前众壑深  一个魔影：“没有发展的增长”  走进“货币紧缩”怪圈  用水磨功夫改革“国企”  走出“滑铁卢”第七章 群星璀璨  与世界钢铁巨头争雄的“旗舰”  “通吃法则”和“三着妙棋”  “死钱变活钱，小钱变大钱”  八仙过海，“磁场”效应  从稻香村月饼到马兰牛肉拉面  “阳光奇迹”  是“钱聚人散”，还是“钱散人聚”？第八章 面向蔚蓝色的海洋  “桥梁”和障碍  “中集”，从风雨中走来  老树新花，青春之旅  “我们惟一害怕的，只是我们自己”  黄土地的思考第九章 喜忧参半话“品牌”  “水淹七军”的感叹第十章 驾驭“游戏规则”第十一章 漫道雄关似铁第十二章 十字路口第十三章 辽阔银河，颗颗新星第十四章 今夜星辰今夜梦

编辑推荐

　　读工商历史，识精英品质，悟成功真谛，展现实业巨子历经的沧桑，洞悉中国经济发展的奥秘。

内容概要

骆峰，女，1964年11月出生，祖籍湖南。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主要从事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承担或参与高校、国家委、国家语委、国家汉办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工作。近十年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著述：《汉语色彩词的文化审视》（独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语言学概论自学辅导》（合著）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交际与口才》（合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大学应用写作》（合著）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现代交际的技巧和语言艺术》（合著）中国物资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论文：《小议潜台词的听解》《语文建设》2000年第3期《临武街头话助词“喋”和“嘎”》《语言论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动＋工具宾语”与动词的类》《芝兰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从受话反应看口语表达中的权势差异》《语文建设》1998年第6期《角色·交际·语言》《语文建设》1997年第5期《服务行业招呼语的使用》《语文建设》1997年第1期《礼貌语言的表述与回应》《语文建设》1996年第10期《礼貌语言与信息传递》《语文建设》1996年第5期《礼貌程度与表达方式》《语文建设》1996年第3期《貌合神离的答非所问》《语文建设》1995年第9期《问话的艺术》《语文建设》1995年第6期《交际中他称的使用》《语文建设》1994年第2期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读工商历史    识精英品质    悟成功真谛     展现实业巨子历经的沧桑    洞悉中国经济发展的奥秘

章节摘录

书摘    回顾漫长历程，自新中国成立后，也许只有第一个五年计划是真正投入到工业建设之中，以后的运动、折腾，断断续续，反反复复，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使我国的工业化道路曲折而坎坷，举步维艰。    也许有人会问：“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他们在干什么?”回答是，他们有的下放农村，有的后来进了“五七干校”，甚至还有人蹲了班房，更多的人却无所作为。但即使如此，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仍克服困难，深入调研，孜孜不倦，严谨治学，一有机会就发出：“经济建设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呼声。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孙冶方，原名薛萼果，江苏无锡人，1924年入党，留学苏联，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既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解放后，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等职，以后调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他一生的经济学著作很多，他的经济学思想浩瀚而深邃，这里，我们只能记述他于1961年在上海上棉一厂的一次调查研究：    当时正值“大跃进”之后，某些管理制度一度被冲垮，工矿企业普遍地“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孙冶方等环绕“经济核算”这个中心，就企业考核、出厂价格制定、固定资产再生产、老厂技术改造和物资供应体制等问题展开调查。当时的上棉一厂只重视抓产量、品种、质量和少数几项消耗定额（事实上，当时能抓好上述几项，已算得上是“一流好厂”了)，但是，不重视综合核算成本和利润，不重视经济效果。    厂里有些干部说：“完不成出口任务，是个政治问题”，抓经济核算，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孙冶方听后心情十分沉重，他反问：“不核算成本和利润，对企业经营好坏，怎么进行综合评价呢?”他忧心忡忡地说：“只讲使用价值，不讲价值；只重视产量，不重视核算成本和利润，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原始社会那样的实物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论’在作怪。”    在历次调研中，他都反复思考一个问题：    马克思《资本论》的红线是剩余价值，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应该是什么?，他不惟上，不惟书，他要从实践的活动中找出真正科学的答案。他多次问周围的同志：  “以最小劳动消牦取得最大经济效果，你们说，是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    在出厂价格如何制定的调查中，当时上棉一厂纺织品出厂价格，是根据商业批发价格减去商业进销差价这种“倒轧账”的办法制定的，出厂价格与工厂成本没有直接联系，不同部门不同产品的利润率相差很大。当时有些人的看法是：“出厂价只涉及全民所有制内部工商关系，公对公，反正是一笔账，出不了大问题。”    这是中国历代农民的算账方法：“肉烂在汤里，汤放在锅里，不信你去看!”而在20世纪用同样的方式算账，又增加了一层“公有”的色彩，所以也就显得格外“慷慨大方”。    可是孙冶方说：“利润，是衡量企业经营好坏的综合性指示器，出厂价如果不合理，利润率怎么能发挥它这种指示器的作用?!又怎么能充分利用价格的经济杠杆作用呢?”显然，这并不是当时的企业管理干部所能够回答的。        当时上海的纺、织、染行业之间，平均成本利润率是纺大于染，染又大于织；而平均资金利润率却是：染大于织，织大于纺。究竟应该按照哪种平均利润率来安排出厂价?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孙冶方说：“国营企业在占用资金上不承担责任，吃‘大锅饭’，很不应该。既然在占用资金上不应该吃‘大锅饭’，那么，就应该按照平均资金利润率来考核出厂价格。”回北京后，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他顶住压力，毅然发表了有关利润问题的讲话。    对固定资产再生产的调查，他重视老厂的技术改造，提出了“复制古董”和“冻结技术进步”的著名见解。当时的工厂设备不考虑无形损耗，固定资产的年综合折旧率规定为3．6％，用了近40年的机器也还在使用。孙冶方问道：“这不是冻结技术进步是什么?”他说，现在新厂毕竟是少数，主要靠老厂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发展生产。如果只是花巨大的修理费用去“复制古董”，劳动生产率怎么能够提高?!    当时有人提出：“我们国家穷，拿不出钱来换购新的，折旧年限还是长一些好。承认无形损耗，提高折旧率，缩短折旧期限，脱离我国实际，行不通!”孙冶方立即以调查中取得的精确数据表明，维护一台布机所需的大修理费用，不到16年，就已经可以用来购买一台新布机了。他风趣地说：“维修老机器的任务越来越重，机修车间越来越庞大，再继续下去，纺织工业局就要变成‘机器维修局’或‘机配件制造局’了。”    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统”得过死。当孙冶方等一行转到上棉二厂作对比调查时，发现一则“趣闻”：该厂为了节省电耗，有利安全，自制了一些小马达，以便把机器集体转动改为灵活的单独转动。但主管部门不同意，认为马达属于统配物资，应归中央统一调拨，企业无权自用。    使用几只小马达，需要中央批准?这事引起孙冶方的思考，他提出物资供应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两者结合，“统得太多，会把企业的手脚捆死”。    孙冶方以大量基层调查材料，经过分析研究，在1960年至1962年期间，先后写出7篇至今仍有重要价值的内部研究报告，提出一系列改革经济体制的建议。他提出“最小——最大”的原则(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他针对当时对企业卡得过死、没有自主权等情况，提出了“大权小权论”，就是：资金价值量简单生产范围内的事包括产供销权限应下放给企业，而把资金价值量扩大再生产范围内的事则由国家统一安排。他特别强调要真正做到“最小——最大”，必须加快企业的设备更新，实现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    但他这些建议被视为“异端”。尽管“最小——最大”原则是马克思早就提出来的，但头脑发热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只拣自己需要的宣传。直到80年代，曾经火红一时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渐渐地默默无闻，辽宁省纺织工业厅一位老同志对我埋怨说：“过去我们的利润全部上缴国库，现在设备陈旧了，机器老化了，没人来管了厂这使我想到了孙冶方同志在60年代初期的预见。    如今，在旷日持久的国企改造中，困难重重，不得不“抓大放小”，一部分企业破产、改制或被兼并。所遇到的问题恰恰是四十年前孙冶方提出过的“老问题”，经多年沉淀，形成难于解开的“死结”，从而使今人伤透脑筋。这使我们又想起了孙冶方。    在中国亿万农民积极探求发家致富之路的同时，中国政府在1979年和1980年，连续两次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特别是1980年，国家将工业总产值增加的速度，从原来增加10％—12％调整为8％；国家基建投资项目，从1187个减少到904个，投资金额减少了114亿元；调整轻、重工业比例，优先发展轻工业，将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从1978年的42．2％上升到1980年的46．9％；关停并转了一批消耗高、质量差、货不对路、长期亏损的重工业企业；加强了石油的地质勘探和煤矿的掘进，推行能源节约等等。    这次调整，改变了我国一贯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把投资少、获利快、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轻工业，提到发展工业经济的首位。这是一个开源节流求真务实的调整方案；很快就显示实效，1981年的轻工业产值为3335亿元，比1978年增长93．8％；轻重工业的比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六五”时期(1981年—1985年)，能源建设获得飞跃发展，从1980年到1985年，我国原煤产量从6．2亿吨增加到8．5亿吨；原油从1．06亿吨增加到1．25亿吨；发电量从3000亿度增加到4073亿度；钢材从3700万吨增加到4666万吨。“六五”期间，国家用于技术改造的投资达1400多亿元，建成投资的项目共20万个……    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关系被理顺，元气在恢复，工业生产在全面发展，综合国力在逐年增强。    在城市工业调整中，赖以作为国家经济支柱的城市大中型企业，经受着时代的挑战。说实话，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做个国有企业的厂长并不难，因为工厂生杀大权握在主管部门手里。通常看来，厂长，无非是比科长大点、比局长小点的“官儿”，他们的职能也就是“承上启下”、“等因奉此”，管理工人，完成生产任务，只要不触犯上级，不图功名利禄，稍微耍点小权术，做个厂长还蛮惬意。所以，有些学校校长、机关里动笔杆的干部，干得不舒心时，就去走门路，弄个厂长当当，还很像模像样。这是因为当时人们通常的看法是厂长和其他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差不多，都是“万金油干部”，万金油，是当时销路颇好的一种既治不好病、也死不了人的清凉油。    但是，当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国有企业着手改制，将这些厂长们推向市场竞争的前沿时，他们原先的“惬意”顿时烟消云散，他们中的一些人感到无所适从，这些有着行政级别的“企业家”们开始躁动，有人茫然不知所措，而另一些人激情飞扬；有人墨守成规，也有人大展宏图，实际意义上的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就这样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夹缝中崛起并脱颖而出。    他们的路并不平坦。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传统体制依然十分僵化，只是放权让利为企业家创造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当代优秀的中国企业家首先就是从计划经济撕开的几条口子的缝隙中，充分利用现实条件，在传统体制的巨大的束缚中去开拓创新，通过创造性的实践而率先成为中国现代真正的企业家。他们主动地适应、创造和推动自己成长环境条件的优化，冲击旧体制，创造新体制，成了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一代企业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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