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施捨

作者简介

◎聯合推薦

知名文化評論家／南方朔

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賴建誠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吳惠林

台灣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李明璁

前外交部政務次長／楊子葆

大膽挑戰從《國富論》、《資本論》到《槍炮、病菌與鋼鐵》的既有史觀

重新形塑人類歷史與當今世界面貌

世界是平的，人的命運卻不公平

總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

工業化榮景無法雨露均霑惠及全球

慈善義舉施捨救濟，無助於改變社會現狀

制度無從致富，文化才能決定命運！

是什麼引發工業革命？對於這個發生在長達十萬年的停滯，永遠改變人類生活的事件，克拉克有精采而迷人的說明。

──喬治‧亞克洛夫（George Akerlof），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為什麼地球上的某些地區如此富裕，其他地區卻如此貧困？為什麼工業革命以及隨之而來、史無前例的經濟成長會發生在18世紀的英國，而非其他時間／地方？為什麼工業化不會讓全世界富裕起來，反而讓某些地區更加貧困？

一般認為，歐洲是因為在17世紀發展出穩定的政治、法律和經濟機制，才點燃了工業革命的火苗。但克拉克則指出，這些機制早在工業化之前便已存在，是這些機制鼓勵人們放棄狩獵／採集的本能（暴力、沒耐心、不肯努力），接受經濟習慣（努力工作、理性行動和教育），方使文化產生緩慢而深刻的轉變。並且似乎只有殖民及保安歷史悠久的社會才能發展出上述文化特徵及有效率的勞動力，從而促進經濟成長；對於其他許多未能享受長治久安的社會來說，工業化則非天賜之福。此外，有別於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在《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中所提出「地形地勢等天然條件會造成國與國間貧富差異」的論述，克拉克在本書中大膽提出全新觀點：決定人類窮與富的命運，並非剝削、地理因素或天然資源──文化才是決定性因素。

本書質疑「貧窮社會可透過外力介入，達成經濟發展」的觀念，論點精湛冷靜、邏輯推理嚴密，更大膽以截然不同的嶄新觀點探討全球經濟發展模式，重塑人類歷史與當今世界面貌。《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將本書譽為「經濟學領域的下一部鉅著」。

前言

　　導讀違背直覺、充滿意外與猜不透的世界經濟史之謎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訪問學者　劉士永　　為何某些國家或經濟體能快速地成長、富裕，而其他地區卻始終受困於貧窮？這是個經常引起經濟史家極度興趣的議題。從十八世紀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到二十世紀以後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膾炙人口的著作《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之《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 :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無數的經濟史家企圖從大歷史的角度回應這個疑惑。這股瀰漫在西方經濟史學界的大哉問，正是驅使作者葛瑞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動手寫作本書的學思脈動。　　作者克拉克是任教於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的經濟史學家；他在本書中對上述問題提出的答案，不僅僅是經濟性的，更把社會性、甚至生物性因素視為關鍵。簡要地來說，克拉克這本書要處理的有兩大主軸：一從時間軸來看，世界經濟何時、何地起飛（take-off）；二由比較區域經濟發展分析，全球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的基本原因為何？為了回答這兩個問題，作者提出影響人類經濟發展的三個重要階段及其特質：前工業化時代經濟的馬爾薩斯本質（Malthusian nature）、工業革命、以及已工業化核心區相對於未工業化邊陲地區在經濟表現上的高度落差，並據之安排全書論證的順序。對克拉克而言，人類經濟型態的基調是延續了數萬年的農業經濟，工業革命後的現代經濟其實是發生非常晚的一個歷史現象。從石器時代開始，人類的經濟型態就受其生物特質的控制，因而農業經濟型態與偏低的生活水平歷數萬年而不變。直到十八世紀的歐洲因人口結構改變，少數菁英階級如靈光乍現般快速繁殖並成為西方社會主流，不僅產生工業革命讓世界經濟史走向一個全然不同的方向，也間接佐證達爾文法則：「適者生存」、「優勝劣敗」。工業化與現代經濟基礎出現的早晚，更造成了爾後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　　由本書論述邏輯之安排不難看出，克拉克把發生在歐陸，尤其是英國的工業革命置於世界經濟發展的分水嶺階段。作者認為馬爾薩斯原則只能作為前工業化經濟的寫照，也就是僅能應用於農業經濟的解釋，並不適用於理解後工業化的經濟發展；而亞當．史密斯學派對於經濟制度的說法亦無法在史實中得到呼應，只有達爾文法則才足以貫穿並解釋這兩個截然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為了突顯1800年以前農業經濟型態的本質，克拉克根據前工業化時代生產力與人口因素推算，斷言當時的經濟發展仍困窘於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 trap）中，亦即生活水平的改善不斷與人口增長處於相互抵銷的惡性循環。為了證明馬爾薩斯陷阱的確存在，作者又根據死亡率和營養投入的分析指出，十七世紀英國成年男性的平均壽命及營養攝取狀況，實無異於數萬年前石器時代漁獵營生的人群。透過種種的論證，克拉克斷言：「西元1800年以前，馬爾薩斯平衡牢牢掌握了所有社會。這似乎暗示世界經濟完全陷入停滯，至少從8000年前新石器時代冒出定居農業以來是如此。」不過，歐陸前工業化社會共生的高死亡率與高生活水平條件並非絕對現象，作者指出同時期之中國因仰賴邊區與山地的高度開發利用以維持經濟成長，使之長期處於低成人死亡率及低生活水平的條件。另一方面，儘管日本在十七世紀以前有過技術創新（technologic innovation），得以維持該區域長期的經濟榮景，但這些技術進步仍相當受制於島嶼面積狹小與人口密度過大的現實困局。根據比較後所見，克拉克認為馬爾薩斯陷阱是種動態的均衡狀態（equilibrium state），受到四項長期因素之影響而決定其均衡點的高低：實質利率水準、識字率與計數概念（numeracy）、工時長短，以及社會上的暴力發生率。這四項因素導致前工業化時代各地區的經濟水平發展不一致，並且也是後來在西歐促生工業革命的動能所在。　　克拉克對於英國工業革命為何發生的觀點，是全書之精要所在，也是他最為大膽的推論。作者認為發生於十八世紀中葉的工業革命，是讓英國脫離馬爾薩斯陷阱的關鍵因素，也是日後其他工業化地區擺脫該陷阱的張本。傳統的經濟史解釋受亞當．史密斯制度經濟史學派的影響，多半認為工業革命會在英國發生和當時經濟制度的近代化有關：如更開放的市場機制、更穩固的財產權保護、有效率的法律制度等等；這些制度性因素根本的改變確保了技術革新與投資能有所回報，因而造就了現代工業經濟裡必要的良性循環。然而克拉克羅列史料證明，上述說法經常只是學者的想像：在十八世紀的英國，努力工作未必能獲得更好的報酬，技術革新者與投資者也經常面臨血本無歸的苦境，即便是已經相當穩定發展的所有權法律也無法防堵這些問題。那麼究竟是什麼改變了經濟發展的條件呢？克拉克認為不是制度，而是人本身。雖然他並未直指人類素質的改變，是因為基因或遺傳的因素；克拉克和賈德．戴蒙的演化論史觀相彷，採用類似達爾文主義的觀點來解釋英國產生工業革命的原因。從歷史人口學的分析中，克拉克發現十八世紀英國出現人口轉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的跡象，即總體生育率快速下降，在工業革命後造成人類史上第一次真實所得與消費力的上升，避免英國經濟再度回落到馬爾薩斯陷阱裡。另一方面，英國上層富裕階級的生育率相對偏高，其總生育人口逐漸超過了貧窮階級。大量無法繼承家產的庶子被迫向下流動，讓原本專屬於生存競爭成功者——上層社會中的某些本質及知識、技能，逐漸擴散成為中產階級的特質與能力。換言之，原本封閉於上層階級的識字能力與計數概念，逐漸成為新興中產階級的基本能力，而總人口的縮減則促成了實質利率水準、工時，與社會暴力發生率向更有利的條件上發展。從人口轉型到經濟文化與知識的擴散，現代中產階級社會於焉在工業革命前夕的英國出現了。簡單來說，正是達爾文式（Darwinian）的人口淘汰與選擇機制，讓十八世紀的英國領先經歷了經濟文化的轉型。具有現代經濟概念特質的人與階級得以取代不具此等能力的下層階級（生存競爭的淘汰者），由於新興中產階級與既存的上層階級有血脈和行為特質的相續關係，英國終於能產生工業革命並保有其成果，成為現代工業經濟的首例。 　　為何英國能首先避開馬爾薩斯陷阱，而在前工業化經濟中表現不錯的地區，如中國與印度卻無法擺脫呢？作者仍然認為關鍵在於人口結構是否有利於保存或擴大某些「優秀的人群」：在這些未工業化地區中，貧富階級的生育率差距實在太過接近，以至於無法有效造成上層階級人口向下流動，當然也就無法產生現代經濟所必須之中產階級社會。作者指出歐陸、中國與日本都曾處於人口成長遭到饑荒問題抵銷的狀態；此等狀態代表的正是人口素質的反向淘汰，即優質的人口群和劣質的人口同樣受到生物性因素的控制，致使少數菁英的聰明才智無法延續發揮，或利用社會力、經濟力抵銷甚至是超越生物性的限制。根據克拉克的論述，歐洲總體生育率的下降與上層階級相對較高的生育率，正是讓西方社會首先突破此一藩籬的關鍵。相較於未工業化地區較差的經濟表現，他認為就是因為上層社會生育率無法明顯超越下層階級，以至於整體的勞動力素質無法提升所致，更遑論在這些地區形成必要的中產階級社會特質，終於使之停滯於工業經濟前的社會狀態與生活水平。人口結構決定了勞動力素質的高低，而勞動力素質又是決定其經濟型態的關鍵要素；因而受各地勞動力素質高低所致，全球區域經濟水平自然會形成落差。克拉克經計算後發現，1800年國家間的貧富差距約為4：1，然今日已達 50：1之譜。在這些國家或地區之中，他以中國和日本為例指出，正是因為富裕階級沒有生產足夠的子嗣，以致於促生工業革命與現代經濟必要的知識和技能無法擴散。於是，東亞與其他地區長期困窘於傳統的農業經濟中，也自然無力擺脫馬爾薩斯陷阱。不過，或許是受到彭慕蘭《大分流》一書之影響，作者在討論中國與日本的發展時，提到這兩個地區有較佳的識字率與實質利率，因此或能在晚了數個世紀後也擠身於工業經濟體的行列中。簡言之，克拉克反覆強調，由於人口結構無法改善，造成人力素質無法提升；因此未工業化的邊陲地區始終保有偏低的勞動生產力，自然會造成已工業化核心區與未工業化邊陲地區經濟發展上高度的落差。　　克拉克在本書中提供了相當多新穎的分析和史料，也對現有的經濟史解釋提出不少批判性觀點。和許多大歷史寫作一般，作者為了突顯自己的詮釋，這本書難免有材料選擇上的偏好與誤差。舉例來說，作者顯然比較專擅於英國經濟史。雖說克拉克曾在感謝詞裡表達對於德國高等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 在研究上的幫助，但實際上本書卻罕有德國相關的勞動率與城鎮經濟材料。此外，日本和中國的討論雖經常成為本書中東方經濟的代表，然作者對於資料或二手研究的引用似有浮光掠影之嫌。同時，在其豐富的史料、圖表，甚至是有些艱澀的文字表達間，某些必要的數據調整工作並不令人滿意。例如，當作者討論到十九世紀英國與印度資本市場時，他以印度勞動力效率低下作為解釋，卻未對實質所得與名目所得做必要的調整。類似的問題也同樣發生在第十五章，作者比較兩地鐵路密度時，並未根據兩地人口與土地面積做必要之調整計算。這些技術上的失誤雖不一定都會動搖其結論，但難免在說服力上有所減損。然而最具爭議性的問題，或許還是他應用了達爾文原則到歷史解釋之中。當克拉克提及達爾文原則，並隱諱地應用於解釋上層階級具有高生育率，造成其向下流動形成中產階級與文化時，他企圖影射的是某種經過生存競爭後之優秀基因從上而下的擴散過程。對於這樣的歷史發展與類似觀點，其實早在十九世紀高爾頓（Francis Galton）就已經注意到此等所謂人口經濟矛盾（demographic-economic paradox）的現象，而據之推廣其優生學運動。克拉克在隱約地呼應這個假說之際，卻忽略了一個現實——這個假設，不論在醫學研究或歷史文獻中，都未被確切證實過！即便是該假說為真，這個演化的過程也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作者以之定位為近代工業經濟的起源，在時間上就顯然太過短促了。　　除了上述材料與分析上的偏誤，以及是否有單一因素可以解釋人類經濟史發展轉折與區域經濟差異的論爭外，這本書恐怕也會令某些學派色彩鮮明的學者感到渾身不自在。就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支持者來說，市場自由化、所有權保障等等，向來被視為刺激經濟成長的有力工具，但克拉克並不這麼認為，反倒是集體經濟意識與精英行為模式更顯重要。另一方面的左派學者，尤其是那些深受社會主義影響強調人生而平等的人們，更怕是難以接受本書中反覆提到的達爾文法則，並把貧富差距視為生物淘汰必然過程之論點。此外，雖說作者與彭慕蘭都十分關心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現象，也對1800年以前東西方經濟水平與勞動力效率著墨不少，但兩人卻顯然產生了相當不同的估計值與結論。分析後所造成的差距有很大的部份來自於雙方信賴之原始資料不同所致；但無可諱言地，兩人在推論方法上的差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基本上彭慕蘭與克拉克大致都同意，無論是從農業、市場發展水準，或人口與資源的分配上來看，1800年之前中國和歐洲都沒有太大的差距和差異；工業革命才造成東西經濟差異的分水嶺。但對於工業革命發生的原因，彭慕蘭相信，一是英國煤炭的採掘與蘊藏刺激了動力革命（蒸汽機），而新大陸更為之提供市場與原物料生產地，紓緩了歐洲在工業革命後所可能引發之生態危機與發展限制。克拉克則並不在生態限制上著墨太多，轉而採用法國年鑑學派所慣用之集體心理狀態（mentality）來詮釋此一發展。他強調中產階級的形成與其對於現代經濟之集體心理狀態，才是促生工業化浪潮並得以超越生態限制的主因。克拉克並未把此種中產階級集體心理狀態歸因於制度性的原因，而是將之與上層階級知識及行為的向下流動聯繫起來，於是工業革命前夕英國富裕階級相對較高的生育率，成為讓這些「精英種子」得以傳播、遍地開花的關鍵前提。相較於兩者的差別，彭慕蘭似乎比較傾向工業革命發生偶然論的態度，而克拉克則有生物學命定論的傾向，因為社會與經濟階級的升降，本就代表著某種演化論式的淘汰與優勝劣敗法則，是以成功者（上層富裕階級）逐漸取代失敗者（下層貧窮階級）被視為無可避免的趨勢，唯一的不同只在於發生的早晚而已。本書作者這樣的思考取向，尤其在討論中國及日本能否步向工業化經濟時尤其明顯。不過，另一名經濟史學家黃宗智則對於這段歷史有著更為妥協的解釋。他認為英國工業革命的起源是農業革命、初期工業化的基礎、城鎮發展的擴大、人口轉型以及消費習慣變遷等趨勢，恰巧與英國煤礦業早期快速發展所迸發出來的巧合。黃宗智這種多元偶合論的說法，表面上彌平了彭慕蘭與克拉克的矛盾，不過卻對於未工業化地區能否走向工業經濟投以更無法確定的感覺。本書無庸置疑地，在論述上和賈德．戴蒙1997年的《槍炮、病菌與鋼鐵》站在同一陣線。戴蒙針對人類社會間文明的歧異發展發問，並認為造成人類社會命運大不同的原因，關鍵在於各大洲「生物地理」的差異。生物地理的差異影響人類的生活方式，決定了各地文明的高低優劣，甚至為日後的族群擴張，乃至帝國主義侵略埋下伏筆。如果讀者把戴蒙書的文明替換為經濟，生物地理差異改為人口結構差別，就不難看出戴蒙對克拉克寫作本書所產生的作用。本書英文版行文並不容易閱讀，圖表與分析說明對多數英語讀者來也略嫌艱澀；然中文譯者的文筆與修飾讓這些問題減輕許多，這或許是讓人閱讀中文版更有愉悅感的重要原因吧！此外，本書標題似乎受海明威的小說《戰地春夢》（A Farewell to Arms）啟發。有趣的是，同樣的書名在大陸卻譯為《永別了，武器》。兩組字面意義全然背反的翻譯正好點出了小說內容的雙重意涵，作者克拉克或許有意藉用此種隱喻的手法，指出世界經濟史「充斥著違背直覺的效應、意外和猜不透的謎。」，長期被奉為圭臬的許多經濟學原則，其實在歷史實證的對照中，顯得過度理想化而不近實際。不過比較中文版之後，倒是少了一點原文中矛盾與背反的感覺，多了幾分閱讀歷史曲折時的刺激與驚喜。克拉克在這本書中所提出的種種看法與論證，或許讓讀者立即有耳目一新的感覺，但反覆玩味和其他論述間的差異更是饒富趣味的閱讀遊戲。推薦序告別貧窮、全球均富，可能嗎？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吳惠林　　「M型社會」這幾年成為台灣住民的口頭禪，它不只表示貧富懸殊、所得分配不均化愈見明顯，還包括中產階級快速流向下層階級，而「新貧階級」也在社會上逐漸成形。對於這種現象，不只引起各國政府的關切，學者們也都苦心積慮將之作為研究課題。不過，要問的是，這種現象是新生的，還是古早以前就存在的？當今是減輕或更嚴重了呢？有沒有化解的靈丹妙方呢？還有一個自古以來就存在的最重要課題：人在追求什麼呢？財富嗎？快樂、幸福嗎？財富或所得能促進快樂幸福嗎？　　經濟學的出現，最被公認的是1776年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 ~ 1790）那本《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也就是一般人熟知的《國富論》，但這個譯名被有識者認為是不好的，甚至是有誤導性的）面世之後才有的，而該書講的是「財富（wealth）的成因」，透過「分工」合作最能達成目標。言下之意認為財富的增加得以造福人群。一直到21世紀的今天，這種理念不但沒消減，反而成為各國政府追求的政策目標，而「經濟成長率」的追求最能凸顯此情境。不過，在漫長的200多年發展中，卻碰到兩個大問題，一個是「馬爾薩斯陷阱」，或者是「人類陷於生存線掙扎」；另一個則是「所得分配」和「貧國如何趕上富國或國際間財富均等」的課題。到了晚近，當環境污染、資源稀缺、氣候暖化等等浮現時，財富買不到快樂或對經濟成長追求的修正，成為新課題。　　由於「馬爾薩斯陷阱」的存在，經濟學曾被稱為「憂鬱科學」（dismal science），那是因為馬爾薩斯（T. Malthus, 1776 ~ 1834）在《人口論》中提出「糧食以等差級數增加，但人口卻以等比級數成長」，於是人類難免長期陷於「生存線」，當所得增加時出生率升高，人口急速增加，而糧食趕不上，因而每人所得下降又回到悲慘生活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國不約而同的追求「經濟成長」，於是「成長理論」和「經濟發展」成為顯學。而跳脫馬爾薩斯陷阱的成長模型也出現了，於是「經濟起飛」之後「自力成長」成為可能，在「技術進步」這項因素引進之後，所得不斷成長可以合理解釋。不過，「技術從何而來」和「貧富國家之間成長差距是拉大而非接近」兩大課題應運而生。　　第一個課題迄今「知識經濟」時代還一直方興未艾，其難免讓人想到「工業革命」時科技的濫觴，而工業革命為何在英國發生、為何會發生又是有趣的謎團。第二個課題到1980年代末期有了新生命，由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盧卡斯（R. E. Lucas）和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G. S. Becker）領銜。前者希望藉由人力資本的加入找出一個模型──一個可以放在電腦裡跑的明顯動態體系──以機械化的運作架構來反映。後者則引進馬爾薩斯的經濟動態模型，將人口成長視為內生變數，結合新古典成長模型，重新再出發。之後再有羅默（P. Romer）的「內生技術」助陣，將政府在教育訓練和科技政策上擔任「一定程度的積極管理」角色，促進創意、創新的發揮。這些目前還在發展的模型和技巧、策略雖有進展，但一國內貧富懸殊、國際間窮國與富國差距卻仍在拉大，而非洲的赤貧及人民大量死亡也赤裸裸持續著。　　除了利用成長模型試圖得到解決之道外，制度改革、直接援助等在著名經濟發展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2005年出版的巨著《終結貧窮──如何在我們有生之年做到》（The End of Poverty: How We Can Make It Happen in Our Lifetime）中提到的方式，其實其背後都需有「互助」、「利他」、「愛心」這些基本元素作為前提要件。在「人心自私、道德沈淪」已經非常嚴重重的現時，薩克斯的願望恐怕很難達成。那麼，還有什麼妙方嗎？葛瑞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這本《告別施捨──世界經濟簡史》（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又開了另一扇窗。　　這本書對薩克斯的「貧窮社會可透過外力介入，達成經濟發展或終結貧窮」的看法提出質疑，作者克拉克是經濟史學者，利用探究世界經濟史的演化推展出「看待全球的經濟發展模式」嶄新觀點。作者以1800年作為分水嶺，之前是馬爾薩斯陷阱時代，之後是經濟成長或成長大分流（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時代，正是工業革命出現的分隔。　　作者雖然還是在探索「為什麼地球上的某些地區如此富裕，其他地區卻如此貧困？為什麼工業革命以及隨之而來、史無前例的經濟成長會發生在18世紀的英國，而非其他時間或其他地方？為什麼工業化不會讓全世界富裕起來？反而讓某些地區甚至更加貧困？」這些老問題，但本書提出了引人爭辯的嶄新觀點：決定人類窮與富的命運，並非剝削、地理因素或天然資源──文化才是決定性因素。　　一般認為，歐洲在17世紀發展出穩定的政治、法律和經濟機制，從而點燃工業革命的火苗。但克拉克指出這些機制早在工業化之前便已存在，他認為這些機制鼓勵人們放棄狩獵和採集的本能（暴力、沒耐心、不肯努力），接受經濟習慣（努力工作、理性行動和教育），使文化產生緩慢而深刻的轉變。問題在於，似乎只有殖民及保安歷史悠久的社會，才能發展出上述文化特徵與有效率的勞動力，從而促進經濟成長。對於其他許多未能享受長治久安的社會來說，工業化則非天賜之福。　　是的，即使在網際網路全球化的知識經濟時代，世界是平的，人的命運卻不公平，總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工業化榮景無法雨露均霑惠及全球，慈善義舉施捨救濟，無助於改變社會現狀，制度無從致富，文化才能決定命運！問題是：正確文化如何產生？如何培養？如何生根？有興趣的讀者可試著在本書中找找看，並以理性態度予以評斷。　　本書除提出嶄新觀點和寶貴的數據圖表外，結論中的一些話語更值得深思，謹摘錄片段與讀者共同咀嚼：　　上帝創造經濟世界的規則，顯然只是要拿經濟學家尋開心。從工業革命開始，經濟模式卻逐漸與任何預測的能力背道而馳，愈離愈遠；各國或各地的所得和財富會在何時出現何種差異，已沒有人能預測。　　在現在世界，決定一地民眾工作態度以及合作習慣的社會互動情形，會被經濟制度放大而產生前所未有的極富與赤貧現象。　　在我們身處的經濟世界、經濟期刊、研究報告與書籍—致力於資本市場、貿易流量、稅賦歸宿、最高借貸風險、貪腐指數、法治等更詳盡的研究—只讓真相更加渾沌。因為這些著作所建構的世界經濟史，大多缺乏經濟學的傳統要素。　　歷史顯示，一如本書反覆提的，西方並沒有任何經濟發展模式可提供給世界其他貧窮如昔的國家。並沒有一帖見效、保證成長的經濟藥方，也沒有複雜的經濟手術可為飽受貧窮所苦的社會緩解症狀。就連經濟援助這種最直接的禮物，也證實無法刺激成長。面對這種情況，若要至少讓一些第三世界的貧民能夠有所獲利，西方唯一能採行的政策便是解除限制，接受這些國家的移民。給第三世界的援助或許會消失在西方顧問或這些社會貪腐統治者的口袋裡。但每多一個移民踏入先進世界的璀璨都市，世上就多一個人的物質生活獲得改善。　　還有一個情況頗為諷刺：在世界大部分地區，豐衣足食並未讓我們比我們過狩獵和採集生活的祖先更快樂。幾乎沒有根據支持快樂的增加是來自所得、壽命或健康的改善，舉世皆然。　　高所得何以無法帶來更多的快樂？每一個人都可以藉由獲取更多所得、在更好的地點買更大的房子或開更名貴的車來讓自己更快樂，但這種快樂往往是以他人所得較少、住家簡陋與車子破舊的代價換來的。金錢的確可以買到快樂，但這種快樂是從別人身上轉移而來，不是增加在原本共有的快樂之上。　　世紀經濟史充斥著違背直覺的效應、意外和猜不透的謎。它與我們是誰、我們的文化如何建立等問題糾纏不清。沒有和這些謎團角力過的人，不配說自己頭腦靈活—我們為什麼要在荒野度過數十萬年才能達到今天的富足？為什麼許多社會就是沒辦法和我們在物質的樂土併肩同行？　　每位世人若能反躬自省，並遵循「自助、人助、互助、天助」的文化身體力行，「告別施捨、告別貧窮」才有可能，不是嗎？

内容概要

葛瑞里‧克拉克 （Gregory Clark）

1957年生於蘇格蘭，1979年畢業於劍橋大學（主修經濟學與哲學），後進入哈佛大學經濟系就讀，1985年取得博士學位，任教於史丹佛和密西根大學。研究興趣為「長時期」的經濟成長、國家財富，主要研究對象為英國與印度。現任加州大學Davis校區經濟史教授兼系主任。克拉克在經濟史學界聲名斐然，經常現身於經濟史專業期刊，身為經濟史學家，他與各派經濟學者交手頻繁；身為經濟學者，他又吝於使用高科技的代數和不必要的複雜模組，其文品質高且易於理解，觀點清晰簡單透徹同時亦有洞見，是一位深具吸引力又充滿想像力的學者。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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